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尧舜禹政治道统的发生——尚书言之二

玄野

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 尧典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典籍尚书，其第一部尧典的开篇列出了这样一个政治层面的主流价值导向。不难看出，这一段所描述的圣王素养，正是大学中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本源。作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开端，世界东端沃土上的君王既没有象许多昙花一现的彪悍民族那样炫耀武力，也没有如另外一些民族那样因为险恶生存环境中的恐惧而宣称着自己的种族与上帝之间的最紧密关系，而是强调自己具备协和万邦的治理天下之德。通过这样的记载，虽然我们无法直接认定尧舜禹具备如此的圣明，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确信在尚书的成书年代－－周朝，中国的政治高标是勤政爱民协和万邦的圣德。而尧舜禹与周人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却被确认为圣君楷模，其中必有深刻的原因。

本文结合远古时期的情境从逻辑和历史合理性上试图寻找中华文明根源期的特异性，以期从定性层面上探讨什么特质导致了中国特有的以仁义为基础的政治道统。而对于国内学术界同仁，以具体的史料和考古证据为后盾来探究中国文化基因的更详备图谱则是更加艰巨的任务，同时也蕴藏着一个巨大的学术空间，很可能承载着人类社会下一步发展的最关键的政治伦理的路标与指南。这也正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于全世界的重大历史责任所在。

一 尧舜禹所奠定的中国政治道统

从个体角度看，人生而不同；而从人类整体看，自然赋予人的品格并不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堕落或者崇高。可以想见古代圣君的出现并非完全来自于天赋，而更多是因为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的造就。人类的任何一个团体，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宗教甚至于全人类整体，都是在外界环境安定平和时团体内部竞争，而在外界环境严酷逼迫时放弃一切分歧团结一致而共渡劫难。在尧舜禹所处的历史背景下，九州上下几乎所有部落中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被洪水吞噬的危险，这种自然环境的挑战呼唤出人性中最无私的那一面。下面我们首先探讨一下造就尧舜禹圣王精神这一人类政治灵魂的自然环境。

人类社会初期发展史上，农耕文明是所有伟大文明的共同起点，因为只有这种生产方式才能使得部落稳定在一片土地上并高密度的获取食品。由于在土地肥沃的森林或者灌木林垦荒对于尚无金属工具的年代是不可能的，所以世界各地大河流域中下游肥沃的冲击平原就成为文明产生的必然地域。冲击平原的形成来源于洪水，而洪水之后的水文稳定期成为文明萌芽的窗口。窗口不是无限宽的，天有不测风云，人类祖先必然要承受这种不定期洪水所偶尔带来的灾难，甚至于灭顶之灾。因为这样的自然背景，洪水方面的各种传说就成了每个伟大文明的必备要件。洪水带来的毁灭性危险也最能激发人内心最底层的本性，心底的精微之差便会导致社会整体行为模式的天壤之别。世界各原始文明面对洪水因应方式的差异极大的左右了后世文明的发展路径。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交通运输技术和兵器技术水平，制约了一个国家的疆域扩张。相对于环地中海地区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生产力水平在夏商之前的远古时期要落后五百年甚至更多，那么依据生产力决定国家疆域这一普遍规律，中国在那时的疆域应该远小于地中海地区的王国。然而，中国在尧舜禹时期的疆域却达到了同时期地中海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埃及古王国难以企及的庞大。

有许多人会否定中国神话传说所描述的情节，认为禹贡中所记载的九州并非史实。当然这是可能的，而且神话传说和尚书中也必然有大量讹传的成分。但一般来说，这些古老记载在些许讹误的同时更大程度反映了远古的真实历史。如果我们从多重角度去辨析历史的合理可能，再用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予以验证，必能得出基本反映远古历史的正确推测。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历史还原对于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将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也必将使得曾经统治西方甚至全世界文化界的所谓丛林政治和奴隶社会的人类发展必然阶段等假设灰飞烟灭。本人不揣愚陋以个人有限的素材与知识水平尝试一个可能的中国远古政治文明推测；同时，期待中国学术界能更多的给我们一些开创性的结论，从严谨的学术意义上厘清那段历史。

