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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灵魂之本－－＜圣道三百言＞序（二）
玄野
老子用＂无身＂，＂功成不居＂，＂如水之处下＂，＂无为＂等表达无我理念。老子所说无为是要消除自我面对天道时的僵硬意志，顺从道的一切，将自己的行为变成完全是对道的反映。道的运作方式都是流畅自然的，人必须完全消弭源于自我欲望自我意志和各种贪婪愚痴妄念的作为。佛学在人心方面钻研甚深，但并不关注政治学层面上的效应。老子将道投射到人心中，同时也将这样的人心点化在政治学的核心处，正是点石成金之手。
庄子寻道，但与老子有别，在于寻找真实的自我，而不是被各种欲望贪念支配的那个物质自我。庄子出世以寻找自我灵魂，但是因为中国传统信仰并不注重来世与天堂，所以庄子也就不可能构想一个灵魂存在的彼岸或者极乐世界。道教在这方面一直没有佛教那样信誓旦旦。佛教因为有印度六道轮回等信仰理念对灵魂世界的构划，他们对极乐世界的追求更加执着与现实。佛教到了中国以后，中国的信仰被植入其中，虽然外在是佛教形式，也用六道轮回的说法来教导众生，而骨子里却更注重佛就在你自己内心这个理念。当然，佛教和道教的融合，是信仰顶层的融合过程，是吠陀经所代表的信仰假设和易经老庄所代表的信仰假设之间的互相渗透。信仰终究要归一于那个唯一的天道上帝，两个原生文化的信仰融合也本顺理成章。老庄的信仰之路是游刃有余于繁华尘世并空灵飘逸，佛教的信仰之路似乎是直通极乐而置俗世尘源于无形无物。
个人直觉上，中国文化核心是孔老并立。孟子继承孔子衣钵，庄子延续老子信仰却又另起炉灶，无意因价值取向而束缚自己的思维。因为这个原因，世人多直呼其为庄生者。比较老子与庄子二经典，会发现老子是直透尘世的，而庄子是空灵出世的。从行文风度看，老子对当时的社会乱象有一个巨大的责任意识和些许悲愤情绪，而庄子却表现得十分超然。从这一点看，似乎庄子境界在老子之上，这与我一贯的直觉有冲突。最近忽然悟到，老子的核心表达是无我，这一点已经直通天道了，而庄子依然在那边流连嬉戏。
人的精神价值到底在哪里？庄子是一层层擘开去寻找人真正的内心，而老子则直示内心。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群体性的，而人的内心精神必然同样带有这种色彩。从个体角度追寻自我的本质，如同庄子那样，涤除玄览，人就变得愈发轻灵，人的自我便缥缈无可追。从群体角度考察自我的本质，则如老子那样。其意在天地，心向恒宇，人的自我消失，人的精神变得极广大持重，天道般无所不在了。老子不是清净无为，超凡离世的，而是教导人以最真实最本质最智慧的为人方式和治国方式。这似乎是责任，却没有世人所理解的沉重；又似乎是飘逸，却没有世人想象仙界那样的不着尘埃。凡俗的嘈杂与天堂圣界的澄彻都合和一体。基于物质追求的阴，源自灵光挥洒的阳，如水火既济般融熔为一。理解老子，不应以凡世功利的眼光，也不能以仙界天国的角度。至于现代乖戾悖逆的批驳利用，害人害己而已，往圣也只得苦笑一声，懒于计较了。
老子将人的精神和现实的物质需求，或者说，信仰的神灵界和现实的政治界，整合一体实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天人合一，阴阳一体。西方地中海文明是精神道德和物质行政二元分立又相辅相成。
近现代以来的诸多学者往往以学术凌驾信仰天道，用各种学术理念来标签固化老子庄子灵魂。所谓老子悲观弃世，因为小国寡民一章的田园畅想而定论老子是主张复古而阻碍社会进步的。此种断章取义害人至深。首先说，不虚心领会老子对天道阐释的深邃悠远与宏大辽阔，因其艰深而搁置，唯选择最浅显易懂的篇章中唯一的谐谑调侃，当作老子思考的最核心部分，至少可以说是辱没圣道的。而如此理解堂而皇之地宣传给国人，实在是罪莫大焉。其次，从历史情境看，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军事征伐距离的扩大，华夏区域的政治为膨胀的私欲所主宰，诸侯强国不务仁德，放纵贪欲，战火连天。其前，德治为纲，武力征伐主要针对大逆不道的行为；如今的战争完全源自某些君主的私欲。这样的乱局之下，老子劝导人们小国寡民，虽然不能实现，却表达了对错误政治生态的批判。
因为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自毁，我迟至年近二十才第一次读老子。当时就觉得奇怪，中国官方所定论的老子是弃世的，消极的，只有儒家是入世的积极的，为什么我所看到的老子的论述都是给人行事与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级智慧呢？中国既往的所谓传统哲学研究到底是在干什么？老子是超然入世的。世人在社会中的作为充满了妄动，因为被自己的各种物质欲望驱使着，被个人的虚荣驾驭着，被各种愚陋学说欺骗着，所以人的诸多努力往往带来诸多人间苦难。老子是启发人们将自我归于天道，然后用符合天道的自我来经营人事。佛教道教主要侧重于前者，儒教则主要侧重于后者。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儒道并重的世代，而重儒轻道的朝代总是着力于人事有余，自我向天道的皈依不足。
