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十六岁那年，父亲认为我已到了女大当嫁的年纪，媒婆从中引线，父亲答应了我与邻村张家男孩的婚约。听说张家很有钱，称得上门当户对；然而，在正式下聘前一个星期，父亲放心不下，悄悄地跑到邻村，在那里闲逛消磨了一天，暗暗打听。第二天便宣布退婚。张家尽管有钱有势，但谋财之道令人非议，父亲坚守传统礼教，因此不希望我嫁进这种家庭。隔年，母亲娘家那边有个富商来提亲，这次父亲学乖了，先不一口答应，暗中派人去调查男方的家世。结果发现这家人是靠放高利贷致富，在地方上以刻薄出名，这次的提亲当然也没有结果。母亲舍不得女儿嫁到穷苦人家受苦，但父亲却坚持要选个家世清白、积善有德的人家，他说：「即使声名显赫，却是为人尖酸刻薄，赚取不义之财，这绝不会是可以依靠倚赖的好夫婿，而且因果循环，日后必祸延子孙。 」忠厚老实、有一技之长的男人，反而是他择婿的优先条件。

我十八岁那年春天，父亲的表姊夫到家里作客，向父亲说：「李有仁有一个儿子名叫长科，在上海的一家餐厅作学徒。这孩子身体长得很结实，做事勤快，奋发向上肯进取，对长辈又有礼貌，不像一般乡下长大的孩子闪闪缩缩。 」表叔对这个男孩颇有好感，连忙补上一句：「没有癞痢头！」父亲当时并没有立刻表态，倒是私下打听了几回。得知对方家境清寒，李有仁夫妇为人忠厚，无不良嗜好，照顾兄弟妯娌，热心帮忙左邻右舍。长子长科读过六年私塾，忠厚老实、听话勤劳。中秋节过后，父亲不动声色特地走一趟上海，亲眼看看这个李长科，才作最后的决定。

他斟酌餐厅过了忙碌的时段，身穿一套素雅的中山装，找到了三和酒楼，看守后门的老先生嚷嚷着：「小李，有人找你。」只见长科端着大碗正在吃午饭，钻出门外应声。父亲问他：「你姓李吗？你是童家套人吗？你父亲叫什么名字？」长科好奇地看着这位陌生人，听他说着扬州话，感觉亲切，诚恳老实地回答所有问题。父亲在他身上、脸上细细地打量。当时他只穿短裤短衫，胸前挂着一条油腻蜡黄的围裙，身体壮壮实实的，圆脸高额，耳垂厚圆，眼神清明无邪，态度和气诚恳，觉得他是一个好青年。就这样，父亲决定了我的终身大事，媒人在两家穿梭，双方家长替儿女交换信物，男方下聘。在那个时代，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嫁了男人，就不属于自己，而是那个人家的人了。所谓「夫」也，出头的天；连我们老祖宗造字时，就这么地定了。



长发辫女孩的幸福

一九四八年底，时局动荡不安，共产党已占领华北，并向南进兵跨越长江流域，扬州城内草木皆兵，流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谈虎变色。父亲怕夜长梦多，万一战乱逃难，万一扬州被炮轰失守，年轻女流最为吃亏，倒不如让我和长科及早完婚。况且上海是个大都市，又有那么多外国租界，比较安全，把我送去上海，较为妥当。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十八岁，表姊和堂妹护送我到上海，暂时住在长科的堂哥家，发了一封信给长科立刻来见我。长科知道未婚妻来到上海，吓了一跳，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从来没有接触过异性，不知这媳妇是高是矮，是肥是瘦，或美或丑。他心头七上八下，好奇中带点不安，喜悦中带点恐惧，从来没有想过这么早便要娶媳妇。 「我仍是学徒啊！每月赚的小费只够自己三、四天上一次澡堂，婚后如何养妻活儿呢？ 」这突如其来的未婚妻，搅乱了他的生活，惶恐不安而不知如何是好。