愚以为，四千年前的尧舜禹圣王基本属实，而当时方圆三千里的九州一统也是事实。只是当时的千里江山更像当代加拿大北部的样子－－几多小镇点缀在丛林湖泊之中，而不是如当代中国的样子－－人满为患而开山筑室填湖造田道路密布。这方面的历史旁证很多，最确凿的如周朝初建分封诸侯时特意寻找舜和禹的后裔而封为陈公与杞公。若非功勋卓著且天下共仰，何以千年之后依然被周人封以公爵？这样一个举世独有的现象必然有一个举世独有的历史功勋做支撑。正是太史公所赞：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余烈，陈杞是继。

与地中海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大洪水时期所奠定的君主责任意识和社会仁爱意识作用巨大。洪水泛滥时仁爱成为统治性理念，人本性中的私欲以及为家族部落等小团体谋利的意念在这时都彻底被压抑了。此时令某个部落臣服并不需要什么刀剑兵马，而是一个首领两个随从带过去治理洪水的技术，让人们从水患中逃离出来，那全部落的人就都敬服了。尧时洪水泛滥，其最核心的政治任务就是治理洪水，所谓四岳四凶，都是围绕大洪水的治理而言的。整个九州方圆三千里土地上都需要治理洪水的技术，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派出许多官员并传播给边远部落许多技术。然而，那些技术只能算小有成效，没能彻底治好。到了舜的时代，依然是苦于洪水。

只有到了大禹时期才因为大禹的智慧而疏通河道，治水大获全胜。大禹所到之处，一言九鼎，天下咸服。大禹生于华北，足迹遍及九州。最后大功告成，于会稽山召集九州各族开会，防风氏后至，斩其于山下。离开自己老家部落三千里之外，没有自己的势力在身边，别人迟到两天，他就敢一怒之下斩了人家诸侯，这个威望非同一般。后来诸侯为防风氏鸣冤，大禹也调查核实为其平反，准予立庙祭祀。大禹统一九州所用武器就是一把掘土的铲子，而其根本精神就是对人类的责任与仁爱。中国最早的大一统不是靠武力实现的，而是靠仁爱实现的。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虽然少不了征伐，但最终国家安定与发达的核心都在于仁爱与君主责任意识。

二　禅让制的发生过程

尧舜禹时期最为后世称赞的创举就是政治权力的禅让制。因为三位君主的事迹堪称圣贤之至，或以为后世难企项背，或以为这传说好到不可能是真的。禅让的具体过程从中国上古时期的最早文字记载中就有很严重的分歧。如尚书等主流意见认为尧的儿子丹朱不肖，所以尧以为儿子无德无能执掌天下，从百姓的福祉着想而禅位给有德有能的舜。而同样是成书于东周早期的竹书纪年却有舜囚尧的明确记载。那么到底是尧禅位于舜，还是舜篡位呢？私以为历史没有后世所描写的那么单纯，一方面，禅让制的形成并非单纯来源于圣人的个人境界，更大程度上源于自然环境逼迫；另一方面，篡弑的丑恶与血腥更与历史证据相左。儒家历来奉尧舜如神明固然难以令人完全信服，而以厚黑解禅让之事则更显浅薄。舜囚尧有可能是实，然而舜为何在尧逝后尊其为圣，而不是像汤灭桀和武王灭纣那样把前朝君主塑造成恶魔呢？在那个年代操纵历史本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事实上却没有。尧舜之际朝臣未变，道统未变，彻底抹黑尧是难以办到的。而因为洪水的时势所迫，前任天子沿用既往的家天下传统而传位于子孙也不可能。民众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刻，人皆有危机意识，纵使尧有传位给丹朱的想法，朝臣们也不能同意。大家对丹朱率领人们走出洪水都没有信心，却都信任舜的才能。在自然与人心的大势之下，人们选择了舜。这倒不是什么民主独裁之类，而是生死时刻不容犹豫，必须选择一个正确的领导者。在那种人类生死存亡之时，会充分显现出历史大势的走向，而人的境界就显得很微弱渺小。从历史对两位帝王的盛誉来推测，最终的权力转让过程应该是平和愉悦的。虽然其中有所龃龉，不可能象儒家传统描述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但其空前绝后的作为已经堪当神圣二字。

