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内战与分裂（二十八）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其实，在此之前，也就是武汉“720事件”之后，毛泽东就按董必武的说法，通过杨成武等人说“四个伟大讨嫌”“一个导师”就行了。当时，他的意思是借此敲打林彪，警告这位“副统帅”手别伸得太长，借机培植自己的军内实力，同时也收买一下对林不满的老干部们，并非表现的以示谦虚。问題在这话让老进士讲在头里，毛当然不高兴（毛文革讲过一句话：真理早讲一天，就变成了缪论。可以佐证毛的心情）。更何况，董还是和朱德在一块，这一老总一老进士，搞到一块可非儿戏。
毛知道垂垂老矣的前清进士，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但忌惮他巨大“软实力”，尤其在解决刘少奇问題，他这个老法学家，如果坚持“依法治国”，岂不难堪。（曾经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向刘少奇、邓小平要求“说话权力”的毛泽东，并非不知道，打倒国家元首是违宪的，但他也知道，群众和党内大多数人，因为习惯了万岁传统，根本不知宪法在今天有什么用处）。而这位老进士，向来不喜欢揣摩人心，看人脸子，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来个死怕什么，还真不好收场。（平心而论，毛对董还是心悦诚服，比较尊重的），凡此种种，毛对董都不可不防。
毛深谙打蛇七寸之道，知董晚年得子，爱之深切，便拿董最疼爱的小儿子“开涮玩”。老三箽良翮年轻气盛，犯了江青之忌。1967年初，已被抓了一次（其实是“中央通知”董必武让他儿子去“自首”的），这次还有个“联动”罪名可说。4月随联动一起释放后，1968年3 月，良翮与家人在广州已联系好，准备参军了，在回京列车上又一次被抓。这次更玄乎，是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向董必武转达的“中央要逮捕董良翮归案”，一关又是小半年。1968年10月又放出来，居然连什么罪名也不知道。
据菫良翚回忆说：弟弟从监狱里疲惫地回来了。我把他从门口接进来，妈妈在过厅见到他。弟弟对妈妈的激动和我的欣喜显出意外的冷淡，他把东西放在过厅角落，就匆匆忙忙地踏进爸爸的办公室，站在爸爸的躺椅前叫了声“爸爸”，便什么也说不出来了。爸爸放下手头的文件，意外地瞪大眼上下端详着他。过了好大一会，爸爸才指着对面的沙发，含着一丝苦涩的微笑说：“回来了？！坐吧。”弟弟不做声，走到沙发那里坐下来。爸爸站起来，在屋里慢慢地走了个来回。后来爸爸站在弟弟的面前，严峻地问：“究竟为什么抓你呢？”弟弟倏地站起来，惊愕地直视着爸爸：“怎么，你不知道？！”爸爸显然奇怪弟弟的反问，说：“我怎么会知道？”弟弟感到不可名状的委屈，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他像小时那样，用手掌在嘴角抹了一下，抽噎着说：“我一直在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直到放我时，他们才说：‘回去问你的爸爸。’我还以为你知道，结果你也不知道！”爸爸无言地望着眼前的小儿子久久说不出话来。他双手叉在后腰上，然后慢慢转过身，仰起头，看着南窗外黑色的夜空。夜啊，真黑！
弟弟为什么突然被捕呢？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一天，我推开爸爸办公室的门，看见我亲爱的爸爸在沙发里仰卧着，双手搁在扶手上。这种不拿书的情况是少见的。爸爸见了我，便长长地舒了口气，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看了这段朴实的没有任何修饰的文字，你又会有何感想？用最无法的手段，对待党内最权威的法学家，这不分明是猫逗老鼠玩的把戏吗？我想，恐怕世界上沒有一个国家会以中央名义去抓一个还沒工作的学生，这种怪事，也就是文革中才可能发生。历经苍桑的老进士，明白毛的意思，那句“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中包含了多少委屈与愤懑呀！
其实，文革中这类“质子”的事例还很多，比如叶剑英“大闹怀仁堂”以后，毛不想整倒他（因为他是十个元帅，唯一沒带过兵的“文元帅”，形不成军内山头）借叶向真一事，把他的儿子、女婿都抓起来了。
有资料证明，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之前，主要攻击目标一直是刘少奇，他利用上海问题，因势力导把原先中央通过的“斗、批、改”升级为“全面夺权”，曾打算借“夺权”彻底清除刘少奇势力（张春桥所谓“改朝换代”是也。其中也包括周恩来势力），再造一个“新中国”（亦即当时青年人常叫喊的“红彤彤的新世界”）。但运动并没按照他们意志顺利进行，北京学生运动的分裂，及老家伙们的公然反抗，已够他烦了，外省的武斗升级，其战斗等级并不逊于民国初，各地军阀之间的内战。烦人的是对阵双方都拿着他的小红书，唸着他的“语录”，喊着他万岁，都自称在“誓死捍卫”他的“革命路线”。这种一个毛泽东打另一个毛泽民的情景，不能不让老人家在感动之余感到困惑，尤其在武汉时，他从军人的愤恕中，看到了一个山头正在借力崛起：与他一起密谋策划了这场“大革命”的林彪，在借力使力，打着他的旗号，在军中培植着他个人的“山头”。（有资料佐证，林确实企图借武汉“720事件”，消除红四方面军在湖北势力。但说他插手并挑动了这次事变，则缺乏有力证据。当时流传的林调东海舰队，驶人长江“勤王”，有实无据。因文革初，毛已明确，林这个副统帅，无个人调兵权，若无毛签署命令，林连一个排的兵权都沒有，更何况调东海舰队了。合乎逻辑的推论，应是毛与周合署的命令）。以军队起家，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毛，怎能不防林“尾大不掉”？所以，他在借“四个伟大”敲打林的同时，意味深长地说到了，要防范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并在周恩来请求他改变政策未果，提出请辞总理职务以后，调整了“改朝换代”的政策，开始有选择地“团结”老干部，暂时缓和了军队和党内的过度紧张气氛。
这一政策改变的信号是，被人称为“小爬虫”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抛出当了替罪羊。
而促成毛这一改变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又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在被逼到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死相谏的。
1967年初，由于毛泽东说了句：他去给周陪斗。中央文革周恩来问题上，态度有所收歛。1967年4月的一次红卫兵代表大会还发出特别通令：“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
但由于毛并沒从根本上改变他“改朝换代”的政策，针对周的攻击并没停止。尤其在1967年春天反击“二月逆流”以后，周被视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保护人和总后台。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公开反对周恩来。
3月31日，北京钢铁学院因“炮轰周恩来”受到批判的学生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轰周恩来”的立场，并表示他没有错，要“三个月后再见”。
5月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矛头直指周恩来。在此前后，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贴出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5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
6月2日，张建旗将他3月31日写的《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
对“五·一六兵团”反周行为，许多红卫兵组织表示愤怒。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被另一批新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还发表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张建旗等在6月4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摆出一付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到地下活动。并于 6月14日，与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刘令凯等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五·一六兵团”成立后，对周的攻击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 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1”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
在社会上围绕着周恩来的问題趋于升级之际，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出面表态：“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使反周浪潮受挫一时。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虽然，没有这方面的佐证文件，但我认可这种说法。毛还没解决刘邓问題，他不希望在这种时候，红卫兵因周而再次分裂，另外，毛的“斗争策略”从来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拉一派、打一派）。他深知周可不是刘少奇，在党内外均有着极其雄厚的政治实力，而国家政府这一厐大机器，还离不开这个总理。
但周恩来的日子，并没因此而好过，他不仅要睁大眼睛，防备毛泽东江青的突然袭击，还要竭尽全力保证政府职能正常工作，政治上他无能为力，但生产绝不能停滞。此外，他还必须想尽办法，避免造成太恶劣的国际影响，以维护国家形象。