孔子建立了人从有志于精神追求到进入无我境界的修养阶梯。儒家虽为宗教，却重现世作为，避来世福报或天堂灵命。孔子有所谓＂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祭神如神在＂等等。这样的现实姿态往往招致道家的揶揄。当然，老子引天道以自观，且入世以成道，自不必以破儒来立道。唯有＂大道废，有仁义。＂等泛泛批驳世人的虚伪和局限。庄子讽儒家以明道，一部南华真经中老聃与孔子交错出现，多讥讽孔子囿于世俗虚名。孔庄之间，我更倾向于孔子。孔子儒家这种重历史重现实的风格是无比坚实的，是任何年代任何人都可以引以为据的。孔子所铸造的是人格与心灵的成长阶梯，而如此达成精神世界的道路，也将是最扎实最少偏差的一支。阴阳之理，孔子可谓深得其妙。个人以为，中国儒道同源，从文化完整性上看则是儒道一体。孔子和老子都有中正不偏的灵魂定力，区别在于老子是求道以入世，孔子是入世以求道。所以中国精神当儒道并重，儒道裂则中国形神难全。
赵宋以来重儒轻道，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三字经中所谓：＂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不但将荀况扬雄放在老庄之前，连隋朝的王通也在前面了。这样的说法，如果圣贤有知，恐怕荀杨王通等人倍感惶惑之余，要忧虑后人的前途了。宋代以来国人如此拘泥教条并制造教条，断没有国势不衰的道理。这样的定位反映了千年来中国文化信仰层面形而上方向的虚弱，教条层面的过度拘泥。中华文明的千年递降，这是原因之一。
保留路桥的评论，主要是看重这种思考。但是对儒教的评价偏颇较大。其实指责他人汉奸，最主要的心理来源是民族主义，也就是没有理解圣人的无我理念。有些人的政治理念错误，如小波，但是不能用汉奸概括，是理性的阻滞不通畅造成的。而用汉奸指责呢，在某个角度有道理，但是在整体而言也是一种阻滞。
至于孔孟，嘿嘿，谢谢你保留路桥的评论。
其实，耶稣的无我境界我只是刚刚领悟到，勉强可以说两句。作为＂我＂，有自我肉体和欲望的内涵，也有个人声誉尊严的内涵，也有个人所爱的家庭种族的内涵。耶稣的无我，在肉体和尊严层面上比较容易获得共识，基督教的朋友们每天都是这么传播福音的。而在种族层面上的无我，在耶稣的言行中表达得比较明确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代基督徒们甚至牧师层面都没有准确领悟到，甚至所做都是反面的。耶稣没有自我，同时也不认同犹太人将自我的种族置于其他种族之上，他极其明确的反对犹太教条。最典型的是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并且在后面详细解释。这分明是针对犹太人饮食方面的洁癖。而后来圣保罗用因信称义废除割礼和饮食方面的教条，可谓深得耶稣精髓。至于对种族特质方面的批驳，可见于迦南妇女那一典故，＂给儿女的饼，不能给狗吃。＂远志明牧师曾经有不错的解释。
中国人痛恨汉奸。骂一个中国人为汉奸，是非常恶毒的话。但是中国的汉奸非常多，这是因为有文化根源的。
影响中国人最厉害的就是儒家学说。出人头地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标。为了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儒家给出的方法是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方法和学识还有头脑、身体等方面的天赋。
但是儒教的潜规则是书本里不写，现实当中真正行得通的。那就是武力。你有了武力，那你就按照圣贤大人的地位对待。一切行为都可以神圣化。为了愚弄和便于管理老百姓，就让他们用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方法，和为主尽忠、立功的方法来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当然只能是极少数成功，但这些成功的又是过去出人头地的“圣贤”们的竞争对手，这就是为什么忠臣和功臣总是不得好死的原因。所以岳飞之类的悲剧总是不断的重复上演。
儒家文化里是人性本善的，所以任何错误都能推脱给环境和别人。中国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有了权力以后，就可以不用承担责任。错误都是下面人的，成就总是领导的。监督制度是不需要的，老百姓是需要圣人教导的。父母官们对老百姓是由监护权的，老百姓们是没有人权的。
如果有通过造反，篡权等方法可以成为“圣人”（即当朝皇帝）的机会的话，那些精通孔孟之道是很难不受诱惑的，因为只要成了“圣人”（又称圣上），就一切道德解释权都握在手里，在失去权力以前，一直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万岁。
受儒家文化影响，骂别人汉奸可以达到打压别人，从而间接达到自己相对出人头地的目的。如果投靠侵略者、做卖国贼，即使成不了皇帝，但可以高人一等，可以出人头地，很多儒家门徒们为了权力所辖范围内的道德解释权，高人一等的利益。是贪婪无限的。按照儒家因果倒置的学说，能够成功，就是过去积了德的证明。痛恨别人出人头地，骑在自己头上拉屎撒尿，是憎恨汉奸的人民的普遍情节，但是通过非程序正义的方法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即使是做汉奸，也是儒生的挚爱。
所以中国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汉奸辈出。
西方是性恶论，需要监督制度，人人平等，三权分立。因为他们不承认圣人的存在。不信仰任何人的道德约束力。讲究程序正义。
儒家基于性善论的圣人理论，就是用道德约束的方法，废除监督制度，制造人和人的不平等。而达到剥削，压迫和奴役人民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儒家的精英们：秦桧，汪精卫之流，是不惜做侵略者的家奴的。孔子就是N姓家奴，中国的儒家历经几个朝代，已经不知道是几姓家奴了。