他硬着头皮，趁着午休时间赶到堂哥家，为了省车票钱，他用跑的来，跑了一个半小时。他穿着仅有的一套衣服，衬衫的手肘被磨光，破了一个洞，裤脚缩到脚背上，破布鞋前头露出小脚趾。他不是不爱打扮，他实在穷得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幸而他有的是青春和信心。女孩们坐在门前的小亭子间，暗暗的没有开灯，大家正围着四方桌在喝茶、嗑瓜子。长科迟疑着，不敢跨进门槛。「长科要做新郎倌了，有什么东西带给未来媳妇吗？」堂嫂亮着嗓子在取笑他，拉着他进门。他只觉耳根发烫，讷讷地一句话也答不出。「坐啊！先喝杯茶，别要看新娘子，日后机会多得很。」堂嫂给他倒茶，他在桌边一张木凳上坐下。

我的表姊、堂妹，打扮大方体面，我则身穿朴素的蓝士林布旗袍，梳两条粗而黑的辫子，伏贴在右鬓。他坐了一刻钟，我一直没有别转头，亦没讲过一句话。他建议：「明天请堂嫂和姊妹们去大世界看京戏，我的饭店在大世界戏院隔壁，随时都可以买到戏票。 」说完就匆匆告辞了。这就是我们匆匆的第一次见面，前后十五分钟，在他还未看清我，我也没看清他时，他像旋风般地从我身边溜走了，像刮起一阵风，叶儿从树上飘落地似的短暂。事后他告诉我，当时他的心中充满喜悦和希望，他小时候便喜欢长头发梳辫子的女孩子，看来漂亮又女性化。

第二天他替我们买的票在最前排，我们按时进场，等他忙完工作进去时，只能坐在后排，远远看着我们的背面。而且戏还没看完便匆匆赶回去上工了。第二次买票请我们看戏时，他学乖了，替我们买后排的座位，这次他有机会坐在我的身旁，终于两人面对面看清楚了对方。我们两人都心情紧张，不知如何交谈。在中场休息时，他问我话，我一一作答，毫无扭捏作态，大方得体，解释两人订婚的过程，和突然来上海的原因。后来我被安排搬去长科的六叔家暂住，住处离开三和大酒楼约一小时路程，他每天下班后奔跑来见我。我们两人相处融洽，闲话家常，他觉得我比他会说话，我常常把一些见闻、看法向他娓娓道来，我还抽点时间教他读书识字。两人不同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的童年往事，他听得津津有味，觉得我读的书比他多，见识比他广。

从三和大酒楼到他六叔家，本来可以坐公车，但他宁愿来回跑，把省下的两分钱，在路经十六铺时，施舍给路边的一个乞丐婆。他每个月赚的钱，除了每星期上一次澡堂，每月理一次发，所剩无几。自从我到上海后，我们偶尔去看一场戏，吃一碗阳春面，搭车去外滩看一看风景，虽然省吃俭用，但还是增加了许多开支。我和长科有了一定的名份，交往了八个月后，双方家长催促结婚。我一直以为新娘要穿凤袍、头戴霞冠，坐上花轿由娘家抬到夫家，风风光光的。但这时全国解放，新政府已掌权，旧的礼教全被推翻，主张一切从简；而且长科家一穷二白，根本没有钱买任何结婚需要的东西。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的心倒也一片清明无所求，既是他家的人，便得接受命运的安排。不过，我在上海的舅舅、舅母一直反对这门亲事。舅母说：「你爸爸把妳抛到火坑里去了。」舅舅力劝我不要嫁，立刻退婚，我可以在上海读女校，学新文化，「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白白葬送自己的前途！」我知道他们都是我好，不希望我受苦；我心里好难过，想为长科辩解──长科是个好人，为人憨厚率直，是个勤恳认真的好青年，我怎么忍心伤害他！

