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一年的时候， 我还没车。我当时住得离学校很近，走路去也不会超过二十分钟，要是赶上需要出去买东西或者到哪儿玩，有刘司机和吴司机呢。刘哲和吴江涛是和我住在一起的事友。我们没事总是聚在一起侃山。各自聊一些青葱往事，再互相补充一下还没听过的荤段子，偶尔也谈一些跟爱情有关的曲折东西。反正跟剩下的事比，那时候就觉得侃山真TM美好。

刘哲比我大几岁，读计算机系的PhD。吴江涛英语专业本科刚毕业，没有工作经验就申请到了我们学校的MBA。

可能是吴江涛所学专业的原因，他乐此不疲地出入各种聚会，大多数都是在我和刘哲看来比较夸张的那种。好在吴江涛是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来见过的留学生里英语说得最好的人之一，所以再无聊的活动他都能找到点儿话头，尽管背地里他自己也承认他找的话头要多没劲有多没劲。吴江涛带我去过几个他的活动，这种活动一般就是一捆来自世界各地对生活充满热情又缺少各种现实生活压力的学生聚在一起做一些比他们年龄还幼稚的游戏。我对这些游戏没什么兴趣，我要是跟着吴江涛去了，那一定是因为那天的饭是免费的。

刘哲和吴江涛相反。刘哲属于那种外表冷漠内心狂热的人，稍微有点装腔作势的事他都不爱做。他的经典状态就是点根烟沏壶茶没有表情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沉默地一坐就是好半天。这是刘哲最早留给我的印象，为此我曾经还以为他是对生活没什么热情的人。后来熟了我才知道他当年曾经开了辆二手车，横穿北美大陆。

刘哲早先是他们市的高考状元，考分比清华在他们山东省的分数线高了数十分。只可惜他自己以及他父母都是老实人，被学校一撺掇就给保送了山东大学，奖学金拿了四年，只可惜毕了业也没去过北京。刘哲后来在上海交大读的硕士，再然后就是到我们学校读博士。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他博士的最后一年。

刘哲那辆横穿美国的二手车可谓是鞠躬尽瘁，除了在东西海岸之间往返了一次之外，连我日常的购物出行也全靠它了。这是一辆九四年的福特托拉斯。象所有的美国车一样，它继承了祖上传下来的缺点：费油。当然除了费油，其他性能还是很不错的，一直到临终前都没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当时正赶上美国的劳动节，我们决定去大西洋城玩儿。因为吴江涛还要顺路看个DC的朋友，就早我们一天启程。我搭着刘哲的车，约好了第二天在DC和吴江涛会师。吴江涛都是老司机，所以路上都很顺利。傍晚时分我们在FRAIFAX的一家著名中餐馆里胜利会师。我们三个怀着长征红军久别重逢后的喜悦，大吃阿拉斯加雪蟹。因为是自助，仨人吃得天昏地暗，估计那天晚上因为我们有不少雪蟹都牺牲了。

最后我们应该是横着走出餐馆的，兴之所至，决定立马出发，一鼓作气开到大西洋城。

我还是坐刘哲的车，吴江涛的车跟在后面。走了有半个小时，我们的车开始出现异常，记得好像表盘灯有一半都亮了。我们赶紧从最近的一个高速口下去，也没管是哪儿，就满处找修车铺。当时都已经晚上九点了，最敬业的修车铺也关门了。眼瞅着我们的车越来越奄奄一息，只能停下来商量对策。刘哲建议找个旅馆先住一晚上，第二天把车搁到修车铺修好了再走。吴江涛建议刘哲把车趴在一个不违章的地方，然后我们坐他的车连夜赶往大西洋城，等赢了钱改日回来修刘哲的车。我因为没车，不被允许发言。

吴江涛不同意刘哲的想法，他说他认为车不可能第二天就能修好，万一再赶上疑难杂症，这个假期就全修车了。刘哲也不同意吴江涛的想法，他说他不相信我们能赢着回来，万一赶上点儿背，连吴江涛的车都得输进去。

最后的决定是今晚先找家旅馆住下，第二天找修车铺把车扔那儿，然后我们坐吴江涛的车直奔赌城，等玩回来再来取车。转天早上，刘哲的托拉斯怎么都发动不了了，我们只好叫了辆拖车把它拖到了最近的车行。一检查，车爆缸了，换个新的要五千多刀，还得等一礼拜。车本身刘哲才花了不到五千买的，再加上还得等一礼拜回这儿来取车，这是哪儿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在这个重要关头，我们三人指挥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会上我和吴江涛对刘哲的保守主义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会后我们做出重要决定：丢弃辎重拖累，弃车北上。换句话说，就是刘哲的车不要了，我们原计划该怎么玩接着还怎么玩。

刘哲肯定还是有些不舍，说：“这车也跟我有些日子了，转眼间爆毙而亡，就这么被弃尸他乡，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啊。”

我和吴江涛就轮流劝他，中心思想就是：“你这车属于精尽而亡，是喜丧，是高兴的事儿，大伙得为这么高兴的事儿庆祝一下。”

刘哲问: “怎么庆祝?”

我们说：“你到了站请我们吃顿饭就成。不用庆祝的太过，低调点，低调不容易乐极生悲。”

对我们的说辞，只见刘哲眼含泪光，无语凝噎。我们问他缘何如此？他说：“这喜事来得太突然，我得压压惊，你们请我成吗？”

一看刘哲同意这是一件喜事，我和吴江涛也不再罗嗦，对于请他吃饭我们也欣然同意，于是仨人兴高采烈正式向大西洋城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