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寺庙里呆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才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走进杰西的房间，刚坐下不久，我就发现了一只躺在地上的玩偶，面目十分狰狞，仔细一看，玩偶的胸前写着杰西父亲的名字，名字的上面，扎着一根针状的东西，我心里一紧 —— 这东西我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的电影里看到过二维效果，像这样的三维实物我还是第一次见过，有点触目惊心。
杰西慌慌张张地把玩偶塞进旁边的一个旅行包里，用牙缝里挤出来的三个字向我解释这个怪物：我恨他。
这个意外的插曲使我决定放弃要和杰西在水到渠成时谈一场恋爱的打算。首先因为那时的我已经对心里有阴影，有疙瘩，有各种不健康情结的西方男人不再感冒 —— 社会不变着法儿折腾个体了，个体就变着法儿折腾个体，这让人觉得有点自作自受，社会本来给个体提供了舒心过日子的大前提，却总有一些个体要跟“舒心”闹别扭，杰西虽然曾经很可怜，但他在生母和继父二十年的关爱之下还不能减缓对仇恨的执着让人觉得有点心眼儿过小，这和我同胞的苦难悲愁比起来的确是不太能引起我的同情，尤其是在这个不能化解的仇恨发源于一个整天叫嚷着要“博爱”的人的时候。我反感的另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再次被人利用了，我对杰西那个“蓄谋已久”的判断果然有了根据，被人当做桥牌玩耍可不是我喜欢的游戏，事实上，我对杰西本来是要利用我判断在当天下午也了到验证。
当我们并排跪在木板上念经时，那个情节和环境让我想起了杨，好像心有灵犀一样，杰西突然问我：是不是你们中国人“拜天地”时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我心里一阵剧痛，试着要站起来，杰西误会了我情绪突变的原因，拉住我连忙道歉。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要严肃地回答我。”杰西的语气让人不得不相信他的问题很“严肃”。
“问吧。” 我说。
“你和我父亲有过什么关系吗？” 杰西的严肃问题原来是这个。
我想说任何两个相遇过的人都有某种关系，包括形同陌路和相逢不相识的关系，但杰西既然认为这个问题是严肃的，那么他说的“关系”当然是有特定的意义。
“没有，”我未加思索地说，“既没有physical上的，也没有metaphysical 上的。”
我们刚刚讨论过关于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就把和那个问题有关的词儿半通不通地用在了杰西的问题上。
“你要在神灵面前向我保证说的是实话。” 杰西说。
我一下子火了，他问我“严肃问题”，已经是越权行为，让我向神灵保证，不仅越权，还是恶性侮辱。我觉得越权比越轨可恨得多，因为越轨损害了一个规矩，越权却是损害了一个活人，当这个活人是我自己的时候，更加让人不能原谅。
我起身走掉，又听见杰西在身后的一串道歉。
“我这么问你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陷入情网，我很想弄明白一下自己的处境。” 杰西解释说，“尽管我在邀请你的时候只是想给我父亲一点打击，我想让他尝尝孤独无助的滋味。”
“我接受你的邀请也是只想给你父亲一点打击，” 我说，“而且，我的这个想法到现在还没发生变化。”
杰西明白了我们的关系已经没有发展下去的可能。
就在我们决定要返程的时候，杰西接到了一个他父亲朋友打来的电话：杰西的父亲心脏病突发，危在旦夕。
两千多公里的路程上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
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米勒先生已经归西。
“是我把他害死的，”杰西不断地重复这句话，“我知道他无法接受自己正在衰老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上，能把他打击致死的，只有他的儿子，事实上他和他的西班牙妻子早就成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我在杰西泪流满面的时候握住了他的手。
处理完米勒先生的后事，杰西也处理完了自己该处理的私人资料，该拿走的拿走，该扔掉的扔掉，最后他剩下了一个既不想拿走，也不想扔掉的纸盒箱子，要把那个箱子寄放在我的住处。
回纽约之前，杰西来到我的住处，说是要取一件东西。
他把纸盒箱子打开，取出的是一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照片上是他和亲生父母的合影，三四岁的杰西张大了嘴巴在笑。
我留他在我的住处过了一夜。
我的心再次被一个有不良情结的男人征服。
杰西邀请我圣诞节和他一起去迈阿密的妈姆家里度假。
他走的时候，正是2001年的九月初，几天之后，倒下的大楼把他和他正在弹的钢琴都砸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