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恐怖分子,世界的毒瘤——奈保尔笔下的另类(伊斯兰)帝国主义

奈保尔访问印度尼西亚、伊朗、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两本游记：《在信仰者中间》和《何以置信》。这四个都是穆斯林国家，但 不属于创建了伊斯兰的阿拉伯民族，奈保尔称之为“改教民族”，并将这些国家的当前问题回溯到伊斯兰与本土文化的冲撞。以他自身的多重文化背景，文化角度当 是奈保尔的透视强点。
　　　　奈保尔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最野蛮的一种帝国主义。论据之一，就是它企图抹煞改教民族的历史。奈保尔讲的是否有道理？塔利班的炸毁巴米扬大佛，为这一帝国主义行径提供了最新实例。
　　　　奈保尔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最野蛮的一种帝国主义的论据之二，是它使穆斯林不愿与本国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甚至不愿与倾向不同的穆斯林和平共处。他讲的是否有道理？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目前世界上的绝大部分战争，发生在穆斯林与别的民族、或穆斯林与穆斯林之间。中东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北非有苏丹政府与南部黑人的内战；南欧有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南亚有克什米尔；中亚有阿富汗，乌兹别克和阿塞拜疆也有动乱；高加索地区有车臣……那位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讲得更尖锐：伊斯兰有著血色边界。当然，别的宗教也会抹煞改教民族的历史。但奈保尔说，基督教与本土文化在那里的冲撞，已是遥远的过去，现在引人注 目的，是穆斯林国家。
　　　　说到巴基斯坦，有一段印象很深，是拉合尔（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妓院区的一位有力人士陪奈保尔逛夜。他们在店里吃饭拿东西都不给钱，店主脸上还都是很荣幸的表情。他的跟班说：他是一个“恐怖分子”。路上，有下属来迎接他们，跟班又说该下属是个“小恐怖分子”。 98226;11之后，想起来更觉奇怪：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怎么“恐怖分子”居然成了权势者的尊称？
　　　　奈保尔说：这是本土文化被摧毁之后的全民精神错乱。
　　　　本土文化被摧毁到什么地步？中小学的历史课，只讲伊斯兰的传播史，似乎巴基斯坦人是阿拉伯人在印度次大陆的移民；几乎每个巴基斯坦家庭，都给自己找了个阿拉伯祖先，尽管按人种讲，他们跟印度是一样的。
　　　　不必美化本土文化。问题在于，当伊斯兰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待本土文化时，缺乏教育的下层民众，倾向于把生活的苦难视作伊斯兰化不深不足的结果。伊斯兰确实提供了一种信徒皆兄弟的理想，所有的人在同一时间以同一声音背诵同样的祷词，也很容易造成平等的幻象，对下层民众有著致命的吸引力。但是，没人知道如何用古老的教条解决当代的政治、经济问题。看到教条似乎效用不彰时，民众又转向更古老也更简单的教条。如此恶性循环，就一步一步地退到了原教旨主义。
　　　　《何以置信》里有个巴基斯坦农村教育的有趣例子。拉合尔的一位律师带奈保尔去自己的农村老家，一路上指给他看，这是学校，那是学校，其中还有一座是女子学校。后来奈保尔走近了看，才发现那所女子学校靠公路一边有门有墙，两边也有墙，但没有屋顶也没有后墙。学校只是给过客在公路上望望的。这几所学校，一个教师都没有。男教师不愿下农村；女教师更不来，怕被地主绑架。注意，这是在拉合尔郊区，灌溉渠道还能用，是巴基斯坦最好的农业区，并不是偏远山村或戈壁滩。
　　　　奈保尔记录了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冉吉哈的故事。冉吉哈从小没读过书。结婚不久，一个伯父死了，只留下26岁的女儿，是他们家族的第一个女大学生。另一个伯父，想霸占她的家产，强迫她嫁给自己8岁的儿子。女的不干，与冉吉哈的哥哥私奔了。这位伯父是有权势的人，要把冉吉哈的兄弟们都杀了泄愤。兄弟们恳求将功赎罪，把那女子抓回来，为伯父恢复名誉。他们找到了自己兄弟的藏身之所，绑架了那女子，后来又枪杀了她。冉吉哈被判刑十五年。在狱中，他和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头目同室。冉吉哈一面跟他学文化，一面学教义。因为教义学得好，他的刑期从15年减到6年。
　　　　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巴基斯坦的法律，早已偏离英国传统而逐渐伊斯兰化，但冉吉哈仍然认为远远不够。他告诉奈保尔一个古代哈里发的故事（注意，这是个阿拉伯传说）：有一次，哈里发穿了件比较奢侈的袍子，受到下属责问，哈里发只能说是一个亲戚送的礼物。冉吉哈说：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一个统治广大世界的君王，常人居然可以向他提这样的问题。冉吉哈并不喜欢种姓制度和封建关系，他在村里也受到那个有权势的伯父的欺压。他搬到了原教旨主义者的聚居地，离开了老家的亲属，他们还在为那桩命案杀来杀去，新命案不断盖上旧命案。但是，冉吉哈所幻想的那种原始平等，普通人占住教义高地，就可以当面斥责把大地踩在脚下的君主，却只能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