1967年5月初，九龙人造花厂发生罢工。港英当局出动警察弹压，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并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受内地红卫兵造反的影响，在香港左派精心策划鼓动下，社会中下阶层很快起而响应左派号召，学内地红卫兵，挥舞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前往政府大厦示威抗议，参与各种抗争活动。有资料指证，江青和中央文革介入了此事，红卫兵过境去煽风点火，指导香港日益高涨的示威活动。在香港左派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使示威向暴力方向发展。鉴于澳门教训，港英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强而有力的镇压，流血冲突终于爆发。
5月15日，中国正式表态：在抗议军队和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的同时，还指责香港的英国当局“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姿态，这是徒劳的。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学生、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还警告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一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
但英国政府的态度强硬。在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照会后不久，英国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并逮捕了许多参加示威的人，强制实行宵禁。
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张春桥、王洪文掌拦上海革命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立即关闭驻上海领事馆，并限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离开领事馆彼得·休伊特领事在前往飞机场的途中，遭到红卫兵的粗暴对待。他们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葡属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
8月初，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年报》刊登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号召香港民众群起造港英当局及资本家的反，作香港的主人。港英当局查封三家报社；逮捕了十九名新闻记者和三家报社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员。（后据港府统计，七个月的暴动死了五十多人，伤八百多人，近五千人被捕。）
8月4日，首都新闻界集会，“支持香港人民的抗暴斗争”。关锋、戚本禹，以及“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等亲临现场助威。几天后，广州地区的红卫兵和工人纠察队摸过尖沙嘴港穗分界，缴了港英当局边防警察的枪。
8月16日，在王力支持下，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权，出任新的“外交部长”。
8月20日，姚登山的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抗议港英当局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要求香港当局在48 小时内撤消对“三报”的停刊令，释放被捕的新闻记者与报社工作人员。接着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工人体育场主持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声讨大会。22日晚，外交通牒的48小时时间到。10点30分，数千红卫兵冲进使馆，开始了打、砸、抢、烧的“革命行动”。这个史称“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骚乱，直到周恩来亲自出面下令让其撤走，才在次日清晨逐渐平息下来。然而，王力控制下的《人民日报》8月23日却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召开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行动。”
这期间发生了，外交部造反派以对话为名，围攻周恩来从半夜到第二天凌晨，至使这位年近古稀的共和国总理心脏病发作的恶性事件。但也正是这一连串的涉外事件，使周意识到，这是一个精心策划企图置他于死地的阴谋，用这种办法杀人，既不用担责任，又没有负面影响，死了还照样举行国葬。仔细卙酌后，这位“经验主义”老祖宗决心孤注一掷、绝地反击，与其这样让人用软刀子慢慢杀死，不如干脆和毛摊牌，置之死地或可而后重生。
可不要小看周恩来这“孤注一掷”，他这一赌，虽未能改变文革极左的本质，却迫使毛从原来的立场后退，改变了毛对党政军大清洗的方略。可以说是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周恩来，自运动以来打得第一场胜仗。而且是一场关键性的翻身仗，为什么这么讲呢？
内战与分裂（二十九）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1967年7、8月，是“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诡秘的两个月。
7月是武汉“720事件”。毛泽东从中真切地感到了群众分裂的原因，乃是对中央文革的不滿。也就是对他文革方略的不满，他在事发前两天，对不满他的“百万雄师”还充满仇恨（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提出：“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毛泽东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并要武装左派“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但事发后他却比较正确地认为 “看来，他们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也就是说，毛终于明白“两个毛泽东在打架”的结症所在，开始修正自己的原来政策，佐证是他不赞成把“720”打成反革命暴乱，说，要是反革命暴乱，我还能活着出来吗？
另外，就是毛开始对林彪有了戒心，疑林有自立山头的打算，林彪却浑然不知地把武汉事件，当成了他清洗军内异己的由头，公开支持了中央文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印证毛的怀疑。由兼任总政副主任关锋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红旗》发表后，造反派冲击军区、抢夺枪枝弹药、揪“小陈再道”的恶性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有些地省市，派性与军队的对立演变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
8 月则是“外交部夺权”以及“火烧英国代办处”。周恩来意识到中央文革正式向他开战了（中央文革谁当家？江青！江青代表了谁？毛泽东嘛。），夺外交部的权，明是打陈毅，实是对着他这个“国家名片”来的，用爱国为号召，制造国际事端，来羞辱激恕分管外交的老总理，想不露声地借造反群众的手置他于死地。迫使周不得不应战，并作好了“这是最后的斗争”之思想准备。
总而言之，毛与周都在现实面前，重新审视着国家、民族与个人，并调整着自己的斗争策略。
“火烧英国代办处”使周恩来站在了政治“三叉口”。正在他左右徬徨，不知该向何处去时，在接见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时代表，周恩来本意是想劝他们别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但对方却死缠烂打，无休无止。周恩来心脏隐隐作痛，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给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姚登山看看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他微闭着眼睛任凭他的战友继续不停地质问周。
周明白他们的用意了，直接了当地说：“你们是不是要跟我开辩论会？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车轮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有睡觉，我的身体不能忍受了……” （读到这里，我禁不住老泪横流！）
在吴德回忆回有这样一段记载：“外交部闹得很厉害，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权，他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代办。外交部的会我们不参加，听说周总理给他们开了一夜的会，姚登山操纵这个人讲完那个人讲，就是不散会。我听当时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告诉我，周总理的心脏病发作了。周家鼎找姚登山说：如果周总理要发生问题，你负责任。最后，把姚登山监视起来了，姚登山没有办法才宣布散会。姚登山与中央文革小组有一定的关系，过了几天，他就成了外交部的大红人物。不过他也昙花一现。”（网上很多贴子都把周家鼎误当成“保健医生”。这里当以吴德说为准。）
周恩来已被逼得再无路可退，生存还是死亡？春秋已高，老病上身，死不足惜，但他深知，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打熬着也不能死，他放不下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国呀。他也深知说服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有能说服毛的理由，他开始小心翼翼的寻找炮弹。
此时，在王力“八七讲话”和外交部夺权刺激下，一度陷于瓦解的“五·一六兵团”又活跃起来，他们在打周的同时，还公开宣扬废除货币，支持世界革命，做着环球大一统的乌托邦之梦。而这种偏激的思想在红卫兵中迅速泛滥。甚至有消息称，一些颇有影响的红卫兵司令正在筹备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并且宣称要“建立自己的电台”。
