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佑 吾 师

旅美作家  朱 启

凡是每一个拜投名师取经学艺之人，大概都希望获得师尊的真传。然而，这种真传却不在于为师者教授给你的是什么，而在于学生本人所能领悟的又是什么。对于这一点，我在追随天佑老师十多年中有着很深的感触。

我从很小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在城里工作不太着家，他娶过一房继室不通情理，时常打骂我和弟妹们。身为老大，我免不得会常常起而抗争，由此，一种浓厚的叛逆性格逐渐养成。后来，读了八、九年书，未及成年，十年动乱接踵而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已深植心灵。

初识天佑老师是在1978年，作为一名血气方刚的20来岁青年，未出茅庐，我便着手去干三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情：一是写一部反映邮电战线改革面貌的长篇小说，二是通本今译文学大师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三是撰著《苏东坡在密州》的电视连续剧脚本。当然，具体运做起来，三件事中的无论哪一件，都不是我当时那副稚嫩的肩膀所能承受得了的容易事。因此，便登门求拜本市鼎鼎大名的王天佑先生为师。

天佑老师出身于山东省胶州市一个大户人家，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起初，被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校长秘书，后擢升教研室负责人。1957年反右斗争中，由于讲了真话而被下放到诸城师范任教并接受监督。“文革”期间，因属“黑五类”，就地参加劳动改造。在那个特别讲阶级、讲政治而且是与非混淆颠倒的时代，老子“反动”，甚至连亲生儿女也必得与之划清界限，天佑老师所受磨难可想而知。

也许是因了他的重教品格，也许是缘由他的卓越才华，天佑老师始终能够待在教育战线上，毕生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在我登门拜师的时候，本已退休的天佑老师又被返聘到诸城函校担任教学顾问，亲手编撰了三种用蜡纸刻板的油印小册子：《语文服务窗》《形式逻辑》和《文言虚词月讲》，配合指导全市的中学语文教学，令广大师生受益匪浅。记得那时，好多中学语文教师和有志成材的年轻人，都络绎不绝地抵临天佑老师位于东施巷29号那三间低矮破旧的茅屋来拜师讨教，待日后有的成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中汗牛充栋式人物，有的成为省内知名文学艺术家。还有一位少壮倜傥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赵广智，也是在天佑老师的精心呵护下一步步成长为高校教书权威的。直到他进入昌潍师专中文系任教后，还曾利用假期，来天佑老师家中小住上它个把月呢。

记得那时我去天佑老师家，带的是一篇散文习作《常山纪游》，一本自编的《苏轼在密州资料汇编》手抄本，以及古文今译《聊斋志异》中的几个短篇，如《画皮》《姊妹易嫁》《促织》等。这些东西幼稚粗劣，原是不可轻易示人的。但天佑老师对几乎所有登门拜访的人都来者不拒，甚至连二三年级小学生求教如何写作文的信都要亲笔回复，对于我这个勤勉上进的业余学者，自然更是款待有加了。

往后，由于我改行担任本市邮政局的投递员分管南关段，天佑老师的东施巷就在我的辖区内。更是由于那时，我接连报名参加了昌潍师专中文高师函授和中央“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在职学习，天佑老师任我们的课堂辅导员，我与他几乎天天都要见面，并不时光顾他那个狭窄温馨的小院。相处久了，我这炮筒子性格也就愈发不需要再做什么掩饰。有一回，我颇觉自负的一篇作文《永难磨灭的记忆》未被评入《“电大”学员优秀习作选》。忍不住要去找这本册子的责编天佑老师评个理。陈述期间，我流露出几句自己素有抱负但却怀才不遇的感愤。接着又口吐狂语，标榜自己认识问题要比一般的人更能抓住实质。

这时，天佑老师耐不住了，便一反常态地打断我的话说：“你说的这一点，我怎么就没感觉到呢？我教书三、四十年，与你交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感觉不到的东西，难道别人就能有所感觉？”

顿然，我仿佛由一个自视甚高的热血青年转瞬间变为一个盲无所知的幼稚少儿，张口结舌地不知再说些啥好。

看到我当时那副窘态，天佑老师稍微停顿了一下，用平缓的语气继续说：“一个人到底行与不行？不能光靠自己来说，而是要靠外界来做些客观上的评价。同样，一部作品的好与孬，怎么能由你说好就算是好呢？必须让别人说好那样才行。自己认为不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自我陶醉的主观感觉而已。长时期沉溺于这种认识中难于自拔，轻则会被耽搁上一阵子，重则可是要贻误人的终生呀。”

