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喚民族之魂

——談儒家思想与當代中國人的終極關懷

[摘要] 本文通過對儒家思想與魯迅精神的比較，指出當代中國人亟需被喚醒他們的終極關懷，儒家思想或者魯迅精神都不能承擔這個責任，召喚民族之魂是當代華人基督徒的福音使命，文化使命和宣教使命。

引 言

楚辭的意境，與“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傳統有很大的分別。《招魂》是楚地巫術的反映，作爲一個二十一世紀的華人基督徒，今天讀來頗有另一種蒼涼：

魂兮來歸！去君之恒幹，何為兮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

 ——《楚辭 • 招魂》

千百年來中國人的心靈，是否都在一片沒有上帝救恩啓示的黑暗中流浪，直到福音的真光，照亮坐在死蔭幽谷中的炎黃子孫？無論是生是死，那些追尋者的靈魂，都將失喪在無盡的漂泊中，除非歸回那永恒的家鄉。

一次乘汽車途經曲阜，穿越熙熙攘攘滿佈旅遊者的的市中心，過孔府孔林孔廟之門而未入，心中湧起莫名的感動。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無法與之脫離干係的地方。對於儒家思想，無論我們是否能說出所以然，無論我們身處世界哪一個角落，我們所生存的中華文化都深深浸淫其中。“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 （《孟子 • 尽心上》），車過泰山腳下，也讓我默念當年這位春秋戰國時代思想者的足跡。後來又有一次乘飛機飛越泰山，從舷窗邊，俯視那藍天碧野溝壑縱橫中讓孔子“小”過天下的青翠山巔，在高空飛行的速率中頃刻掠過，心中再次湧起無限遐思。

1936年鲁迅逝于上海，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的旗帜。鲁迅说過，“唯有民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鲁迅精神在那個風雲激蕩、民族危亡的時代被称为“民族魂”，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就鋒利地揭開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發出“救救孩子”的疾呼，這與五四新文化邉印按虻箍准业辍钡乃枷胍幻}相承。 

其實，在當代中國，尤其是經過五四新文化邉拥南炊Y，與文化大革命中對所謂“孔老二”之批判的中國大陸，儒家思想對於許多人都是十分陌生的。我們這些“被救的孩子”接觸和了解儒家思想，早已不再是通過《三字經》識字和四書發蒙，而是借著日常生活中我們未必知曉卻帶著儒家烙印的行爲模式和隻言片語，與經過大谢?U釋與傳播后重新發現的古代經典；我們對於孔子恢復敬意，首先是感情的修復。畢竟，我們不是突兀地生存在民族的失憶中，當時代從傳統走向現代，從禁錮走向自由，從封閉走向開放，原有的無神論共產主義理想價值體系不再支撐人們的精神世界，物質生活的日益豐富帶來整個民族心靈真空中的反思。人們尋找著，呼喚著，一個能夠承托泱泱大族十數億民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民族之魂，源自中華文化自身的兩千多年儒家傳統很自然成爲人們目光不能忽略的所在。

一

民族魂，首先應當是一个民族的精髓，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存在的精神支柱。

那麽，我們的民族魂是什麽？是魯迅精神嗎？是經過重新詮釋的儒家思想和文化傳統，或者其他“西學東漸”抑或“東學西渡”之後的融會貫通嗎？

今天，作爲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制度”層面之體現的禮教已經不復存在，儒學更多是在思想文化層面被重新闡釋與討論。在學朮領域，以海外為中心的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等第三代現代新儒家，致力于儒學的創造性詮釋和儒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意在將儒學精神在世界各地發揚光大。在大袀鞑ヮI域，儒家思想開始被傳媒調制為“中國人的心靈雞湯”，近期挾CCTV百家論壇之影響發行60万冊的《于丹論語心得》，證明文化斷層中的中國大袑?秱鹘y文化的普遍熱眨?蛯χ?紊鐣?诵牡牡赖吕硐塍w系的迫切需要。在政治領域，大陸官方不僅在外交上推崇孔子爲中華文化共同的代表人物，政府官員也積極參與以“同祭先师共享和谐”為題的曲阜孔庙祭孔大典；“国际孔子文化节”之類的活動雖然不脫“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套路，但仍説明孔子再一次成爲矚目之重。在民間，學人亦興起了所謂“大腥鍖W”的呼籲，2007年青年學者劉周在網上發佈了“中國文化復興的第一步（倡議書）”和“全世界都來踐行大腥鍖W，促進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建設（倡議書）”，以及“中國文化復興的目標是推進世界文化的整合”等文章，引起關於中國文化復興的討論。劉周更發表“文言文復興是全人類文明進步的福音”“方塊漢字的生命綫”等文章，讓我們看見這個草根的“中國文化復興邉印?/span>之理想與氣勢。

