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拉着鹤立鸡群的斯蒂文走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中，引来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和一张张拉客的嘴。 二十年后， 我拉着鹤立鸡群的西蒙走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中，引来的还是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和一张张拉客的嘴。
杭州大概是中国二十年来变化最小的一个城市。走在西子湖畔， 时光仿佛从未流逝过。

西蒙竟然和斯蒂文是同年出生的。如今的斯蒂文， 也是一个四十好几的中年男人了，他在干什么？ 还穿着破了洞的T恤衫，抱着吉它唱情歌吗？

已经有了几年美术馆馆长经历的西蒙， 嘴巴里不经意冒出来的名字却个个都如雷贯耳。 他父亲刚去世不久， 他在说起这件事时附加了一句：你应该是知道了的吧。名人和非名人的区别就在于，名人去世了是一件人人皆知或皆应知的大事。
他和任何一个非名人的儿子一样， 在父亲去世后陷入了中年人特有的忧郁中。
中年人的忧郁象夏日雨后的傍晚，有点湿漉漉的浪漫。
就像每日睡前收到他的短信一样， 也是湿漉漉的浪漫。
我们坐在西湖旁边， 喝着比德国贵五倍的龙井茶。 一个服务小姐冲着另一个服务小姐说：两个老外大学生。
有人以为我们是大学生， 这让我有些高兴，他听了我的翻译，也高兴起来。中年人最开心的事也就无外乎被人误以为是大学生了吧。
我又想起了斯蒂文， 那时我们都是真的大学生。他临走前请我去香格里拉吃了一顿五百人民币的晚餐。五百人民币， 差不多是我那时候半年的生活费。

时代还是不同了， 那时候的五百人民币， 用黑市价换还不到五十美元。
现在，两个象大学生的中年人都觉得这茶贵得也太离谱了，比苏黎世河边的茶还贵。

我竟然从来都没去过苏黎世， 他竟然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瑞士人。

这是一个不喜欢乘坐瑞士航空公司飞机的瑞士人，所以和没买到中国航空公司机票的我一起，登上了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

上海双年展从国际上邀请了两群人， 一群艺术家， 一群策展人， 我是前面一群的其中之一， 他是后面一群的其中之一。双年展把两群人都安排在一个酒店里， 所以我们几乎没有理由不成为旅伴， 不一起打车去酒店， 不约好一起去看展览——我们竟然从不同的人那里收到当天晚上同一个展览的邀请。

做出参与瑞士艺术大师制作“时间雕塑”的决定几乎是一个生死的决定。当我们爬上大烟囱楼梯的最高层时，他说他后悔了，不该带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我说我也后悔了，我有三个在家里等我的孩子。
我们还是坚持到了木球炸开的最后一个瞬间，这是一个耗资上百万的作品，我是除拍摄剧组外五个目击者之一。
木球炸开的一刻， 他从背后抱住我，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泰坦尼克式的生死离别。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陷入了一个浪漫情网，象二十年前一样。只不过二十年前的汹涌澎湃，二十年后的欲罢未休。

二十年前我送那个美国人去机场， 哭得死去活来。 二十年后这个瑞士人写了个短信和我告别：人生如此美丽又如此残忍，坚持了几天， 现在终于忍不住哭了。

他曾经是瑞士最著名的报纸文化专栏记者，他有足够的文笔写出让我心动的文字。

二十年前我生怕拽不住一个人， 二十年后我生怕被一个人拽住。 想来想去， 这二十年还真的是发生了许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