妓女虽然危害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却总有很多经不起诱惑的男人。而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经得起儒家这个文化妓女诱惑的朝廷，那才是中国的福祈！
儒家的卖国保身艺术
儒教一贯这样，打孔丘周游列国就是给官就拜的主儿，只要人间的老大给指出条共治天下的路来，儒教保准第一个服帖
王揖唐，在沦陷区大搞封建复古，伪币上印的人头像是孔子的画像。每年都要进行祭孔活动。学校中把原来的“公民”课改为“修身”课，其内容全是宣扬旧礼教的。
虽然卖国贼哪家都有，但儒家出的卖国贼比例太高了。不然为何有【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是读书人】这句老话？
儒家确实很高明，懂得一面利用他们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的对头当作他们愚民教义的祭祀品，粉饰他们的伪忠伪孝、假仁假义；另一方面借统治者之刀戕害他们的性命以假公济私。到最后明明当了叛徒，还恬不知耻的大秀【浩然正气】；明明是屠杀忠良的侩子手，却在事后惺惺作态的修建什么英烈祠、壮士碑......儒家的大伪欺世果真是举世无双，全球无人可望其项背也
儒家的另一个杀手锏就是：儒家思想就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而所有的关于儒家思想的缺点、错误那全是“伪”儒学的事，与儒学一点事都无关。
当然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儒家思想，在列强入侵，抗日救国这种小事上是不屑于插手的。
儒学-亡国与汉奸之道
warge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王朝众多，这些王朝的更替应征了儒学的危害，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每个胡人建立的国家都是在儒化之后开始灭亡的，之后的五代十国也是如此。最明显的是宋代，西夏立国600年，在河西百战之地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国度，但后来，西夏的国主不知道脑袋里那跟筋搭错了弦，竟然要求全国学习儒礼、研读儒学著作，结果儒化才完成便亡国了。
西夏之后是辽，辽之后是金。据说成吉思汗在攻打金国前，曾担心金国已完成了儒化，文明程度太高不可轻敌，但他观察完金国的腐化后，立刻决定灭金。这才有了后来成吉思汗对孔庙射了一箭的行为。不过，成吉思汗身死之后，他的后人们还是没能摆脱身边降儒的撺掇，虽然元朝儒人的地位很低，可国家的官制还是儒学体制，管理方法也一脉相承，于是，曾经纵横欧亚的大帝国，在这种亡国之术的指引下，辉煌不到百年就轰然倒地。
如此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如此迅速，也算是举世无双。
历史就是明证，儒学最极端的拥护者也否认不了这个历史事实：胡人一学儒，灭亡在眼前。
这种学问除可让当局便于统治和盘剥百姓外，对于国家对于民族都是绝灭之术。不过，国家民族绝灭了，对儒士们来说毫无影响，因为他们还有另一套理论：恰好他们已搜刮的盆满钵满。四书五经中没有“汉奸”与“国家”这些词，只有顺应五德循环与“天时”的“识时务”之“俊杰”。 敌寇来了，他们正可以慷慨激昂地出卖他们曾经的同胞、曾经的同事，并义无反顾地叛变投敌。他们把这叫做“顺应天时”，“识时务者为君子”。
这种行为还有一整套被称为“五德循环”的理论为他们作道义支持——一个政权的道德衰败了，自然有另一种道德替换。“气运已尽”，这话听得很耳熟。
以前，大明灭亡时，许多儒生——包括著名的“清流”派别东林党人，便纷纷嚷嚷着这句话，争先恐后地投降满清做下等民族。
再后来，日本侵华时，北京城内那些博学大儒也纷纷嚷嚷着这句话投奔鬼子，而后才有了南京大屠杀。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少吗？
比如明朝气数已尽，则女真族入侵也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满清气数已尽，则日本人侵华，也是一种王朝更替。所以在儒士的字典里，汉奸就是君子，识时务的君子
靠卖友求荣，叛国投敌之功，在新王朝里，他们至不济也可用搜刮、盘剥来的财产继续做大富翁——只要今世作威作福，哪管黎民是生是死，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所以儒术只能是批量培养愚民与汉奸，靠出卖国家与民族以求容的“开国元勋”的加工厂。
它不仅是愚民之术，也是亡国之术与汉奸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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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带来了独裁，导致国家的腐败和衰落，并且制造了大量的奴才；于是新侵略者就变成了统治阶级；奴才就当了汉奸，又成了新主子奴才。这就是儒学长盛不衰的原因。
日本人宣传自己是中国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中国的国学大师们很支持。
中国的国学大师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维护他们个人的地位和团体的利益。忍心不顾国家的安危和利益，来维护儒家和佛教学者们的集团利益。
