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这位中国公民的理想

玄野

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 ……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刘晓波（1955－2017.7.13）

本周四下午，刘晓波走了，带着一个不与任何人为敌的期待，也带着许多显赫人物依然以一位平民逝者为敌的遗憾。古训道：逝者为大。倘若我们不再懦弱不再恐惧，便能淡看先生在政治方略层面的偏执，而珍惜先生思想中可参日月的光辉，景仰先生以生命践行的勇气。

政治的本质是大家共同去做属于大家并利于大家的事业，政治的运作必须由众人的代表来执行。所以，虽然从操作层面看政府必须唯一政令必须一贯，但是所有人都有讨论政治的权利也有关心政治的义务。先生的理想与期待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是政治的必然趋向。

现代政治多以左右划分派系，而长期以来中国政坛上无法看清这样的谱系。一般而言，确立了某种政治理想，以分析的思路自上而下地设计规划政治方案的派别当为左；而以现实利益和实际效果为根本，以综合的思路自下而上地摸索政治纲领的派别当为右。所以，各国政坛中理想主义者皆居左，务实主义者皆居右。美国的民主党在左，共和党在右。中国的赵紫阳为左，邓小平朱镕基为右。现实只有一个，所以右翼务实者一般同流；而理想可以多种，理论可以各持一端，所以左派往往多头。不同左派之间因为理念的差异也因为各自的执着而互相攻击甚至迫害。

政坛左派中往往有十分偏执的人物，其与其他派系的斗争往往惨烈。为防止派系倾轧所造成的损失，也保留不同意见所能代表的不同价值，政治左派首先需要坚守的必须是政治讨论的自由。从政治气候上看是派系斗争，而从人生看却是个体的人对体制的关系。“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如何操控着体制针对他人，不远的将来就会有其他人如何操控着体制来针对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政治讨论的自由并非是执政者对反对派的仁慈，而是从政者对待自己的态度。

中国政坛中习惯被称作极左或者毛左的派系，在改革开放之前主宰着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一派已经如探空气球了，外界看去极其庞大，内心却极其空虚。真正信奉极左理念的人只有那些普通民众，而掌握极左政治资源的人物并不信奉这些理念，其政治行为局限在沿袭以往的僵化教条了。数年前曾经的衣局长提出了为中共十分自赏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显然这经济腾飞了，也必然证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了。其实，中国腾飞的真正原因却非如此，而主要是因为民族的勤劳，其次在于制度的不自信。

谦受益而满招损。一个政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所带给它的不是前进的勇气，而是改革的枷锁。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再转到欧美发达国家生活时，总会有些许不适应，发现那些明显不合情理的愚蠢规定时总是不解为什么欧美人不愿意改变。根本上说这就是制度自信的恶果。美国人在出现事故后，即使是人命关天，他们也总是第一时间问，所有相关人员的行为是否符合既定流程。符合流程了就万事大吉，人命和良知在哪里却不是当事人应该考虑的。因为这个思维，美联航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暴揍自己的顾客。可以想见，美国人的制度自信到了什么程度。唯有这样的经历，才使得我明白中国经济腾飞的一大根本在于对制度的不自信，一直有改革的意愿。小平先生做了经济改革，同时也许多次对内对外公开畅想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如今这衣局长一张牛皮吹成探空气球的体积，把小平先生的实践与规划遮蔽得黯然无光了。

同时，也是到了国外才明白中国一直自我标榜的勤劳勇敢是什么意思，这种传统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对劳动的重视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高标，因此才有绵绵五千年的一贯文明。如今这极左人物享用着民脂民膏，却要把功劳贴到马列脑门上去，明显是用父老乡亲的血汗来为马列树碑立传，有出卖祖宗的味道了。后来听说这届领导实在看不过去，就加了一个文化自信。于是有四自信之说，算是给那飘忽忽的探空气球系了个绳子捆在磐石上，不至于来阵小风给吹到九霄云外了。

中国政府在刘晓波问题上是一步步上套并打上了一个个死结。六四时，刘晓波和侯德健等四人以深厚的良知和超常的勇气劝阻广场学生撤离以防止无谓的流血。本是人道的义举，对六四学生和当局双方同是恩德，当权者却以怨报德，抓住滞留国内的刘晓波以达成欺世盗名之私。此其一。后来十几年是晓波的理想主义的坎坷之路，自己的呼喊伴随着当局的骚扰而前行。此其二。零八年他集合国内外民主力量联署了零八宪章，政治理论上这昭示了晓波的理想主义，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凸显了他的偏执。本是毫无威胁的一个政治童话，当权者却如临大敌，半年后拘捕晓波。此其三。晓波入狱时刻，笔者与朋友讨论，觉得这诺贝尔和平奖基本要给晓波了，而中国政府为自己的政治自新之路又设置了一块巨石。一年多之后，果如所料。而中国外交部门也如西方意识形态部门所期待的发出幼稚的抗议，叫喊什么诺贝尔精神之类。诺贝尔精神是瑞典人和挪威人的事情，向善向恶是人家自己的选择，中国何缘置喙？简直像耍猴。此其四。因肝癌晚期不治，而之前并无任何相关消息披露。众所周知，癌症发展到晚期是个漫长的过程，大部分案例会有明显而严重的疼痛或不适，即使刘晓波如某些少见案例那样没有痛感，普通的诊断也可轻易发现异常，狱方及当权者对刘晓波健康问题的漠视是导致他病逝的主要原因。如此对待一位为国家前途而献身的理想主义者，现代社会是无法接受的。国际社会的一系列批评毫不过分，而尤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指责为代表：“我们深感不安的是，刘晓波在他的疾病进入晚期前，没有被转送到可以获得适当治疗的机构。中国政府对他的过早死亡负有重大责任。”此其五。这样的五次错误政治行为导致中国在刘晓波问题上越套越深，几成死结。斯人已逝，斯人所爱之国族道路依然坎坷。

生活在海外，我们有机会获取针对老家的更全面信息，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各色人等为达成个人利益而编造的谎言。面对祖国的负面问题，我们当取何种心态呢？鲁迅先生曾经说起的“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并非是一个应有的态度。中国经济腾飞了，而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发展却依然缓慢。所以对面国内的负面消息，海外的许多朋友往往以清贫的清高傲视奢华的腐朽。当然金钱是生命的附庸，然而傲视你的附庸并不能证明你的高贵与高雅。其实政治的禁锢和精神的匮乏与铜臭并无关系，那些极左人士穷横时的做法更加离谱。中国经济的长期发达绝不单纯是会挣钱而已，不能以铜臭一词简单斥责。这里面有一个量到质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无足轻重时，她可以选择任何手段聚集财富而无伤大雅，可以如海盗般的邪恶，像古希腊前期多利安刚刚南下时的经济；也可神灵般圣洁，如古希腊后期雅典的文化。然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行为透入到世界的角角落落而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组分时，她对外必然是有益于其他国家，而对内的社会体制纵然不是完美，也必有其很可观的合理之处。任何对内对外的严重问题都会导致繁荣的不可持续。所以，我以为我们可以批判祖国的政府以促其向善，但不可污蔑自己的国族。无论国籍如何，无论我们与她曾经有过何等龃龉矛盾，我们依然还是她的一部分。正如晓波所期待的，用生命来换取更加光明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