周深信，这些言行是与毛泽东的文革设想格格不入，所以在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向他抱怨，他在北京，人身安全难于保障时，他敏锐地抓住这个历史契机。
1967年8月底，周恩来乘飞机南下，在上海见到了心事忡忡的毛泽东。
他向毛泽东进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当毛泽东不以为然地继续用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依然存在，不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来搪塞他时，周再也忍不住了。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毛，他已经劳累过度，常常出现难以胜任的症状。而且，他一方面得处理各种事务，另一方面还得应付 “五·一六兵团”的攻击。这对一个70岁的老人是难以承受的。稍停片刻后，他声音悲凉低沉地说出了他此行之目的：请主席考虑，让我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并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惊呆了，沉默良久才说，给几天时间，让我认真考虑一下。
周恩来走了。毛泽东陷入了深思。
我们不知道毛到底想了些什么，但从他的讲话和几天后对王关戚的处理上看，武汉肯定是他思考的中心。“720事件”时，林彪根据王力等人提供的“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们的材料，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迅速离开武汉。
毛离开武汉后，越想越不对头，认为陈再道不是搞兵变。王力这样激化矛盾，其动机是什么？再联系到外交部夺权后，没几天就捅了那么大漏子，逼得周恩来都要撂挑子了！与周恩来、陈毅、陈再道相比，作为一个大国实际上的“大皇帝”，孰轻孰重，取谁舍谁，当非难事。何况江青、张春桥等也表示过对王的质欵和不满。总而言之，毛不得不用右手砍自己的左手了。
关于毛处置王关戚一事，网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
8月25日，杨成武受周恩来之托，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 8月26日上午，毛把杨找来让他：“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处。毛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力)、关 (锋)、戚(本禹)是破坏文革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说完，把杨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杨走出客厅，毛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8月26日，杨飞到北京后，立即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的决定。周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他当时的考虑：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如果由自己单独抓王、关、戚，担心江、康、陈闹事。通过开会，把毛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周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表示拥护毛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主持会议。陈、康、江、张、姚、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被通知参会。会议开始后，周照杨成武记录的毛的指示，逐字逐句宣读后，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周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由于周宣布的是毛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另一种说法是：周恩来会见毛泽东后，毛考虑几天后，派杨成武回京向周转达了对于王力等人的处理决定。下面的情节与前一种说法基本相同。
但当事人陈伯达却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他在出狱后接受釆访时是这样说的：“真正把关锋、王力和戚本禹送进监狱的，不是总理，更不是杨成武。他们和揪出这三个人压根就没有半点关系。王力和姚登山的谈话就没有什么记录，是他们把王力的谈话发表在红卫兵小报上了。江青看到小报后，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早就对王力和关锋不满了，他曾经对我说：‘关锋骄傲得很，王力和他搞在一起经常把我们搞得被动极了，应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批评他们。他们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还挑动一些人到上海来造我们的反。这样下去可是不得了。现在王力又在打陈毅这些人的主意。现在不是搞他们的时候嘛。’ 张春桥把王力谈话的报纸交给了主席，并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反映前张春桥是报告了江青的，江青回答说：‘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周总理听到要整关锋和王力的消息后，吃惊地问我：‘这样传到红卫兵中去会引起很大的风波呀，这两个人在造反派中是很有影响的嘛。’怎么可能是周总理让杨成武向毛泽东报告的呢。不可能！但是，批判和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的确是周总理主持和参加的。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任何会议对总理已经不保密了。再说，当时并没有把他们抓起来，而是叫他们请假检查。当然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而且，当时并没有动戚本禹，一直到了第二年才动的戚本禹。现在有些纪实作品和当事人的回忆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搞准，有的人几乎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好事都千方百计地往自己身上拉。这不好！我现在给你讲的，完全是事实，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来作保。”
综合各种说法，我认为陈伯达讲得应更可信。但这只是指抓王关戚一事，毛周谈话的重大政策修正并非这一桩，而且几乎全是应周恩来之情做出的：毛泽东回到北京，对《红旗》杂志“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亲笔批道：“大大大毒草！”“还我长城！”。随后，毛又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了这样几句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 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行文至此，本文总算贴了題。
虽然，毛泽东要揪“516”非张建旗搞得那个“516”，而是先包括了王关戚和姚登山，以后又扩大到林彪集团的一个政治上打击的耙子，但在当时对“乱”所达到的“治”的作用，却是极大的。而且，从组织层面上讲，再也没有针对周恩来的反对派了。使年届70的老总理，有了比较从容处理政务的政治环境。至于后来，“516”从挨打的耙子，变成打人的“棒子”，那已与本文主题的“516兵团”毫无关系了。
但细心的读者，大概可以悟出我所以这样命题的隠喻，文革到1967年8月为止，周恩来一直生活在那个叫“516兵团”的阴影中。周为摆脱这一危机，付出了巨大努力，从引导中学生建立跨校的红卫生联络站，到扶持红卫兵成立纠察队，支持组建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一司），无不是在力求把造反运动纳入秩序和理性。但在这艰难的一年多里，毛泽东不仅没对反周的“516”讲过一句硬话，反而取缔了红卫兵纠察队，摧毁了 “联动”，使周处于“不设防”的挨打境况。后来，经过“二月逆流”，毛在周的遊说下，释放了被抓的“联动分子”。这次经过武汉“720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毛又是在周的“摊牌”前，抓了王关戚，否决了“揪军内一小撮”，并把反周的“516”宣判为“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过程究竟说明了什么，难道还不明白吗！
内战与分裂（三十）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516”是什么？是毛泽东搞这场“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书。
毛不讲“516兵团”，只讲“516”，绝非为简略，他在将其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之后，又进一步扩大为“反革命组织”，并明确了他对其的定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分明是又退回到了“516通知”之前，运动的实际也证实了，原来不分三七二十一的打击走资派，变为着重打击红卫兵与造反派中的“坏人”。从某种意义上与1957年“反右运动”时的“收”相似。
那次是因民主党派提出“轮流坐庄”，动摇了中共一党专政，毛始在党内压力下由放变收；而这次则是因考虑加上民心向背，担心林彪乱中得势，始在周恩来离他而去的冒死相谏下变进为退。所不同的是，1957年国内局势完全在掌控之中，若沒有东欧事变的影响，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1967年则乱得个一塌糊涂，尤其“夺权”以后，局势不仅沒好转，反而更分裂了，连军队都闹开派了，若不借机收束，只怕真要变成内战了。（平心而论，毛并不希望群众分裂、武斗。他所谓“乱了敌人”之类的鼓动乱的话，实在无奈为之。因为他不甚了解社会上发生的事，而他所能听到的“情况”，大都是些投其所好的不实之情。若亲临武汉事变之中，周说破天也未必有用）。
所有资料都可以证明，毛在1967年7、8、9三月里的逍遥遊中，确实在考虑收。