其实佛教才是印度支那的宗教文化。佛教徒在抗日中扮演的汉奸和不抵抗政策的角色，和儒教信徒各有千秋，毫不逊色。
国学大师喜欢把传统文化的罪恶导致的社会问题，推给人种原因
来维护地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
来维护剥削阶级对人民的欺压和剥削！
以此来掩护传统文化的罪恶！
传统文化在他们眼里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人民在他们眼里只是草芥。
儒文化的精髓就是礼，类似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
儒家奴化洗脑的套餐，慢慢就让人失去理性了。
儒生把儒家捧为公理，不许非议儒家的学说。
把儒家思想带给国家的无穷危害，都推脱为自己国民的人种低劣，来维护儒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儒将为什么不得好死
述而不做是孔圣人的教导。干实事的那是小人！
宋以前儒家影响还小，对社会威害相对小一些。
而那些带兵的儒将，在不带兵的儒臣眼里，已经有资格作脱离主人的狗，是威险分子，下场非常凄惨。是中华民族治国历史中地主阶级的传统智慧，文化和道德陷阱。
当然，优秀的将领其实和儒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生活在儒教的环境下，
不要被洗脑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会被自己保护的封建朝廷的儒生们给兔死狗烹。
这就是经典的中华民族的爱国故事和悲剧根源。
宋儒司马光，引领卖国复古的潮流
北宋王朝的极端政治：整个行政机构逐渐走向崩溃
标签：文化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国际篮球明星）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显然不适合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数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此女人即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司马光不知道，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很赞成免役法。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苏轼是个直肠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当然不高兴了，自己走开。苏轼又追进政事堂，这回司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依然打动不了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中出局的吕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贬建州，一贬九年，其间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被曾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该如何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地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海南当时属未开发地带，瘴气重，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当然不能与清朝的文字狱相提并论)。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下，宋朝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宋哲宗掌权，变法派得势，元祐党人被清算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仅仅在10年后，世界又会颠倒过来。那是后事。写到这儿，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不应该忘记的人--宋哲宗。
宋哲宗虽然很幼小，但他不傻。当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辽国大使，蔡确在宫殿里反复排练欢迎仪式。他感到十分不解，问：“辽国大使是人吗？”
蔡确笑了：“他们当然是人，不过他们是契丹人。”
“他们既然是人，我们怕他作甚？”
高太后其实也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代表。她曾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她弟弟在朝廷做小官，很长时间都没有升职。宋英宗过意不去，想要把他提拔一下。高太后谢绝了，说：“我弟弟能在朝廷上班，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怎么能参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呢？”
