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人，一个人，是一个尤为部落的和部落化的造物。个人的部落化是一种既古老又现代的，既原始又文明的，既左派又右派的，既上层又下层的现象。

        政治生活，通常被称为“政治”的一切是一种尤为部落化的现象，它远未消亡，随着所谓文明的发展在体量上，在形式的多样性上和在差异的复杂性上都在增长。我们称之为政治生活的总体――除了其他成分外――经常被分解成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

        今天，在 1977 年，――如同公元前 1977 年一样――不存在一个适用于全人类的共同法典，而是存在着程度更加复杂和精细的，众多的和各不相同的部落性法规。每个部落，有其自己的法律。每个部落，有其自己的政府。每个部落，有其自己的司法。

       是部落在决定谁――并且怎样――是一个人；谁出生；谁――并且如何――结婚；谁死亡；哪类约定有效；谁值得活下去；可以和应该把谁绞死，推上断头台，绑在电椅上电死。是部落在决定一个男人可以同一个女人还是好几个女人结婚；一个人是否可以离婚。是部落在决定是否可以销售电子阴茎，充气小姐；部落在决定女人的裙子可以短到什么程度，领口可以开多大。从最严肃的事情到最无关紧要的细微末节，今天一个男人，一个公民的全部生活都是由一批非世界性的，而是部落性的正式法律来规范的。

       行政权的状况与此相同。每个部落决定如何，在哪儿，多少，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可以强制要求公民在这里居住，在那里工作，去接受这种形式的政府，去承受那种方式的惩罚。即一个个人出生在这个或那个部落，意味着除了别的东西外，他必须受这样或那样的法律的约束和支配；必须受拥有这种或那种权力的这样或那样的行政人员的领导或虐待；必须接受这些或那些法官们，这类或那类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或是滥用法律。

       我们的目的不是在这里对各种行政，司法，立法权的全部各异的形式和部落变体作出一个重新陈述和全盘否定的分析。我们仅仅想知悉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今天是如何比以往更加受到部落人的领导和统治。政治不是一种海内皆同的现象，也不是个人的，更不是“阶级”的，而是部落性的现象。这是一个如此基本的而又鲜为人知的事实。

       我们来从“国民身份证”开始，而让我们吃惊的正是它的部落性本质。也许会有那么一种世界性的身份证，上面认同我们是地球的公民。而事实上，是每个“共产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的部落在向她的每个公民颁发身份证，以此来把他们用一种最正式和最有力的手段进行部落化。我们文明中使用的文字证件就如同原始部落的纹身一样确凿无误和正式认可。今天，我们被“身份证”标记着，区分着和部落化着，就如同一个原始部落用一种固定的纹身来部落化她的成员一样。

        正式部落化的方式已经改变，但其实质或事实没有变。今日的正式部落化是如此之彻底，以至于任何一个个人，如果他的部落不承认他的话，他就不会被认作为人，他就不存在。只有部落他看好了，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才是人。

       一个人以出生和被一个部落承认为其一员的事实，而获得被极妙地称之为“国籍”――部落属性――的东西时，在其后的岁月中他作为一个人被正式的部落化了。这个个人――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随后，当受到审判时，会变更他的部落属性――在有些民主不仅是人民的，还是普遍的（三架马车的共和国）的部落里，至少在实践中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他还要继续生活，甚至如果他还愿意要死去的话，全部非部落化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部落不愿意，一个个人还死不了。我要说的是，如果部落没有正式承认一个人的死亡，即使他已经去天堂过美好生活了也没有用，至少对那些亲戚们，继承人们和其它那些在他坟墓的阴影里准备吞噬他的腐肉的鸟类们是有此效果的。

       如果摇篮和坟墓需要部落的正式印鉴才能生效或存在，在两界之间――每个人的生活――就要沿着部落的，部落属性的轨道来运行。一个婴儿，刚出生就要在部落的水中受洗礼并且被认作是爱尔兰人，日本人，中国人或美国佬，还要经过一个受教育或上学读书的过程，其中对他继续以成千上万种方式进行部落化。