当年北京盛传9月1日，学校要恢复正常教学。尤其是一些出身不好的市民家庭，对此议论颇多。我当时在一个父亲出身 “旧军官”朋友家玩，他们以为我有内部消息，缠着我问“运动是不是真要结束了？”，我哪儿有这么神通呀，为让他的高兴，把看到的听到的，找他们爱听的，添油加醋地胡侃一气，乐得那从来不理我的老爷子，还非要留我吃仮。不知政治为何物的老太太还高兴的喊了声“毛主席万岁”。
问題是怎么收？
有资料证明，夺权运动是毛为收做得准备，上海是毛夺权的尝试。相对讲，上海夺权还是成功的。毛以为用上海办法可以很快“达到天下大治”，彻底铲除刘少奇的旧班底，沒想到夺了权之后，不但没治，反而更乱了，武汉事件使他感到军队也跟着乱了。一生视枪杆子为生命的毛泽东，最怕得就是“重上井冈山”（有据可查的毛曾两次以“重上井冈山”为由，以攻击威胁到到他权威的人，一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听人讲“人都让彭德怀拉过去了”，决定批彭时，讲过这句话。另一次文革初，在中央委员会上，怕委员们不举他的手，说过一次，原话大概是，我和林彪同志准备重上井冈山打游击。一般人都把这句话与他的诗句“久有凌云志”相联，但我以为那既是他用于吓别人，也是他内心最害怕的，否则他不会在那种情况下讲。但人们习惯了对毛的神化，放到毛身上，什么都神光闪闪，连他词里用“不须放屁”都成了绝妙佳句），在这种时候，周恩来以辞官“逼宫”，迫使毛不得不在如何“收”的问题上，加入了“保周” （即打“516”及“外交部不许夺权”）的内容。因为毛知道周在党内军内，甚至民间的巨大影响和威望（而这也正是毛忌惮的），在发现林彪有异心的情况下，再失去周恩来，毛还有可用之人吗？（毛忌惮周的是雄厚的革命资历与崇高的群众威望，以及他卓越的组织才干，但从不怀疑周的忠诚，也就是认为周可能反对他的政策，但绝不会造反）。
总之，由于毛的“收”，在9月以后，毛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红卫兵不再搞串连活动，一律留在原单位；用政治斗争代替武斗作为革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烧、抄家和阻塞交通”；驻外使馆奉命停止制造革命；严禁在外交部搞夺权活动，进而扩大为中央部委均不许夺权。
尽管毛并沒改变他极左的“革命路线”（实质上也有所改变，在这之前，所谓毛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之区别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毛之打“516”，改变了他原来的定义，变泛泛的“依靠群众”为依靠特定的群众，都军宣队和工宣队，变自下而上为自上而下的专政运动），但他的“收”还是极干脆，9月14日，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中，传达了他对运动的希望“在工人阶级内部，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9月16日，通过周恩来向内战正甛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们，宣布了他的新政策：“告诉小将们，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要求他们立刻实现“革命大联合”。9月25日，他又通过《人民日报》更具体地阐述了新政策操作办法：“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毛要打倒的对象从“四清”时的“三分之一”，“五一六通知”时的“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变为“极少数”显然可以用“从量变到质变”来形容）“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充分表达了他要结束这场运动的意图，而且还有意地安抚了周林这一文一武（可以证实，毛尽管对林有所怀疑，但并沒有想整他的打算。对周则尽力拢络，似也有让他们团结的意思），表示了打倒刘少奇，运动就结束，只是沒有明说而已。
由于，毛泽东政策的急转弯，尤其处理了王关戚这几个民愤极大的“小爬虫”后，江青的激进派影响与权力都有所下降，周恩来的稳健派影响与权力大大增强。在公开打击“516”分子之后，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中枢权力的实际掌控人（当然是在毛认可的前提下），周在努力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秩序的同时，还必须适应毛“革命路线”之要求，不得不违心地为之牺牲了一些“局部利益”，比如他对贺龙（另文专议），他那一句“我沒保护好你呀”便足以说明问題。因此，这也成为人们非议他的重要原因。
不管怎么看，毛的这一政策急转变，虽然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更大混乱，大专院校造反组织更加分裂，清华园一度也变成战场，许多地方武斗更加猖獗，并发了很多恶性事件。但相比之前中央文革一家独大时的情形，局势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其标志就是中枢权力分成为“左右”两端，互相制约，周恩来的部分意图可以以权力形式得到实现。其中最重要的在10月中，以中央通知的形式，宣布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等于把从“魔瓶”里放出来的“魔鬼”收了回去。虽然，所谓“复课”的内容仍然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狠抓校内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主课。”但自此之后，学生在社会上造反的事，几乎绝迹，偶有闹事者，也再形不成气候。
我在研究中发现，到1967年9月，可以算是：庶民造反（或曰革命）时期，有些类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狱到雅各宾党专政，那一段的“平民暴动” 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中央权力失控，各阶层、阶级、利益集团，以及个人的恩怨、利害、欲求得以肆意渲泄，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现在有些人大肆吹捧的“大民主”或许可以在这一年里找到一些最原始的影子）这也是毛泽东政策“后退”的主因，因为他发现群众不但没有按他的意志运动，他反到成了被群众运动着的一尊泥塑。
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的就是“革命”不是发自民众，而是响应拥有最高权力的“伟大领袖”号召兴起的。这一不同，是质上的不同，甚至可用真假来说明，已经过去200年了，法国大革命仍被认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先声，我想再过1000年这个评价也不会变，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确实使处于第四等级的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改变了法国历史，甚至改变了世界。而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除了破坏还是破坏，挖了孔坟，砸了瞿秋白的墓，死了那么多无辜者，把3000年文化毁了个面目皆非，又立了些什么呢？无非是新官僚取代了旧官吏，这不用革命也照样要发生。弄到头来，除了弄出一个“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外，无产阶级依旧是一无所有，百姓更加贫穷，这能算革命吗！
我曾用“数典忘宗”和“挖祖坟运动”来形容文革。在想来，既使不能概括其全部，至少可以概括这“革命”的“文化”部分。人们可以想想，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出过一个够得上“师”的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吗？就是上个时代留下的几个“师”级大家，如矛盾、巴金、成仿吾、丁玲、肖军，也被整得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邓小平时代，文化复苏，但由于低蕴不行，实在也难说有个“师”级人物，王蒙大概能算一个，人家当过文化部长嘛。但前些日子他在一个什么会上公开说，他知道有人“嫉妒”他，自我感觉也太好点了吧？除了那篇让您当了右派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之外，做为 “大文豪”您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人记住的？
离題了。就此打住。到这里《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就算结束了。
在下一专題《元帅恩怨》开篇之前，我想简单地总结一下。
以住的写文革的文章书籍，大都是编年史式的叙述，多是已披露的资料与官方定论之罗列与印证，缺乏史学之基本要素：客观事实之研析。且因政治避讳，往往用领袖的定论来描述史实，不能据实而论，都没有把1967年的这一决定性政策转变讲清楚，更勿讲其历史意义了。导至文革至今仍在云雾中，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后来人，因对现实不满，而把文革当成了“激情岁月”，掀起一股为文革翻案叫好的浪潮，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改革中的一大遗憾。
我其实也是不久前才在这个问題上缕清思想，其“钥匙”就是林彪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关系。在此之前，我对林沒任何好感，但始终不明白，他要设国家主席有什么不对。（毛泽东英明了一世，可给林找得这个罪名，却太蠢了。连当时才20浪当岁的我全骗不了，又能让几个人相信呢？）但因有一个“五七一工程”的“阴谋叛乱”，加之于他的文革中，表现太坏，所以以为他死了活该。但当我从其“罪证”中发现，他本来就是个两面派时，就开始研究他哪一面是真，哪一面是假，发现他除了1966年初，参予了毛的调兵阴谋外，再未与毛合作过。但当时囿于评判好坏忠奸的标准，是以忠不忠于毛为标准，所以难以为继（在毛热之前，我对毛的评价还是九一开），后来研究“二月逆流”对毛说，那是反林彪的。我才发现，事实与毛讲的正相反，林虽未参予，但沒有林的支持，也就不会有“二月抗争”。反正是越往深了找，问題就越多，后来一篇《皇权下的道德评价是苍白的》使我茅塞顿开，在文革那种情况下（进而也可以说，在个人专制下），忠诚应打引号，好听点叫“愚忠”，说白了叫“傻瓜”，说穿了叫“助纣为虐”。相反，耿直之士，固然可敬，但他拍案而起的结果，只能自取其辱（如大闹怀仁堂的三老四帅们），甚至自取灭亡（如蔡铁根、张志新们），抑或都有“唤醒民众”的美谥，但于时世无补。再想想，我们这些小百姓又何尝不是“两面派”，背后牢骚满腹，当面却万岁不离口。（要说这是罪，那么当时中国至少有一半是这种“阴谋家”）。小百姓可以，为什么到林彪就不行了？悟到这一点，我豁然开朗，颇有“柳暗花明”之感，于是我终于认清了，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神也不是鬼的林彪。