舜百年之时禅位于大禹则显得顺理成章而毫无争议了，一来有前章可循，二来大禹功勋名望已是实质的君主，三来洪水初退，朝臣与民众依然心有余悸，大禹的存在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最大的福音。大禹临终时依循前两朝惯例而禅位于益，但其子启却夺回天下而成立夏朝。人们对这个事件多有遗憾与不解，何以禅让堕落为世袭，仁爱湮灭成欲望。私以为历史的发展虽与人的境界有关，但自然环境的变化却是呼唤与决定人性的最强大力量。洪水底定几十年后，人们已经不再有既往的选择圣贤领导者的焦虑，大禹的功勋足以令世人拥戴其相对可以接受的儿子做继承人了。尧舜禹禅让决定于自然环境与人心大势，而不是天降圣人之类的历史神秘。而禹启世袭同样决定于自然环境与人心大势，而不是权谋与人心不古之类的后世猜测。

三　尧舜禹政治对中国历史疆域的影响

当代历史学认为人类政治文明是从邦国向王国发展，再发展到帝国。政治文明与生产力水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政权的统治疆域基本制约于生产力水平。石器时代社会发展比较好的部落可以达到邦国层次，人口密度大，社会分工细致，经济开始发达。青铜时代因为征战能力的增强而可以达到封建王国层次，周边上千公里的地带都整合在一个政权之下，以各种自然屏障为限，用分封建制来巩固政治结构。铁器时代后，除了青藏高原，撒哈拉沙漠，西伯利亚冰原和大洋这种当代军事都忌惮的超级屏障之外，其他自然阻隔都无法阻挡强国兵锋，于是就有了天下一统的各帝国存在。

帝国形成在文化层面的第一要件是皇帝治理天下的职责确认，而不是如当代人理解的古代帝王的穷奢极欲。西方人比较熟悉的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的一些理念，还有奥古斯都屋大维做了实质皇帝后所要的保民官这一名头等等。这一帝国要件在中国成就于尧舜禹时代，早于其他地区一千多年。虽然这个帝国与天下仅仅是道义上而非政治体制上的，却为中国文化确立了宗教哲学与政治的高标，对中国后世政治传统的影响极其深远。在这一政治灵魂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最大区别在于，这一道统是稳态的。历来朝代不可避免的产生堕落腐朽或者崩溃，但中国文化的整体最终总能修正政治走向而恢复到这一道统上来，于是就成就了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五千年一贯的东方文明。当代某些学派编订历史，称尧舜禹时期为原始共产主义。这个称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却将人类政治文明最核心的灵魂淹没在物化的潮水中了，效果上则是拆了祖庙的核心梁柱给别人打造垫脚凳。祖庙彻底坍塌，其中各灵魂精神无以辨析，非但令国人茫然不知所之，中华政治文明于世界整体的价值也被严重消弭。