宋神宗好几次要给高家修建别墅，也被高太后拒绝了。后来国家给了她一块空地，她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子，没向国家报销一分钱。高太后唯一的缺点是恋权。宋哲宗已经17岁时，高太后仍不放弃听政。
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宋哲宗年幼，因此什么事情都请示高太后。朝廷开会的时候，宋哲宗的龙椅与高太后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请示，就不免把屁股朝着宋哲宗。宋哲宗亲政后谈及这些事情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屁股。
随着宋哲宗一天天长大，越来越不习惯做龙椅上的傻傀儡。在高太后高大的阴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着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没有更多的抗争方式，只能行使沉默权--在议论朝政时一声不吭，俨如哑巴。一次高太后问他：“你怎么不说话呢？他们讨论朝政时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呢？”宋哲宗冷冷地说：“您已经处分好了，我还说什么呢？”
高太后是个聪明人，她敏锐地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态。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召集吕防、范纯仁等人说：“我死以后，皇帝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下，腾出位置让皇帝选用他人，免得遭受横祸。”
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权，就开始继承父业。当时有一句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绍述”，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对宋哲宗而言，“绍述”就是继承宋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曾经被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回来了。第一个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为宰相。章惇拜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当然，是算元祐党人的账。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党人尽数驱赶，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幸存于世的话。
账簿一本本摊开。旧事一件件重提。
元祐年间，在司马光等大臣的主导下，宋朝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当年元祐党人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的实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换取和平。章惇把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挟奸罔上”等罪名。
司马光已经死了，怎么办？那就追回赠官和谥号，连宋哲宗当年亲笔为司马光们题写的碑额也被毁掉，他们的后代也遭到贬黜。章惇还欲“掘墓劈棺”，宋哲宗认为此举对国家无益，章这才罢手。
范纯仁当年一语成谶，如今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被跨省远贬岭南。
徽宗无能，蔡京弄权，宋朝再次“底翻天”
历史似乎惊人地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这个只活了24年的年轻皇帝没有儿子，这样，只能从他的兄弟里选一个接班人。宋哲宗有5 个兄弟在世，端王赵佶不是宋神宗亲生儿子，照说没有候选资格，不过在向太后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赵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为宋徽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向太后也过了一把垂帘听政的瘾。
向太后也是一位保守派，她极其讨厌王安石和新党，因此，在她垂帘听政的短短9个月，宋朝的政治局势又折腾了一次：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
