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和陈小鲁之间

玄野

看到关于老舍的追思文章，还是冒个泡吧。

当年文革爆发是残酷殴打迫害这些老前辈和民族精英的人，如今绝大部分都不敢站出来忏悔。至于在其内心中是否忏悔认罪了，也难以考察。就近年来文革回潮和极左的市场看，不容乐观。前些天，陈毅元帅幼子陈小鲁牵头向当年遭受自己侮辱的老师们谢罪，这的确是难得的勇气。我有个疑问，陈小鲁先生在文革中虽然是个头目，但实际所实施的迫害可能并不严重，而且好像也是红卫兵中的温和派与良知派。因此，陈先生在反省自我的时候可能所面临的良知谴责并不多，而自己所需要超越自我否定自我的阻力并不大。当年那些亲手残害过自己的长辈的人呢？可能就难以面对自己的罪过，而且没有勇气自我否定而超越自我了。原因何在？如果有了杀人的罪过，如今没人追究，谁会主动站出来承认呢？即使国家法律明确赦罪都没用，因为社会道德可能是更加残酷的利剑，在社会道德的谴责之下，人可能生不如死。所以，大家可以一同骂当年的红卫兵暴行，却难以见到真正实施这些暴行的红卫兵个人站出来。我们应当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呢？也许抽象的反思相对合适一些，不能想着揪出当时的犯罪者，也不能催促他们自己站出来。人都有维护自己生活的权利，时代造就了那样的罪恶，详细追究下去，危害巨大。灵魂中的负罪感公开出来，可能会摧毁那些人的余生。我们的人生没遇到那个年代，我们有幸是清白的，那我们是否有以自己的清白逼迫别人公开他们的罪恶的权利呢？其实这同样是一种暴力，与文革有些许相似的暴力。

很多集体犯罪，典型如战争中非战事必要的纵欲暴力，多被历史隐匿了，当年的犯罪者也多安然脱罪了。多年以后，当年的犯罪者是否有勇气站出来面对世人呢？那种深埋在潜意识里的东西，往往是人要刻意回避的，我们不应该期待重新将那些东西挖出来，我们只期待这些人不再去美化那个罪恶的时代，不去以此来自我陶醉的同时而毒害世人。

我想，这里面有极端时刻的良知问题。记得六四时期第二天早上，我们看电视转播，报道军人被烧死。当时有不少人在欢呼，我觉得很不合适，无论立场如何，这都是年轻生命的丧失。紧跟着是邓小平所谓“损失几百年轻人的生命换来“云云，当时觉得邓没有指学生是反革命，士兵是国家卫士，而是泛指年轻生命，的确比那些投机贼高了几层境界。当然，因为我当时清醒，所以现在我反思那个时刻，如果当时我也对着烧焦的尸体欢呼了，我还会反思吗？人的心理问题，谁都逃不过，人的心理障碍可以理解，关键是如何对历史负责，如何对子孙后代的未来负责。

奥古斯丁是著名神学家，其名著忏悔录记述了自己年轻时的荒诞不经和纵欲无度。这样的一种反省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人们更多的是以批判别人的罪恶来防止自己可能发生的罪恶。超越自我，涅槃重生，世所罕见。即使洗礼，脱一个人人皆有的罪性，都是欣欣然的心理状态，真正要承认一个自己独有的罪过，也绝少人能达到奥古斯丁的境界。

整体而言，不能抛开人的心理需求，不能无视人的心理脆弱。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看，巴金先生的文革博物馆提议是恰当的，陈小鲁的谢罪只能是个人的局部的，而中共作为政党来忏悔反思面临同样的心理障碍。防止文革回潮是必须的，但让当年的犯罪者站出来是过高的要求，而让中共明确下罪己诏也不见得合适，至少现在还不是恰当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