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独角戏－－毛泽东启示录

玄野

功成身退，天之道。--道德经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毛泽东的出现，使得那个时代几乎成为一个人的表演。起初的舞台与观众还局限在中华大地，后来其政治军事行动的震撼效果吸引了全世界。尘埃落定，一切交付上帝以后，崇尚自由又作为观众的美国人对毛泽东的感情，与这部剧曾经的演出参与者－－中国人一样，有崇拜也有痛恨，只是崇拜对痛恨的比例远远高于中国人。这就像家乡人演杂技，观众能看到的基本是出色的表演，惊世骇俗的高难动作，叹为观止的惊险腾跃，而其背后那些痛苦与折磨，为失败所付出的伤痛鲜血甚至生命，却只有杂技的表演者和参与者知晓。

传统与现代，民主与集中，文化积奠与革命引进，百年彷徨与瞬间爆发，一切的煎熬与酣畅，狡诈与正义，人世正道与政治虚名，全部纠结在一处，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当你否定他时，会有亿万人站出来对你诛伐；而当你赞扬他时，则是另外的亿万人站出来对你痛骂。懒惰是人的恶习，从而习惯于向历史要一个简单的答案，这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然而，真实的历史永远不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人只有超越自我的局限，用灵魂去感受，在我们将这段历史溯至古圣先贤列祖列宗之侧的过程中，我们当会醒悟我们的哪些事情为后代开辟了章法，哪些事情可资子孙借鉴，而哪些事情又是后世必须避免的覆辙。

因为前人的伤痛历史而否定那些浸满了鲜血又绝傲千古的成功，这是对先辈生命与才华的漠视。金字塔饱含了古埃及人的血泪，我们虽然叹惋却不能因为其血腥而拒绝其文明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断不可因为民族自尊心之类的虚荣而梦想着复制甚至永葆当年的荣耀。未知其恶而行，尚可宽宥；知其恶而行其恶，就是纯粹的罪恶了。

回忆与评价这段历史，我们是观众，但我们又不能像世界其他地区的人那样做纯粹的观众。我们有义务去了解背后的真实。我们应当敬仰他们的丰功伟业，也必须了解他们刻骨铭心的伤痛。探寻华丽之后的血污，明瞭伟大背面的猥亵，揭示辉煌掩盖下的灰暗。

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们总是习惯于以历史功过论定人物。当代崇毛派往往有刘邦入咸阳的爱屋及乌心理，因为毛泽东在文史哲方面的不世才华和对中国复兴的无比功勋，竭力否定毛泽东的诸次错误以及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崇拜如神明。而当代毁毛派则往往有项羽入咸阳后的恨乌及屋心理，因为毛泽东曾经对团队其他人的普遍而深刻的伤害以及执政失误带来的旷世灾难，漠视并曲解毛泽东力挽狂澜的气魄和运筹天下的创举，痛恨如魔鬼。

然而，毛泽东的功过论定已经超出人的品评范围。当时之功也许并非因为本心有其善，当时之过也许并非因为本心有其恶。后人最不应该做的就是贴标签。贴标签弘扬了外表的善，你却永远无以复制；漠视了本心的善，你将丧失善的根本；鞭笞了表象上的恶，你却再也不会遭遇；疏忽了心底的恶，这却是你每一步前面的陷阱。我们当满怀敬畏去审视历史，首先要敬重前辈，以景仰之心看待先人，不可磨灭任何的心灵之光。我们更要敬畏神明，前人的任何违背神明漠视神明的错误，当不因民族虚荣而避谈。

毛泽东的特点是一切以政治目标为最终决策原则，在其政治军事领域的非凡视野下，一切道德高标哲学理念以及风俗人情，全被拿来做政治工具。战争的非常时期以鬼手获取政权是可以理解的，但获取政权运作政权的目的必须合于人间正道。毛泽东抚今追昔时曾于李贺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后给出千古绝对“人间正道是沧桑”，可以窥知其人文理念的深邃。然而不数年后就在已经基本和平的国度里开启了一波波的政治运动。这不得不令人慨叹他在信仰价值与政治权术间的纠结与本末倒置。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战争思维的领袖，很难在和平时期延续辉煌。这不唯是毛公缺憾，邓公依然未脱此咒。汉高祖刘邦兼集逆取顺守之大成，古来复制其功业者无几，又岂是风骚文采之事可比？