但要拨开莹绕在历史真相上的迷雾，还必须弄清林彪是否有野心，已位居法定接班人宝座，为什么还要“抢班夺权”？
其实，在此之前，也就是武汉“720事件”之后，毛泽东就按董必武的说法，通过杨成武等人说“四个伟大讨嫌”“一个导师”就行了。当时，他的意思是借此敲打林彪，警告这位“副统帅”手别伸得太长，借机培植自己的军内实力，同时也收买一下对林不满的老干部们，并非表现的以示谦虚。问題在这话让老进士讲在头里，毛当然不高兴（毛文革讲过一句话：真理早讲一天，就变成了缪论。可以佐证毛的心情）。更何况，董还是和朱德在一块，这一老总一老进士，搞到一块可非儿戏。
毛知道垂垂老矣的前清进士，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但忌惮他巨大“软实力”，尤其在解决刘少奇问題，他这个老法学家，如果坚持“依法治国”，岂不难堪。（曾经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向刘少奇、邓小平要求“说话权力”的毛泽东，并非不知道，打倒国家元首是违宪的，但他也知道，群众和党内大多数人，因为习惯了万岁传统，根本不知宪法在今天有什么用处）。而这位老进士，向来不喜欢揣摩人心，看人脸子，这么大岁数了，万一来个死怕什么，还真不好收场。（平心而论，毛对董还是心悦诚服，比较尊重的），凡此种种，毛对董都不可不防。
毛深谙打蛇七寸之道，知董晚年得子，爱之深切，便拿董最疼爱的小儿子“开涮玩”。老三箽良翮年轻气盛，犯了江青之忌。1967年初，已被抓了一次（其实是“中央通知”董必武让他儿子去“自首”的），这次还有个“联动”罪名可说。4月随联动一起释放后，1968年3 月，良翮与家人在广州已联系好，准备参军了，在回京列车上又一次被抓。这次更玄乎，是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向董必武转达的“中央要逮捕董良翮归案”，一关又是小半年。1968年10月又放出来，居然连什么罪名也不知道。
据菫良翚回忆说：弟弟从监狱里疲惫地回来了。我把他从门口接进来，妈妈在过厅见到他。弟弟对妈妈的激动和我的欣喜显出意外的冷淡，他把东西放在过厅角落，就匆匆忙忙地踏进爸爸的办公室，站在爸爸的躺椅前叫了声“爸爸”，便什么也说不出来了。爸爸放下手头的文件，意外地瞪大眼上下端详着他。过了好大一会，爸爸才指着对面的沙发，含着一丝苦涩的微笑说：“回来了？！坐吧。”弟弟不做声，走到沙发那里坐下来。爸爸站起来，在屋里慢慢地走了个来回。后来爸爸站在弟弟的面前，严峻地问：“究竟为什么抓你呢？”弟弟倏地站起来，惊愕地直视着爸爸：“怎么，你不知道？！”爸爸显然奇怪弟弟的反问，说：“我怎么会知道？”弟弟感到不可名状的委屈，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他像小时那样，用手掌在嘴角抹了一下，抽噎着说：“我一直在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直到放我时，他们才说：‘回去问你的爸爸。’我还以为你知道，结果你也不知道！”爸爸无言地望着眼前的小儿子久久说不出话来。他双手叉在后腰上，然后慢慢转过身，仰起头，看着南窗外黑色的夜空。夜啊，真黑！
弟弟为什么突然被捕呢？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一天，我推开爸爸办公室的门，看见我亲爱的爸爸在沙发里仰卧着，双手搁在扶手上。这种不拿书的情况是少见的。爸爸见了我，便长长地舒了口气，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
看了这段朴实的没有任何修饰的文字，你又会有何感想？用最无法的手段，对待党内最权威的法学家，这不分明是猫逗老鼠玩的把戏吗？我想，恐怕世界上沒有一个国家会以中央名义去抓一个还沒工作的学生，这种怪事，也就是文革中才可能发生。历经苍桑的老进士，明白毛的意思，那句“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中包含了多少委屈与愤懑呀！
其实，文革中这类“质子”的事例还很多，比如叶剑英“大闹怀仁堂”以后，毛不想整倒他（因为他是十个元帅，唯一沒带过兵的“文元帅”，形不成军内山头）借叶向真一事，把他的儿子、女婿都抓起来了。
有资料证明，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之前，主要攻击目标一直是刘少奇，他利用上海问题，因势力导把原先中央通过的“斗、批、改”升级为“全面夺权”，曾打算借“夺权”彻底清除刘少奇势力（张春桥所谓“改朝换代”是也。其中也包括周恩来势力），再造一个“新中国”（亦即当时青年人常叫喊的“红彤彤的新世界”）。但运动并没按照他们意志顺利进行，北京学生运动的分裂，及老家伙们的公然反抗，已够他烦了，外省的武斗升级，其战斗等级并不逊于民国初，各地军阀之间的内战。烦人的是对阵双方都拿着他的小红书，唸着他的“语录”，喊着他万岁，都自称在“誓死捍卫”他的“革命路线”。这种一个毛泽东打另一个毛泽民的情景，不能不让老人家在感动之余感到困惑，尤其在武汉时，他从军人的愤恕中，看到了一个山头正在借力崛起：与他一起密谋策划了这场“大革命”的林彪，在借力使力，打着他的旗号，在军中培植着他个人的“山头”。（有资料佐证，林确实企图借武汉“720事件”，消除红四方面军在湖北势力。但说他插手并挑动了这次事变，则缺乏有力证据。当时流传的林调东海舰队，驶人长江“勤王”，有实无据。因文革初，毛已明确，林这个副统帅，无个人调兵权，若无毛签署命令，林连一个排的兵权都沒有，更何况调东海舰队了。合乎逻辑的推论，应是毛与周合署的命令）。以军队起家，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毛，怎能不防林“尾大不掉”？所以，他在借“四个伟大”敲打林的同时，意味深长地说到了，要防范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并在周恩来请求他改变政策未果，提出请辞总理职务以后，调整了“改朝换代”的政策，开始有选择地“团结”老干部，暂时缓和了军队和党内的过度紧张气氛。
这一政策改变的信号是，被人称为“小爬虫”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抛出当了替罪羊。
而促成毛这一改变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又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在被逼到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死相谏的。
1967年初，由于毛泽东说了句：他去给周陪斗。中央文革周恩来问题上，态度有所收歛。1967年4月的一次红卫兵代表大会还发出特别通令：“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
但由于毛并沒从根本上改变他“改朝换代”的政策，针对周的攻击并没停止。尤其在1967年春天反击“二月逆流”以后，周被视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保护人和总后台。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公开反对周恩来。
3月31日，北京钢铁学院因“炮轰周恩来”受到批判的学生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轰周恩来”的立场，并表示他没有错，要“三个月后再见”。
5月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矛头直指周恩来。在此前后，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贴出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5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
6月2日，张建旗将他3月31日写的《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
对“五·一六兵团”反周行为，许多红卫兵组织表示愤怒。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被另一批新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还发表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张建旗等在6月4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摆出一付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到地下活动。并于 6月14日，与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刘令凯等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五·一六兵团”成立后，对周的攻击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 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1”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
在社会上围绕着周恩来的问題趋于升级之际，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出面表态：“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使反周浪潮受挫一时。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虽然，没有这方面的佐证文件，但我认可这种说法。毛还没解决刘邓问題，他不希望在这种时候，红卫兵因周而再次分裂，另外，毛的“斗争策略”从来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拉一派、打一派）。他深知周可不是刘少奇，在党内外均有着极其雄厚的政治实力，而国家政府这一厐大机器，还离不开这个总理。
但周恩来的日子，并没因此而好过，他不仅要睁大眼睛，防备毛泽东江青的突然袭击，还要竭尽全力保证政府职能正常工作，政治上他无能为力，但生产绝不能停滞。此外，他还必须想尽办法，避免造成太恶劣的国际影响，以维护国家形象。