　　　　在1930年最早提出“巴基斯坦国”概念的诗人伊克巴曾经以为，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可以使印度穆斯林摆脱“阿拉伯帝国主义的印记”。巴基斯坦建国之父真纳追求的是个世俗国家。但是，在巴基斯坦立国近半世纪之后，冉吉哈的儿子却告诉奈保尔：巴基斯坦是个穆斯林国家，但并不是伊斯兰国家，混淆两者是人们常有的误解；他们正在为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巴基斯坦而奋斗。如果伊克巴和真纳活在今天，也要被冉吉哈他们骂为叛教者。奈保尔还指出，冉吉哈这类人的危险，还在于他们毕竟不是阿拉伯人，而只是改教者，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伊斯兰纯洁度，他们容易狂热，他们往往显得比教皇更保皇
　　　　奈保尔最引起西方争议、更惹怒穆斯林世界的是他两次去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这四个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后所写的两部游记：1981年出 版的《在信仰者中间》（Among the Believers）和1998年出版的《难以置信》（Beyond Belief）。
　　　　奈保尔在1979年和1995年分别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去上述四个国家旅游、考察。他和各种普通人交谈，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他尝试去理解为什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那些原本不是穆斯林国家的印度次大陆地区发展那么迅猛。虽然奈保尔的作品完全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松散的游记式的纪实作品，他的确发现了几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如果其他研究伊斯兰教的著作中没有这些内容的话，那就是奈保尔的独特发现了，仔细归纳起来大概有下列这几条：
　　　　　首先，奈保尔指出，伊斯兰教的解释者似乎更提倡君主和百姓平等的概念（很像马 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低等级的、贫穷的印度教人在没有被强迫的情况下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国家历来也都是贫穷落后的，所以伊斯兰教显得颇有号召力和吸引力。当然，均贫富、求平等的乌托邦幻想不仅在穷人中，在gc主义社会中，在印度的等级社会中，即使在富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相当有市场的。
　　　　在奈保尔1979年旅行时，正是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刚刚成功，他亲身体验了那种到处充满革命气息的景象。到处是示威、游行，报纸上全是套话。当时在伊朗有两个革命在同时进行：gc主义革命和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霍梅尼同时反对左翼gc主义和右翼资本主义。gc主义革命只有穷人基础，却没有宗教基础；所以既有穷人，又有宗教的霍梅尼成功了。但两种革命打的主要旗号都是相同的：均贫富、求平等的乌托邦境界，纯粹被信仰统治的社会。
　　　　其次，奈保尔发现在过去这几十年来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都有被西方殖民的历史，因此伊斯兰教非常容易地被他们的领导人用作对抗西方文化、西方价值的武器。所以，伊斯兰教在刺激、煽动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伊斯兰教要求皈依者抹掉他们过去的历史。因为伊斯兰教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宗教，所以如果你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穆斯林（所有伊斯兰教徒统称穆斯林），那么你就是一个皈依者。而作为皈依者的马来西亚人、巴基斯坦人、印度尼西亚人和伊朗人，他们都不是原本的穆斯林人。为了使皈依者表现完全的对阿拉伯的忠诚，最终只认阿拉伯，所以伊斯兰教要求皈依者抹去过去祖先的历史。“几乎所有我们这些次大陆穆斯林人都给自己编织出一个阿拉伯祖先出来，”一个被奈保尔采访的人告诉他。
　　　　这些皈依者往往比阿拉伯人更极端，更狂热，更容易走向原教旨主义。《纽约时报》记者在911恐怖份子袭击美国后问奈保尔，“在你曾采访过的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和伊朗都有拉登的支持者，你是否吃惊？”他回答：“不吃惊。因为他们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坦白地说，这些不是阿拉伯人。这些皈依者最神经质的一部份是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忠诚。就像法国人说的，奴仆必须表现得比国王更支持君主制。”
对于那些皈依者来说，伊斯兰教其实只是一个引进的宗教，但这个宗教则切断了他们自己国家的传统，导致他们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他们的历史从阿拉伯开始，好像在伊斯兰教进入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历史。以前的一切都被抹掉了。”
　　　　所以，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在进行一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战争、和现代社会形式的战争，同时也和当地人民的传统精神发生战争。他说法国人在五百年的罗马统治后仍然可以找回自己的历史，自己祖先的传统。但是伊斯兰教则使信仰者抹去祖先的历史、忘记传统，最后脑中只留下阿拉伯文化，使他们除了伊斯兰教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回归的传统。所以他说，“伊斯兰是人类迄今最不妥协的、最危险的帝国主义。”
