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9日  周三  阴

庚子年七月初一

美国自立国起，就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政府中没有宗教组织的代表，国会里不设宗教组织的席位，司法系统与宗教毫无关系，国家财政也不负担任何与宗教有关的开支。宗教在美国完全是一支独立于政权之外的民间力量。

但是美国又是世界上宗教教派最多、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约有50万个教堂，数以千计的教派，97%的美国成年人相信上帝，90%的人祈祷，70%的人是教会成员，60%的人表示宗教对他们非常重要，43%的人每周去教堂，30%的人认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处在这种背景下的美国社会，法律上的政教分离并不影响实际生活中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融为一体。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正如法国政治学家阿历克西·托克维尔说的那样，“宗教在美国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但它却被看成是国家政治机构最重要的部分”。

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社会问题的日益尖锐，宗教右翼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尤为突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宗教右翼的崛起，再次揭示了作为美国文化基因的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

上个世纪70年代后，基督教保守派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一改以往对社会问题关注不多，对政治活动缺乏兴趣的消极态度，转而变为积极关注各种重大社会问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过去长期处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边缘的宗教右翼，以前所未有的战斗者姿态，主动出击，跃入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美国基督教多年来固有的模式被打破了，这一模式是：自由派注重现世，保守派注重来世；自由派是社会行动主义，保守派是虔敬主义；自由派主张合一，保守派强调分离；自由派视教会与社会为一体，保守派笃信“宗教与政治绝不混淆”。

随着这一模式的改变，美国基督教内部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多年来，曾经长期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主流派教会如主教派教会、长老会、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宗、路德会、北浸礼会等等，信徒大量流失，处于无可挽回的衰退之中。

与此同时，保守派则在全美各地迅速发展。昔日主流派教会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而保守派则成了今日美国基督教的中坚力量。

美国宗教右翼兴起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它是美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在宗教方面的反映，也是宗教与社会、政治、文化互动的结果。

１、对传统道德沦丧和家庭解体危机的反应

美国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基督教道德， 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无一不是以对基督教基本教义与核心道德的共识为前提的。

正是这种清教徒传统和独特的选民观，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开国元勋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构成了美国人特有的道德标准、价值观、优越感和对整个世界的使命感。美国人的国民性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无不深深植根于此。因此， 基督教的传统道德对美国有着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特殊意义。

然而，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受到欧洲法兰克福学派影响，极端左翼思潮笼罩着美国的校园和媒体，民主党充分利用了这一席卷全球的自由主义思潮，推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由此而来的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和道德危机，极大的削弱了美国社会的凝聚力，扩大了社会的的分裂，种族矛盾、贫富差距、暴力犯罪、政客丑闻、毒品泛滥、道德沦丧等社会痼疾像毒瘤一样困扰着美国社会。

1/3的儿童出生于单亲家庭；1/2的婚姻以离异而告终；1/3孕妇选择堕胎；1/4的高中学生在毕业前辍学。谋杀是18-34岁美国黑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首都华盛顿被杀的人比死于越南的士兵还要多。在美国，每22分钟有一起谋杀、每5分钟有一起强奸、每47秒发生一起抢劫、每22秒有一起其他类型的犯罪。每年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达500万，联邦调查局估计，83%的美国人将会在他们的一生中的某个时刻成为犯罪受害者。

显然，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美国人，不能不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恶化感到担忧。但真正令美国人感到恐惧不安的是来自美国社会结构深层的本质性威胁—家庭价值观的衰落与家庭的解体。

毒品危机、教育危机、少女怀孕和青少年犯罪，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源于一个共同的病根—破裂的家庭。

美国的家庭本来是由基督教的传统道德维系的，当60年代的道德危机与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潮改变了以往的道德共识后，家庭的破裂就变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

