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10月1日，一个新中国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诞生。从此，激流勇进的改造开始，中国人希望走出旧势力和旧文化的窠臼，描画平等、均富的理想图景；摆脱历史的周期率，真正实现人民做主的社会。群众一次又一次被唤起，掌舵人与追随者，一起在真理与谬误的峰谷间载沉载浮。

　　

　　这张北大荒知青的照片背后写着：“青春无悔 ，铁 牛 作证”。

　　

　　

　　

　　

　　

　　

　　开栏语

　　从改造走向改革，从两极冷战到全球化，从人定胜天到科学发展观，从斗争为纲到和谐社会……60年来，中国的道路正在由模糊而清晰。

　　1949 年10月1日，一个新中国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诞生。从此，激流勇进的改造开始，中国人希望走出旧势力和旧文化的窠臼，描画平等、均富的理想图景；摆脱历史的周期率，真正实现人民做主的社会。群众一次又一次被唤起，掌舵人与追随者，一起在真理与谬误的峰谷间载沉载浮。

　　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南方都市报将全方位巡视共和国辽阔版图，选取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具有标志性的地域，钩沉档案，叩访证人，纵向还原特定领域 60年的政治地理：天安门见证的政治风云，沈阳铁西区的崛起与沉疴，在风沙前失守的民勤和消匿又复兴的福建黄村宗族……它们一同构成可触摸、可感知的共和国史。

　　透过肤表的体温，把握血流奔涌的脉动。不尚虚浮的热闹，静现真实的历史。60年来家国，南都记录。

　　“用拿枪的手把起锄头”

　　在被称为“东方第一场”的黑龙江农垦总局前哨农场场部，记者找到一位“北大荒”的早期垦荒者———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坦克兵伍顺光。

　　时隔半个世纪，伍顺光还记得自己刚到北大荒的情形。1957年，他转业来到三江平原的八五九农场。北大荒的蛮荒和苦寒，让他震惊。“除了树林子就是草甸子，荒无人烟；住的是‘马架子’。”那是一种半截子在地底下，潮湿阴暗，土墙草顶的简陋房子。周遭的沼泽地被称为“大酱缸”，随时可陷人于绝境；一天到晚“三班倒”的蚊虫如同云雾裹胁。

　　伍顺光并非第一拨垦荒者。他的前辈是一批被称作“老铁兵”的转业军人。伍顺光来到北大荒的三年前，同样从朝鲜战场归国的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发现，部队驻地附近土质肥沃，“肥得都冒油花了。”一个开发北大荒的宏图在他脑海里萌发了。这位曾经开发过南泥湾的将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开创者，动员铁道兵部分复员转业官兵，“到北大荒，建设机械化农场”。

　　1955 年元旦，第一个以铁道兵番号命名的军垦农场———八五?农场在虎林西岗成立。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一元钱上的女拖拉机手原型梁军，是比“老铁军”还早的拓荒者，早在1948年，18岁的她就开上了拖拉机，这位中国最早的女拖拉机手曾是这个农场的开荒队长。新中国诞生前，中共东北局先后在北大荒建起通北、查哈阳、鹤立等农场，播下农垦的第一颗种子。

　　八五?农场铁道兵的复转官兵近两万人来到北大荒，建设了从八五一到八五九等一系列铁字头番号的大型农场。这些农场，多数处于三江平原的沼泽地带。伍顺光来到八五九农场所住的马架子，就是“老铁兵”领着劳改犯人建的。

　　北大荒更大规模的开发是从伍顺光到来的次年———1958年开始的。

　　和伍顺光一样，喻敏学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从战场下来后，他被安排到重庆步兵学校学习，再过一年他就毕业，这时学校集体转业，目的地是北大荒的密山，要从头建点垦荒。但到了哈尔滨，才知道密山因为安排不了大批军人而告急，整个步校的人都将去充实已经存在的“解放团”农场———宝泉岭农场。

　　“我们要去荒原，不是农场！”喻敏学向本报记者表示，当时充满了激情，希望在一片荒地建功立业，所以对安排他们去已经开垦的农场曾提出抗议。不过最后他们接受了现实：“军人，有令就得行。”

　　与喻敏学同时挺进北大荒的还有一位有名人物———徐先国，他也是从步兵学校———河南信阳步校转业的。出发前，徐先国心潮澎湃，写了一首诗寄给《人民日报》，当部队到达黑龙江萝北县时，这首叫《永不放下枪》的诗发表了：