　　　　第四，“原教旨主义者希望人们都是纯洁透明的，整个儿一个空空的接受器皿，等著宗教往里面倒。”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奈保尔说，“这是不可能的，人永远不可能空白到那种地步。”由于现实无法达到宗教所要求的纯洁度，所以，在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奈保尔感觉到有一种既虚无主义，又神经质的东西。他对伊斯兰教让人们自愿地成为“虚无”非常不能容忍。他说，“伊斯兰的帝国主义是非常具摧毁性的，因为它想要的是人的头脑。”这真让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不寒而栗，因为共产主义要的也是人的头脑。两者做的都很成功。
　　　　第五，在《难以置信》里，奈保尔写到，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并没有真正解决穆斯林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也无法回避周围现实生活和宗教冲突的困境。那些宗教的利用者们自己的革命一次次地失败，他们许多似是而非的胡话一次次地破产。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的缺陷是从它的根源上来的，这种缺陷在伊斯兰的历史上一直就有:对于它本身提出的政治问题，它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它只提供信仰，只提供预言。所以穆斯林人在一步一步退到古老的原教旨教义中寻求解释和解决办法的同时，开始把愤怒转向西方。
　　　　在《在信仰者中间》一书中，奈保尔写道:“处于中世纪状态中的（中东）人被石油和金钱惊醒了，他们在感觉到力量的同时感觉到威胁，同时意识到正在被一个巨大的文明包围。他们感觉到不能左右那个文明，应该拒绝那个文明，但同时他们又感觉到对那个文明（科技）的依赖。”
　　　　奈保尔描述到:他们自然地使用电话联系，理所当然地享受著电视，却从没想过这些都是西方文明创造的东西。他们使用西方文明发明创造的现代化设备，用英语出版科技、建筑杂志，用西方建筑学设计伊斯兰城市规划，甚至用西方语言攻击西方。他们感觉到被强大的西方文明包围著，无法左右，必须拒绝。在伊朗的书店里，gc社会接受和推崇的文学，像萧洛霍夫、斯坦贝克、杰克．伦敦等作家的作品，以及英文的马列著作都被醒目地陈列。和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抵抗西方成为支撑穆斯林独裁者的最有力支柱。宗教更把穆斯林人对西方的愤怒神圣化了，使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等各个方面都对西方愤怒。伊斯兰教的解释者告诉他们，伊斯兰是纯洁的、完美的，必须抵抗腐朽、堕落的西方。但是，奈保尔不无讽刺地写道，那些穆斯林人只要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信仰的土地”逃到“金钱的土地”。
　　　　在巴基斯坦他目睹了政府的腐败，疯狂的信徒们对自己的国家毫无信心。奈保尔说，巴基斯坦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制造了 “伊斯兰世界的核武器”。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宗教国家”的缩影——“一个只产生皈依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里到处是头脑简单的恶棍，最容易被摧毁，最容易被左右。”
　　　在印尼，奈保尔看到苏哈托利用伊斯兰教扩大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创造一种使非穆斯林人恐惧的社会环境。奈保尔强烈抨击印尼的知识份子，他采访的著名印尼知识份子对印尼前景的想法和梁启超、mao相同，那就是必须得先塑造“新人”，然后才能发展社会、发展民主。mao是通过 gc主义塑“新人”，印尼则通过伊斯兰塑“新人”。这些印尼知识份子们也似乎明白了，必须和权势联合起来才能成事，所以他们一方面为政府的意识形态服务，一方面要去西方学习。奈保尔说这些印尼知识份子虽然在科技现代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同时更是苏哈托独 裁政府的帮凶。
　　　　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的问题是一个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的问题都更严重的问题。”他于《在信仰者中间》写道：“伊斯兰的狂热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狂热，对信仰的狂热，政治狂热。在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见到敏感的男人们，他们随时都酝酿著恐怖骚乱。”“穆斯林人的主要‘感情’就是狂热和仇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靠仇恨喂养的。”他们强调死亡、流血、报复。奈保尔认为西方长期对独 裁的穆斯林世界的容忍迟早要给文明世界带来灾难。
　　　　奈保尔对穆斯林世界如此尖刻的批评不仅惹怒穆斯林世界，在西方也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而遭到攻击。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奈保尔政治观点的人，都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奈保尔长期被诺贝尔奖提名，但一直没有得到，除了他对于非洲第三世界的观点之外，主要是由于他关于伊斯兰教的作品和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