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佛教
佛教起源于恒河流域，时间同在第一圣殿倒塌之际——约主前589（或531或413）年释迦牟尼悟道；若主前589是可信的，这一年是圣殿被毁三周年。佛教分三大传统，即小乘（Theravade, Hinayana）、大乘（Mahayana）和密宗（或藏传，Vajrayana）；佛教有三大庇护所或“三藏”（Triple Gem）：佛（the Buddha），法（the dharma）和信仰团体（sangha）。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三位一体”的东方版，分别对应的着基督教的父（神）、子（道成肉身）、灵（临在于教会）。大乘佛教的所谓三大法身教义（trikaya：nirmanakaya, sambhogakaya, dharmakaya）则将这一传统改编得更适合于东方的观念。
如果说印度教代表了该地域的婆罗门传统，佛教则将苦行传统发扬光大。从印度教到佛教的转化实际上是很自然的。神作为“原则”预备了佛教的无神论革命，种性制度则为众生平等观念的产生提供的道德平台。不过佛教的平等观念是非政治的，以虚空为自由之路——不是在神以下人人平等，而是面对虚无人人平等。人们一直注意到佛教虚无和慈悲或非暴力（ahimsa）信条之间的张力，“业”和“因缘”对人的困境的解读实际上是同意反复。佛教的苦行、避世之路试图解决这种逻辑紧张，语音（念）和姿态（坐）持续强化，连同静思（moderation）正式上升为宗教仪轨，人进一步自怜如弃儿也因此自救如神（Buddha: You must strive for yourselves），涅磐（parinirvana）构成超越生死轮回苦境之顶点或主观释放；这种肉体自我复活不可能之绝境向东方启动了万法归心的大道——人类背对约但河从流放于野转为远遁于“心”。然而“心学”最后的归路是“外王”，从印度到中国，佛教以人为中心完成了政教分离到政教合一的特别轮回，大乘的此世关怀（Bodhisattvas）成为这一转轨过程的中介。不过在中国和日本的“净土”（Pure Land）信念里，保留着对“外王”理想的绝望，末世论观念就这样勉强得以残存于远东。
和克利须那或耶稣不同，释迦牟尼不是神道成肉身进入世界，而是人被灵充满。于是有神论在佛教中被人论彻底颠覆，宗教版图到这里开始翻阅喜马拉雅山。在佛教的体系中不需要神。随着神被“无”弃绝，人来到了宇宙的中心，成为主权者。约的观念已经彻底消失，人成为万王之王。再没有神借着先知的话临到人类，人靠自己开始了成圣之路。位于话语或道的中心的是人之修行，而不再是神对历史的掌握和同在。驭风而行取代的以马内利，一如庄生梦蝶取代了天使显现。人的天路历程首先始于“四谛”（Catursatya），即苦、集、灭、道。这不是来自启示，而是人的看见（four sights）。这或者是对创世纪第三长人的眼睛明亮了之人本主义反省：人所看见的不是荣耀，而是羞耻，乃是苦难和死亡。其次，人的天路就是法中修行，所谓“八正道”（256;ryā），又称八船、八筏。包括：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八正道最后归结为戒、定、慧三学。一方面，诺亚方舟改建为佛教八船，另一方面，“道成肉身”、“我就是道路”之“道 ”改编为佛教八条道路——佛教的版本这样冠名：人就是道路，向苦而行。
中国哲学
佛教在中国完成了“去释归心、合道成禅”的进一步转变。一方面，不仅神的观念进一步被弃绝，甚至连释（迦牟尼或佛的位格）也被隐退了，人以心的名义 ——我心即佛——赤裸裸、孤零零挣扎于灾民的旷野。作为唯一的形而上学努力，佛教和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合流，一方面，以禅的方式将一切信仰和宗教融化为无，连同佛教也葬身于此；另一方面，以“天”的名义将神自然化，天之子构成这一努力的庸俗本质。由于人之绝对孤独，人际关系同时上升为一种新的信仰或宗教。于是，从约但河流域建立起来的神与人的宗教，到中国演变成人与人的新宗教，“关系”构成这种信仰的总纲，禅是其宗教世界（我与自己之关系），儒（我与他人或五伦之关系）或道德伦理是其世俗世界。