　　一颗红心交给党，

　　英雄解甲上战场。

　　不是当年整装上舰艇，

　　不是当年横戈渡长江。

　　儿女离队要北上，

　　响应号召远征北大荒。

　　用拿枪的手把起锄头，

　　强迫土地交出食粮……

　　他们军校的400多人分别编入预七师农场4个分场。不久，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写信给徐先国，称赞道：“你这首诗是北大荒战士们的声音。”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列列军车从大江南北、南海之滨，向北大荒汇集。事实上，当时交通工具根本不足以运送这支队伍。于是人们响应王震号召，徒步向北大荒进发。无数像徐先国、喻敏学这样年轻的战士来到北大荒。1958年到来的垦荒者，有一个历史赋予他们的专有名词“十万官兵”。

　　与“十万官兵”几乎同时间来到的，还有另一支无声的队伍———那是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中，从首都各部委被送往北大荒各个劳改农场“监督劳动”的“右派”们。

　　不过，除了丁玲、戴煌、丁聪等知名文化人曾经留下记录，其他芨芨无名的“右派”事略不得而知。

　　饥荒，批斗、战争……

　　喻敏学和伍顺光他们都是满怀激情而来，然而面对北大荒的残酷现实，激情开始消退。喻敏学和伍顺光都向记者说道，在最初一两年，一些来自南方的战友选择了退场，“回老家当农民也比这儿强。”

　　1959年春，为了解决官兵的婚恋问题，国家从山东农村动员了约6万之众、女性占多数的“支边青年”。不过那时候，“大跃进”已经开始。“活儿累，还吃不饱。”伍顺光还记得，1960年春节前，八五九农场十几名支边青年逃离农场，却在草甸子里迷了路，全部冻死。

　　人心不稳，有情绪，解决的方式是“思想运动”：有情绪的反面典型叫“拔白旗”，干得好的叫“插红旗”，严重的就被打成右派了。

　　伍顺光在1958年跟当地农村的姑娘周凤英结婚了。妻子在“大跃进”中成了青年突击队的妇女主任，他却因为说错两句话，被“拔了白旗”，工资降一级。“思想运动”让人们逐渐接受生活的现实，但由于“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这成果并未转化为生产力。以伍顺光所在的八五九农场为例，自1957年至 1963年，建场7年，开荒93万亩，号称百万亩大场，但1963年初统计，全场耕地面积为60.93万亩，年末废耕21.31万亩。

　　周凤英记得1959年之后，玉米秸子磨成粉，“瓜菜代”、“头疼面”是人们的主要食粮。“头疼面”是小麦受潮生赤霉病后磨的粉，蒸馒头没筋，吃了恶心呕吐，头疼欲裂。她记忆中，生活好转是在1962年；好转的标志是“不吃头疼面了。”

　　大饥荒之后，国家对北大荒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新成立的东北农垦总局强调垦建结合，建立了一百个重点机械化生产队。1966年粮豆总产14.5亿公斤，盈利 1213万元，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建立商品粮基地的要求。1966年2月，周总理对总局局长王正林说：“我们手里有了粮食，社会能安定。”

　　就在农场经济好转之际，“文革”开始了。1966年，喻敏学所在的宝泉岭农场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人人都得站队。

　　喻敏学还记得那一年，场部的造反派在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怂恿下，揪斗在农场落户的“大右派”丁玲，她两年前从汤原农场转到宝泉岭农场。在农场的正式史志里，1966-1968年发生的事情常常是语焉不详。

　　1968年，伍顺光是农场修配厂的修理车间主任，被要求“当官儿的靠边站”，被赶去开推土机修公路，一个月以后再被揪回来，天天写检查。

　　写检查中断了，因为进入了“防修反修一级备战”。随着苏联不断向中苏边界增兵，中苏边境摩擦日益频繁。

　　1968 年6月1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次年3月2日，珍宝岛战役就在八五九农场东南方向打起来了。已经成为“三师23团”的八五九农场先派出了第一批上前线的人，伍顺光进入了第二批预备队。他还记得，速战速决的战役中，农场牺牲了四个人，包括修配厂的同事彭福旺。

　　“我们也有两只手”

　　1969年7月，黑龙江鹤岗市18岁的初中毕业生关吉禄，来到黑河的建设兵团一师，和他一起到达的，是1000多名鹤岗知青。和其他同学一样，关的行李中，带着四套四卷本《毛选》。

　　让关吉禄们来到北大荒的是前一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通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该文在编者按中披露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关吉禄背得滚瓜烂熟的“12·11指示”掀起了狂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1700万年轻人的生活轨迹。黑龙江建设兵团也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批垦荒者，共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共约45万人，一度达到职工比例的65%.