60年代美国只有1/4的婚姻发生破裂，到90年代初期，离婚率已高达60%，美国所有儿童的60%将会在他们年满18岁之前生活在单亲家庭之中。

出生在破裂家庭中的儿童，由于缺乏正常儿童成长所需要的精神和道德关怀，极易在高中毕业之前就走上未婚先孕、甚至吸毒和其他形式的犯罪道路。

他们成年之后，因为缺乏教育和技能又往往难以找到工作，而不得不依赖政府救济，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由于这些人从未有过正常意义上的家庭，他们的子女出生之后，往往又走上了与他们相同的道路：从小依靠政府救济—吸毒、犯罪—辍学—长期滞留社会底层。

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有问题的家庭孕育有问题的孩子，有问题的孩子导致有问题的社会”这一恶性循环模式。

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建立在传统道德基础上的家庭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逐渐瓦解，美国人引以自豪的优越感和使命感日趋淡薄，支撑美国社会大厦的基础出现了动摇。

对此，美国政府十分焦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试图改变这种恶性循环，1995年，美国政府的社会救济金为3080亿美元，其中用于未成年人的救济金已达224亿美元。但由于缺乏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基础，高额的福利开支不仅未能解决贫困、修复破裂的家庭、减少犯罪，反而迫使政府提高税收，从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负担，使矛盾变得更为复杂。

正是因为如此，家庭问题成了来自美国社会内部的最大挑战。另一方面，60年代以追求自我实现与个人自由为目标，以嬉皮士、吸毒、性解放为标志的反传统文化、反基督教道德的浪潮在改变了美国的道德共识后造成的以家庭解体为核心的深层社会危机，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深切感受到了它的严重后果。

美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和自信心被美国正在跌入一个没有道德的深渊的现实击得粉碎。由道德沦丧、家庭解体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终将导致美国社会由内部开始崩溃的可怕前景，唤起了保守派基督徒强烈的危机感和抵抗意识。

于是，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家庭的幸福与子女的前途，同时也为了美国的“使命”，以捍卫基督教传统道德为目标、以“亲家庭”为旗帜，美国的宗教右翼终于在70年代末以反击者的姿态，从堕胎、公立学校祈祷等问题入手，开始全面关注社会问题，介入美国的政治斗争。

“道德多数派”、“关注家庭”及基督教联盟等组织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些宗教右翼组织一经问世，立即被看成是拯救美国家庭、拯救基督教传统文化、扭转美国社会堕落趋势的希望，受到了广大保守派群众的支持。

价值澄清，道德回归，是目前美国社会最响亮的口号，第四次宗教大觉醒开始了。

２、宗教复兴运动的周期性体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宗教右翼的崛起也是美国历史上周期性宗教复兴运动的又一次体现，有其客观必然性。自18世纪中期席卷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次“大觉醒”运动起，每当基督教道德低落、信仰滑坡、社会问题趋于尖锐时，就会出现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宗教复兴运动，间隔周期为40—50年，至今已是第四次了。

由于宗教复兴运动面对每一个人、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而它不仅是振兴宗教的“兴奋剂”，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有极大的政治影响。

第一次宗教复兴运动（“第一次大觉醒”，1730—1760），北美殖民地人民在达成了以清教徒思想为核心的宗教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达成了“天赋人权，反对暴政”的政治共识，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英独立斗争提供了道德依据，其影响犹如一次“心灵上的大地震”。

第二次宗教复兴运动（“第二次大觉醒”，1800—1839）在复兴基督教道德的基础上，把善恶标准的应用扩大到了批判奴隶制的罪恶和废奴问题上，使“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对后来北方人民团结一致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之后的西进运动提供了精神支柱。

第三次宗教复兴运动（1890—1930）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派别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基督教对当时广泛流传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反应，也产生出了基督教社会福音派，这对于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大力兴办社会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制都有重要的影响。