在这新宗教里面，人对人的否定性需要取代了人对神的肯定性需要——人需要他人，竟然是需要否定他人来肯定自己——灾民生存斗争为这种否定哲学提供了经验需求。事实上，称义是人普遍的内在需要或普遍接受的先验命令（所谓“道德感”），这和人的神圣起源有关——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犯罪之后人虽保守有称义的欲望，却丧失了称义的能力。于是道德家靠毁灭别人称义（而基督徒则因信称义，即靠基督的血称义）。人通过两次否定上升为神：首先是否定神，然后是否定他人，最后“我”成为神（sage，圣）。结果人对己是救星或新妇，人对人是救星或豺狼。
中国哲学同样崛起于第一圣殿被毁的世代。孔子生卒约在主前552-479，老子若真有其人，则也出没于该世代。在中国，圣殿被毁后人类弃殿归家，家成为社会的宗教场所和政治的基本单位，家就是中国的圣殿。大流散中的犹太人以公会(synagogue)替代圣殿，结果也替代了基督；儒家以“家”替代圣所，结果也以家国崇拜阻挡着耶和华的受膏者。另一方面，佛教靠修行自救，而孔子则主张靠道德自救并救人。因行成义于是倒转了源头一切救赎论的被动语态，同时，“ 不朽”、“百世”、“祭祖”、“孝”之观念极其矛盾或伪善地构成儒家的形而上学，这里的每一声祈祷都和其无神论体系针锋相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道教中的三位一体观念和成圣之路，太极、全真、太平而三清，一体三域（头、胸、腹）、气功和炼金，等等，披露着极远处的信仰在中国思想里面的残余。ZT
佛教起源于恒河流域，时间同在第一圣殿倒塌之际——约主前589（或531或413）年释迦牟尼悟道；若主前589是可信的，这一年是圣殿被毁三周年。佛教分三大传统，即小乘（Theravade, Hinayana）、大乘（Mahayana）和密宗（或藏传，Vajrayana）；佛教有三大庇护所或“三藏”（Triple Gem）：佛（the Buddha），法（the dharma）和信仰团体（sangha）。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三位一体”的东方版，分别对应的着基督教的父（神）、子（道成肉身）、灵（临在于教会）。大乘佛教的所谓三大法身教义（trikaya：nirmanakaya, sambhogakaya, dharmakaya）则将这一传统改编得更适合于东方的观念。
如果说印度教代表了该地域的婆罗门传统，佛教则将苦行传统发扬光大。从印度教到佛教的转化实际上是很自然的。神作为“原则”预备了佛教的无神论革命，种性制度则为众生平等观念的产生提供的道德平台。不过佛教的平等观念是非政治的，以虚空为自由之路——不是在神以下人人平等，而是面对虚无人人平等。人们一直注意到佛教虚无和慈悲或非暴力（ahimsa）信条之间的张力，“业”和“因缘”对人的困境的解读实际上是同意反复。佛教的苦行、避世之路试图解决这种逻辑紧张，语音（念）和姿态（坐）持续强化，连同静思（moderation）正式上升为宗教仪轨，人进一步自怜如弃儿也因此自救如神（Buddha: You must strive for yourselves），涅磐（parinirvana）构成超越生死轮回苦境之顶点或主观释放；这种肉体自我复活不可能之绝境向东方启动了万法归心的大道——人类背对约但河从流放于野转为远遁于“心”。然而“心学”最后的归路是“外王”，从印度到中国，佛教以人为中心完成了政教分离到政教合一的特别轮回，大乘的此世关怀（Bodhisattvas）成为这一转轨过程的中介。不过在中国和日本的“净土”（Pure Land）信念里，保留着对“外王”理想的绝望，末世论观念就这样勉强得以残存于远东。