　　“ 兵团战士”并不是人人能当，持枪的武装连队，就更是强调“根正苗红”。在最初的两三个月，关吉禄这样“地主”出身的知青，就不算“战士”。他只能用“傻干 ”表达改造自己的决心———譬如，一天用铁锹徒手挖地，挖了二分八。他虔诚而勤恳，终于有了“战士”身份，并成为勤杂班的班长。一周一次政治学习，每天吃饭要“三敬三祝”：面向墙上挂的毛主席像，掏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有一天，印着领袖像的毛选扉页在茅厕里被发现了，整个连队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批判学习……

　　关吉禄对知青中悄悄流行的“禁书”和“手抄本”毫无概念，对于自己在兵团时期的思想动态，他说：“我这样的出身，不敢说太多话。”直到1985年，“血统论”式微，34岁的他才入党转正。

　　除了严寒，关吉禄还记得晚上经常在营地附近看得见信号弹升上天空；兵团的6个师通讯地址都如军队一般保密，各以“建”“设”“钢”“铁”“边”“防”中的一个字起头，实行建制信箱号———这给人“戍边”的神圣感。只是晚上十点多经常摸黑“战备集训”，让大伙儿洋相百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1967年就志愿来此下乡的北京知青杲文川，本是为了逃避高知家庭出身带来的政治歧视，但到了北大荒便被编入“牛鬼蛇神班”一年，从事最脏最累的劳作，譬如，把冻成冰柱的粪便敲碎。而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北京知青黄一丁记得，“那是极限状态的单调、匮乏和劳累”：5点下地，在太阳暴晒的气味中干到7点收工，浑身麦芒的不适……他用反映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来比拟自己的兵团生涯。

　　就在关吉禄来到北大荒的第三年，一件大事让“三敬三祝”的仪式戛然而止。这年秋天，关吉禄被营教导员带去团部学习，开会的方式相当神秘：哨兵必须撤到会场五十米外，并保证没有任何人靠近会场。会上通报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并要求在连队正式开会通知前不得外泄。提前泄露消息的一位知青就被关了禁闭。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些干部子弟以各种方式返回城市，悄然成风。

　　1972 年，福建一位叫李庆霖的知青家长、小学教师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知青下乡遇到的困难；他收到毛的回信，和300元资助，并从此成为风云人物。这直接导致次年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的召开。会议期间，一些调查资料引起高层震惊。如大量知青遭到兵团干部、现役军人暴力迫害，据不完全统计资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发生 365起奸污女知青事件，那一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和四十六团参谋长李耀东，因奸污女知青数十人而被判处死刑。

　　最后的处女地，狂热退潮

　　1973 年知青工作会议后，“上山下乡”已经逐渐从豪情万丈的革命行动回归现实。“那时候，大城市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都不往北大荒送人了，只有我们黑龙江还在一个劲儿地动员。”1974年，从小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哈尔滨干部子弟杨立伟，来到北大荒最后一块处女地———抚远荒原，也就是今日的“绿色米都”建三江。此前一年，1957年转业的伍顺光、“十万官兵”喻敏学、“老青年”关吉禄，都从原来的农场来到这片被称为“大酱缸”的蛮荒湿地。

　　“ 这里，是真正的反修前哨……夜间，苏修军队的探照灯像野兽的凶光四下扫射，信号弹像鬼火一样闪亮飞落……屯垦戍边，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杨立伟在来到抚远荒原后写下这么一段。他没想到，一年之后，“屯垦戍边”的兵团建制将宣告终结，而他们的68团在两年后转为前哨农场。

　　即便对于那些已经经历过一两个农场的老知青和转业军人，这一次垦荒也是最艰难的。“当年建房，当年开荒，当年打粮，当年盈利。”兵团在生产组织上，更多使用战争的逻辑。为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有了“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的口号，增加劳动时间。田地里红旗招展，“春播誓师大会”、“大会战”、“义务劳动”是家常便饭。湿地多涝，于是收割时“小镰刀战胜大机械”，靠人力；因为营养不够，几乎所有人都患上了夜盲症。