       学校和大学的课程教育，其强度或大或小，或是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今天都是一个部落化的真正过程。在所有的部落里――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都对儿童提供部落自豪感的营养，向他们介绍人类是一个由各部落组成的群体，其中一个部落――即他所属的――以其优越性而高居于其他部落之上。历史就是这样印证的。

        部落胜利，殖民帝国，她那无与伦比的可爱富饶的土地，她那举世无双勇敢的人们，和所有可以列举的一切就是这样印证的。那些回忆起来不是很令人惬意的史实将被尘封压在地毯下面，而那些战斗的失败则归咎于运气不好或是外国人的凶残。在学校里让儿童们崇拜国旗――部落崇拜的仪式――，在一些国家里天天这样做，另一些国家里是在一些最庄严的场合。

        另一方面，今天根据他在什么部落里出生，如果这种或那种思想或宗教在该部落里是正式的，就要以此对他进行谆谆教导。在一个阿拉伯部落里，就要对他按照部落的解释进行可兰经理论的教导；在南非，就企图用白人种族优越的理念来塑造儿童的大脑；而在俄国，则企图从儿童的大脑中“清洗”任何一种宗教思想并且尤其是企图用下列东西占满他们大脑和小脑的回沟：为什么没有任何思想比共产主义的真理和祝福更是真理，――小心！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举例来说，而非中国式， 那是假的――，也没有比当值的共产党部落首长更正确的预言家。

        教育不是由一个世界性的非部落化的委员会来规划的。教育也不是由个人或他的家庭所选择的。教育和学校及大学的授课是由各自部落采取不同的和相左的方法来规划的，故而儿童们首先立正相信自己的部落，而非首先相信全人类。

       每个部落决定什么应该教授给每个儿童，什么应该向他们揭示，什么应该向他们隐瞒 ――在这里，开始运作新闻检查――，主动也好被动也好，什么应该尽最大限度来坚持学习。谁可以上学，上哪个学校，谁可以上大学，上哪所大学，也取决于它所属的部落。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官方企图废除富有阶级的特权，即送他们的孩子上穷人掏不起腰包的地方念书。在非共产党国家，但却是社会党的国家里，也企图同样去做，结果或好或坏。在几乎所有的现代部落里从官方都关心资助那些看来有天分完成学术任务的儿童。

       对谁进行教育，教什么，在什么条件下教，在哪里教，什么时候教和教多少，各自部落来决定这些。这个部落可能愿意将义务教育进行到 14 岁；那个部落可以要求某种学业文凭来作为在那继续生存的条件。教育和课业教授今天是部落的产权和垄断。

        一个部落可以要求男人们，在某种情况下包括妇女，来为部落的军队服两或三年甚至更多年的兵役。一个人要拿起枪，什么时候和怎样来做，取决于所属的部落。

        在大不列颠，没有；在以色列，男子和女人必须要服一个很长的和持续不断的兵役；在中国，工人们交替地使用着榔头和步枪（在一些工厂，一天中有几个小时用于战争和游击战的军事训练）。

       一个人所遇到的政府的类型取决于他所在的部落并因而有所变化。今天在一些部落里对某些重大的决定通过普选或民众公决来征询公民的意见。在大不列颠，图腾是世袭的，但是要通过投票来选举执政党，该党的领袖将成为首相。

        在大不列颠，就国家继续从属于欧洲共同市场是否合适一事向人民征求意见。投票之后，那些曾狂呼大喊的人们――英国人也长着声带的，并象其他人种一样用来尖声怪叫和狂呼大喊，尽管他们自己不相信，而外边人不知道――接受大多数人的裁决，事情就此结束。

        在这种意义上大约有征询人民意见并考虑大多数人裁决的部落；有征询人民意见而与之相悖的部落；有什么意见都不向人民征询的部落。在一些部落里允许多各种政党的存在；在另一些部落里把这种多党制视为“资产阶级伪装”；或把它当作混乱，动乱和目无法纪的根源，或把它当作包容了某种部落特性的体制，这体制对另一些部落来讲是一双不合脚的鞋。