“國學熱”的興起並非偶然。經過五四以來倡導西方民主、科學精神在中國的傳播，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幾十年的政治實踐，和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的轉型中更深入廣泛的東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中國人已經不再輕易讓自己的頭腦成爲西方思潮的跑馬場，轉而重新審視民族自身的文化積澱。文化名人易中天“勾兌中國傳統經典”的觀點，讓我們看到學術研究與大袀鞑ハ嘟Y合，在一個日益商業化的中國社會以快餐的方式所試圖滿足的人們精神上的需要。“大众为什么要了解经典？他们不是为了做研究，他们首先是想了解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那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从中得到一些对他自己有帮助的东西。这也是学术大众传播的目的和责任。”[1]

那麽，魯迅精神是否過時了呢？今天興起的國學熱，與五四曾經的“打倒孔家店”相比，是否一個倒退呢？問題似乎不僅僅是“是與非”這樣簡單。真正的魯迅精神並不只是批判社會的犀利，更是對國人靈魂的悲哀；當年留學日本的“清囯留學生”鲁迅，看到課間放映的日俄戰爭紀錄片，日本人砍殺被誣為替俄國人當間諜的中國人，被殺的是中國人，圍观的也是中國人，全都麻木不仁，銀幕上的同胞讓他明白了，“沒有靈魂，身體再健康，也不過只是被殺頭和看別人殺自己人而已”，於是剪發留影，寫下“我以我血薦軒轅” （《自題小像》）的錚錚誓言，從此棄醫從文，以筆為旗，致力喚醒國人的靈魂。

一個世紀風雨如磐的歲月已逝，那個鲁迅所說“在一個漆黑的鉄屋子裏，昏睡著一群無所作爲，也不想有所作爲等待死亡的人”，那個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麻木不仁的民族，如今已經被西方目為亞洲經濟崛起不可忽視的中堅力量。二零零八，在這個奧咧?鸺磳⒃诒本?c燃的時候，我們國人的靈魂，是否真的已經被喚醒，我們的民族精神，民族存在的精神支柱是否已經找到了呢？

這個問題不難回答。打開電視，翻開報紙，或者，看一看今天的網絡，我們豁然發現，物質的豐富，文化的進步，社會的開放，國力的提高，卻伴隨著民族整體道德前所未有的滑坡。貪污腐敗，色情暴力，唯利是圖，缺乏招牛?凇耙磺邢蝈X看”的社會潮流中成爲必然，我們再次遭遇精神領域的嚴重危機。内憂，危于外患。換言之，我們實實在在感到了國人靈魂更深的失落，並且繼續尋找著支撐整個民族精神理想的民族之魂。所謂國學熱，是這尋找中的一個嘗試，魯迅對國人靈魂問題的關注，和對中國文化的批判精神不會過時，並且正是今天的尋找中仍然需要的清醒意識。

二

民族魂，更應當是一個民族超越性的終極關懷。

神學家田力克稱那些人類對於道德的、倫理、品德的追求為一種“關懷”，宗教是一切關懷中的極致，故名之為“終極關懷”。馮友蘭認爲儒家思想不應當被看作宗教，而是哲學：“西方人看到儒家思想滲透中國人的生活，就覺得儒家是宗教。可是實事求是地說，儒家並不比柏拉圖或亞裏士多德的學説更像宗教。‘四書’杖辉?浭侵袊?说摹?}經’，但是‘四書’裏沒有創世紀，也沒有講天堂、地獄。”[2] 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家思想的確不能為我們建立一個民族的終極關懷。

儒家思想以道德教化爲主，主要目的是教人去惡從善；主要方法與途徑，在於求仁。“仁” 是原始儒學的核心，“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 • 顏淵》）；“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 • 顏淵》）克己便是去惡；復禮則是從善。因此，儒學注重的是人的自身修養。宋明新儒學的發展使儒學更加哲學化，儒學第三期更打出“道德理想主義”的旗號。換言之，儒家思想並不關心生前死後和靈魂的永恒歸宿問題，而注重倫理道德與今生的現實。所謂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謂八目：“格物致知找庹?男奚睚R家治國平天下”，成爲歷代儒家道德修為的路徑。