稍后，他又说：“唯物主义是承认物质条件的重大作用的，把鸡蛋放到冰天雪地里，能够孵出小鸡来？你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而人家却出生于县委大院，甚至又有一个担任县委书记的爸爸，同在一条起跑线上，难道你能够不去承认这种对比悬殊的外在条件？”

那天，记忆犹新的还有天佑老师对我讲过的毛主席那篇光辉哲学著作《论持久战》，他说，毛主席的伟大，是让人们从历史的经验中见证出来的。当时，日本鬼子开战不久就占据了中国一大半的领土，便疯狂叫嚣三个月内攻占整个中国。那时候，全国人民分成了两个大派别：一个是亡国派，开口便讲完了完了，才刚接上火，就让人家给占了一大半国土，只怕亡国也用不了三个月，现在除了投降，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另一个是速胜派，认为那么个小日本，还不好打的？咱全中国人民只要齐了心，每人吐一口唾沫，也准能够把它给淹死。正当两大派别争执不休，全国上下也都没了主张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发表了，英明指出了抗日战争必须经历的防御、相持以及反攻三个阶段，并预言中国人民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结果，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未出其所料。难怪乎重庆谈判的时候，绝大部分国统区的爱国人士都把毛主席当成神仙来崇拜呢！

这次谈话，距今已经20多年。算来，天佑老师作古也已17个年头了。然而，它却总是在我的耳畔铮铮作响，催我发奋，励我自新，真是让我终生享用不尽的珍贵宝藏啊！

天佑老师待人，有着一副令人如沐春风的火热心肠，这大概是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的共同感受。同样，他的诗词文赋，也大都反映出一种比较鲜明的与人为善风格。

记得那是在同天佑老师交往过后不久，我便见到了他为本市一名业余文学爱好者代笔修改的一首《渔家傲——春节有感》。我一直喜欢的不得了，直至今天还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

飞雪迎春春来到，

声声爆竹人欢笑。

谁知道，

春来又有愁多少？

壮志未酬何日了，

流年似水催人老，

忽见红梅千朵俏。

休烦恼，

攀登要趁春光好！

1982年春节，我写过一首《水调歌头——辛丑除夕感怀》。正月里拜年的时候，出示给天佑老师，他给作了不少合辙押韵式的修改。那改后的词作为：

斗室如明昼，

不觉夜深沉。

家人灯前团坐，

炉暖酒微温。

忽闻声声爆竹，

顿惊旧年将尽，

明日又新春。

弹指三十年，

壮志几时申？

杯缓举，

耳微热，

人初熏。

新春展望，

峥嵘岁月振人心。

处处红旗漫卷，

家家层楼更上，

喜气满乾坤！

三十年正富，

要做有心人。

照常理说，人在三十岁上下，尤其是自恃比别人多读过几本书，便做些狂想，说些狂话，委实也在所难免。我曾与写作《渔家傲》的那位文友交换过意见，我们自惭在诗词格律及语言功底上提鞋也不跟天佑老师的趟，但又共同感觉各自在作品立意上却与天佑老师不尽相同。我们二人当时都觉甚不得志，总是想把满腔的愤世嫉俗一吐为快。而天佑老师倒要教我们展示出满腔舒畅昂扬的明快心理，这也许是双方在立足点上尚有一定差异的缘故吧。

后来，我把这门心思对天佑老师说了。他语重心长地开导说：“写诗作词，正好比戴着铁链跳舞。若不守规矩，任马由缰地来写，怎么能够朗朗上口，让人吟唱？再推究下去，处事为人，也得知法度，识时务，明礼节。自古以来，即使那些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却因为性格上过于狂放不羁，结局最终也难免都是悲惨的。”如今回想起来，才恍然悟出，饱经人世沧桑的天佑老师那时正是在劝说我们，要趁着年轻，登高望远，与时俱进，多多猎取知识，让自己在一种知足感恩的平静心态下迅速成长，而不必一味地抱怨客观，愤世嫉俗，束缚住个人轻装前进的脚步。而我的那位非常聪明多才的文学朋友，却未能深刻体味天佑老师的教诲，终日沉溺于抱怨愤慨、酒肉穿肠过的庸碌生活，最终无可奈何地沦落入平淡无奇的世俗行伍。