        每个部落有他自己的政府形式。所有部落一致同意――就如在赫尔辛基部落间协议 1975 年 7 月再一次签署的那样――每个部落自己来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并且任何一个部落都不应该在这个领域里企图进行干预。所有的部落对这件事都再三强调，因为每个部落，尤其是当时的超级部落（今日或昨天的），知道如何力图到其他部落的自选政府中去在一切可能的事情当中进行干预，行事或张扬或谨慎，成效或大或小。

        有一些部落，不准许反对派并且对异教徒和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判徒刑和判死刑。在大不列颠，不仅容许政治上的反对派，并且非常完善地对他们从宪法上有所规定，通过法律保障并受到鼓励。索尔仁尼琴，由于敢于公开批评俄国执政者，被他们以反祖国和反共分子的名义驱逐出境。在英国，索尔仁尼琴可以成为一个反对党的头头。

       有些部落里宗教裁判所依然大行其道。宗教裁判所一词意味着一种野蛮的，残忍的和堕落的体制，人类已经像噩梦一样把它摆脱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宗教裁判所定义为“致力于用最凶暴，残忍和血腥的手段来迫害和消灭那些与严厉的和不可理喻的官方正统思想持不同政见者的机构”，而这一家之言又是由一位永远正确的人来注解的话，我们只要睁开眼睛看一看就会发现，在一些部落里，这种现象今天像昨天一样继续大行其道，并且依旧“花团锦簇”。

       赫鲁晓夫本人指责斯大林像一个野蛮的宗教裁判所的判官一样把所有他认为是反对他那斯大林思想一贯正确的伟大理论家的人的头都砍下来。宗教裁判所今天在俄国依旧盛行――尽管使用的手段已不是那么残忍――并继续将那些公开批评执政者和当前的苏联部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的人们关进监狱或是宣称他们是神经病人。就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意义来说，在大不列颠已经不存在宗教裁判所了，因为对他们已经不再殴打，而是付薪水。

      尽管如此，在中爱尔兰，那也是大不列颠的国土上――爱尔兰人不愿意听这些――那里依旧有某种宗教裁判所在运行，不经审判就将英国人认为是恐怖分子的爱尔兰人关进一种集中营，而这些恐怖分子，被他们――爱尔兰人――当作英雄，是解救他们认为是被不列颠人强占和抢走的的那块土地的解放者。宗教裁判所是一个部落机构，在这个部落有，在那个部落就没有；或者是在这个部落带有这种特点和变化而在另一个部落就会有另外一些特点和变化。

       今天比过去更有甚者的是，一个人的生活受到他所从属的部落属性的规范和引导，保护或这样那样的迫害，这些不是根据他的真真实实的愿望――尽管他这样认为和宣称。

     在某个部落允许离婚，同性恋，堕胎，而在另一个却不允许。在一些，今天称之为“放纵的”部落里充斥着黄色的狂欢活动，脱衣舞，各种各样的色情娱乐。面对这些“放纵的”部落， 一些国家对于色情问题建立了一套严厉的和详尽的审查措施。

      两个学生在公开场合亲吻可以成为他们被逐出校园的理由。一夫一妻制下的人们想要在色情文学中滋补一下，想要在色情影院中，在夜总会，在脱衣舞厅中那种自然的和反自然的性欲的全色调的场面享一下眼福；那些想花点钱拨打“生活之女”――以及诸如此类的绰号――电话来愉悦享受一下的人；那些寻找这类色情消遣的人们在法兰克福，东京或巴黎这些城市里都能找到充足饲料，但是在一些城市却不行。

      在一些部落里实行着“资产阶级的纵欲” 而在另一些部落是“革命的贞洁”（在此重申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评判宗教裁判所的价值，他的用处或危害性如何如何， 也不是要评判多党制，更不是要评判革命的贞洁论）。我们仅仅想让人们意识到政治――官方对个人生活的规范――，是一种部落现象，因而一个人你具有这个部落的部落属性你就可以离婚，而如果是另一个部落的部落属性就离不了；或者说，你可以投票选举一个在这个而非另一个部落里来执政的政党。