當代新儒學代表人物之一方東美面對自身生命終極時的選擇，也正説明了儒學終極關懷的缺失。“方教授對於佛學解行相應，平日亦愛靜坐，可謂‘定慧等持’。1977年3月26日，雖身患不治之症，痛苦異常，然而内心仍然寧靜，自覺進入佛門須有必要手續，便由林蘇民醫師與其門人劉孚坤副教授，護送至土城承天寺參拜廣欽老和尚，虔战邮莛б纼x式，法號為‘傳聖’，從此成爲一個正式的佛教徒！”[3] 有趣的是下面這段評論：“一般人只知道他中西學問至為淵博，而不知道他最後仍然歸結到佛家信仰，口念佛號，發願往生，解行相應；這正是中國哲人知行合一的偉大典型！”[4] 一位新儒學大師以正式皈依佛門“往生”的“知行合一”，説明他真正知道，儒學以“未知生，焉知死”不去“關懷”，卻仍然必須面對“終極”時所感到的真正虛空，並以行爲表明了他的最後領悟。可惜至終他循著一生哲學的路徑選擇了口念佛號，而不是呼求他早年在金陵大學因做礼拜时偷讀《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而未能認識的耶穌基督，何等遺憾，又何等發人深思。

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精神亦不指向中國人的終極關懷。魯迅對中國文化的批判不可謂不深刻，對中國人的國民性弱點可謂“哀怒交織”（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是，他象一個準確地詳嗔瞬≌祝瑓s不能拿出對症處方的醫生，能破而不能立。他自己對這一點很清醒，因爲他對年輕人說，我自己都找不到路，怎麽能指點方向呢？魯迅提出了國民靈魂的問題，卻沒有解決之道。並且，即使“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5]，但直面黑暗，仍舊不免使魯迅的精神世界蒙上濃重的陰影。在《野草 • 影的告別》一文中，魯迅寫道：“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並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然而我不願彷徨于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沒。…朋友，時候近了。我將向黑暗里彷徨于無地。…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于我自己。” 那超越性的終極，在這些黑暗與光明閒掙扎的文字中始終不得尋覓。

三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儒家也是有自己的“終極理想”的。

“儒家最重要的終極理想有二。其一是天人合一；又其一是治國平天下。天人合一是就個人修養說的；治國平天下是就個人的功業說的。…以孔子爲首的儒家思想，自始便有受命于天而又相當強烈的使命感。孔子說，‘天生德于予。’（《論語 • 述而》）”[6] “…但究竟如何以達致此一使命，孔子卻並未教人倚靠天力而只教人倚靠自力。這一思想影響後世儒學思想的取向非常大，影響中國整體文化的取向亦非常大。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演變歷程，若從宗教信仰的角度看，是由一神論衍化而為泛神論，再由泛神論衍化而為無神論。在此一歷程中，人能純靠自力以達致天人合德，再由天人合德以達致天人合一的思想，實在是由泛神過渡到無神論的主要橋梁。”[7] 經過宋明儒學哲學化的儒家思想，最終走向的當代新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説成爲了一個信仰自力的宗教。“對超乎現世的追求是人類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國人並不是這條規律的例外。他們不大關心宗教，是因爲他們極其關心哲學。他們不是宗教的，因爲他們都是哲學的。”[8]

從世界各民族的宗教歷史可以發現，除了猶太民族擁有上帝特殊啓示的獨一真神信仰，精靈崇拜和祖先崇拜在其他民族的原始文明中非常普遍，他們通常都相信有神論和泛神論，而無神論是在文明相對發達的階段，人類高舉自己的理性時才出現的。中國的上古歷史證明，夏、商、周的初民時代，祭祀仍然是國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甲骨文中就有“帝”字和“天”字，所指的是一位有全能有品德的主宰；“敬天”的宗教信仰成爲“愛人”的倫理思想基礎。這個中國文化最初的根源，究竟從何而來？在兩千年的失落之後，我們又如何才能從中國文化以人代替天，代替神的誤區中，恢復我們久已失落的與神的關係呢？

創世紀11章記載的巴別塔故事，可以給我們一些啓迪。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裡。他們彼此商量說，來罷，我們要作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罷，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變亂的意思）。”（創世紀11:1-9）

