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绿帽子是一种男子的社会类型,社会对他的排斥表明了男人游戏的一条规则或是准则的存在。戴绿帽子唤不起崇敬也引不来掌声,导致的是社会环境中最自动而又最痛苦----对于被审查的男人来讲----的审查机制:嘲笑。如果我们的科学假设是正确的话,每当一种社会类型----例如戴绿帽子----激活了嘲笑机制,就说明他违反了某个社会法典中一条重要的法规。因此,既然说违规了,就说明有规则存在。违规远不能摧毁规则,反而是它存在的前提,维护了规则,甚至是强化了规则。那么,这种嘲笑机制是怎么运作的呢?违反了什么社会定律了呢?这样的一种机制和这样的一条定律能起什么作用呢?
对一个社会现象仅做肤浅解读的话,可能看起来戴绿帽子就是个娱乐性很强的现象。的确,很娱乐也很可笑----对发笑者来说----,但同时对那些有罪或是无罪的违规男人,又是大自然保留的的一种刀铰般的自然惩罚。要是谁破坏了她的规矩,大自然审判和惩罚起来,绝不手软。嘲笑就是大自然强迫人们服从她的指令的一种强大的机制之一。一个人----例如戴绿帽子的情况----,可以不听从大自然的指令;可以对大自然通过成百上千种方式对他提出的威胁和提醒置若罔闻;但是不管怎么样,违规后----例如戴绿帽子没有遵守男性法典---,都避免不了嘲笑机制被启动。戴绿帽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嘲笑的心理皮鞭的惩罚。
“‘戴绿帽子’----我们来看看皇家语言字典(Espasa-Calpe 1956版,第369页)是怎么说的---指妻子对其不忠的丈夫。”要配上这个丝毫不值得称赞的名称,就是他的老婆把自己的身子给了另外一个男人,后者尽了男人的天职,这就足够了。上述字典还在随后列举了戴绿帽子在我们语言中衍生出的无数种说法里的一种:“‘戴绿帽子’是老末,或者说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出事的”。这可能看起来很有意思并且不合常理,是老婆“出了错”,结果丈夫成了被告和被嘲笑的对象。因而,戴绿帽子定律就是:
1)
在性关系上,妻子是丈夫的私有财产;
2)
另一个男人未经其同意并且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深入到他的私有财产腹地,因而激活了其他知情人嘲笑的机制;
3)
妻子没有被骂为“女绿帽子”,也未受嘲笑机制的惩戒;
4)
当丈夫与其他女人有性关系的时候,也不存在“女绿帽子”这种社会类型;
5)
无论丈夫是富还是穷,是“资产家”还是“无产阶级”,也就是讲,是在“共产党”体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在古代还是在当代,这条定律都一概适用。
也就是说,如同牙痛或睡觉的愿望,按照它们自己的机制在运转一样,这是一条服从它自己前提的定律和社会机制。
勾咕,勾咕,勾咕咕,
仁兄可别痴心不悟,
屋里佳人美若仙
绿帽可能给你露,
小心翼翼伺候好,
光有吃喝保不住。
如果妻子到别的或更多的男人那里去解决性饥渴----这首中世纪的歌谣就是这个意思----,很明显,那就是她家男人没能力满足她。戴绿帽子的妻子看来暴露出自家有个不完整或不完美的男人,所以,他成了社会审查所嘲笑的对象。
戴绿帽子是滑稽可笑的,围绕着这个题材的故事或是笑话总是人们娱乐和嘲笑的谈资,这些都无需论证。相反,我们面对这个事实表示惊奇外,还要对它进行冷静理性的分析,才是有益的。围绕这个题材的笑话,在中世纪或是在当代,在乡村或是在都市里,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或者近现代的文艺作品中,都曾百花齐放并且将继续灿烂盛开下去。在任何“文明”国家的舞台上,电视荧屏上或是街谈巷议中,戴绿帽子都是人们娱乐的对象,都是令嘲笑机制操控人们面部肌肉裂开大嘴的对象。
六十年代的时候,在罗马的奥莱利亚街上,有一天我骑着一辆小摩托车,在密集的车流当中艰难地往前开,烟尘尾气的味道非常难闻。一个汽车司机心理承受不住,终于再没有耐心熬下去了,于是违反神圣的交通规则,在逆行的路上狂奔起来。迎面来车的一个司机朝他按喇叭表示抗议,并朝他大声骂道,戴绿帽子。其他的司机敲玻璃按喇叭齐声附和表示赞同。所有的人观赏着这出意想不到的街头剧场上演的独幕喜剧,都市堵车给我们带来的烦闷情绪巧遇到了一丝放松。大家都是这种感觉,除了那个被另一个陌生人叫做绿帽子的陌生人,他成了一群第三方,互相谁都不认识的人的嘲弄对象。他怒气冲冲地从车上下来,喘着粗气,跑向那个骂他的司机,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