那一年，我报名参加了天津诗词学会函授班，写诗作词正是一个丰收年。我还送过一首自诩为“七律”的古体诗请天佑老师批改：

题《同志》

刘宇一油画《同志》系鲁迅、许广平风雨同舟图。

莫道大贤唯君子，

生来逆种俱风流。

革命漫途成伉俪，

斗争风云立艇舟。

酣战魍魉建伟业，

冷眼魑魅缩鳖头。

扁舟迅逝业长在，

先哲即走情亦留。

这一首古体诗的命运就大不如从前了，天佑老师未说只字，亦未改片语，便把它退还给了我。记得过后“电大”同学刘玮与我话及此事，说天佑老师曾把这首诗拿给她和另一位“电大”同学王吉远看，并说：“你看看，这是张玉洪（作者本名）写的。”

经市政协文史办李森、谭明杰二位科长介绍，我结交了一位忘年文友王嘉喜。这是位终生不甚得志但却活到老学到老的可敬之人，更有一种耿直敢言的秉性让人钦佩。他在退休之后，先是不计报酬地为天佑老师担任名誉主编的《诸城文史资料汇编》投稿，后又自告奋勇地给天佑老师主编的《琅琊诗刊》担当了责任校对。有一回谈起天佑老师，他说：“天佑老师是个大好人，可就是办不成大事情。因为他的胆子太小了，走个道就怕脚底下踩死只蚂蚁，掉片树叶下来都怕打破头……”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是好还是孬，往往要从这个人的品质上去评介。天佑老师谦逊、和蔼、热情、仁慈，这自然没得说；做起事来，谨慎、周详、认真、负责，这更是无可非议。可是说他胆子小，最起码这倒不是天生的。记得他曾掷地有声地对我说：“抗战初期，我就是一名速胜派分子。在那时候，我就多次演讲，咱中国人只要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很快打垮它小日本！”他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亦曾激流勇进，力昌改革。否则，怎么会“反右”下放，监督改造呢？再者，我曾几度接触过他那唯一的儿子——市文化馆的美术辅导教师王连城，那个连神带鬼都不怕的直橛劲儿，只怕在诸城地里再难找出同类型号的第二个人来！

确切地说，王嘉喜先生的话其实也并未全错，晚年的天佑老师的确是过于谨慎周全了些。从党的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到天佑老师谢世的1991年，这正是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突飞猛进的十年，也是天佑老师整个生命里最为闪光的十年。别的退休人员，包括若干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几乎都难摆脱“门前冷落车马稀”的人生颓势，见天价喂鸟、养花、钓鱼、溜狗还嫌躁得慌。而天佑老师却家居漏巷有远亲，逐日里几乎人来车往，络绎不绝。每年大新正月，前往拜年问安，更是这拨乍离，那拨又来，把个仅有三、二十平米的小院子挤得满不隆咚，让人找个插脚的地方也都困难。甚至连市里每一任六大班子要员们，也大都屈尊叩扉，殷且造访呢。

市政协延揽人才，把年逾古稀的天佑老师请去坐了一把常委的高椅子，从此他便更忙活了起来。在对地方建设上的大政方针逐项审理评议之余，市里的重大节日及一些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庆典活动，都要把他请了去坐坐主席台，甚至还欢迎他即兴吟上两首五、七言的古体诗。

另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段那些年景，从城市到农村，从乡镇到学校，大都时兴一股子创办文学社团的热潮，笔者就在曾经工作过的本市朱解镇，广泛联合近百名文朋诗友，创办了“卢山诗会”与“卢笋文学社”的团体组织，并最初使用“朱启”之笔名，发刊了《卢山文艺》和《卢笋文学丛刊》诗歌、散文、小说等专号若干期。此外，昌城镇里有陶钝题词的《故土》，吕标乡有臧克家题名的《涓流》，相州镇有王希坚题写的《百果》，其它如桃园、万家庄、楼子、贾悦、孟町、枳沟、辛兴等乡镇也都有一批文学青年自发创办了各种油印刊物。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苏东坡语）的偌大诸城市境内，大街小巷内随便行走的三个年轻人中，说是有两个都蹭过文学艺术的边儿，这其实一点儿也算不是夸张。而且，几乎所有这些成群结队的业余文学爱好者们，又有谁人不想登门求拜天佑先生为师，不热切企盼亲耳聆听他那金玉良言般的谆谆教诲呢？无论高官还是百姓，团体还是个人，天佑老师总是有求必应，并百求不厌地为大家释疑解难做事情，生怕冷了每个人的心。以至于一再推延那些省城济南乃至首都北京出版部门的相继约稿……