天下万族的人，原本同文同宗，都是洪水過後挪亞的後裔。因爲建造巴別塔是為要“塔頂通天”，其目的是違背神的旨意，用人的力量和辦法來尋求與神相交，並且要“傳揚自己的名”，才被神把人變亂語言，並分散在全地。從此，人與人之間有了語言、文化、地理、歷史種種方面巨大的差異，纔有了各個文明的興衰和變遷。可見，和天下万族一樣，我們的最初先民也是從巴別塔那片示拿平原被變亂口音之後，輾轉遷徙來到這片中華大地的。我們的祖先曾經知道獨一真神，然而這個信仰在上古的歷史中已漸湮沒。這並不奇怪，因爲即使以色列人有神屢次的應許和顯現，有神親自頒佈的律法和神跡奇事的保守，他們也仍然未能守住神要他們“不可敬拜別神”的誡命。自從亞當墮落以來，人類最根本的罪性，就是即使知道也無法遵守神的誡命。

今天，我們仍然在建造著新時代的巴別塔。人類文明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空前的互連時代，曾經分散全地的萬國萬族，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信息技術的影響下，無一能掙脫彼此之間的關聯。而一切離開神，倚靠自力去嘗試企及“天”的宗教與哲學，也都是“傳揚自己的名”的努力。一切人本主義的思想，其實都是以人自己為偶像的宗教。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或者“道德理想主義”，無疑都屬於倚靠自力追求道德完善的嘗試之列；無論這些嘗試有怎樣美好的願望，怎樣竭盡全力，都不能逾越阻隔天人之間的障礙——這，就是人類墮落所帶來的罪。猶如亞當夏娃在伊甸園裏以無花果樹葉為自己編作裙子，躲避耶和華神的面；沒有領受上帝救贖之光的文明，不過是一塊巨大的遮羞布，最終將無法遮掩一個民族在祂面前的自慚形穢。

四

雖然人類的罪是一個客觀存在；但儒家各個時期不同流派，對罪的問題看法各有不同。

孔子對於罪的看法是中立的，“孔子以禮教踐仁達意，他認爲人無先天之罪，而只有後天的過失，需經過‘攝禮歸義’的道德踐仁的工夫，以教育去導引人歸於至善。”[9] 而孟子的“性善論”，則因“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的《三字經》首句流傳，隨著千百年來多少孩童發蒙的讀書聲深深印入中國人的心靈。

宋明新儒學各家中程明道認爲，“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遺書》卷一）“人的氣若能順應天理的性，即為善，人的性若只順應物的欲望，即為惡。”[10] 程伊川則認爲，“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語錄》），理無不善，性也無不善；用超升功夫，人可以去惡從善。

當代新儒家中，“梁漱溟則以‘正心’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他預設了人心本為善，經過内在心靈的塑造，人的道德本性可以超升。”[11] 唐君毅提出“道德自我”論，說“我們必須相信人性是善，然後了解人類之崇高與尊嚴，而後對人類有虔敬之情….爲什麽人有罪惡？罪惡自何來？我們說，罪惡自人心之一念陷溺而來。”(《道德自我之建立》) 回復道德自我就是道德修養的根本功夫。[12] 牟宗三則認爲“苦罪皆為‘執的存有’，屬於‘現象界的存有’…以道德作爲人生命内在向上之情，人的人格就可以大大開展，心靈大大開拓，使‘小人’提升為‘大人’，普通人也可提升為賢人聖人。”[13]……方東美，賀麟，徐復觀，乃至杜維明，成中英等人，也都提出各自的道德超越理論。

綜上所述，儒家“内聖外王”的人本思想，預設了人心能自覺向善，也有能力去自律行善。然而“立志為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羅7:18）這一切努力，都無法跳出人類知善行惡的困境。

再看魯迅。魯迅精神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批判的鋒芒也包括自己。在《一件小事》中，魯迅真實地記錄了在車夫的善行面前“自己皮袍下藏著的小”。魯迅對於世人的罪，自己的罪，都有深刻的洞察；他說這件小事“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魯迅寄希望於人格的力量，在他甚至對自己感到失望的時候，這位車夫的義行令他對人性善的信心重新受到鼓舞。然而，道德良知中的“慚愧自新”，卻不是真正徹底脫離罪的道路。即使是志在“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魯迅，也必須要耶穌基督的寳血，來洗淨他的罪；即使是一個被譽爲“民族魂”的偉人，也仍然是一個需要拯救的靈魂。