宋徽宗，大家都熟悉，宋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花 花 公子”之一。宋太祖的胸怀大志、宋太宗的勇猛精进、宋仁宗的宽厚仁慈、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在宋徽宗身上找不到一点影子。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宋徽宗这样的浪荡皇帝，朝政难免陷入一片混乱。以蔡京为首的变法派趁机把持了朝政。蔡京做了宰相后，打着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保守的或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120人的名字刻在上面。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
王安石制订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完全变了样。免役法本来可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蔡京一伙却不断增加雇役的税收，变成敲诈人民的手段。王安石地下有灵，恐怕也得顿足长叹吧。
随着苏轼、范纯仁等名臣的先后辞世，这个时候的宋朝廷已经完全沦为尔虞我诈的肮脏之地。君子远离，小人云集。他们没有是非之分，只有党派利益；没有羞耻之心，只有贪欲之念。这如何不让人怀念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和而不同”、坐而论道？而如今这个乱哄哄的大酱缸里正孵育着一只又一只肥硕的蛆虫。
宋王朝就这样慢慢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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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理学的卖国思想发展
司马光被称作继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儒家第三位圣人，提倡崇古和法祖，以卖国的行为来建立德化天下的仁政，为北宋的灭亡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被称作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为了阐述儒家的政治斗争艺术和卖国的必要性，在《资治通鉴》中以政治斗争的艺术和军事角度上对中国宋以前的历史做了整理和论述。
在中国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司马光倡导下，出卖大宋领土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改变了王安石的抵抗主张。西夏统治者在哲宗继位后，派使臣勒索兰州、米脂等边塞。司马光一口应允，并指责不赞成的大臣。将宋神宗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给西夏。司马光将自己国家的领土无偿奉送给西夏，这是一种出卖国土、妥协苟安的行为，这不仅在政治上不体面，而且在军事上也没有达到结束兵不连解局面的目的。虽然宋朝实行弥兵政策，一再命令守边将士不要妄动，可是西夏反而认为宋朝软弱可欺，不断进攻兰州等地。
司马光卖国思想的继承者：韩琦
宋的苟且偷安的立国精神和儒的因循守旧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使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完全不可能发生改变。儒生的耻辱感是非常奇特的，纲常秩序才是他们要极力维护的东西，只要纲常秩序不变，不管国家遭受多大的对外失败，他们既没有危机感，也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更奇怪的是，他们不但不感到耻辱，甚至能反以为荣。王安石变法，旧党进行反对。旧党中有一个名叫韩琦的人，官至宰相，他也曾经主持过对西夏的战争，当然也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主儿，死在他手里的大宋官兵有好几万之多。按说这样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失败感到屈辱，应该想到怎样富国强兵，一雪耻辱，可韩琦不这么想。宋神宗赵琐问韩琦关于对辽关系的国策，韩琦提出七条意见：
1、不要跟高丽国来往，那样会使辽国人不高兴，因为高丽国处在辽国的屁股后边。
2、我们用武力夺取河湟地区是错误的。
3、不要在边境上栽树。因为树林有阻挡辽国骑兵的潜在的军事价值，也会使辽国人不高兴。
4、不要训练人民。
5、不要在边境上修筑城郭，
6、不要制造武器装备，
7、撤销边境上新任命的将领。
那么如何应对辽国的强大的军事压力呢？——办法在儒家的经典著作里：皇帝广施仁政，选贤任能，天下都会自然亲附，何况一个小小的辽国呢！
司马光和韩琦思想的继承者，伟大的书法家，济公诗词和佛学的挚友，儒学科举考试状元，宋体字的创始人：秦桧
赵构、秦桧就是继承了司马光的思想，导致了岳飞的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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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儒文化”是中国“ 汉 奸”倍出的思想渊源
黎 鸣
