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港大爆炸与大跃进

玄野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

今年八月十二日在天津港发生的大爆炸事故，极其惨烈，损失之严重，可能超出公众所能知晓与关心的一切。大量易燃易爆物与超大量的剧毒物品放在一起，如果失控，其潜在威胁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安全事故的影响，甚至小型战争都达不到这样的威胁。为什么？中国官方已经将一个数字报道出来，就是七百吨的氰化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因为看惯了以吨计数的粮油等物品，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我们用简单的小学数学知识就可以预估一下这是何等恐怖的数字。如果一百毫克的氰化钠就能杀死一个人的话，（具体数据大家查一下，氰化钠杀人不会超过一克。）这么多的毒药足以灭绝地球上人类这个物种。恐怖吗？比日本核电站爆炸还可怕，这对中国的产生的威胁可能是五十年来绝无仅有的。当然，事情还没糟糕到那一步，而力挽狂澜的前提是，中共当局就拼命找氰化钠吧，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否则就是历史的罪人了。由此来看，习近平恶战前斩将--拿下安监总局局长--这种招数就可以理解了。现在中共全力以赴处理事故，而其内部的紧张程度可能远超出我们外界所能预想的一切，至于什么业主示威之类的事情，就少闹点，等解决了生死存亡的大威胁再说吧。

这一事故的影响可能是极其深远的，相对比较切近的影响是各种安全与环境检测决不可以再流于形式，堕落为搜括民脂民膏的工具了，而政府也不能再装孙子将雾霾的罪魁祸首掩盖起来。当然，政府愿意装孙子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过多年以后他们就会变成遗臭万年的真孙子了。

一个更加深远的问题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建设的问题。前两年某小帅哥提出的什么三个自信，制度自信云云，笑话吗？还是讽刺？为什么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如此迅猛的发展，当然同胞的勤劳勇敢是一个核心因素，但没有制度方面的配合能实现吗？我觉得不能。那么政治制度上，中国相对与欧美的优势在于什么？于是那批嘴上抹蜜的理论家哲学家们就大肆鼓吹什么制度优势和制度自信什么的。作为山野村氓，我也觉得中国的现行制度的确有优势，但其优势不是制度自信，而恰恰是制度不自信。欧美人每每犯了错误，总要说自己是按程序办事的，将所有责任推给了制度和程序，于是就有了西方政客们的口头禅:That is a big pity. 而中国相对好的是，从上到下都觉得自己的制度不完善，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于是中国就有了几十年的突飞猛进。

这次事故暴露的主要是国人对制度的不尊重，不照章办事，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策。这样，最终的结局就是大家都感情用事了。因为人对切近的利益与危险多看得清楚，而对全局的长远的利益与危险多忽视，制度本身的价值就在于达成全局的整体的利益，其间会对短期的局部的利益有所损失。其实这就是俗话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在国内办事与欧美制度相对成熟的国家办事，多有天壤之别。西方办事要求你不要欺骗政府，如果有难处可以找人证明，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有渠道可以通，也许会很麻烦，很耗人。在中国办事则相反，制度规定得很细，但一般人都会有自己的某些特殊情况，制度上又卡得很死很严，于是大家走投无路之下，只好隐瞒或欺骗政府，只要不是恶意欺骗，自己就心安理得了。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将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政府或律师机构，否则政府官员和律师想高抬贵手都不成了。隐瞒的话，官员可以说不知情，睁一眼闭一眼。你说出实情，人家就没法装了，谁也不愿担违法的责任。

和天津的这次灾难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日本福岛核电站爆炸事故。那一事故不单纯是影响了日本的经济生活，同样使得日本在西方世界的声誉一落千丈。日本男人有血性的年代到四邻各国撒野，那不是血性而是兽性了。如今没那么兽性了，可血性也没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关键时刻去核电站上空扔包水都不敢，平时当兵的粮饷白吃了。这次天津的灾难应该比日本有更充足的机会控制灾难的蔓延。日本那次是地震加海啸后的灾怪天气，天津这次基本是人祸，没有随之而来的灾怪天气。中共当局严防死守，立个只许胜不许败的军令状，成功的几率应该是比较高的。希望中国军人能展现点中国人的血性，别像日本军人那样怂。

说起国民的制度意识和法制观念，非同小可。我们这代人受毛泽东革命思想影响很深，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一方面不拘泥于教条，奴性少，是世界各国人中最不屑于派上司马屁的。另一方面是不遵守规矩，见到法律条例总要问个为什么，有一种视法律为废纸，视教条为粪土的感觉。其实，教条和法规虽然在具体情境下总有不好的地方，但长远看大范围看却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要素，老是灵活变通的话，就难保实际操作中放弃或者损害了全局的安全与利益，换来的是局部与个人的便利与财富。这一现象所造成的重灾区就是安全与环境的检测与监控。与我们恰恰相反的是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的同龄人，被强势政府统治惯了，什么事情都要以教条和法律来衡量，内心失去了自我价值判断的魂魄。但是这样的人更守规矩，对社会不构成冲击，属于标准良民。日后中国大陆的国民教育与风俗教化也许应该汲取点香港台湾的成功经验。

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未来，不单纯是一个法律法规的建设问题，更根本更底层的是人们法制意识完善，从而才会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良好的法律素养。一方面，中国充分学习西方法治社会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同样更应该发挥传统文化中道德仁爱礼仪的优势。这话说得容易，实际操作起来会是超大的工程。这里我只能提出问题而已，无法展开讨论。半个世纪前是中国的大跃进灾难，很多对中共持偏见的人都结论说这是中共和毛泽东的血债。这样的结论是不公允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政府是基于富国强民的良好意愿才发起那样的一次运动。灾难的核心原因是官吏制度的幼稚与荒唐。浮躁的官风，上行下效，官员说实话就丧失一切甚至小命不保，于是搜刮农民的口粮成了国家的意志。出现饿死人的灾难后依然还要欺上瞒下，如今看来令人发指，当时的浮躁官风下却是习惯成自然了。其实，那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没有了仁爱做根基，到底是人类的正面价值还是负面价值，作为一介草民的我，没有足够的史料来下结论。对于掌握中共党史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同胞们，你们真的有责任说出来，这一百年来的历史上以仁爱为先的共产主义者和不以仁爱为先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各自对人类的贡献如何，哪个是正面的，哪个是负面的。

五十多年前，中共基层官员们抛弃了仁爱这一核心价值，似乎这理想社会是用嘴巴吹出来的，从而导致了和平时期的亘古无双的灾难，直到刘少奇等高层官员回乡看到饿殍遍地时才幡然醒悟。如今面临着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尤其是政府职员，其基本法规素养极端匮乏，从而无法保证这样的高速发展不带来相关的负面效应。这同样是制度建设与官员素质导致的灾难。这次是个局部地区的爆炸，拼死补救的话，还有成功的机会。全国范围内的雾霾呢？恐怕就不这么单纯了吧，国家是在往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上走吗？情况有任何好转吗？解决了这次官员法律与制度素质问题后，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呢。我可以断定，如果中国经济保持现在的势头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变化以后，另一个十分巨大的全局性问题同样会浮现出来。

还是老子那句话：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优势就是不自信，总觉得自己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在中共官员中，王岐山先生是笔者比较推崇的人。然而最近网上流传他曾与福山先生交流，对中共的一党执政信心满满。对此我深感忧虑，当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制度失去自我更新的动力的时候，就是更大的问题和灾难降临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