结婚那天，是一九四九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双方家长都不在身边，我们在长科的六叔家举办婚礼。长科向同事们借了一套灰色夹袍、一顶深蓝色礼帽和一双黑色皮鞋。我穿着从扬州带来的一件碎花织锦旗袍，把长发盘在后脑勺，挽为一个髻，头上戴了些小碎纸花。主婚人是长科的五姑妈，他的四姑妈、我的姑母姑丈也来参加，加上我和长科，共六个人，我的亲舅舅拒绝参加。仪式一切从简，我的头上象征性披了一块红色头巾，向祖先牌位跪拜，夫妻交拜，就算完成了。仪式虽然简单，但两颗心却是真挚而热忱的。我们这一代的人，不懂什么是爱情，只有一份对礼教的尊重、对人的情义、对婚姻的责任；之后才产生对先生、家庭、子女的爱。而这种爱，却是那么的坚持，那么的执着而绝对。

时机不好，物价飞涨，生活不易，我和长科的新婚生活勉强凑合着过。新房就在六叔家屋顶的小阁楼，床由三块板合并，下面垫一条旧棉被，上面加一条盖的薄棉被。六婶非常会计算，我们住不到一个星期，她便要我们付房租、饭钱，对我们的脸色愈来愈难看。长科的六叔则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们，把他房内的五斗柜让给我们用。身为地主富家大小姐，在上海寄人篱下，我默默承受这一切的冷落和委屈，绝不在人前露出不满或苦相，也从不抱怨，更加辛勤地帮忙做家事。

屋漏偏逢连夜雨，上海的洋行、公司、工厂关的关，企业家、银行家走的走、逃的逃。三和大酒楼有时开门，有时关门，长科的收入和小费已近于零，没有积蓄的我们，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婚后约一个半月，长科希望我先回公婆家，等他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再把我接出来住。他说：「等我有了钱，再接妳到上海住，我们可以合力开个小馆子。忍耐一段时间吧！ 」就这样，我们这对新婚夫妻匆匆而别。



袜破衣薄的新姑爷

以前三和大酒楼生意兴隆时，除了社会名流，一些帮派份子也常在那里出入。当时「洪帮」的老大，人称「老太爷」的黄金荣是常客，为人豪爽讲义气，出手大方；受他照顾的师傅、伙计、徒弟几乎都是洪帮的人。长科没想太多，也跟着入帮，每天到公园练少林拳、练气功，锻炼出一身的健康。洪帮的教义很正派，帮内兄弟都很有正义感，热心为人排难解纷。长科在洪帮认识了很多好兄弟，互相帮忙、提携；所有兄弟中，他和戴长荣最要好，无话不谈。戴长荣少他一岁，亦是扬州人，他父亲本是三和大酒楼的师傅，六十岁时突然去世，戴家失去了经济依靠，生活艰难。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年纪相仿的两个人同病相怜，结拜金兰，比亲兄弟还亲。

上海不能久留，人人都在想方设法，另谋生路。有一天，戴长荣接到哥哥从香港的来信，托读了几年书、认得一些字的长科念给他听，「你哥在信上说啊，在香港帮你找好饭店工作，叫你快速南下。 」戴长荣听完不但一点也不兴奋，脸上还布满愁云，长科替他着急，问他有什么心事？戴长荣坦白地说：「在乡下有寡母，必须设法给她一笔安家费，才走得心安。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长科想都没想，马上答应替他筹一笔安家费；长科真是快人快语，其实他身上哪有钱啊！

腊月二十四日，长科拿着一个小背包，并没有预先通知家人便回家了。天寒地冻，只穿了一件单衣，连棉袄也没有一件，脚上一对旧皮鞋，袜子上有破洞，他全身冻得直打哆嗦。大家被他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以为他被饭店辞退了。他立刻向父母说明这次回来是辞行，他预备跟朋友们去香港谋生。新婚妻子的我心头一紧，倒没说话，他的父母如晴天霹雳，立刻大声反对。因为长科是长子，如果一走了之，将来谁来抚养两老？他们的后半辈子如何是好？他们世代务农，生于斯长于斯，除了去过上海，没有人出过远门，更别说香港，连香港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