第四次宗教复兴运动。是以1979年“道德多数派”运动出现为标志，这次宗教复兴运动以“亲家庭”为核心，同时将“亲美国”自然地融于其中，在表现形式上以积极参与政治斗争，打赢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基督教传统道德与家庭价值观的保卫战为特点，吸引和动员了众多的保守派群众。

这表明，二战后美国社会尽管变化很大，但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根基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要在日益世俗化的美国社会中顽强地表现出来；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道德净化社会风气、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传统，已成为美国社会周期性自我调节、自我整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美国社会的发展过分世俗化、过分背离基督教传统的轨道从而危及自身存在时，作为社会周期性自我调节表现形式之一的宗教复兴运动和宗教右翼，就必然会兴起，使社会向右转，出现向基督教道德和传统价值回归的倾向。

３、对遭受自由派主流文化排斥的群体反应

宗教右翼的崛起，还可以看作是长期遭受自由派主流文化排斥的群体所作出的一种社会心理反应。

基督教保守派作为一个群体，长期不为自由派文化精英控制的媒体、大学所重视，被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政治团体、华尔街金融集团、大型跨国公司和科技新贵加上大量蜷缩在城市享受福利的非裔以及少数族裔抛弃而边缘化。

他们被称为“贫穷的、没受过教育的、容易被人操纵的”人，对此，基督教保守派极为不满，但又无力改变世俗化政治和自由派文化对公共广场中心地位的垄断。

基督教保守派感到“美国的法定文化已经由中立转向了对宗教的敌视”，自己是没有发言权的“社会弃儿”。对社会道德卫道士角色的自我认定与被世俗化政权排斥、被自由派文化压抑的屈辱感经过长期的积蓄，终于在70年代后期与保卫家庭价值观、维护基督教传统道德的责任感和保卫美国的使命感交织在一起，逐渐转化成了强大的爱家爱国爱生命的原动力，在对世俗化倾向的反击中强烈地释放出来了。这种力量是很难在短期内被压抑下去的，这是宗教右翼兴起的社会心理原因。

４、对宗教多元化趋势与外来宗教发展的抗衡

如果说社会世俗化与道德危机是美国基督教传统的外部敌人，那么，由于非西方宗教在美国的发展而导致的美国宗教多元化则是来自宗教内部的对基督教传统地位的另一种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移民进入美国，非基督教宗教与基督教的竞争日趋激烈。今天，美国的各种佛教寺庙约有2000多座，禅宗、密宗、日莲正宗、净土宗等各派分支已初具规模，具有一定的影响。

伊斯兰教、印度教、巴哈依教及统一教会等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伊斯兰教，除了来自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外，还有大批黑人穆斯林。1995年，非基督教宗教的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达3.3%，而基督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则降为86.2%。

尽管美国基督教总的来说从不反对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并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对时代发展的适应性，但在前有社会世俗化威胁，后有宗教多元化挑战的严峻现实面前，以基督教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宗教右翼不能不站出来，竭尽全力抗衡宗教多元化和非基督教宗教的发展，以便能够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继续保持基督教的传统地位。

宗教右翼的兴起是对60年代后以道德沦丧、家庭解体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为特征的美国社会变化的一种本能反应。尽管宗教右翼可以调动百万群众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但从本质上说，它仍处于自卫性的守势状态。基督教保守派感到的自身威胁远远大于它给别人造成的威胁，美国社会文化的主流依然是自由派基调。

复兴基督教传统道德的目标能否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教右翼的努力，但在情况没有明显好转之前，宗教右翼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保守化倾向不可避免地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一个强大的宗教右翼将伴随美国的政治生活。

根据历次宗教复兴运动的规律和美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有理由认为，在未来的数十年内，宗教右翼将继续作为压力集团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影响美国的政治。但无论宗教右翼如何发展，美国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是不会把美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国家的。

2016年川普当选总统就是美国社会向传统价值观回归的关键一役，2020年大选更是美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宗教右翼（Religion Right），即宗教中的保守派。在美国政治文化中，这一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到上个世纪50年代，新教、罗马天主教与犹太教逐渐成为美国宗教的三大支柱，所谓“犹太—基督教传统”取代了原有的新教一统天下的旧模式。