       每一个人他是四面八方都部落化的，尽管他并不意识这种状态，或至少他对这种以他为目标的部落化全部的广度和深度并不意识。

        每个部落，有她自己的政治。一个人可能在这个部落感到得到一种有教养的，热情的，服务周到的警察的保护而相反在另一个部落却成了各种各样的滥用职权和大发淫威的对象。在大不列颠，不止一个外国人惊奇地发现和赞扬一些有教养的，热情的，服务周到的警察，他们在通常的情况下连手枪也不佩带。

       相反在大不列颠的爱尔兰地区，城市的街道上却遍布着头戴钢盔，手持步枪的士兵，在离市中心最近和挤满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大道上穿行时汽车总是要遇到坦克。

      政治在本质上和程度上从这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就产生变化的一个分支是信息。

        现代部落可以拥有强大的机制使之具有更大的力量，更巩固和坚不可摧。由于使现代国家得以存在和运转的相同的机制和自然法则，一个“原始”部落可以存在和运转。但是原始部落缺乏某些现代的技术手段，诸如通信的手段：报纸杂志，电台，电视。

      对报章杂志的一个全面注解使我们发现了它的部落本质和特点。一份报纸或一本杂志，它的名称本身就可以揭示出它是属于哪个部落的：纳瓦拉日报（ Diario de Navara, ） , 加里西亚之声 (La Voz de Galicia) ，牛津时报 (Oxford Times)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

        在另外的情况下，报名具有世界性的外表，例如：泰晤士报（ The Times ），国家报（ El Pais ），世界报（ Le Munde ） 。这种表面上的普遍色彩是一个隐藏着极其独特部落性的假面具。 Le Munde ――世界报――事实上，那不是德国的更不是乌干达的，而只是法国所看的－所感觉的－所认为的世界。

        此外更有意义的是一个这类的过分的和不正确的报名：再一次揭示了一种将世界和自己的部落搅合到一起的部落直觉倾向，或是，至少直觉地感到真正的世界，世界上最好的，第一世界就是我的国家――在这里，就是法国――。国家报以类似的方式揭示了一种下意识的倾向即感觉国家――如此出众的――是我们的。（同样的方式讲母亲的时候，说的是我的母亲；讲国王， 指的是我们的国王，等等）。

       如果一个人观察，比较和审视不同报纸或杂志的内容，就会在每页每张上继续发现新的部落性的成分。 Le Monde 在头版以大字标题突出刊登有关法国的（政治的，文化的，体育的及其它的）事情和／或流言蜚语，而这些可能仅仅出现在伦敦的 Times 内页上的小方框里，并且也许 Pravda 报连提都不提此事（ Pravda 要表达的是真理的意思，但是很自然它所解析的是从（－苏联的，要理解明白，而不是阿尔巴尼亚的或中国的－）人民利益出发。

       被这个国家的这张报纸赞誉为人类所取得的新的征服的同一件事情，另一个国家的另一家报纸会把它谴责和诋毁为对人类的严重犯罪。每个国家每天上的伦理课，不是一个全人类一致的伦理，――尽管每张报纸善意地以为是那样――，而是一个有益于其本国的伦理。

        因而中国的报纸以经常给苏联人上高深的当代伦理课而见长；苏联人的报界一有可能就给全体人类，尤其是给美国人和中国人开设伦理讲坛。美国的新闻界让苏联人记着他们侵犯人权，苏联的报刊请美国人记着他们的种族，殖民地和劳工问题；正是这样，每个国家的新闻界在给别的国家提出总体的高深伦理建议时，总是不吝赐教的。

        的确如此，某一个政党――政府可以控制该国的新闻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删掉一些大众所关心的信息，以一种寡廉鲜耻的手法歪曲事实和用一些他们所愿意的最单调和烦人的废话来教训那些备受折磨的读者。而另一些党派――政府允许一定程度的批评，但是不包括对国家的那些高层人士。

