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
然有其岳父，未必就有半子。

这不，万润南在自由世界为中国忧心忡忡，他老乐父李昌却在为水深火热的中国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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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回忆全国科学大会——李昌（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 科技日报2008年03月17日

邓小平科技思想不是他一时“想”出来的，也不是别人为他“写”出来的，而是他长期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总结我们的成功经验并反思党的左倾错误的结果，是党和国家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科技史上空前的盛会，也是迎来科学的春天的盛会。回忆当年大会筹备工作的日日夜夜，回忆大会上那些空前热烈的场面和感人的情景，我至今仍然激动不已。
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高瞻远瞩，准确地把握世界发展的潮流，深知科学技术在治国方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一直特别关心、热心和高度重视科学技术。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后，在领导进行全面整顿中，就把整顿中科院、整顿科技工作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倾注大量心血支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发表了若干针砭时弊的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要意见，备受摧残的科技事业开始显露出生机。但是，突如其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包括整顿中科院、整顿科技工作在内的全面整顿的进程被迫中断，到了1976年的所谓“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1977年5月，党内外的强烈呼声终于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中央决定了邓小平同志的第三次复出。就在中央关于他的分工还未正式确定的情况下，5月12日他亲自约方毅同志和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在询问了整顿中科院、整顿科技工作的情况后，充分肯定了《汇报提纲》，在重申当年整顿中科院、整顿科技工作的观点、主张的同时，又讲了在新形势下他的一些新思考新观点。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是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研人员就是劳动者”，二是他说“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1977年7月，在他自告奋勇主管科技、教育工作获得中央同意后，7月23日他又约方毅同志和我谈话，一是布置召开科教座谈会的事，二是通报并布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事。他在科教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推翻了“两个基本估计”，做出了恢复“文革”前高校招生制度问题的决策。全国科学筹备工作，是我作为筹备领导小组付组长（还有武衡、童大林等几位同志）协助方毅同志进行的。筹备工作既要准备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郭老和方毅等同志的讲话稿，又要制订科技工作五年计划（草案），还要确定大会表彰的先进科技工作者，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尤其是在“文革”、在党的左倾错误影响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起草讲话，讲一些有突破性新的意见，困难更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邓小平同志排除阻力，以巨大的胆略和勇气，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中掷地有声地阐发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现代化是“四化”的关键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犹如石破天惊，在科技界内外、在党内外产生了十分热烈的反响，标志着党领导科技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新的飞跃。从1975年整顿科技工作到1977年8月的科教座谈会再到全国科学大会，我一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协助他做了一些工作。我见证了邓小平科技思想一脉相承的发展轨迹。邓小平科技思想不是他一时“想”出来的，也不是别人为他“写”出来的，而是他长期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总结我们的成功经验并反思党的左倾错误的结果，是党和国家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就要认真回顾在邓小平科技思想指引下科技工作走过的30年的历程，总结成功的经验，反思存在的问题，把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凝聚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上来，实现科技的跨越发展，为建设现代化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