我一直很喜欢读程乃珊的作品，从《蓝屋》到《女儿经》。出国留学之后，因学业家事繁杂，少有闲暇，因此拉下了一大段。日前从友人处觅得一本程乃珊的《上海探戈》，又把我带回到了老上海的风花雪月。程在书中多次写到上海话里的外来语，交待其来龙去脉，相当准确和细腻地介绍了这些广为流传的外来语在海派文化中独特而且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些外来语的出处，却没有仔细地考证。

比如在《上海滩上“老克勒”》一文中，程认为上海话中的“克勒”一词出于英语的 color （颜色，色彩）。从发音上讲，“克勒”与 color 很相近，意思也说得通，但是英语里没有这样的用法。形容某人多姿多彩可以说 “He is a colorful person.”，但不能讲 “He is a color.” 。 更地道的英语说法是 “He is a colorful character.” 或省略为 “He is a character.”。因此我认为上海话中的“克勒”一词出于英语的character而不是color 。Character 一词的直译是特征或品行，但英语里 “He is a character.” 的意思又深了一层，和上海话里头“伊是老克勒”所表达的意思极为相近。像这样的外来语考证，因为没有原始纪录，所以没有对和错之分，只是看哪一种说法更合理。

网上有人提出“克勒”一词出于英文的 class （阶层，档次）。会说英语的上海人可以慢慢地品味 class 和character 之间的差别，自己决定哪一个词与上海话的“克勒”更接近。我在这里提出两点质疑。第一，上海话重齿音，zi 、ci 、si 一般是不会“吃”掉的。比如英文的 tendency （趋势，走向）变成上海话里的外来语是“吞头势”而不是“吞头”。所以把 class 音译成“克勒势”的可能性较大。第二，“He is a character.”在英语里非常流行，用得很多，而 “He is a class.” 却很少听到。基于这两点，我还是倾向于 character 的说法。谁知道呢？也许当年的老上海把这两个英文单词混在了一起，造出了上海独有的“克勒”。

再说《“阿飞”正传》一文中的“阿飞”一词，程认为来自英文的 figure ，但是也有人认为出于 fancy 。英语 “He is a figure.” 翻译成中文“他是个人物”，而英语的 “He is fancy.” 翻译成中文却是“他很标新立异，花里胡哨”。熟悉上海话中“阿飞”一词的人大多会同意，后者的意思更为贴切，而且程自己在文中对阿飞的注释也与后者相符。可是，从前面提到的上海话音译习惯来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Fancy 的词尾是齿音，一般不会被上海人“吃”掉，而 figure 之前一般要加不定冠词 “a”，所以上海人把 “a figure” 音译成“阿飞”似乎更顺理成章。Figure 也好，fancy 也好，反正“阿飞” 是上海人的又一个创造。

我喜欢程乃珊的作品，绝没有鸡蛋里挑骨头的意思，而且对这些外来语词源的考证，丝毫也不影响她在《上海探戈》一书中对于形形色色的上海人和海派文化的精彩描述。与大陆的其他方言相比，上海话中的外来语不敢说是最多的，起码也是最多的之一。从表面上看，香港人的日常用语里外来语更多，一是因为英汉双语在港岛的长期并存，二是因为上海话里的外来语，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基本上没有新增的词汇，而八十后又大多是从香港“舶来”的，已无新意。

在老上海的外来语里“泗门汀”和“四不灵”是老幼皆知的。“泗门汀”是指水泥地，源于英文的 cement （水泥），而“四不灵”则是指弹簧锁，来自英文的 spring （弹簧），相当明显，不会有什么争议。另外，上海人把篮球的投篮称为“削蓝”（shoot basket），把足球的守门叫作“守镐”（goal keeping），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外来语在上海话里还有很多，它们流传极广，历史又长，以至于现在的上海人不经提醒都忘了它们的出处。还有一些外来语，却不是那么容易考证，比如“洋盘”。程乃珊在《洋盘上海开洋荤》一文中承认“洋盘出点何处，无认真考虑过。”但有可能出自于西餐馆里的盘子， 中看不中用。上海人把那些“卖相”不错，但不经世面，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称为“洋盘”。为此我讨教过一些老上海，能说出一二的人已经不多了。和西餐馆的盘子相比，我更认同另一种解释。“洋盘”也是一个外来语，出自英文的 “young boy” （小孩子），表示年轻，不谙事理，容易被“噱”进。语音相近，语意也贴切。

讲了上海话里的外来语，不能不讲与之相对应的“洋泾浜”。程乃珊在《上海探戈》一书中把“小阿飞”和“老克勒”之类上海话里的外来语称为“洋泾浜”，也欠准确。洋泾浜原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向西汇入周泾（今西藏南路），因通洋泾港而得名。当年英、法租界开辟后，洋泾浜两岸商贾云集。出于商业和贸易的需要，头脑灵光的上海人将汉语的语法套用到外语（主要是英语，但也有少量法语）单词上，形成了一套尽管不伦不类，但大家都听得懂的的外语词组（很少有完整的句子）。日子久了，就有了“洋泾浜英语”一说，最典型的例子包括：“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let me see see”（让我看看）, “two piece book” （两本书），等等。后来，租界里受过（教会学校等）西洋教育的高级职员多了起来，他们大多能说相当标准的英语，开始看不起“洋泾浜英语”，认为没有文化，档次太低。如果他们中有人说错了英语，便会被同事们讥讽为“洋泾浜”。流传来了之后，“洋泾浜”在上海话里就成了语言不纯正的代名词。外地人说上海话经常被冠以“洋泾浜”，外国人说中国话也是如此，说错了英语当然还是“洋泾浜”。

可见外来语和“洋泾浜”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将外语单词用到上海话里，是前卫、时尚、和高档次的，用上海话讲是“扎台型”的。后者是用上海话的方式讲英文，是蹩脚和低档次的，用上海话讲是“坍招势”的。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又重新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与外资外企一起涌入新上海滩的，除了麦当劳和肯德基之外，还有大量的新外来语，象作秀（show）、玩酷（cool）、嘉年华（Carnival）、德比（derby）、PK（知道这个词的出处吗？）等等。与老上海的外来语不同，这些新外来语并非上海话独有，是全国性的。失去了地方特征，大家都会讲，也就没什么“台型”可“扎”了。

最近每次回上海，除了走亲访友，吃喝玩乐，还一直在留心属于上海的新外来语。时间有限，接触的人也有限，没有什么新的发现。难道说上海人的头脑不灵光了？静下心来一想，如今已是网络时代，一个新名词一旦上网，不需一个时辰就可以传遍全国，乃至全球，怎么可能还只是局限于一个城市？而且我还注意到，现在有些上海长大的孩子上海话已经说不地道了。我无意做上海话的卫道士，社会在发展，随着人口的不断流动，方言迟早是要消失的。

上海话，包括外来语和“洋泾浜”，有过一段独特而又精彩的历史，但愿有心人能加以整理和保存，让我们的后代在图书馆的档案里和互联网的数据库里，还能读到这段属于上海人的历史。
 

© 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