         在这里官方对这家或那家报刊的新闻检查，我们不感兴趣。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部落人自然的和下意识的新闻检查。编写 Pravda 的人是苏联人并且是写给苏联人看，与此同时，那些编写 Le Munde 的人是法国人并且是写给法国人看的。这就无论其愿意与否，是由作者和读者们对他的国家或其他国家所怀有的不同热忱和兴致在背后所强加的导向和检查。

      在西班牙阅读《国家报》，《ＡＢＣ报》或任何一份其它西班牙报纸的普通读者，在对这些东西的状态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每天一读报就对自己进行着部落化，就如同每天吃西班牙饭菜或收听这个国家的频道而进行部落化一样。

       新闻是部落化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机制。由此而来，为巴斯克地区，加里西亚，安达露西亚或加泰罗尼亚投放新的出版物――报纸和杂志―― 的本能兴趣就是要增大上述区域的部落性的系数。 当一个国家原来受到强制和压迫的部落情感重新自然地沸腾起来时，出版物就将如同雨后春笋，这即是这种情感状态的原因和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这张报纸倾向于发泄出一种揭示过去受压抑的部落自我赞誉式的颂歌。可以将一个地方的当地人拆散，但是企图压制或禁绝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热爱 - 激情却是徒劳的和适得其反的。

       移民或流亡者，当他们身据国外的时候，谁要是留给他们一份故土的报纸和杂志，即使是早已没有任何时效性了他们也是非常珍惜。如果他的资财允许的话，他会预定故土的某种报纸或杂志，在这时候他会意识到他出生之国的报纸同侨居之国的报纸的内容和焦点是如此的不同。移民或流亡者，当收到或买到一份他们国家的报纸或杂志，他感到一种部落激动，这是每当接触到从“他的故土”带来了任何一种东西就能引起的一种情感。

       报纸有助于对读者的思想以及他们的情感进行部落化。一个西班牙人，习惯于早上把一杯加奶咖啡和部落消息作为早餐，而一到乌干达，莫斯科或檀香山，就觉得“缺点”什么通常有的东西并且满怀幻想的要在某个报亭找到一本已经发黄的，早已过时的杂志，那里会告诉他斗牛身上发生了什么。任何一个跟踪自己部落报纸的本地人，当处在“外国人的国土”上时，失去了这个精神上的，伦理上的，每日的食粮后，都会有此同感。

        一个身处美洲，亚洲或非洲的欧洲人，当阅读这些大陆的当地报刊时，会发现欧洲的事件，兴趣或变化在当地的版面上或标题上几乎没有反响。当每天看报纸的时候，这个欧洲人头脑里输入信息把欧洲作为世界兴趣的中心，而在欧洲他的国家是兴趣的中心。现在他发现对他的国家连提都不提，整个欧洲缩减成内页的几个专栏或几行字。在这个时候他感到是个欧洲人和在这个时候欧洲是他心疼，他的欧洲沦为殖民地和支离破碎。

        如果欧洲人想把他们欧洲的碎片重新联合起来甚至从超级大国的经济－军事的，等等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可以从创建一家欧洲报刊开始。这家报纸，其目的就是拯救欧洲并且容许她独立行事无需像现在这样每走一步都要向他们的主子请示。

        在 Times,Le Monde, La Stampa 和 Die Wel t 开始每月出版一些题为欧洲的插页，由这四家报纸的记者来撰写稿件。就如共同市场一样，这是 一项值得称赞的良好意图，但是，也仅仅不过如此而已。

       我在这里，作为人类学的研究者，不承担向欧洲人或是非洲人提忠告的义务。但是我本可以发现报刊的部落本质和作用，科学地向欧洲人证实，如果想摆脱殖民化并将欧洲团结起来的话，就应该严肃地想想创建一份美国报刊那种风格的欧洲报刊。