所幸的是，神一直在尋找著，召喚著我們。祂使我們在基督裏能夠與祂和好，也在基督裏復歸與一。我們必須不再自己建造通天之塔，放棄一切道德理想主義的努力，轉而相信耶穌基督的救恩，這是祂為我們預備的天梯。唯有這樣，中華兒女的靈魂才能脫離罪的咒詛，得享神所賜的永恒生命，並且以更新的生命和復活的大能，實踐在基督裏超越塵世標準而又真實可及的道德理想，正如主耶穌登山寳訓所教導的“天國憲章”。

五

召喚民族之魂，首先是一個福音使命。讓我們不要在坐視國人把希望重新寄托在缺少終極關懷的儒家思想，再度迷失在道德理想主義的絕境；魯迅式的批判精神，同樣是人文主義的，並不能承托當代中國人的靈魂。億萬同胞等待著救恩，拯救我們民族大家庭中那些失喪的靈魂，是我們華人基督徒的首要責任。

召喚民族之魂，也是一個文化使命。已經成爲神兒女的中國人，有責任和義務擔當起光與鹽的作用，以新生命的樣式，在家庭、工作、學校、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成爲轉化社會的“酵母”，以基督化的倫理道德影響社會，凝聚嶄新的民族之魂。教育、思想、文化、藝術等方面，尚有許多未得之地，等待我們去征服。當儒家經典經過大袀鞑デ?罒?/span>銷的時候，讓我們那唯有在基督裏纔有的盼望，帶來一次全新的“新文化邉印保瑥母?S富的精神層面，以真理之光輻射我們所處的時代。

召喚民族之魂，更是一個宣教使命。過去，儒家思想影響遍及東南亞儒家文化圈，例如韓國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都曾經在歷史上深受中國的儒家思想影響。如今，韓國已經成爲了一個基督教極爲復興的國家，對耶穌基督的信仰取代了儒家思想，成爲韓國人的民族之魂。天國的理念衝破了狹隘的民族觀念，韓國因此而成爲一個宣教大國，並在福音上為中國人靈魂付出很多，這不是文化上的“反哺”，而是信仰上的“輸出”。福音入華200年來，華人教會已經成長壯大，承擔天國的大使命，也必然是我們民族之魂所應當有的負擔。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儒家思想的現實取向，深深影響著中國基督徒的心態。基督徒仍然生活在信仰與文化的張力之中；新舊生命的交戰，需要在一個充滿世俗功利色彩的文化中，活出聖經所教導的真理。例如，中國基督徒要能放下自己，不再過分注重今生，輕忽永生，才會對拓展天國的永恒國度有更多的關注與付出；不會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潛移默化，過分重視子女學術教育，而忽略他們的靈性成長；也不會失去知識分子的理想追求，只受工具理性支配，把知識僅僅作爲生存的手段。此外，我們還要不讓儒家傳統對倫理道德和人際關係潛意識的影響，超過我們對聖經真理的重視，從而讓真理深入人心，也更新我們文化的風習。

結 語

民族之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民族存在的精神支柱；也應當是一個民族超越性的終極關懷。當代中國人需要被喚醒他們的終極關懷，而注重今生，注重倫理道德的儒家思想不能承擔起這個責任。曾被稱爲“民族魂”的魯迅精神關注國人靈魂，批判封建禮教，自身卻不能提供終極關懷的取向，也不能帶來靈魂真正的拯救。從楚地的山鬼到灶君門神，滿天神佛向來是中國人解決終極關懷的另一個出路，福音的真理是唯一能夠將國人靈魂引向永生道路的明燈。

耶穌基督的救恩與任何道德理想主義相比，就如從飛機上俯視泰山之顛，這上帝所啓示的真理的高度，不是人間任何宗教、哲學可以企及。如同巴別塔時代，人們企圖用建築通天塔，來傳揚自己的名；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想主義並不能幫助我們超越罪性的局限。唯有耶穌基督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使我們可以重新與天父上帝和好，實現真正的“天人合一”，也重建人與人之間美好的關係。

千百年來，中國人的靈魂在黑暗中等待這福音的真光，如今已經如晨星照亮在許多華人基督徒的心裏。讓我們承擔起召喚民族之魂的福音使命，文化使命與宣教使命，去傳揚耶穌基督的救恩，更新我們身處的文化，並在萬邦萬國中宣揚耶穌基督的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