尽管如此，也不能说天佑老师在著书立说方面缺少一颗老骥伏枥的壮志雄心。我多次看到他把自己思索和讲述到的重要观点与诗句记在一个硬皮本本上。有时候，天佑老师还即兴翻开那个本本，喜滋滋地对我说：“你听听我昨天刚写的这首诗。”然后便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我那时曾热切地向他提出建议：“您赶紧出个诗词文赋的集子，肯定会有一大群读者的。”他没说什么，只是朝我笑笑，算是回答。

青壮时期的天佑老师有过丧偶之痛，人也体弱多病。据说“文革”时候，他在诸城师范接受改造，同高步远老师一根杠子抬湾泥，才装了小半筐，就累得两条细腿直哆嗦。晚年的他，依旧纤瘦无朋，却常自嘲曰：“这就叫‘有钱难买老来瘦嘛’！”然而，天佑老师那时却十分注重养生，喜欢吃海鲜和当天购买的蔬菜。并强调无论做啥，都要注意把握度的范围。我还经常从他那书桌周边的墙壁上阅读并摘抄一些当时鲜为人知的养生格言，如毛主席的“基本食素，饭后百步，劳逸适度，遇事不怒”十六字诀及乾隆皇帝的“健身二十四常”等。在这方面，说来我倒也成了一个十足的受益者。记得2002年夏天回到故乡，一些多年不见的友人惊诧万分地慨叹我不显老说：“老张你人已过五十，光北京也都闯了十几年了，怎么还一点儿也没变样呀？”而待我4年前移居美国，妻子也总是不断念叨说：“看你整天不愁不忧乐呵呵的像个弥勒佛，怎么倒比我10多年前见到你的时候更显年轻了呢！”其实，凡有些许经历者，谁个不晓离乡背井漂流在外的沉重滋味？而我所信守的柴扉陋室，自能释怀，淡饭粗茶，足令果腹，知命适人，与世无争的这些人生准则。并且，遵奉“以动为钢”和“毛诀”“乾常”这些施他则利人，律己则强身的养生之道，哪一条又不是源自天佑老师的真教实传啊。

我曾一直相信，天佑老师会在有生之年出版几本属于他自己的像模像样的好书。要是他略微减少一下个人的外事与接待活动，或者不出任何意外地再活十年，他也一定会把那由自己亲笔签名，令别人也都中意的作品馈赠给我们这些常年累月的追随者的。然而，就连他桑榆之年培育成材的学生们有的都已著作等身了的今天，却未曾见到任何一本标明“王天佑著”的书籍出版发行。这岂能不是一件令人扼腕的遗憾事呀！

天佑老师是在1990年夏天的一次意外事故中被人撞伤，第二年初冬便与世长辞的。那一次，在去邮局给友人发信返回的路途上，一贯小心谨慎、靠边行走的他，却被本市皇华镇的一名卖烤鸡架子的毛头小伙骑车撞伤倒地，便脑震荡三天两夜人事不醒。后经市人民医院的回春妙手全力抢救，也终是未能完全康复。其后一年多来，天佑老师断续住院，有时明白，有时糊涂。去世之前，他的老伴胡阿姨说，只要一听见大门口汽车喇叭响，天佑老师就会马上吩咐家人： “快去看看，是不是又来车拉我去政协开会？”据说，在那人生旅途的最后十几天里，天佑老师已不再情愿答理人，而是笔不稍停地给市政协写了一大堆会议提案，主要内容是请求市政府设法拨款，尽快修复宋代文豪苏东坡知密州时筑建而成，但后来却毁于战火的千年名胜“超然台”……

附照片一：1985年中央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诸城校区毕业班师生合影。前排左六为王天佑老师，后排左四为本文作者朱启。

附照片二：1982年朱启电大入学照。

附照片三：2002年冬朱启在北京市朝阳区。

附照片四：2007年春朱启与妻子车骁摄于共同执导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春节联欢晚会演出后。

作者简介：朱启，原名：张玉洪，男，现居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市。为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员。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编导专业、北京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研究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戏剧文学硕士课程班，擅长戏剧文学与人物传记创作。主要作品有电视剧《风筝误》、《在这片热土上》；话剧《庭院深深》、《砖偷》、《候车》《爱情变奏曲》《奥运啦啦队》；学术论文《笑的艺术》、《评<巴尔>——兼论香港“剧场在行动”》；散文、传记文学作品集《耿耿公仆心》、《托起属于自己的太阳》、《无悔人生》以及正在撰写与报刊连载中的《美国前移民官杨安伦办案故事系列》、《世界富豪经商探秘系列》、《洛城作家素描系列》、《北美成功人物小传系列》、《教会人物素描系列》等。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