       欧洲报刊自然的没有反对西班牙报刊的道理，就如同一份纳瓦拉报刊没有反对西班牙报刊的道理一样。在各种范围上发现种族分离的原则是必不可少的，以此避免陷入到每日报刊上所充斥的天真和荒诞的信口雌黄。一份安达露西亚的出版物对安达露西亚地区发生的事情优先而不是对加泰罗尼亚地区或加里西亚地区发生的事情优先，这是合情合理的。相反一份加里西亚的，卡斯蒂亚的或安达露西亚的出版物相互对立并反对西班牙报纸，才是不合逻辑的 ( 请仔细注意，我讲的是不合逻辑，而不是说不可理解，更不是可该责难的 ) 。

       面对牛类世界，如果斗牛和奶牛是编辑和读者的话，报刊上突出的就是牛类，那么合乎逻辑的是驴子们――假如有驴子的报纸的话――在标题上和首页上突出驴类。相反驴类报纸开始攻击哺乳类或四足类动物的世界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样不幸的是“它们自己往自己眼里揉沙子”。驴子不是一头斗牛，在这种意义上有区别和对立，但是驴子是被包含在哺乳类之内的，无论它们是否喜欢，它们是和斗牛以及猪类同属一类；因而不应有对立而是应该合成整体。

       报纸，今天，尽管有其不可避免的部落特点，但它对让读者放眼世界，对人文环境，对成为地球居民的认知上是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每当这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里的识字的――今天上百万人的这种能力仍然在蒙昧状态下――的居民在进早餐的时候，就知道了发生在各个当代部落圈子内的人和最重大的事件。

        肯尼迪或费萨尔国王遇刺――布鲁托的嗜好远未消失――后几小时，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就知道和开始评论这件事了。用他那无法预见的“离开”，阿明（乌干达前总统－译者注）使英国，俄国或美国陷入尴尬之地，而几小时后，我们星球上的任何一处聊天室就在评论这出部落间的新剧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所以，通讯手段的迅捷今天有助于使上百万的读者把整个地球视为一个巨大的剧场和一场宏大的奥林匹克比赛，在那里，各个部落表演着和竞赛着，沿着永远难以预见的和满怀兴致期待的悲喜剧的轨道发展着剧情和比赛。早间的报纸注意美国新的“冲突”，俄国最近的“牌局”，以色列新的“什么”。读者兴致勃勃地跟踪着部落间每日的竞赛游戏，其中你的国家可能与其说是旁观者不如说是参赛的选手，甚或是强国游戏的对象（而非主体）。

         无论是什么情况下，报纸今天容许读者知悉在世界范围内部落之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尽管经过了你部落的仔细筛选，介绍给你的还是一个世界的全貌。

        如果有一天人类拥有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真诚民主的政府（而非所谓的联合国的良好愿望，在那里超级大国否决非强国投票表决的结果。强势部落的否决权统治者弱国的投票权）和有一份从人类的角度来编写的报纸，那么就在全人类大家庭相互了解，沟通和发展上走出了严肃的一步。对人类自己实行非殖民化和进行解救的这一真诚愿望越来越强。

       一份从人类角度来编辑的报纸将是一个重要的机制，它明显有益于塑造一个首先具有人性的，其次才是欧洲的，西班牙的，安达露西亚的，塞维利亚的，雷布里哈诺的人。这一天，这个雷布里哈诺的人可能会读一份雷布里哈诺区的日报，一份塞维利亚市的日报，一份安达露西亚自治区的日报，一份西班牙的日报，一份欧洲的报纸，而且此外还有一份人类大家庭的日报。

        在这里，我再次讲 , 不想提出任何伦理的或乌托邦式的劝说。简简单单地就是揭示报纸作为部落统一 - 对立这一最重要的领域里一种机制的本质和作用。报纸，同众多的其他人类现象一样，是部落性的原因和效果，并且，间接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人类的原因和效果（人类一词在此理解为小写，作为“那些倾向于将所有的部落都统一及合并到一个社会的独特的能量，面对其它动物种类，这个社会要扩展到所有的人――全人类，大写――”）。