对去意坚决的儿子，婆婆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希望我能尽力把先生留下。当她和我在厨房内忙着烧饭时，严厉地对我说：「素清，千万不要放长科走，如果他一走，可能会永远不回来！ 」要我想尽一切方法挽留他。其实，此时我已有两个月身孕，坚持要长科留下，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我并不这么想。长科家一穷二白，若不出去奋斗，一辈子都会在贫穷中，永无翻身之地；长科不能困守家园，如果他能去香港，找到工作后还可以寄钱回来养家，或许会有较好的发展机会。我心里明白，机会稍纵即逝，若不把握住，一定会后悔的。那天夜里，我对长科说：「我鼓励你趁着年轻体健，有机会出去闯闯，总比待在乡下强。我会好好照顾公婆，就像你一样地孝顺他们，弟弟妹妹还小，我也会替你照顾他们的。 」「此时不走，尚待何时？」我把娘家长辈们给的压岁钱，结婚时的一枚金戒指，全交给长科作盘缠。长科受到我的鼓励和金钱上的支援，心宽多了，信心也更坚强了。

隔天，长科陪我回娘家。下着大雪，冷风刺骨，地上尽是坑坑洞洞的小水漥。长科穿着单衣薄裤，脚上一双胶靴，一点也不保暖。我们走了近二个小时，到家时全身狼狈不堪。没有预先通知家人我们会来，所以没有人出来招呼，更没有迎接新姑爷的鞭炮声。温暖的大厅内，家人正围着大圆桌吃午饭，一看到我们，感觉既意外又兴奋，纷纷让坐，显得手忙脚乱。父亲留我们吃晚饭，长科起初客气推托，但岳父岳母盛情难却，便答应留下用餐。我们在大厨房里预备晚饭，一面聊天，一面洗洗切切，长科听着众人讲话，也好生兴味。他因为穿得单薄，靴子里的破袜湿答答，手脚不住地发抖。祖母拿来一双漂亮的棉鞋，要长科换上，他不敢脱下胶靴，怕破袜给人瞧见。见岳母要起火烙饼，他灵机一动赶紧凑过去，自告奋勇地要替她起火，他恳切地说他在上海当学徒，有两年的火伕经验，生火对他而言轻而易举。而他也在烧火和烙饼之间，驱走了寒冷，也赢得岳母的欢心。



送君离开，十年独悲

远行在即，不知何时才能聚首，每看长科一眼，心里总是说不出的酸楚。暮色中，长科深情地说：「妳可要等我啊，到了香港我一有办法，就接你出去！ 」不知怎的，我想起薛平贵和王宝钗的故事，不知薛平贵是否也曾这样对妻子许诺，王宝钗可是苦守寒窑十八年啊。「十八年太长了，我要早点回来！」长科摇摇头说。我爱怜地凝视着长科，这就是我憨厚的丈夫啊，坦率而单纯。我轻轻地靠他更近，鼓励他：「行行出状元，有人做生意做得很成功，厨师一样能出人头地。 」他点了点头，眼睛亮灿灿的。

一个星期后，长科向父母告别，他父母极不高兴，却也无法改变他远走的决定。所有人包括长科，都以为此行大概只是一年半载，却怎么也想不到，此去一别，他的人生走过天南和地北，走过大半个人生，待他再回乡时，已是人事全非。长科像一阵风似的，又从我身边吹过，再见时已是十个寒暑之后了。自订婚后，我到上海与他相识相交，八个月后结婚，新婚生活相处不到二个月，两人在一起前后不过才十个月。是造化作弄还是命运戏弄？我俩分离两地，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天涯海角，各自在不同的世界独奏了十年的悲怆生命。这漫漫悠悠十年的艰苦辛酸无奈与无助，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每一天的痛苦心声永远无法淡忘。送君离开，苦守十年，泪痕斑斑，是我生命里永远无法抹灭的烙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