和克利须那或耶稣不同，释迦牟尼不是神道成肉身进入世界，而是人被灵充满。于是有神论在佛教中被人论彻底颠覆，宗教版图到这里开始翻阅喜马拉雅山。在佛教的体系中不需要神。随着神被“无”弃绝，人来到了宇宙的中心，成为主权者。约的观念已经彻底消失，人成为万王之王。再没有神借着先知的话临到人类，人靠自己开始了成圣之路。位于话语或道的中心的是人之修行，而不再是神对历史的掌握和同在。驭风而行取代的以马内利，一如庄生梦蝶取代了天使显现。人的天路历程首先始于“四谛”（Catursatya），即苦、集、灭、道。这不是来自启示，而是人的看见（four sights）。这或者是对创世纪第三长人的眼睛明亮了之人本主义反省：人所看见的不是荣耀，而是羞耻，乃是苦难和死亡。其次，人的天路就是法中修行，所谓“八正道”（256;ryā），又称八船、八筏。包括：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八正道最后归结为戒、定、慧三学。一方面，诺亚方舟改建为佛教八船，另一方面，“道成肉身”、“我就是道路”之“道 ”改编为佛教八条道路——佛教的版本这样冠名：人就是道路，向苦而行。
中国哲学
佛教在中国完成了“去释归心、合道成禅”的进一步转变。一方面，不仅神的观念进一步被弃绝，甚至连释（迦牟尼或佛的位格）也被隐退了，人以心的名义 ——我心即佛——赤裸裸、孤零零挣扎于灾民的旷野。作为唯一的形而上学努力，佛教和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合流，一方面，以禅的方式将一切信仰和宗教融化为无，连同佛教也葬身于此；另一方面，以“天”的名义将神自然化，天之子构成这一努力的庸俗本质。由于人之绝对孤独，人际关系同时上升为一种新的信仰或宗教。于是，从约但河流域建立起来的神与人的宗教，到中国演变成人与人的新宗教，“关系”构成这种信仰的总纲，禅是其宗教世界（我与自己之关系），儒（我与他人或五伦之关系）或道德伦理是其世俗世界。
在这新宗教里面，人对人的否定性需要取代了人对神的肯定性需要——人需要他人，竟然是需要否定他人来肯定自己——灾民生存斗争为这种否定哲学提供了经验需求。事实上，称义是人普遍的内在需要或普遍接受的先验命令（所谓“道德感”），这和人的神圣起源有关——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犯罪之后人虽保守有称义的欲望，却丧失了称义的能力。于是道德家靠毁灭别人称义（而基督徒则因信称义，即靠基督的血称义）。人通过两次否定上升为神：首先是否定神，然后是否定他人，最后“我”成为神（sage，圣）。结果人对己是救星或新妇，人对人是救星或豺狼。
中国哲学同样崛起于第一圣殿被毁的世代。孔子生卒约在主前552-479，老子若真有其人，则也出没于该世代。在中国，圣殿被毁后人类弃殿归家，家成为社会的宗教场所和政治的基本单位，家就是中国的圣殿。大流散中的犹太人以公会(synagogue)替代圣殿，结果也替代了基督；儒家以“家”替代圣所，结果也以家国崇拜阻挡着耶和华的受膏者。另一方面，佛教靠修行自救，而孔子则主张靠道德自救并救人。因行成义于是倒转了源头一切救赎论的被动语态，同时，“ 不朽”、“百世”、“祭祖”、“孝”之观念极其矛盾或伪善地构成儒家的形而上学，这里的每一声祈祷都和其无神论体系针锋相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道教中的三位一体观念和成圣之路，太极、全真、太平而三清，一体三域（头、胸、腹）、气功和炼金，等等，披露着极远处的信仰在中国思想里面的残余。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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