        在耶稣基督出生的好几个世纪之前，一些国家和个人就已经拥有作为传播思想，流言，错误和谎话工具的文字和语言。相反，人类和各个国家直到本世纪才拥有像电台和电视台这样革命化的发明。这些新的技术手段沿着 和Ｂ．Ｂ．Ｃ（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一样或相似的部落轨迹来发展，即在他的第一个字母就自我表明是一个部落性的电台电视台频道。不是单纯的 B.C.,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而是 British B ． C ． O ． R ． T ． F ．就如同申明是一个部落的某种东西而非其他部落的一样。Ｒ．Ｔ．Ｖ．Ｅ．带有西班牙的Ｅ．依此类推都是这样。

        没有一家电视台不是部落化的，和不是作为部落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的。（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新的例证，来验证我们有关部落性的一个论点：“部落性基本上始终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她掌握了崭新的，现代的手段而使她更加得到巩固”。）纳瓦拉之声 （ La Voz de Navarra ） 对纳瓦拉的发生的事和对吉布斯科阿，或是塞维利亚发生的事情不会采取同样的兴趣，注意和关注。

        法兰西英特报（ France Inter ） 不会拿出相同的版面也不会给相同的待遇来象报道法国的事情那样来报道发生在德国的，或是巴拿马的事情。每天经常收听法兰西英特的法国人，不经意之中就更加地被部落化了，而更是如此的就是，当他讲法语，用法郎付款，参加法国人的罢工，吃 camembert 奶酪，喝 Pernod 酒 , 听吉尔伯特 . 贝考特或是吉斯卡尔 . 德斯坦讲话 …… 一个现代国家，尤其在国家一级上，比如法国，她所拥有的部落化的各种机制是无法想象的，而美国，或苏联就更有甚者了。

        电台，作为部落化的一种机制，有它独有的特殊的手段和独有的能量，在许多方面都是报纸所无法比拟的。报纸将上百万的文盲拒之门外；它要人们周期性地掏出比亚斯特拉斯，卢布和部落所流通的其它货币；需要光线照明和几乎是专一的投入来阅读。相反一个文盲可以收听广播，一边驾车一边听，无需光线，也不需要塞进几个先令来让装在他车上的收音机运转发声。

         电台以众多的方式来对个人实行着部落化。他们有本国语言来播报新闻，用国家的播音员，编辑和评论员，内容和形式纯粹是部落性的。观察和比较西班牙国家电台的一个新闻时段――同一日期和时间――把它同Ｂ．Ｂ．Ｃ．的，同乌干达国家电台或人民中国的加以比较，就可以确定我所肯定的内容。

        电台作为部落化机制其最基本的成分也许就是音乐。一个欧洲人收听到一个埃及电台并听到一段阿拉伯音乐，他会认为那是单调和烦人的。电台当持续不断地在印度，播放印度音乐，在欧洲播放欧洲（此外还有意大利的，西班牙的，法国的，加里西亚的，等等）音乐时，他是在为对每个人进行部落化在做贡献，这些音乐过去在一个“原始的”世界里或在发明这个物件之前，只能在有数的场合下（宗教的，丧葬的或节庆的仪典）上才能听到。

        每家电台数年间都要保留一些开始曲。这些开始曲被这个国家的一个个人无数次地收听后就会深深地印刻在这个个人的心坎上并产生积极效果。正因为此，一个西班牙人在外待了多年后，作了如下承认：“多少年之后，一听到祖国的这段短曲，我就激动不已。”这就是部落激情，在这种场合下那是由自己国家电台的一段开始曲所滋养的。

        电视台，除了播放音乐和新闻之外，还传播形象。它瞄准了人的两个接收器官，并使一些有血有肉的先生们出现在这个玻璃晶体的器具上，电视机获得了神秘匣子的特点。人们――很理智地――知道有一个――技术的――机关，但是看来――非常激动地――收看到勃列日涅夫，卡特，巴勃罗六世和迪克．麦迪纳“真真地就在那里”。

        与报纸和与电台一样，电视台植根在一个国家，同时植根在一个国家的电视观众之中。电视，一个吸引大众――这里不含本词通常所有的贬义――和变成如此家常的东西就像厨房物品一样，它突出地和从一些新的可能性方面使电视观众更加植根于他的国家的昨天和今天。

