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朝日新闻的『我的视点』专栏刊登了两篇讨论国家利益与媒体的文章，颇耐人寻味。其中一篇还谈到了中国的臧独问题，这篇文章是由日本资深记者田原总一郎撰稿的。文章中提到在3月24，25日两天，在北京召开了中日新闻交流会。在此次会议的第一天，15位中日两国新闻工作者就毒饺子，西藏问题和奥运会等展开了长达10小时的激烈讨论。不过整个讨论都是非公开的，极具中国特色。
    特别是在西藏问题上，双方观点针锋相对。中方一人认为在欧美电视媒体播放的武警镇压市民的映像是伪造的。日方认为就是因为把外国媒体拒之门外才会出现不准确的报道。不过在第二天的讨论中，关于中国中央电视台没有播放无国籍记者团干扰采火仪式的映像，中方一人用坚定的口气发言说：“不播放，回避事实的做法对中国没有好处，是很愚蠢的。”田原在此评论说，他很佩服那个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勇气，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新的认识。
      不过关于新闻报道所应有的立场双方观点截然不同。中方认为报道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而日方认为即使有损国家利益也要追究事实提供给受众。田原在此展开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第二次大战前，日本就是为了谋求国家利益而发动了战争，结果给日本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现在大多数的日本国民已经深切体会到国家利益并不一定就是国民利益。中方坚持认为国家利益就是国民利益。田原分析说这可能是因为在独立后中国人一直不相信会被国家欺骗吧。这是句颇有些讽刺意味的评论。不过日方也有人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政府追求的国家利益严重地损害了国民利益。当然这遭到了中方的驳斥。
        在同一个栏目还刊登了另一篇批评NHK(日本广播协会，为公共媒体）有关国家利益发言的文章。此前关于NHK的国际广播，古森重隆经营委员长发言说“如果出现利害冲突的问题应该主张国家利益。”早稻田大学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政府从事的活动由报道机关来承担的主张是错误的。报道机关应检讨分析政府的见解，也有传达与政府主张相对立的见解的责任。公共空间不是政府行政的活动空间，而是对任何人开放，任何人（特别是少数派）都可以表达观点的空间。
        其实田园和伊藤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媒体应该与权力机关保持距离从而实现报道的自由与公正。这种关于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以及媒体作用的讨论是否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有所启示呢。不过在顽固的喉舌论以及已经没有新闻法的保障下，中国的媒体想获得相对的自由空间可谓难之又难。在国家利益这块沉重的魔石下，中国的媒体也许连呻吟的空间都没有。
        历史总是在重复，教训也总是不被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