中国史前文明虽然有着许多史料可以参照，但历来所认定的历史主线并不甚清晰，而且在许多基本事实上也存在令人费解的问题。首先就是长期以来以禅让制为夏以前中国远古时期的基本政治模式。尧舜禹固然是禅让制，但其前并非是禅让制，更像是制度和体系比较松散的世袭制。其次是中国疆域随历史演进的变化。中国的史前神话到三皇五帝时期止于大禹，那个时代生产力低下，征伐能力有限。迟至商王帝辛的青铜时代，一个超出王朝掌控能力的对东夷的千里征伐就导致了毁灭性的结局－－周武王乘虚而入，帝辛一世功勋毁于一旦，谥号也变成了纣王。在尧舜禹之前的水文稳定期，国家疆域同样是用武力来拓展的，因为技术限制而使得疆域很狭小。在神州土地上最遥远的战役就是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这个战争所确立的不过是黄河下游冲击平原地区的统治权。相比之下，夏商之前尧舜禹时期中国的庞大疆域就显得十分突兀。尧舜禹时期所管理的范围是禹贡中所定的九州，而其后的夏商时期疆域又变得相对狭小，直到千年以后的西周时期中国才形成了对九州地区相对松散统治的封建王国。疆域这样的收缩是有所蹊跷的，九州地区不比地中海地区，其文明模式一直是中原文化长期一枝独秀，绝大部分时间没有抗衡者，国家疆域应按常理随技术发展逐渐扩大才合情理。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夏商疆域是靠武力征伐，而尧舜禹的疆域基本是文化意义的而非政治体制意义的。

追溯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可以明白尧舜禹时期的征伐能力极其低下，既无法通过武力构建足够稳定的封建制，更无以建立帝国意义上的郡县制。尧舜禹时期的政治模式只能如孔子所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中央对地方的责任以及地方对中央的义务都是在一致抗洪的压力下自然形成的，没有契约，更没有为讨价还价而产生的战争，天下一统没有武力征伐的必要。灾难过后，大家享受安乐，各有其私，中央无法以德服人，地方也不甘拱手纳贡，维持统治必需武力, 所以夏商的疆域因受征战能力的限制而比较狭小，尧舜禹时期因为无需征战而只是文化与技术的传播，所以其疆域十分庞大。

这一现象并非历史特例，而是全世界亘古至今一直在重复的法则，如中国周边地区与民族向儒道文明的归化，佛教向中国然后再渡海向日本的传播，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过程及以后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区别只在于这是一种文化与仁爱的法则，而不是政治法则。精神与文化层面的天下一统要比政治层面的天下一统顺利得多。这些精神与文化的传播都不需要任何刀剑武力，一两个人，没有任何辎重，沿路乞讨着就把那个万里之外的地区收服了。应该说，尧舜禹时期是用文化传播的法则实现了类似政治统一的现实。政治上的天下一统不过昙花一现，而文化上的精神却根植到许多部落文明中了。

其中还有许多其他文化与政治结构层面的谜团有待澄清。最基本的，为何大禹之前的部落领袖为帝，而夏以后却称王呢？这种尊古非今的文化传统有何渊源？中国文化肇始时期，帝是神圣的，而五帝更多是哲学层面神灵层面的概念，是天下所有生灵的主宰和总负责者，天下协和而生命昌盛是皇帝的职责。孔子家语记载：“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中国古代神话时期的皇本不止三位，而其后的帝也不止五个，三皇五帝不过笼统的说法而已。现在的五帝之称是自司马迁开始确立下来的。

尧舜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其深刻，古籍中有许多佐证，大禹造九鼎之说就是其一。九鼎的存在基本是确凿的，春秋时期关于九鼎的确切记载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楚庄王陈兵洛水而问鼎中原，王孙满一语“在德不在鼎”就把他给轰回去了。后来大概是目空一切的秦始皇燔诗书以愚黔首，九鼎就化为金人十二的一部分了。中国青铜技术成熟于商代，这一技术在尧舜禹时期尚属初级，纵然大禹有过冶鼎之事，其工艺水平能否达到威仪九州的效果是颇值得怀疑的。九鼎很可能是商人或者是西周人制造，为维护道统，既不名以成汤或文武，也不名以商祖契或周祖弃，而是冠以天下各族最服膺的大禹制造。由此可以感受到大禹在九州的圣名直透千年而无人与其匹敌。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常有“解倒悬＂的理想，如今演绎为“救民于水火＂的说法，其历史源头同样来自于大禹治水。这是儒家政治理念对君主的责任定位，认为一个君主的主要职责在于治理国家，执政为民，当一个君主放纵沉沦而令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时，大家就有责任督促其改正，若屡教不改，必须推翻这样的君主。