         在荧屏上首先出现的是国家（自己国家的）的主角：胡安．卡洛斯一世，卡密罗．塞斯托，塞韦罗．奥丘亚，菲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德．拉．弗安特，罗拉．福罗莱斯，卡密罗．赛拉，或是安德雷奥地，阿尔多．莫罗，恩里克．贝林格，菲德里克．费里尼，马西莫．拉涅里或是相反，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弗兰索伊思．密特朗，乔治．布拉森斯 …… （均为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70 年代末的各界名人 — 译者注）。

        每个国家的每座电视台日复一日地将这个国家政治，体育，宗教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小人物”，“明星”或“大牌明星”塞进各个家庭。国家每天进入到每个最遥远或孤立的家庭。福费托，堂．西古塔，苏亚雷斯和伊萨贝尔．特奈里成为西班牙化的强大机制。

        当一个加里西亚人，一个安达露西亚人，一个卡斯蒂亚人，盖塔利亚的一个巴斯克人或是塔拉萨的一个加泰罗尼亚人用比塞塔收款和支付时，这些货币日复一日地，月复一月地，年复一年地正在对他们进行西班牙化，正如卢布每天每日地对所有使用这些货币的人进行俄罗斯化，或里拉对一个拿波里人，对一个热那亚人或对一个威尼斯人进行意大利化。

       当电视台每天报道着那个具体国家的人物，事件，重点文物，传言或所有有关的一切时，它正在从这个水平上以一种天真的电视观众毫不知晓的权力进行部落化的行动。Ｂ．Ｂ．Ｃ．进行不列颠化，Ｏ．Ｒ．Ｔ．Ｆ．进行法兰西化，Ｒ．Ａ．Ｉ．进行意大利化，并且我们星球上的各个电视台都是如此。

        一个吉普斯夸人，塞维利亚人或是阿维拉人每当用西班牙语讲话，祈祷和发誓；每当吃西班牙饭；每当用西班牙钱支付；每当用西班牙语做怪样；每当用西班牙语肯定，坚持和发誓说他不是西班牙人时；每当用西班牙语进行思维时 …… 和每当他打开“电视”时，塌就正在进行西班牙化。

        对一个布列塔尼人，一个马赛人或一个巴黎人来讲同样如此，当他每日在街上，在语言上，在货币上 …… 和在Ｏ．Ｒ．Ｔ．Ｆ．上得到法语的服务时。电视台对一个个人从他的幼年就让它植根在一个确定的国家里。那些孩子们，也许对上学老大的不愿意，甚至不逼迫他，他就不去上学校，可是却如苍蝇逐蜜般地对电视着迷。没有必要强迫他们去看“电视”节目，而是也许要争吵着将他们从这即让他们又使成年人儿童一样地着迷的物件前“拔走”。

        在电视时代之前，一个儿童和他本国的另一个儿童很少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今天，利物浦的一个孩子和本桑斯的另一个孩子拥有不列颠统一的一个新成分：Ｂ．Ｂ．Ｃ．每天播出的儿童节目，小丑，虚构故事的小主角，主持人。

        一个塞维利亚的孩子，一个圣塞巴斯提安的孩子，一个加塞雷斯的孩子看着福费托，卡比，米利奇的表演，欣赏着和参与着“大汽车”，“一个球，两个球，三个球”，等等的节目，他们同时就被西班牙化。

       在电视时代之前，一个农民，一个市民，兴许永远看不到他们国家的“大人物”，也不会上剧院，更不会去一个节庆礼堂。今天，任何一个农民，无论是阿斯图里亚斯的或是科尔多瓦的，看到了苏亚雷斯（西班牙当时的首相――译者注），参与到“一，二，三”的节目中去，看着布埃罗．巴耶霍介绍他随后要演出的节目，参与到例如伊尼格主持的欢庆表演中去，并感到就在弗罗里达公园（西班牙国家电视台的一处的演播现场－译者注）嘉宾身边，那些人是国家的“名人”，等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