中国二十世纪后半的痛苦历程，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体系，整体而言是不成熟的，给世界带来的有贡献，也有大量灾难。初衷可能是好的，要造福人类，但终因浅薄与缺乏敬畏而造成祸害。中共一直有个说法叫做好心办坏事，其实这是惧怕悔改的遁词。政治中人有几个用意是坏的？水泊梁山还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呢，那些人到底做过多少利国利民的好事？圈内人必须有悔改的诚意，而圈外人与其指责其过，不如褒扬其功。傲慢是人性的缺陷和灾祸的源头。共产主义曾经因为傲慢将资本主义冠以邪恶，将传统文化冠以愚昧，而自以为先进又道德的伟大光明正确，旋即造成诸多灾难。大量的专业学者和知识阶层都以邪恶总结之。用邪恶一词来简单地否定这一派系，同样是一种傲慢，同样会招致恶果。一个百年内席卷半个世界并影响了另半个世界的哲学价值体系，不可用邪恶来概括。

人的价值观念与信仰决定了他的政治理想，而这些政治理想则决定了他的政治行为。以政治操弄凌驾于信仰道德与普世价值之上，运世界于鼓掌之间的人，亘古以来屈指可数，而毛泽东又是个中登峰造极者。他为中国在政治军事上赢得绝对的独立，但这并非中华的绝对幸事。任何政治奇迹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仰赖既往良好的社会架构与数千年深厚的文化积淀造就的大量政治军事人才与物质资源。战争的非常时期基本是在支取传统社会的存款。超脱信仰道德规则的政治手腕纵然可以实现令人叹为观止的政治奇迹，同时也透支了传统社会的积累。因为这些政治操作罔顾信仰与道德，所以在支取传统道德与社会结构的存款的同时，这些政治行为也彻底毁坏了传统道德与社会结构。这实为自断根基。魏征劝诫太宗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以政治目标凌驾于信仰道德之上来确定一切政治操作，岂非“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政治与信仰宗教的关系十分复杂，但从长远看，政治总是要在信仰之下运作，不应僭越信仰而为。信仰宗教，仁义道德，生命价值，人类文明高标不可因为政治目标而随意突破。战争时期为夺取执政权而暂时不顾规范尚可理解，和平时期为达成自己的政治意图而罔顾信仰道德就是完全错误了。政治毕竟不是上帝，政治的终极目的必然是民众的生活，政治的根本只有国家整体和民众个体两端，国家独立富强，百姓安居乐业，而国家存在的本质也是社会生活的优化。这是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否定的。毛泽东的政治操作对于国民甚至全世界来说都像魔术魔法，政治权力可以在其诡术中上下翻飞，大玩帽子戏法，令人目不暇接，最终一切都还会毫厘不爽地落回手上。然而，政治效果如何却在天不在人，你可以用魔术糊弄人，却丝毫糊弄不得天，国家独立富强的程度，百姓安居乐业的状况，皆取决于一切人等的信仰道德，经济秩序与勤劳程度，不因权术如何而异。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与国家在抛弃了信仰道德和精神追求之后可以达成长久繁荣。政权稳定后就必须回归到正常的价值体系中来。

因为毛泽东的政治操作带来的普遍伤害，其身后关于其道德人品与私生活的传言铺天盖地。窃以为这种做法于事无补。对逝者的轻蔑与诋毁于逝者毫无效果，遭受毒害的是你自己的心灵。俗言道逝者为大，对于曾经的伟人，你纵使反对其价值观，也不要在其身后诋毁其人格。你已再无资格以其为敌，就不要在对手永远沉默后收获那懦夫的胜利。确凿的事实之外莫做任何恶意猜测，将最大可能的敬意送予逝者，只去批判有确凿证据的错误。

以权力欲望来解释毛泽东的政治行为并不合适。因权力欲而登顶多适用于帝国的继承者，绝非那些起于毫末历经劫难而成功的开创者。大家注意到的是他在政治运动中无视他人的生命，所以很多人总结道毛泽东心理阴暗嫉贤妒能，这是一种典型的误解。他对人的伤害不是因为他有害人之心，而是因为他执着于政治目标，而无视道德与价值在和平年代的意义。他既不会刻意挽救生命，也不会执意伤害生命。如果大家比较一下斯大林所为，就可以明白毛泽东的这一特点。

人总是离大限越近时越能反省自己而承认错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伟人并没有脱俗。而毛泽东的反省比他的昔日战友尤其来得晚。大跃进时刘少奇回乡见到惨状，立即返京面见毛泽东，惶恐不安地说这样的灾难你我二人都要上史书的，毛泽东却未被触动。其后依然玩个文革出来。最后几年，他是孤独懊悔的，是醒悟与悲剧的。文革一年后他于骑虎难下之中急令以文斗代替武斗，以上山下乡的瞒天过海之策浇灭年轻人的盲目热情，再以惊世之举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建交，最后传位之刻摒弃四人帮与子侄，而钦定稳重人选，并留下邓叶人等，身后不期月而有周勃夺军的再演。虽然愧对其同事及时代苍生，但对中国长远发展稍可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