当代世界对君主政治充满着误解与偏见。因为政治需要，当代宣传机构总是将古代君主描绘成穷奢极欲的样子。真正纯粹压榨民众而放纵自我的帝王不象传言的那么普遍，其对历史的影响也有限，因为象这样的帝王多数都胸无城府，没两年就被手下大臣算计而走下历史舞台了。其实历史上长期大面积导致社会苦难灾难的不是君主或者民主这种体制上的差异，而是政治哲学道路的歧途，是对某种政治理论的过分执着，缺乏务实精神，也就是极左。一般说来，执着于某种政治理论并以纯粹理论指导来治理社会与环境的政治派系属于左派。因为政治理念的多样，世界各国的左派也各不相同，甚至水火不容。例如在美国的左派朋友们放在中国就完全不是左派了。历史上一个最典型的极左案例是秦朝的法家治国。韩非以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从理论上否定个体人的各种需求，漠视人性，抛弃伦理，而以国家整体的方向为目标，纯粹用法来塑造一个国家。李斯与秦始皇等人则施以实践。这样的一个极左的政治策略导致了当时的社会灾难。

强调中庸的儒家思想同样有极左，将尧舜禹政治精神过度理想化，同时又漠视特殊自然环境的作用而将这种精神泛化想象到其他历代名君身上。孟子读尚书武成篇发现牧野之战流血飘杵，认为这是错误的记载，结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孟子认为一代圣王如此爱民，不可能因为政权问题而屠杀民众。又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成王败寇，八百年周朝对商朝末代君主帝辛的污名化是极其严重的，孟子将这一历史冤案办成铁案了。赵宋以来，中国政治哲学偏重孟子，结果是中华文明的千年衰退，极左导致的问题不可谓不重。亚圣孟子尚且如此，当下诸派凡人走入极左也就没啥好怪罪的了。

从尧舜禹政治我们可以明白，每个人都有充足的仁爱之心，人非生而为圣，圣人造于时势。但是在时势之外，尧舜禹政治的出现依然需要一个极其必要的人文背景，就是说，什么力量驱使着大洪水灾难下的中央部落领袖去主动承担解救远在千里之外的数十年难通一次信息的部落？而又是什么力量驱使着边远部落信任中央部落能够为自己带来福音，而不是灾难？部落之间有互相协助，而更普遍的情况是竞争，这种竞争在地中海诸文明中是普遍而又残酷的。我不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性比地中海地区民族的人性更仁义，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必然是人类无法抗拒的一些自然环境的差异或者某些更久远的历史源流。更直接地说，九州各地可能有着十分近的血缘关系，并且间或有些联系，洪水之下，互相间的责任与信任自然建立。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四　政治文明的两个元素在现代危机中的作用

政治文明发展到当代，不外两个元素，一为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长于防恶；一为自上而下的君主政治，利在扬善。当代各国政体都是两个政治元素不同组分的混合，只是因为民主自由的噱头甚大，各国也都兀自吹嘘，啥事都贴个民主自由的标签，君主元素全在幕后桌子地下起作用了。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危机挑战其实十分艰巨，而单独民主元素难以奏效，君主元素就成为必须考虑的方案。然而，因为所有问题几乎都是全球性的，而自顶向下的君主思维需要全球意义上的一个帝国，这又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大国或者各同盟间的协商就成为无奈的选择。

民主制以及民族独立成为现代主导并非因为民主的优势，而是因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稳定，人们不再有团结一致应对灾难的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水平高涨，满足人的各种纵欲需求有余，这造成世界政体更趋于权力分散。人总是在内忧外患尤其是自然环境的压迫时归于仁爱，戮力同心，于是天下一统，这时更容易实现帝国架构上的君主制。在衣食无忧时人们往往归于放纵，民主自由架构上的防恶就变成政治领域中的核心要件，所以这时分立小国架构下的互相制衡的民主制就成为首选。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大国间不再敢轻易言战，世界相对和平。失去外界压力后，各区域各族裔的群体就不再愿意牺牲自己的个性需求委曲求全而组合成一个大的帝国，所以百年来民族国家纷纷独立。政权过度分散的问题是政治意志一盘散沙，无法向共同目标推进。

