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医院作为医疗条件较好的三级甲等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一起被北京市征用为SARS定点医院，负责收治其他各院转来的重征患者。与长辛店相比，这里的病房条件要好许多，病人可以上厕所，正常洗浴，房间大，通风条件良好。我收拾停当，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手机恰在这时响起，是爱人打来的。她还是如常的口气，只说睡不着试着拨电话。我没有提我转院的事情，说不要耽误别人休息，很快就挂机了。事实上，她已经接到了医院的通知，正心急如焚。与我同屋的是一位神智不甚清醒的老大爷，喝水、吃东西、小便、随地吐痰，折腾了一夜。我也就一宿未眠，心情沮丧得很。
进入宣武后，各方面的气氛都骤然紧张起来。大夫告戒我一定要全天侯的吸氧、卧床静养，并时刻汇报呼吸变化，我自身明显感觉咳嗽、咳痰等症状加重，体温不时地超过38度。亲友和单位领导们也明显较以往更加关注我的病情。我的心绪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前培养起来的怡然自得地心态荡然无存。我不再愿意看书，也没有心思写日记，甚至不愿与朋友们通电话。对前景的茫然无措使我丧失了很多兴趣。我宁愿每天埋头昏睡或是望着天花板发呆，让自己处于一个痴傻状态。与此同时，我的家人却在外面四处奔波，力图了解我的每一个治疗环节、找专家会症，我理解当时他们的心态——总想有所作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干预了医院的正常诊疗程序。当然随着我被会诊确定为严重继发性感染，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将我完全托付给医院大夫是明智之举。我的病情发展很快，咳嗽加剧，高温持续。6月2日，我被通知转入ICU（重诊监护室）接受治疗。
ICU，这个名词还是我入院前不久在电视中得知，印象中这里是病人在生死间徘徊的场所。尽管很不情愿去往这样一个地方，但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还不如坦然的接受现实。在护士的引导下，我进入六楼的ICU，一个很开敞的大间，里面已经有了4个病人，有的上着呼吸机、有的身上挂满了监护仪器，最重的一位作了气切，已经处于长时间的昏迷状态。病房里除了仪器的轰鸣声、护士们匆忙的脚步声，一片寂静。为了方便安置各种仪器，天花板设计得很低，这使得房间显得更加压抑。地面频繁的喷洒着消毒液，总是处于湿滑状态。来之前，听护士们说，重症室有的病人的毒性很大，容易感染其他人。有了这种心里障碍，我连身边的病人都不敢仔细打量，急忙带上口罩躲进被窝，眼望天花板，开始构制自己的小空间。我的病友们也都和我一样的动作，目光呆滞、无意识地盯着某一个目标，一言不发地熬过一天又一天。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思考什么问题？可能他们什么也不愿去想，更多的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人的生命与尊严有时在死神的淫威下显得软弱无力。
我不知道自己要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多长时间，我觉得自己生活能自理、饮食正常、呼吸平稳，观察几天就能够转入普通病房。不料一住就是16天。每天还是大量注射点滴，与之相比，长辛店的注射量要小的多。这里基本上每天的注射时间在12个小时以上，个别时候由于点滴的速度慢，时间会更长，甚至头天的点滴没结束，次日的又开始了。肺部病变产生脓疡，诱发剧烈的咳嗽。我想我咳个不停的样子也让人可怜，很久之后一位共同从ICU里走出的一位病友对我说，你每天几乎不停息的咳，有时候还被你的咳声从梦中惊醒，觉得你的情况一定很糟。而当时，她还戴着呼吸机，被认为是极危重病人。你看人就是这样，成为了别人的怜惜对象还浑然不自知。
十几天的治疗过程艰苦但疗效并不明显，我的体温始终无法得到控制，影响我的心情也无法舒展。所幸我还是在积极地配合各种治疗、努力保持正常饮食，生的渴望还是能够调我所有的生命韧性。在此期间，医院对我的病情评价一直是“危重病人之一”。在其他亲人都不在身边的情况下，我爱人和姐姐承担了难以估量的痛苦与压力。她们作为病人家属，比我了解更多使人惊心的实际情况。每每一个报危电话就让她们彻夜不能眠。她们在不遗余力的寻找各种方法帮助我调动生理和心理上力量。比如，她们花了整整一宿的时间给我制作了一个类似于病情备忘录的东西，每天都有一个小笑话、几道智力题，还有自己对心情、娱乐、饮食等方面的自我评估，她们想让我每天都能动起来，不要消沉下去。此外从六月中旬起，她们就开始给我自配饮食，变着花样给我做饭、煲汤，增强我的营养。怕我因为饮食不卫生而引发其他感染，她们执行着比医院更为严格的消毒程序。回家后，我在房间的各处都能见到那些日子的痕迹。在电话旁边，贴着通话要则“1、少聊病情，多聊家常；2、少说教，多调侃说笑……”在我姐姐的书桌旁，贴着一张祷告“神啦，您最英明，最仁慈，您一定要保佑吴海涛健康平安，因为您有无穷的智慧，您会把你的恩德施给每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们”。毋宁说神在赐予他们力量，不如说亲情、爱情驱使他们用柔弱的手臂替我趋赶着死神。
每天我都要接到大量的问候，它们来自我的朋友、同学、老师、同事、领导，一些远在海外的朋友也与我保持了频繁的联系。他们在替我驱散孤独、恐惧。负载着太多的情感，我没有理由放弃自己，因为生命并不仅仅是属于自己。
在我每天的手机短信中，总有一条来自一个叫张湛的小伙子。我至今未能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和他相识很偶然，那是我刚刚转到宣武医院的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眠加之心绪不佳，我的神情也许十分沮丧。清扫卫生的人进来，打量一下便问到“你是新转来的吧？”我仔细看了一下身着防护服的他，个子挺高，腰身挺拔，眼神专注而纯净。聊上以后，他说自己是首师大的学生，是作为志愿者进入SARS病房进行服务的。我对他说因为自己的病情出现反复，故而心情不佳。他说“大哥你一定要坚强，病一定会好的”。临走时他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难得的是他不是泛泛的关心，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总是通过短信和我进行交流，关注我病情的发展，提醒我注意休息、保持乐观，甚至不时地在我和主治医师间进行沟通。我进入ICU之后，他还特地请求护理部负责人带领他到病房来看过我一次。而这里通常是不对志愿者们开放的。小伙子金子般的心灵常让我感动的不能自已，也许这样的志愿者们还有许多，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一份难得的社会责任感和真正源于人类本性的关爱。
几次专家会诊之后，基本确定我是严重的霉菌感染形成多处肺脓肿。由于难以找到感染原，无法针对性的用药。试用了几种新药，效果都不是十分良好，我的体温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后来在市卫生局的积极协调下，从上海调集了一种尚未在国内上市的新药。初步使用后，药效明显，我的所有指标迅速好转。与此同时（6月中旬），全国及北京市的疫情已经得到了较好控制，SARS患者大批出院。宣武医院也准备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我们最后剩下的不到30个SARS患者将被统一收治到地坛医院。
转院这天，阳光灿烂。与以往总是在黑夜中穿行不同，我有幸再次看到阳光下的北京市区。非典的逐渐远去也使得笑容与从容回到人们的脸上，街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我的心情很好，“押运”我的两位大夫也表现的轻松自在，替我讲解沿途的景观。草绿了，花红了，马路重新喧嚣，商场重复往日的忙碌……，一切都表明，曾经笼罩在这个城市上空厚厚的阴云已然散尽。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想，重新融入这个世界的日子应该不太远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