通观中国的历史，中国人基本上是一个在不断“亡国”的历史故事之中艰难地生存到了今天的民族。换言之，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由少数民族的“君主”来统治“大汉民族”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之中最真实的状况，看不到这一点的人们，绝对只能是面对中国历史的“瞎子”。也正是因为如此，每逢“亡国”的时机，中国必然是“ 汉 奸”倍出，而且更是“大 汉 奸”倍出，因为正是在大量的“大 汉 奸”的帮助之下，少数民族的“政权”才可能在“大汉民族”之中建立起“威权”，并进而对“大汉民族”实行“有效”的专制统治。
不要说远，仅仅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汪精卫的 汉 奸政权即纠集了八百万“伪军”，以此来帮助日军侵占中国，而真正日本人在中国的军队全部加在一起也就只不过三百万；更不要说，中国抗日的国、共之间也时时刻刻都在伺机企图消灭对方，或甚至有意借助于日伪的帮助来消灭对方。蒋介石还说得振振有词：“攘外必先安内”（谁能说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们不会成为 汉 奸，而且更可能是大 汉 奸呢？）。说得实在一点，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再一次“亡国”，那是因为历史的“侥幸”，刚好碰上了日本人自身的愚蠢（根本就丧失了应有的大战略的智慧），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的大联盟。中国人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真就是彻头彻尾人类历史的“瞎子”。
为什么每逢“国家昏乱”，中国即必然涌现大量“ 汉 奸”，特别是“大 汉 奸”（当然，同时也会出现少量事实上无济于事的“忠臣”）？这个问题才是中国历史之中一直都未能获得解决的最重大最真实最关键的问题。今天我来给我亲爱的同胞作出回答，我深信，这绝对是最真实最合理最本质最符合中国历史内情的回答。
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中国孔丘的儒家文化本身即是货真价实的“ 汉 奸文化”。
首先，我们来解析，什么是“ 汉 奸”？顾名思义，“ 汉 奸”即“大汉民族”的“内奸”，严格地说，应该称“国奸”（因为国内汉族占大多数，故有此称，我相信少数民族兄弟不会见怪）。什么是“内奸”？即“吃里扒外”，严重不忠于本国、本民族最基本利益、最基本人格、最基本尊严的内部的奸贼。
为什么说孔丘的“儒家文化”其本身即是货真价实的“ 汉 奸文化”？
问题的关键，即在于孔丘的“儒家文化”究竟要求中国人“忠于”什么，以及为什么“忠于”什么？（换言之，即在于问：“儒家文化”涉及了“忠于”中华民族“最基本的利益、最基本的人格、最基本的尊严”的问题吗？显然没有。不仅没有，反而反其道而行之。）
孔丘的“儒家”教导中国人要忠于“礼乐”，要忠于“亲亲尊尊长长”，要以“礼乐”和“亲亲尊尊”的“理由”去“忠于”君主、“忠于”长官。孔丘的“国”是“君主”的“家”，孔丘的“民族”的利益是“君主”按照“礼乐”所安排的统治者们的利益；孔丘的“民族”的“人格”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要求的（礼乐的）“人格”（三“畏”四“勿”）；孔丘的“民族”的“尊严”是“亲亲尊尊长长”的“礼乐”的“尊严”，而绝对不是作为平等的中国人的“人”的“尊严”。很显然，孔丘及其儒家既缺乏老子的遵行“自然”的“道德”（公道公德），也缺乏希伯来人的遵行“上帝”信仰的神约的“道德”，更缺乏希腊人的遵行“理念”的真理宪法的“道德”。说白了，孔丘的“国”仅仅是一个小小亲族部落的“家”，孔丘的“天下”仅仅是某个私人集团的“亲亲尊尊”的“家天下”，孔丘的“礼乐”全都是为了某个私人集团的“家”和“家天下”服务的“天命—大人—圣人”的完全（反自然—平等、反自主—民主、反自由—尊严的）人为（伪造）的文字安排。
请问，孔丘及其儒家为中国人所安排的所有这一切，能够成为中国人终生为之真正效忠的“对象”么？显然不能，因为孔丘及其儒家的“安排”完全无视了作为“民族”的最基本的利益，完全无视了作为“民族”的最基本的人格，完全无视了作为“民族”的最基本的尊严。所以，除非“傻子”或故意装扮傻子的“骗子”，才能够真正相信孔丘及其儒家的这种完全人为的肆意践踏“民族”的最基本“利益”、完全无视“民族”的最基本“人格”和最基本“尊严”的“安排”。
“傻子”是谁？老百姓；“骗子”是谁？大大小小的“官员”，以及“儒家文化”的假装“忠心”虔诚的徒子徒孙们。正是因此，一遇上“亡国”的时机，老百姓们，傻子们全“乱”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孔丘儒家的“徒子徒孙”们，“骗子”们则顺势而“叛”了。“大 汉 奸”永远都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之中，特别出现在那些所谓的“大儒”们之中，他们不仅知道中国的内情，更知道统治者应如何统治中国广大老百姓的“门道”。正是因此，聪明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们，绝对会厚待这些“大 汉 奸”们，虽然同时也会暗中防范他们。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们清楚，没有“大 汉 奸”们的帮助，仅靠他们的少数人口的“家族”是绝对统治不了偌大的“大汉民族”的。“大 汉 奸”们帮助骠悍的少数民族的入侵者，灭掉了旧中国人的“国”，又建立了新中国人的“国”，这样的历史故事始终都在中国的大地上重重复复地发生，两千多年来一直到了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还仍旧在继续发生，中国的儒家文人们为什么全都瞎了眼看不到这一点呢？他们依然在卯着劲儿歌颂过去历代皇朝的历史，吹嘘这个“盛世”、那个“之治”，似乎那就是他们家里的“光荣”，说得那么“亲切”，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文化”从来就教导他们，只要时机到来，他们就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准备充当“ 汉 奸”，除此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解释么？