　　此时，发生在两个北大荒知青之间的论战，成为知青一代的共同记忆。从托儿所到中学一直是密友的黄一丁与刘宁，1969年从北京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黄作为副排长，直接面对严酷单调的劳动，而刘则在宣传队工作。1975年黄困退回京后，承刘母之托，给刘宁写了一封信，劝他尽快想办法回城。在信中，他坦率地对“农业学大寨”、知青“扎根”和当时的政治教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黄一丁告诉本报记者，半个月后，刘在拓蓝纸复制过的回信中“嫉恶如仇”，让他开始疑虑。刘将双方通信作为入党思想汇报的资料上交，资料被层层上报。1976 年，在极左风云人物谢静宜安排下，《北京日报》两次刊出黄、刘二人的通信，《编者按》将两人的观点分歧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 的反映。刘宁因此在政治上积累荣誉与资本，而黄一丁则被迫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对自己的“怀疑论”认错的文章，并被催逼回到兵团，一度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然而，“反面教材”黄一丁收到了数以千计的知青来信支持。

　　回城已成大势所趋。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接下来的“病退”大军、返城抗议之后，1980年，胡耀邦表示，不再搞上山下乡。

　　直到40年后，“战友”仍是兵团知青之间的称谓。杨立伟的战友，在兵团呆了12年的徐滨德说：“我们在什么都没有的荒地上建起一个农场……回去看到修理厂烟囱上‘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几个字，我就会想起当初。我的青春都在里边，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很难体会。”

　　“绿色米都”和失去的湿地

　　1979 年，中美建交。杨立伟留意到，收音机里，表现抗美援朝历史的魏巍的小说《东方》停播了，一支歌颂中美人民友谊的歌曲《红珊瑚》被反复播放。1987年，第一次承包200亩地的关吉禄夫妇成了“万元户”。少则一两百亩，多则上千亩的“家庭农场”，从此成为北大荒的基本生产单位。改革开放让北大荒走进一个新时代，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里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向欧美看齐。

　　近日，记者来到伍顺光所在的前哨农场场部，这里建起了商城、超市、广场和若干商品房小区，俨然一个设施完备的小城镇；而他当年最早落户的八五九农场，如今已是上市企业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八五九分公司”；当年的“大酱缸”三江平原，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绿色米都”。

　　“ 全国大粮仓，拜托黑龙江。”这是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来到黑龙江代表团所说的第一句话。胡锦涛对这里的粮食生产状况也十分关心，今年6 月26日至28日，他专门来到黑龙江考察。“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希望黑龙江的同志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积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真正使这片肥沃的黑土地成为国家可靠的大粮仓。”

　　在国际市场粮价剧烈波动的2008年，全国粮食商品量和省际间净调出商品粮第一大省黑龙江，迎来了连续第5个丰收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产达到422.5亿公斤。

　　在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中，这片黑土地的战略位置不言而喻。在北大荒的粮食年年丰收之时，专家也注意到北大荒的黑土年年在流失。

　　2008年是知青下乡40周年，数千名知青故地重游，很多人都在博客里慨叹：北大荒，尤其是三江平原的生态与地貌完全改变。一人合抱的大树丛消失了，20世纪80年代还能看得见的马鹿也不见了，百米宽的河流变得狭窄，连曾经令人毛骨悚然的“漂筏甸子”也只在传说中存在。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早在本世纪初就有专家警告：黑土地如果再如此流失下去，东北这个今日中国的“北大仓”，将会变成名副其实的、不可逆转的“北大荒”。这时的“荒”，不再是指50年前的杂草丛生，而是土地不能再生、粮食不复存在。

　　在洪河农场旁边，已经建立了洪河国家级湿地保护区；只有它，依稀保留了三江平原被唤醒之前样貌的缩影。人们经常提问：如果当年这片东亚最大的湿地没有被开垦，又将如何？

　　但历史无法假设。站在60年后的中国人，已经不容易体会这个国家当初寻求温饱和自强的冲动；正如当年生活在忘我的集体主义价值中的垦荒者，难以了解今人复杂多元的世界观。“北大荒精神”这个历史遗产，其发掘、批判和继承，是留给后来者的课题，而非现成的答案。

　　“ 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希望黑龙江的同志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积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真正使这片肥沃的黑土地成为国家可靠的大粮仓。”这是今年 6月胡锦涛考察黑龙江所说的话。时间往前推50年，周恩来对前来汇报工作的黑龙江农垦总局领导说：“咱们国家解决粮食问题，大面积开荒，可就全靠你们了。 ”

　　时隔半个世纪，新中国两位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把一个国家的饭碗问题寄托在这个国家东北角的这块黑土地上。只是当时，这里还是一片有待开发的蛮荒之地，是名副其实的北大荒，而如今，北大荒已经变成了北大仓。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形象地概括了这片黑土地对于现在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年产量可供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居民和海陆空三军官兵一年的口粮。

　　“北大荒”成为“北大仓”的60年，是百万垦荒者的人生接力：他们相继到来，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波折的命运，给今人留下这片熟耕的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