这一场街头独幕喜剧差一点就成了一场悲剧,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人类学分析,这里我们见识到另一个具有重大人类学内涵的社会机制:辱骂。无论是说出来的还是表情传达出来的辱骂,首先,它是人类独有的一种现象。一头驴不会为了嘲笑另一头驴而发出吼叫,一头猪也不会摇唇鼓舌取笑自己的另一个同类,大象更不会摇晃着长鼻子辱骂另一头象。可是,相反,从孩提时代开始,咱们人类就有可能参与到谩骂的游戏中去了,或者是作为骂人的人,或是成了挨骂的人,要不就是个积极的或消极的看客。
谩骂基本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为总是指向另一个人,此外,本身也揭露出社会法典的某一条发生了违规。谩骂向人类学家揭示出有那么一条受到破坏的社会定律的存在。在我们现在分析的这个案例里面,首先,我们能够吃惊地发现谩骂的存在,法文的cocu(勾咕),意大利文的cornuto跟西班牙文的cornudo,都是戴绿帽子的意思(其原意都是头上长角的人,类似中文里戴绿帽子的意思----译注)。这句脏话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了男性法典的一条社会定律,即任何其他男人,毫无例外地,都不得进入到你的女人私密的性腹地。
如果一个男人大庭广众之下,说另一个男人是戴绿帽子,将会在挨骂者的情绪上激起愤怒浪潮。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最厉害的骂人脏话之一,这个脏话就离开了他原本单纯的社会语义环境,一直以来就逐渐演变成了众所周知的最粗野的一句咒骂。这种广泛性也揭示了这种咒骂的重要性和大众性----众多脏话里面的重要性和大众性也是变化的----。在罗马的奥莱利亚街头冲突中,无论是骂人的人还是娱乐其中的助威观众,他们当中没人知道挨骂者的老婆的性爱好有否变化。相反被骂的人----或许被人言中啦?----丝毫不接受这种嘲弄,愤怒情绪导致他大打出手。
不能在秃顶人的家里谈论灯泡。如果cocu或cornuto这个侮辱性的脏话,被简单地当做一般的骂人话,有可能在被骂者的心理上掀起轩然大波,造成无可估量的后果,而对着据说是这种类型的人耍弄兽角,实际上是对他受到质疑的男子天性的一种侵犯。
有故事说,一位著名的葡萄牙贵族曾下了一笔很大的赌注,看谁敢在朝廷上或是大庭广众面前对葡萄牙国王公开说他是corno(长角的)。在葡萄牙有一种长了两只小角的小鱼----就叫corno----,民间的智慧太厉害了,太深刻,太有才了,人们就把这个小动物变成了这条社会定律象征性使者。坊间的历史传说讲,对这个赌注人们又兴奋又好奇,王后的风流韵事就如同硬币流通一样在坊间传来传去,投注的人沸沸扬扬,也越来越多。这一天,葡萄牙国王经过里斯本的广场,与这位绅士不期而遇,见到他在一个水塘边在弄corno鱼。“你这么兴致勃勃地在这里玩什么呢?”国王问道。“我很久没见到像这样的corno啦,陛下”,一边说一边谦恭地握了一下国王的手。
这种谩骂的存在,以及某一天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会被当众叫做戴绿帽子的可能性,与其说是一种审查机制不如说也是一种预防机制,敦促所有的男人---国王或是贫民---都要执行这条非常具体明确的男性法则。
在西班牙沿海的一个小渔村,六十年代的时候,一个渔民告别了自己“神圣妻子”----就是它的本身含义----向码头走去准备出海打几天鱼。小船的马达有故障,一整天都没修好。他就跟其他人一样往家走。天黑了,他意想不到,在自家打了这一生没打过的“渔”:村里的一条“大鱼”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一贯的领地:夫妻大床。当被无辜的渔夫撞了个正着的时候,这个采花贼也顾不得冬夜的寒冷,光着身子赤着脚越窗而逃。这个渔夫一句话不说,拎起来不及遮羞的老婆就出了门,他沿着村里的街道走着,任凭那倒霉的女人哭喊,威胁,求情和许愿,一直来到丈母娘家里。后者睡眼惺忪地开了门,小伙子把那女人像条鳕鱼似的往地上一扔,摘下帽子,冷冷地就一句话:“我把你闺女还给你啦。我以为她是个正经妇人,没想到是头狐狸精”。
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戴绿帽子定律一个新的侧面。老婆偷情被当场逮住时,无辜丈夫的----无意识和失去理智----的反应。这种----怒不可遏和要复仇的----反应是如此的自热而然,可以预见和不可避免,就如同要呕吐的愿望或是牙疼一样。一个人没有能耐也没有招数来避免牙痛,来压制呕吐的意愿,同样也就没有能力在看到自己“神圣的妻子”与别人苟且时还能阻止得住愤怒的机制。这种情况下的丈夫可能会做出多种不同的反应,----这里的确存在一个个人选择的范围----,丈夫可以是道声对不起,打扰了他们的好事,让他们继续下去----假装对这种事情无所谓或有别的什么理由----;可以把这个不幸视作是一个慈善的和赎罪的行动,奉献给在炼狱中煎熬的灵魂;可以是渔夫的这种反应,也可以有上千种不同的反应形式。