在美国，宗教右翼的含义是特指美国各教派中承认和接受“犹太—基督教传统”、在社会道德与政治上持保守观点的基督教保守派（Christian Conservative）。

基督教保守派的提法是从宗教角度相对基督教自由派所做的划分，宗教右翼的概念则不仅表示神学上的保守，而且包括社会政治观上的保守。

从教派体系上说，主要的基督教保守派有基要派、灵恩派、五旬节派、基督复临派、重生派、福音派及无宗派教会（在堕胎等某些特定问题上，也包括罗马天主教会）。他们在神学上的保守程度和着眼点有所不同，但在社会道德观上非常接近。

从教会组织上看，南浸礼会（有成员1600万）、神召会、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会等是较大的保守派教会体系。此外还有众多的保守派教会分散在各教派体系之中，他们以基层教会而非教派为核心进行活动。

从人员构成与分布上看，除了以“圣经带”出名的美国南方之外，基督教保守派还广泛分布于中西部与西部的乡村与小镇，以及全国各大城市的中低收入者之中。

相对基督教自由派而言，保守派信徒的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一般比较低。他们在神学上强调圣经的权威，重视个人灵魂得救，对个人道德的追求远胜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由于他们十分热衷于“传福音”，把“相信福音”、“传福音”看成是毕生最重要的义务和责任，因而人们有时也用“福音派”泛指基督教保守派（包括从基要派而来的“新右翼”）。

宗教右翼的观点可概括为四条原则：亲生命；亲家庭；亲道德；亲美国。

三个主要论题：（１）经济自由化：自由与个体主义；（２）社会传统化：对家庭、社区、宗教和道德崩溃的担忧；（３）好斗的反X产主义态度。

宗教保守派主要三个根本观点：（１）信仰上帝是自由和恰当地尊重同胞的必要前提；（２）对集权主义必须加以抵制；（３）联邦政府过多地干涉了我们的生活。

宗教右翼的思想也体现在其追求的社会目标上，【政治上的不正确：美国政治中的信仰因素】一书中明确表示：在这个社会里，左邻右舍是安全的、家庭是稳定的、学校教育是成功的、政府比较小、赋税比较低、公民权利更有保障。

宗教右翼密切关注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大致如下：

—堕胎：坚决反对堕胎合法化，反对使用纳税人的钱资助堕胎；强调生命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

—公立学校祈祷：主张公立学校学生有权在校园内祈祷，公立学校不应禁止宗教信仰的表达。

—性、婚姻与家庭：承认和维护传统的家庭价值，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非婚性关系；反对同性恋合法化；对婚前性关系、未婚先孕、少女生育持强烈的否定态度。

—毒品与犯罪：主张严厉禁毒，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强化社区治安。

—传媒检查与新闻自由：主张对电影、电视中的色情、暴力镜头进行严格限制；对公共图书馆中有关暴力、 色情的出版物予以清除。

—学校教育：强烈要求清除校园内的毒品、枪支、暴力；停止向学生提供避孕套；要求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和基础学科的水平；要求家长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学校的决策与管理。

—经济：支持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

—政府：主张缩小政府规模、限制政府权力、降低政府开支、实现财政预算平衡。

—税收：反对提高税收；反对福利国家。

—外交：主张美国外交政策应充分体现人权原则；支持加强美国的防务力量。

—枪支管理、打击非法移民等问题受到了某些宗教右翼组织的关注，但以上内容基本上可以视为宗教右翼主要组织在重大问题上的共识。

１、宗教右翼的活动方式

带有强烈的群众运动的色彩。与其他利益集团相比，宗教右翼活动的突出特点是能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动员它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形成公开而强大的政治攻势，这种攻势的形成是与其独特的活动方式分不开的。