福兮祸之所伏，养尊处优的年代总是灾难积聚的时候。当代社会存在着大量隐藏在深处的全球性问题，诸如核能源核武器，生态恶化与微生化环境污染等问题。核武问题处于解决之中，其协商模式虽然效率低，但总还算没有失控。核武问题不过是否具备核讹诈的能力而已，本身拥有这玩意儿更现实的威胁是对自己的国土而非对敌人的国土。核战争是人类毁灭的大事，各国领导再混也不至于到那一步。核泄漏则是安全事故，是人为疏忽导致的对自己国土的灾难。显然核泄漏的可能性远大于核战争，日本福岛核电站事件已经足够全球深思了。当然切尔诺贝利和三里岛同样发人深省。从这个角度说，各国限核到弃核都是明智的选择。

环境保护问题复杂得多，加强环保一般都会导致削弱国家经济发展的竞争力。。这一问题是否可以用各国民主协商的模式解决，却无法预测，其中有许多障碍与变数，颇有与虎谋皮的味道。然而，环境问题又远比既往各种灾难更加严重与深远，各国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联合国更具权威的机构，可能已经是很现实的事情了。联合国是基于民主自由的一个机构，这决定了它只具有各国间的辅助调停作用，不可能具有政治权威，也不可能领导世界。按既往的规律，人类在面临共同灾难时往往会在政治上统一。如今的威胁已经足够巨大，是否有统一政治意志的必要呢？在仁爱这一政治元素基础上会成立什么样的全球协调机构，依然有着诸多的未定之数。中国三千多年的详尽史料所记载的就是以尧舜禹政治精神为核心的政治演变过程，在未来的全球政治进程中，中国的历史经验将成为最为核心的参考史料。

当代人多以民主制为君主制的对立面，这是完全错误的。道理很简单，人的左腿不可能是右腿的对立面。君主制的对立面实际是奴隶制。当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不以治理天下为己任，而是只知道团结本族本国民众，以禽兽的心态压榨其他民族时，奴隶制就出现了。而且这一心态并未随着历史进入坟墓，而是在欧美工业革命以来被绝大部分西方政客发扬光大，虽不敢如此压榨其他国族，却肆无忌惮毫无羞耻地压榨其他物种和自然生态环境，以至于导致如今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危机。从文化层面说，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根源就是大洪水过程中西方各文明所奠基的政治根底。地中海中东地区文明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大洪水的神话传说，只是与大禹治水迥异其趣，导致后世的发展过程中君主制元素终究没有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完备，反而在许多地区流行着奴隶制。

奴隶制不应该被称作一种社会形态，更应该称作是某地区的特色。奴隶制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完全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社会形态，供贵族放纵享乐的大量强壮的奴隶不会像松树那样很容易的长出来，这需要相关地区的良好的社会经济积累才能造就大量的在某些方面出色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被掠夺来供贵族享乐而不是造福桑梓。不难推测，这样的一种制度导致帝国周边地区不断丧失优秀人才，而相关地区因为严重失血而导致社会的衰退。奴隶制是地中海文明的一个特有现象，因为各文化之间的隔阂与分立，导致互相间劫掠和奴役。这是社会的一颗毒瘤。整体而言，奴隶制是或轻或重地存在着，但奴隶社会这种称法并不恰当，即使是奴隶制的代表－古罗马的奴隶也不过是人口的25%到35%而已。占人口少数而且不控制政治资源的基层劳动力却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应当称为有奴隶制的社会，而不能称为奴隶社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太宗的这句话是对朝代更替的感悟，而放到如今的全球现代危机中则完全适合于人类整体的福祸兴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对于未来全球政治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不知最应该熟知中华传统文化的同胞们是何认识与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