可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愤怒机制的启动和复仇愿望的产生。这就是我们谈论的男性社会定律的另一个侧面。一个人牙有问题可能会跟“拯救不信教群众的圣徒”产生同样的疼痛,他或者去吃一片阿司匹林,或是找牙医给他把病牙拔下来,或者乐于满嘴脏话亵渎神明。这是个人行动自由的范围,但是牙的疼痛是沿着它自有的路径产生的,不为你的意识所左右,也不受你的干扰。
无论是在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7年,古罗马诗人)的罗马,还是在费德里柯.费里尼(1920-1993,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五次夺得奥斯卡奖)的当代罗马,无论是在伊塔祭司(1284-1351,真名叫胡安.鲁伊斯,西班牙神学诗人)的欧洲还在欧洲共同市场状况下的欧洲,戴绿帽子的题材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无数的诗作,谚语,故事,民谣,歌曲或是传说当中。(这个资料本身就揭示了人类社会对这一社会定律的违规和不一致始终抱有极大兴趣)。
在巴斯克地区----至少在纳瓦拉省----直到今天一直流传着一个跟这题材有关的传说。堂.德奥多西奥.德.勾尼,一位中世纪的骑士,征战多年之后他从战场上回到家乡,碰到一个陌生人----化装成绅士的魔鬼----。这人向德奥多西奥问好并询问战争的进展。“这个时候,先生,我没有心思停下来跟你讲战场上的琐事,我恨不得马上能拥抱到我的妻子。先生,你知道她怎么样,她还好吗?”“她很好啊----魔鬼讥讽地答道---你虽然不在,她也有人陪伴,有安慰”。德奥多西奥打马飞奔,来到自己的宅院,这时候夜已经深了,他几乎按捺不住,怒火中烧。进了家,登上楼梯进到自己当年的卧室。伸手去摸,的确在自己的床上摸到了一男一女,睡在那里。遂抽出宝剑,就动了杀机,这是受到“那种嘲弄”的人身上自动启动的机制,他砍掉这对情侣的头和打断了他们的美梦。当从屋里出来的时候,他却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她听到响声后,手里端着蜡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德奥多西奥砍死的是他自己的生身父母,他老婆把他们从乡下接过来跟自己作伴,安顿他们就睡在自己跟丈夫结婚用的大床上。
随后的故事对我们的研究意义不大。这个传说,除了其他内容外,传递出来一个社会人类学的信息,跟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题材紧密相连。戴绿帽子定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研究:事发之前,事发当中和事发之后。一个男人当发现自己的男性尊严遭到挑战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对这种情况有进行补救的可能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我们分析和对比受到侮辱的男人在这个时候的几种反应,我们将看到,不是所有这些反应都为周边社会所同等接受的。
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丈夫决定出卖自己男性尊严换取一盘豆子吃。“据说有个女人嫁给一个卑微的小职员,为了贴补家用,她去粘锅锔碗。她对丈夫非常好,饭菜准备得很精细,他吃得跟他的地位收入根本不相符:----伊朗的鱼子酱,法国斯特拉斯堡的鹅肝以及养殖雉鸡,等等----,所有这些还伴有大量的上等葡萄酒。有一天,老婆觉得很纳闷,丈夫对这么丰盛和奢侈的饭菜居然一点不觉得奇怪,便想:
“我得给他点苦头吃,至少他得知道,谁往家里拿钱回来的;等他再回来吃饭的时候,我就给他上跟他工资相符的饭菜。”
当丈夫像往常一样,大模大样地坐下来吃饭时,他说:
----我的小佩特拉,今天给你亲爱的老公吃什么好的呀?
老婆端出一条小炸鱼和半个西红柿给他,丈夫勃然大怒,抡起拳头砸在桌子上,吼叫:
----佩特拉!你认为这就是应该给一个绿帽子吃的饭菜吗?(C.J.塞拉《绿帽子名册》巴塞罗那版,第39页)
这种情况下,一个男人出卖自己的男性尊严为了换口饭吃。“金钱厚颜无耻,……让跛子奔跑”……“让绿帽子缄口”我们可以给天才的伊塔祭司的著名诗作添上这么一句。某个老公把物质享受置于男性法典之上并非不可能。而对德奥多西奥,基督教和文明的法典是劝阻他这种“野蛮”行为的。相反,男性法典看来是赞同这种犯罪行为,至少把它作为一种对违规行为的补偿。而准许老婆平安无事地违反这个男性法典的人将受到社会的双重斥责和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