1967年5月初，九龙人造花厂发生罢工。港英当局出动警察弹压，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并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受内地红卫兵造反的影响，在香港左派精心策划鼓动下，社会中下阶层很快起而响应左派号召，学内地红卫兵，挥舞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前往政府大厦示威抗议，参与各种抗争活动。有资料指证，江青和中央文革介入了此事，红卫兵过境去煽风点火，指导香港日益高涨的示威活动。在香港左派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使示威向暴力方向发展。鉴于澳门教训，港英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强而有力的镇压，流血冲突终于爆发。
5月15日，中国正式表态：在抗议军队和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的同时，还指责香港的英国当局“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姿态，这是徒劳的。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学生、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还警告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一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
但英国政府的态度强硬。在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照会后不久，英国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并逮捕了许多参加示威的人，强制实行宵禁。
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张春桥、王洪文掌拦上海革命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立即关闭驻上海领事馆，并限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离开领事馆彼得·休伊特领事在前往飞机场的途中，遭到红卫兵的粗暴对待。他们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葡属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
8月初，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年报》刊登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号召香港民众群起造港英当局及资本家的反，作香港的主人。港英当局查封三家报社；逮捕了十九名新闻记者和三家报社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员。（后据港府统计，七个月的暴动死了五十多人，伤八百多人，近五千人被捕。）
8月4日，首都新闻界集会，“支持香港人民的抗暴斗争”。关锋、戚本禹，以及“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等亲临现场助威。几天后，广州地区的红卫兵和工人纠察队摸过尖沙嘴港穗分界，缴了港英当局边防警察的枪。
8月16日，在王力支持下，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权，出任新的“外交部长”。
8月20日，姚登山的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抗议港英当局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要求香港当局在48 小时内撤消对“三报”的停刊令，释放被捕的新闻记者与报社工作人员。接着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工人体育场主持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声讨大会。22日晚，外交通牒的48小时时间到。10点30分，数千红卫兵冲进使馆，开始了打、砸、抢、烧的“革命行动”。这个史称“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骚乱，直到周恩来亲自出面下令让其撤走，才在次日清晨逐渐平息下来。然而，王力控制下的《人民日报》8月23日却报道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召开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行动。”
这期间发生了，外交部造反派以对话为名，围攻周恩来从半夜到第二天凌晨，至使这位年近古稀的共和国总理心脏病发作的恶性事件。但也正是这一连串的涉外事件，使周意识到，这是一个精心策划企图置他于死地的阴谋，用这种办法杀人，既不用担责任，又没有负面影响，死了还照样举行国葬。仔细卙酌后，这位“经验主义”老祖宗决心孤注一掷、绝地反击，与其这样让人用软刀子慢慢杀死，不如干脆和毛摊牌，置之死地或可而后重生。
可不要小看周恩来这“孤注一掷”，他这一赌，虽未能改变文革极左的本质，却迫使毛从原来的立场后退，改变了毛对党政军大清洗的方略。可以说是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周恩来，自运动以来打得第一场胜仗。而且是一场关键性的翻身仗，为什么这么讲呢？
内战与分裂（二十九）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1967年7、8月，是“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诡秘的两个月。
7月是武汉“720事件”。毛泽东从中真切地感到了群众分裂的原因，乃是对中央文革的不滿。也就是对他文革方略的不满，他在事发前两天，对不满他的“百万雄师”还充满仇恨（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提出：“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毛泽东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并要武装左派“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但事发后他却比较正确地认为 “看来，他们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也就是说，毛终于明白“两个毛泽东在打架”的结症所在，开始修正自己的原来政策，佐证是他不赞成把“720”打成反革命暴乱，说，要是反革命暴乱，我还能活着出来吗？
另外，就是毛开始对林彪有了戒心，疑林有自立山头的打算，林彪却浑然不知地把武汉事件，当成了他清洗军内异己的由头，公开支持了中央文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印证毛的怀疑。由兼任总政副主任关锋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红旗》发表后，造反派冲击军区、抢夺枪枝弹药、揪“小陈再道”的恶性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有些地省市，派性与军队的对立演变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
8 月则是“外交部夺权”以及“火烧英国代办处”。周恩来意识到中央文革正式向他开战了（中央文革谁当家？江青！江青代表了谁？毛泽东嘛。），夺外交部的权，明是打陈毅，实是对着他这个“国家名片”来的，用爱国为号召，制造国际事端，来羞辱激恕分管外交的老总理，想不露声地借造反群众的手置他于死地。迫使周不得不应战，并作好了“这是最后的斗争”之思想准备。
总而言之，毛与周都在现实面前，重新审视着国家、民族与个人，并调整着自己的斗争策略。
“火烧英国代办处”使周恩来站在了政治“三叉口”。正在他左右徬徨，不知该向何处去时，在接见外交部以姚登山为首的造反派时代表，周恩来本意是想劝他们别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但对方却死缠烂打，无休无止。周恩来心脏隐隐作痛，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保健医生焦灼不安，写纸条给造反派代表姚登山。姚登山看看纸条，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他微闭着眼睛任凭他的战友继续不停地质问周。
周明白他们的用意了，直接了当地说：“你们是不是要跟我开辩论会？你们整我就是了！你们采取车轮战术，从12点到现在，18个钟头了，我还没有睡觉，我的身体不能忍受了……” （读到这里，我禁不住老泪横流！）
在吴德回忆回有这样一段记载：“外交部闹得很厉害，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权，他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代办。外交部的会我们不参加，听说周总理给他们开了一夜的会，姚登山操纵这个人讲完那个人讲，就是不散会。我听当时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告诉我，周总理的心脏病发作了。周家鼎找姚登山说：如果周总理要发生问题，你负责任。最后，把姚登山监视起来了，姚登山没有办法才宣布散会。姚登山与中央文革小组有一定的关系，过了几天，他就成了外交部的大红人物。不过他也昙花一现。”（网上很多贴子都把周家鼎误当成“保健医生”。这里当以吴德说为准。）
周恩来已被逼得再无路可退，生存还是死亡？春秋已高，老病上身，死不足惜，但他深知，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打熬着也不能死，他放不下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国呀。他也深知说服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有能说服毛的理由，他开始小心翼翼的寻找炮弹。
此时，在王力“八七讲话”和外交部夺权刺激下，一度陷于瓦解的“五·一六兵团”又活跃起来，他们在打周的同时，还公开宣扬废除货币，支持世界革命，做着环球大一统的乌托邦之梦。而这种偏激的思想在红卫兵中迅速泛滥。甚至有消息称，一些颇有影响的红卫兵司令正在筹备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并且宣称要“建立自己的电台”。
周深信，这些言行是与毛泽东的文革设想格格不入，所以在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向他抱怨，他在北京，人身安全难于保障时，他敏锐地抓住这个历史契机。
1967年8月底，周恩来乘飞机南下，在上海见到了心事忡忡的毛泽东。