上面所述中国历史之中不断以同样形式“亡国”的“悲剧”，其中最深刻的根源，实际上全都在于孔丘“儒家文化”的“教育有方”：大家都去成为“奴隶”吧，或者就是，大家都去成为“ 汉 奸”吧！君不见孔丘的名言：“凡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以文德以徕之，既徕之，则安之。”何为孔丘的“文德”？何为他的“既徕之，则安之。”？最关键的即是《论语》之中的四个字：“修己安人”。说白了，而且中国的历史也确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即是永远要“修”汉人，“安”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他”人。一个世世代代永远如此“修己安人”的民族（也即永远“修”掉自己人格“自我”的民族），她能够自己强大起来么？绝对不能。这个民族的出路只能有两个：要么永远地去当“奴隶”，要么永远地去当“ 汉 奸”，惟一永远当不了的正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主人”。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汉人”什么时候成为过自己“国家”的“主人”呢？有过么？这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伟大的”教育成果，这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千真万确的“本质”——促使所有的中国人尽快地自愿或不自愿（逼迫）地丢掉自己人格的“自我”，而这实质上即是永远地为“奴隶”和“ 汉 奸”培养“文化”的“好苗子”。
同胞们，千万记住啊！孔丘的儒家给予了你们多么好的“教育”啊，真值得你们“永远地”去“继承”和“学习”呀！？活着成为“中国人”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创新的，只要有了永远的“儒家文化”的大量“成见”，就有了永远方方便便地成为“奴隶”或“ 汉 奸”的一切了，这是多么“伟大”而“美妙”的“文化”传统呀！？
然而我的回答却是：“儒家文化”简直就是中华民族永远“苦难”、“愚昧”、“邪恶”的“万恶之源”。
网友回复：
国人之所以一盘散沙的根源在此，儒家是统治者愚民的理论，它是害怕人民团结的，所以要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外国人从上幼儿园就讲团体协作，只要团队作出决定，个人都要听从的，不像国人三个和尚没水喝，毛时代批孔反封建，推高鲁迅地位，推行农村合作社、集体制，让农民参加集体，就是这个思想吧，可惜没完成啊。
《西游记》是希伯来思维的 外沿
《西游记》是在解读一个事实的 存在
《西游记》的内容，名字，名字的写法 和 为什么 猪 在十二生肖里面排最后等等 都和 圣经 巧合。
如果您能进一步理解耶稣的无我境界，您会有不太一样的结论。
老子 是 上帝 赐给 华夏民族 的 唯一 的 伟大 的 先知
圣先知。
但，老子 被 华夏文明 给 忽悠了。
老子的 思辨、思维、思而所想的 那些 结果，
它 只能 对应 务必 是 上帝的思辨的《圣经》的
并 一定得是 用希伯来文语 进行思辨、思考的
人们。因为摩西的思维-- 是希伯来思辨。
所以，如果一定要有需求 定要得知 老子 到底 在
说什么----？！。
那么，就先要 建造 自己的 希伯来思维。
老子 为什么 是中国人，这无要紧。
要紧的 是 老子的 思辨：是 上帝的思辨
老子被 忽悠了 两千多年。--- 因为这是上帝的
时间。
当你有了一个 能思辨 的 希伯来的认知后的 时间、
空间的 延伸----。
你 再读《西游记》这部著作。
你就知道，《西游记》是希伯来思维的 外沿
《西游记》是在解读一个事实的 存在，
就是：耶和华
谢谢
宗教的定义：务必要有 超自然的物质。
宗教 的 很特质 的 表象 是 它的 时间和空间。
庄老、孔孟 不能 被定义为 宗教。--- 只能定义为思想、
认知、和伦理的 Fremwork 或 Picturesque。
宗教的 神性 可管束、制限人的思辨和思辨后的动机
所生发 的 行为。
思想 是 认识。 它不具有 超自然的 能力。
它是 非常的 受制于 时间和空间。
今天 的 中国的现状: 追其之根源 就是：老庄、孔孟。
人 不能用 似是而非 的 思想、认识、思辨 去
集合、组建、什么 更是既不是恶，也不是不太恶
的 中庸、中性 思维----，并引发 什么 中性、
什么包容的 什么 不着上下、边界、边际的 行为。
两千年 的 华夏历史 就是今天 华人是 思维:
---- 无 上下左右 的 剪不断 的 乱想、乱象。
谢谢
佛与道的心学只是修行次第，一开始就对着“无我”与“空性”。观“心”只是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