—草根动员。美国的教会遍及各地，兼有社区活动中心、提供宗教服务与精神支柱的功能。教会所特有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是任何其他组织所无法提供的。二百多年来，教会一直是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教会不是政府，但教会对教徒的号召力及其强大而有效的筹资功能，却远胜于政府和非宗教社会团体。因此，谁掌握了教会，谁就掌握了最为丰富的社会资源。

—电话行动。受话者有二类。一类是有影响的社会上层代表人物，这就是所谓的“精英动员”。另一类是人数庞大的普通受话者，这些人一般是各地宗教右翼组织的骨干或支持者。

—直接邮寄。宗教右翼的各种宣传材料、筹款信等都是以邮寄的方式传给支持者的。

—大众传媒。通过大众传媒宣传自己的观点。

—卫星转播与计算机互联网络。各宗教右翼组织都很重视运用高科技手段传递信息、动员群众。

２、宗教右翼活动的影响

由于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又有一套严密有效的动员体制，宗教右翼才得以在政治斗争中有效地发挥作用。

1989年成立的宗教右翼最大的政治团体——基督教联盟，在各州设立分部，迅速发展成为“美国政治的麦当劳”。  

3、宗教右翼的策略特点

为了尽可能地争取群众，扩大影响，宗教右翼在参与政治斗争时有一系列策略上的考虑。近年来的实践已经表明，这些策略基本上是行之有效的，其中最能体现其策略特色的有以下几点：

(１)用“善恶”标准衡量一切

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准是基督教传统道德。这样，美国的社会问题、内政外交问题，无论其复杂程度如何，都被巧妙地转化为是否符合善恶标准的简单问题。

(2)不搞宗教内部的关门主义

一般的宗教组织由于教义的局限，往往给人一种惟我独尊的感觉。宗教内部各派互争正统、互相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

宗教右翼组织把自己定义为政治组织，而非宗教团体。这样就避开了容易导致争论与分歧的宗教问题，这种不分教派背景，只看对社会问题态度的作法，扩大了宗教右翼的社会基础，争取了各大教派中许多愿意对反传统文化和道德危机进行反思的人。事实上，目前美国宗教右翼组织中，除了新教徒之外，还有罗马天主教徒、东正教和犹太教的人士。

(３)不与党派直接挂钩

宗教右翼在美国政治斗争中，与共和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无论宗教右翼与共和党的关系多么密切，宗教右翼从不愿意被看作仅仅是共和党的代表，这不仅是由于共和党内某些温和派人士不欣赏宗教右翼的保守观点，而且也因为宗教右翼不愿意成为党派斗争的简单工具，从而失去其在政治斗争中动员群众和作为压力集团的“独立性”地位。

在竞选中，宗教右翼对竞选者支持与否完全视其对社会道德问题的态度而定，双方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一点在州或州以下的地方选举中尤为明显。这种不给予某个党无条件支持的做法，更有利于宗教右翼自身目标的实现。

美国是基督教（新教）为主的国家，天主教始终处于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地位，随着来自爱尔兰和东、南欧洲移民的增加，天主教徒才逐渐增多，成为美国最大单一教派团体。

天主教始终坚持的人格尊严、团结互助、独立自主、私有财产和竞争等原则，强烈批判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强调优先照顾穷人和弱者，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共福利。

19世纪天主教罗马教廷发表了许多反对资本主义的【通谕】，使天主教成为激进的反资本主义宗教组织，也导致天主教国家（东、南欧，南美）成为经济落后的地区。

天主教会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的理想，导致天主教很自然的与社会左翼运动联系在一起，尤其在反战、民权运动中，与左派站在一起，反对资本主义，积极推动社会改革，天主教徒是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

美国天主教经历了教会改革和社会改革（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反主流文化运动等），自由化思潮导致教会涣散，神职人员堕落。天主教徒看到社会道德沦丧、家庭破裂的现状，许多人开始反思天主教会改革的意义，他们呼吁教会复兴和秩序稳定，要求重新审视教会现代化的改革方向。