他向毛泽东进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当毛泽东不以为然地继续用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依然存在，不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来搪塞他时，周再也忍不住了。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毛，他已经劳累过度，常常出现难以胜任的症状。而且，他一方面得处理各种事务，另一方面还得应付 “五·一六兵团”的攻击。这对一个70岁的老人是难以承受的。稍停片刻后，他声音悲凉低沉地说出了他此行之目的：请主席考虑，让我退出政治局常委会并辞去总理职务。
毛泽东惊呆了，沉默良久才说，给几天时间，让我认真考虑一下。
周恩来走了。毛泽东陷入了深思。
我们不知道毛到底想了些什么，但从他的讲话和几天后对王关戚的处理上看，武汉肯定是他思考的中心。“720事件”时，林彪根据王力等人提供的“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们的材料，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迅速离开武汉。
毛离开武汉后，越想越不对头，认为陈再道不是搞兵变。王力这样激化矛盾，其动机是什么？再联系到外交部夺权后，没几天就捅了那么大漏子，逼得周恩来都要撂挑子了！与周恩来、陈毅、陈再道相比，作为一个大国实际上的“大皇帝”，孰轻孰重，取谁舍谁，当非难事。何况江青、张春桥等也表示过对王的质欵和不满。总而言之，毛不得不用右手砍自己的左手了。
关于毛处置王关戚一事，网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
8月25日，杨成武受周恩来之托，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 8月26日上午，毛把杨找来让他：“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处。毛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力)、关 (锋)、戚(本禹)是破坏文革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说完，把杨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杨走出客厅，毛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8月26日，杨飞到北京后，立即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的决定。周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他当时的考虑：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如果由自己单独抓王、关、戚，担心江、康、陈闹事。通过开会，把毛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周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表示拥护毛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主持会议。陈、康、江、张、姚、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被通知参会。会议开始后，周照杨成武记录的毛的指示，逐字逐句宣读后，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周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由于周宣布的是毛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另一种说法是：周恩来会见毛泽东后，毛考虑几天后，派杨成武回京向周转达了对于王力等人的处理决定。下面的情节与前一种说法基本相同。
但当事人陈伯达却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他在出狱后接受釆访时是这样说的：“真正把关锋、王力和戚本禹送进监狱的，不是总理，更不是杨成武。他们和揪出这三个人压根就没有半点关系。王力和姚登山的谈话就没有什么记录，是他们把王力的谈话发表在红卫兵小报上了。江青看到小报后，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早就对王力和关锋不满了，他曾经对我说：‘关锋骄傲得很，王力和他搞在一起经常把我们搞得被动极了，应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批评他们。他们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还挑动一些人到上海来造我们的反。这样下去可是不得了。现在王力又在打陈毅这些人的主意。现在不是搞他们的时候嘛。’ 张春桥把王力谈话的报纸交给了主席，并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反映前张春桥是报告了江青的，江青回答说：‘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周总理听到要整关锋和王力的消息后，吃惊地问我：‘这样传到红卫兵中去会引起很大的风波呀，这两个人在造反派中是很有影响的嘛。’怎么可能是周总理让杨成武向毛泽东报告的呢。不可能！但是，批判和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的确是周总理主持和参加的。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任何会议对总理已经不保密了。再说，当时并没有把他们抓起来，而是叫他们请假检查。当然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而且，当时并没有动戚本禹，一直到了第二年才动的戚本禹。现在有些纪实作品和当事人的回忆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搞准，有的人几乎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好事都千方百计地往自己身上拉。这不好！我现在给你讲的，完全是事实，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来作保。”
综合各种说法，我认为陈伯达讲得应更可信。但这只是指抓王关戚一事，毛周谈话的重大政策修正并非这一桩，而且几乎全是应周恩来之情做出的：毛泽东回到北京，对《红旗》杂志“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亲笔批道：“大大大毒草！”“还我长城！”。随后，毛又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了这样几句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 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行文至此，本文总算贴了題。
虽然，毛泽东要揪“516”非张建旗搞得那个“516”，而是先包括了王关戚和姚登山，以后又扩大到林彪集团的一个政治上打击的耙子，但在当时对“乱”所达到的“治”的作用，却是极大的。而且，从组织层面上讲，再也没有针对周恩来的反对派了。使年届70的老总理，有了比较从容处理政务的政治环境。至于后来，“516”从挨打的耙子，变成打人的“棒子”，那已与本文主题的“516兵团”毫无关系了。
但细心的读者，大概可以悟出我所以这样命题的隠喻，文革到1967年8月为止，周恩来一直生活在那个叫“516兵团”的阴影中。周为摆脱这一危机，付出了巨大努力，从引导中学生建立跨校的红卫生联络站，到扶持红卫兵成立纠察队，支持组建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一司），无不是在力求把造反运动纳入秩序和理性。但在这艰难的一年多里，毛泽东不仅没对反周的“516”讲过一句硬话，反而取缔了红卫兵纠察队，摧毁了 “联动”，使周处于“不设防”的挨打境况。后来，经过“二月逆流”，毛在周的遊说下，释放了被抓的“联动分子”。这次经过武汉“720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毛又是在周的“摊牌”前，抓了王关戚，否决了“揪军内一小撮”，并把反周的“516”宣判为“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过程究竟说明了什么，难道还不明白吗！
内战与分裂（三十）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
“516”是什么？是毛泽东搞这场“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书。
毛不讲“516兵团”，只讲“516”，绝非为简略，他在将其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之后，又进一步扩大为“反革命组织”，并明确了他对其的定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分明是又退回到了“516通知”之前，运动的实际也证实了，原来不分三七二十一的打击走资派，变为着重打击红卫兵与造反派中的“坏人”。从某种意义上与1957年“反右运动”时的“收”相似。
那次是因民主党派提出“轮流坐庄”，动摇了中共一党专政，毛始在党内压力下由放变收；而这次则是因考虑加上民心向背，担心林彪乱中得势，始在周恩来离他而去的冒死相谏下变进为退。所不同的是，1957年国内局势完全在掌控之中，若沒有东欧事变的影响，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1967年则乱得个一塌糊涂，尤其“夺权”以后，局势不仅沒好转，反而更分裂了，连军队都闹开派了，若不借机收束，只怕真要变成内战了。（平心而论，毛并不希望群众分裂、武斗。他所谓“乱了敌人”之类的鼓动乱的话，实在无奈为之。因为他不甚了解社会上发生的事，而他所能听到的“情况”，大都是些投其所好的不实之情。若亲临武汉事变之中，周说破天也未必有用）。
所有资料都可以证明，毛在1967年7、8、9三月里的逍遥遊中，确实在考虑收。
当年北京盛传9月1日，学校要恢复正常教学。尤其是一些出身不好的市民家庭，对此议论颇多。我当时在一个父亲出身 “旧军官”朋友家玩，他们以为我有内部消息，缠着我问“运动是不是真要结束了？”，我哪儿有这么神通呀，为让他的高兴，把看到的听到的，找他们爱听的，添油加醋地胡侃一气，乐得那从来不理我的老爷子，还非要留我吃仮。不知政治为何物的老太太还高兴的喊了声“毛主席万岁”。
问題是怎么收？
