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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野
中国大跃进时期曾经饿死数千万同胞,成为世界历史上和平时期人祸导致的最大人道灾难,而钱学森先生在当时的一些言论也起到了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钱学森先生最后时刻花团锦簇,却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曾经给同胞带来灾难留下明确的说法,不能不说他欠了中国人民一个道歉。
科学的存在与发展有两个核心要素,一为现实世界的启发和验证支持,此为综合角度;一为逻辑思考上的辨析与超越,此为演绎角度。科学的首要属性是对现实事物的可解释性,第二是思辩上的自恰性。绝大部分科学发现都必然符合这两点,而很稀少的一些科学发现会在表面上违悖事实观察,实际上却是因为在所涉及领域的超越而导致的科学发现的超越性,从而形成科学界超越型的革命,而基于原来的科学成为超越后科学的一个组分。典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天体物理学在二十世纪的革命性突破。
人们往往会无法辨析这种超越和某些似是而非的所谓超前的科学判断。钱学森先生关于亩产万斤甚至达到亩产十万甚至近百万斤的预测,完全是后者这种似是而非的臆测。这种理论看似具备科学的特点,言之有据,其实是莽夫进殿堂般的粗陋。一个现实的生物过程,用生物学来解释也只能是相对粗略的,难以完全精确,而用力学来解释就不合适了,甚至会得出完全违悖科学的结论。至于根据力学来推测生物过程,其结论必然会荒谬绝伦了。力学和生物过程之间隔着化学到生物学等许多自然原理,遑论那些如今尚难以明确的生物原理。这种所谓的科学论断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彻底不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科学向上发展超越当时的科学体系而形成对原有科学的涵盖;而钱学森先生的亩产万斤粮则完全是科学向下堕落,枉顾理性,抛却大量的科学原理而形成的鲁莽结论。将这种判断扔给政治家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这种言论和中国当时以至现在都广泛存在的对科学的迷信交互作用,所产生的错误判断是惊人的,这样的错误判断和政客的权术结合在一起,则是导致中国数千万生命丧失的主因。
钱老以力学推论生物学问题的做法是浅薄而缺乏科学精神的。相似的错误在历史上很多,如阿基米德翘动地球,麦克斯韦妖,彗星撞击地球,等等,不胜枚举。以往的错误往往是因为知识和思辩的不足导致,象钱老的这种错误,生物学高度发展的时代却无视生物学原理,则是完全不同的错误形式。至于与人道主义灾难相关联的科学预言,可能只有钱老的这个错误而已。这不能不说是科学的耻辱。
钱老爱国是无可质疑的,但是这个爱国是爱国家主义的国,而不是人民为主体的国。或者说爱着国家这个整体,却没有对国家的主体人民中每个人的爱。
附:一位学者对钱老当年言论的汇集。
1958年大跃进放粮食高产卫星最高达致亩产水稻13余万斤,毛泽东说是听了科学家钱学森的话。钱学森
第一次,
第二次,1958年6月在《科学大众》杂志第6期发表《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说“根据光合作用的理论推算,稻麦年亩产可以达到4万斤至6万斤。”
第三次,1958年6月在《农业科学》第12期发表《可以实现的理想》,说“稻麦年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该杂志为半月刊,编辑来电话询问是否计算准确?钱即用计算尺再核算后说“计算准确无误,让秘书张可文回复编辑部。
第四次,
第五次,1959年2月在《科学通报》第3期发表《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
上图是钱永钢提供的其父钱学森保存的5份关于粮食高产文章的剪报。(转自2011-03-08 07:47 “南方周末 我要参与”网站)。
第六次,
(转自XXXX网)。
可见钱学森对粮食高产的鼓吹是一以贯之,并非心血来潮;是积极迎合毛泽东和党国大跃进的号召,并非科学论证。如果说1958年,全党全民的狂热尚对科学家的大脑也产生了不可违逆的冲击波,那么到了1959年9月,大面积饥馑来临后,钱氏仍旧如此鼓吹,则可以肯定是响应是年7、8月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整肃,继续积极迎合反右倾运动。钱氏在1959年的文章里说:“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1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饿殍遍野之际,还这样梦呓,实在匪夷所思!
最近网载钱氏之子钱永刚将
这就是说,钱学森至死不悔这桩为饿死近四千万国人推波助澜的高产粮食卫星的鼓吹。或许,钱氏的光合作用和农业力学理论会在遥远的将来成为事实,但是这一理论是造成中华民族和人类史上的空前的大灾难之因素之一则已经是事实。钱氏作为科学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死撑硬挺呢?除了人性的丑陋之外,难道不应从更深层面来反省反思吗?!
中共当局从来不对此忏悔认罪道歉是素以中共马首是瞻的钱氏坚持不认错的另一大主因。
方之 2011-9-9
多谢仁兄的探讨。我的感觉,钱老在科学方面的问题和毛泽东有点相似,虽然才华绝代,但是缺乏信仰。爱因斯坦的出色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自闭症倾向导致的特异思维能力,更持久的原因是他的超越理性又涵盖理性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