美国天主教徒从19世纪开始追随民主党，但是约翰逊上台后，民主党当权的自由派越来越左倾，也越来越疏远天主教徒。许多来自东、南欧的天主教劳工阶层认为：民主党自由派只照顾黑人、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媒体和政治精英傲慢自大、道德沦丧、即不爱国也不爱家庭，很难赢得劳动人民的尊重和认同。

步入中上阶层的天主教徒不满民主党以新社会先锋队自居，吹捧大政府、高福利，认为民主党的使命感背后隐藏着对权力的渴望和阶级利益。

于是这些曾经的天主教左派人士认为自己被动的站在了右派的立场，他们即得不到自由派的谅解，也得不到保守派的认同，所以他们自称为新保守派。他们是自由派的变节者，以区别于一直维护传统价值观的保守派。

他们公开支持共和党，成为了宗教右翼中的一支，他们质疑教会改革和左派乌托邦治国的理想，试图重建天主教徒对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信心，主张强硬的外交政策、批判大政府和高福利、维护传统道德伦理。

天主教保守主义者认为激进的天主教改革破坏了天主教道德权威和凝聚力，过于激进的社会改革摧毁了美国民众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认同。

尤其是冷战结束，苏联的解体使西方社会左翼思潮遭到讽刺性的打击，宗教保守势力进一步崛起，福音派新教徒、基要主义者、保守派天主教徒和少数极正统的犹太教徒组成基督教正统派。

新教徒自由派、天主教自由派、大部分犹太教徒和世俗文化精英则结成了进步主义联盟。

两大阵营之间的价值观对立，逐步取代了以往的宗教教派分歧，新保守派认为这是一场美国的文化战争，一场关于我们应以何种观念对待我们生活的战争。

美国天主教新保守主义者呼吁展开一场文化战争、观念战争、道德战争、对外抗衡XX主义意识形态，对内抵制左翼和民主党自由派的乌托邦治国理念，修复美国价值理念，尊重美国宪法和既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

天主教保守派修正了天主教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态度，充分挖掘资本主义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正当性（反对原始积累阶段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融合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的成熟资本主义，提出民主资本主义理念。这反映了天主教徒试图主动影响美国主流社会的心态。

天主教保守主义认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平等不等于相同，每个人都应该公平的得到不同的报酬，人为的平均主义反而破坏了真正的平等原则。资本主义的道德力量在于促进人类的创造力，日本就成功证明儒教也能孕育资本主义必需的道德。

美国天主教保守派崛起于激进的社会改革，引导美国天主教徒找回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他们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秉持温和的中间偏右政治立场，批评极左和极右思潮，支持共和党维护传统价值观的保守主义立场，反对民主党打种族牌和高福利的极左路线。

美国天主教自由派被民主党的社会福利和移民政策吸引。保守派则认同共和党的重宗教、重生命、重家庭、亲美国的立场。所以通过文化战争、观念战争、道德战争试图塑造美国文化认同已经非常困难。

基督教左翼（Christian left）发源于美国，是指基督徒左翼分子的一系列关于政治和社会的运动，主要包括维持社会正义和公平制度。它与主要包括社会保守主义基督徒右派和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相对立。

作为左翼，其最常见的基督教社会观点为社会正义，照顾穷人和被压迫者（少数族群）。

支持者鼓励政府实行普遍医疗，福利，补贴教育，对外援助，以及政府补贴的以改善贫穷人士生活的计划。

基督教左翼人士源于平等价值观，认为对被压迫者采取行动是其部分宗教义务，他们认为耶稣在世期间大力帮助穷人及被歧视欺压的人士，并对抗犹太教教士等保守派势力的权势，与他们的理念相同。

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耶稣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

基督教左翼也就是新教自由派支持民主党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