有资料证明，夺权运动是毛为收做得准备，上海是毛夺权的尝试。相对讲，上海夺权还是成功的。毛以为用上海办法可以很快“达到天下大治”，彻底铲除刘少奇的旧班底，沒想到夺了权之后，不但没治，反而更乱了，武汉事件使他感到军队也跟着乱了。一生视枪杆子为生命的毛泽东，最怕得就是“重上井冈山”（有据可查的毛曾两次以“重上井冈山”为由，以攻击威胁到到他权威的人，一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听人讲“人都让彭德怀拉过去了”，决定批彭时，讲过这句话。另一次文革初，在中央委员会上，怕委员们不举他的手，说过一次，原话大概是，我和林彪同志准备重上井冈山打游击。一般人都把这句话与他的诗句“久有凌云志”相联，但我以为那既是他用于吓别人，也是他内心最害怕的，否则他不会在那种情况下讲。但人们习惯了对毛的神化，放到毛身上，什么都神光闪闪，连他词里用“不须放屁”都成了绝妙佳句），在这种时候，周恩来以辞官“逼宫”，迫使毛不得不在如何“收”的问题上，加入了“保周” （即打“516”及“外交部不许夺权”）的内容。因为毛知道周在党内军内，甚至民间的巨大影响和威望（而这也正是毛忌惮的），在发现林彪有异心的情况下，再失去周恩来，毛还有可用之人吗？（毛忌惮周的是雄厚的革命资历与崇高的群众威望，以及他卓越的组织才干，但从不怀疑周的忠诚，也就是认为周可能反对他的政策，但绝不会造反）。
总之，由于毛的“收”，在9月以后，毛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红卫兵不再搞串连活动，一律留在原单位；用政治斗争代替武斗作为革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烧、抄家和阻塞交通”；驻外使馆奉命停止制造革命；严禁在外交部搞夺权活动，进而扩大为中央部委均不许夺权。
尽管毛并沒改变他极左的“革命路线”（实质上也有所改变，在这之前，所谓毛的“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之区别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毛之打“516”，改变了他原来的定义，变泛泛的“依靠群众”为依靠特定的群众，都军宣队和工宣队，变自下而上为自上而下的专政运动），但他的“收”还是极干脆，9月14日，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中，传达了他对运动的希望“在工人阶级内部，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9月16日，通过周恩来向内战正甛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们，宣布了他的新政策：“告诉小将们，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要求他们立刻实现“革命大联合”。9月25日，他又通过《人民日报》更具体地阐述了新政策操作办法：“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毛要打倒的对象从“四清”时的“三分之一”，“五一六通知”时的“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变为“极少数”显然可以用“从量变到质变”来形容）“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充分表达了他要结束这场运动的意图，而且还有意地安抚了周林这一文一武（可以证实，毛尽管对林有所怀疑，但并沒有想整他的打算。对周则尽力拢络，似也有让他们团结的意思），表示了打倒刘少奇，运动就结束，只是沒有明说而已。
由于，毛泽东政策的急转弯，尤其处理了王关戚这几个民愤极大的“小爬虫”后，江青的激进派影响与权力都有所下降，周恩来的稳健派影响与权力大大增强。在公开打击“516”分子之后，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中枢权力的实际掌控人（当然是在毛认可的前提下），周在努力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以保证工农业生产秩序的同时，还必须适应毛“革命路线”之要求，不得不违心地为之牺牲了一些“局部利益”，比如他对贺龙（另文专议），他那一句“我沒保护好你呀”便足以说明问題。因此，这也成为人们非议他的重要原因。
不管怎么看，毛的这一政策急转变，虽然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更大混乱，大专院校造反组织更加分裂，清华园一度也变成战场，许多地方武斗更加猖獗，并发了很多恶性事件。但相比之前中央文革一家独大时的情形，局势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其标志就是中枢权力分成为“左右”两端，互相制约，周恩来的部分意图可以以权力形式得到实现。其中最重要的在10月中，以中央通知的形式，宣布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等于把从“魔瓶”里放出来的“魔鬼”收了回去。虽然，所谓“复课”的内容仍然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狠抓校内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主课。”但自此之后，学生在社会上造反的事，几乎绝迹，偶有闹事者，也再形不成气候。
我在研究中发现，到1967年9月，可以算是：庶民造反（或曰革命）时期，有些类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狱到雅各宾党专政，那一段的“平民暴动” 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中央权力失控，各阶层、阶级、利益集团，以及个人的恩怨、利害、欲求得以肆意渲泄，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现在有些人大肆吹捧的“大民主”或许可以在这一年里找到一些最原始的影子）这也是毛泽东政策“后退”的主因，因为他发现群众不但没有按他的意志运动，他反到成了被群众运动着的一尊泥塑。
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的就是“革命”不是发自民众，而是响应拥有最高权力的“伟大领袖”号召兴起的。这一不同，是质上的不同，甚至可用真假来说明，已经过去200年了，法国大革命仍被认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先声，我想再过1000年这个评价也不会变，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确实使处于第四等级的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改变了法国历史，甚至改变了世界。而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除了破坏还是破坏，挖了孔坟，砸了瞿秋白的墓，死了那么多无辜者，把3000年文化毁了个面目皆非，又立了些什么呢？无非是新官僚取代了旧官吏，这不用革命也照样要发生。弄到头来，除了弄出一个“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外，无产阶级依旧是一无所有，百姓更加贫穷，这能算革命吗！
我曾用“数典忘宗”和“挖祖坟运动”来形容文革。在想来，既使不能概括其全部，至少可以概括这“革命”的“文化”部分。人们可以想想，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出过一个够得上“师”的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吗？就是上个时代留下的几个“师”级大家，如矛盾、巴金、成仿吾、丁玲、肖军，也被整得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邓小平时代，文化复苏，但由于低蕴不行，实在也难说有个“师”级人物，王蒙大概能算一个，人家当过文化部长嘛。但前些日子他在一个什么会上公开说，他知道有人“嫉妒”他，自我感觉也太好点了吧？除了那篇让您当了右派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之外，做为 “大文豪”您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人记住的？
离題了。就此打住。到这里《五一六兵团与周恩来》就算结束了。
在下一专題《元帅恩怨》开篇之前，我想简单地总结一下。
以住的写文革的文章书籍，大都是编年史式的叙述，多是已披露的资料与官方定论之罗列与印证，缺乏史学之基本要素：客观事实之研析。且因政治避讳，往往用领袖的定论来描述史实，不能据实而论，都没有把1967年的这一决定性政策转变讲清楚，更勿讲其历史意义了。导至文革至今仍在云雾中，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后来人，因对现实不满，而把文革当成了“激情岁月”，掀起一股为文革翻案叫好的浪潮，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改革中的一大遗憾。
我其实也是不久前才在这个问題上缕清思想，其“钥匙”就是林彪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关系。在此之前，我对林沒任何好感，但始终不明白，他要设国家主席有什么不对。（毛泽东英明了一世，可给林找得这个罪名，却太蠢了。连当时才20浪当岁的我全骗不了，又能让几个人相信呢？）但因有一个“五七一工程”的“阴谋叛乱”，加之于他的文革中，表现太坏，所以以为他死了活该。但当我从其“罪证”中发现，他本来就是个两面派时，就开始研究他哪一面是真，哪一面是假，发现他除了1966年初，参予了毛的调兵阴谋外，再未与毛合作过。但当时囿于评判好坏忠奸的标准，是以忠不忠于毛为标准，所以难以为继（在毛热之前，我对毛的评价还是九一开），后来研究“二月逆流”对毛说，那是反林彪的。我才发现，事实与毛讲的正相反，林虽未参予，但沒有林的支持，也就不会有“二月抗争”。反正是越往深了找，问題就越多，后来一篇《皇权下的道德评价是苍白的》使我茅塞顿开，在文革那种情况下（进而也可以说，在个人专制下），忠诚应打引号，好听点叫“愚忠”，说白了叫“傻瓜”，说穿了叫“助纣为虐”。相反，耿直之士，固然可敬，但他拍案而起的结果，只能自取其辱（如大闹怀仁堂的三老四帅们），甚至自取灭亡（如蔡铁根、张志新们），抑或都有“唤醒民众”的美谥，但于时世无补。再想想，我们这些小百姓又何尝不是“两面派”，背后牢骚满腹，当面却万岁不离口。（要说这是罪，那么当时中国至少有一半是这种“阴谋家”）。小百姓可以，为什么到林彪就不行了？悟到这一点，我豁然开朗，颇有“柳暗花明”之感，于是我终于认清了，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神也不是鬼的林彪。
但要拨开莹绕在历史真相上的迷雾，还必须弄清林彪是否有野心，已位居法定接班人宝座，为什么还要“抢班夺权”？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