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整个头部被绷带缠裹得严严的，眼睛也无法睁开。向党旗宣誓时，她要求能够把眼睛睁开，为的是看一眼毛主席像。医生说只能够在她的眼皮上割开一条缝，但这样，眼睛就再也无法合上。她依然坚持。从此，她的眼睛再也无法合上，即使睡觉，即使她死去，眼睛也永远地睁开着。

　　本文摘自：《黑白记忆》   作者：肖复兴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离开老孙家以后，我让喜子把车在3队的路口停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路口的感情非常复杂。妻子陪我下了车，我们沿着丁字路口的中央，大步流星地一直往北走，喜子他们把车停在树阴下，在车旁抽着烟，远远地望着我们，他们弄不清楚我们两人跑到那里去干什么。

　　下午的太阳，在没有树阴的地方，明晃晃的，赤裸着的孩子一样满地撒欢，非常刺眼。田野里种着麦子的地方，被阳光照射得金黄金黄的，反着鳞片一样耀眼的光，收了麦子后犁过的黑土地，被阳光照射得有些泛白，像是洗得褪色的衣服。路的两旁，种着厚厚好几排的白杨树，屏障似的把路夹在中间，分割开路和两边的田野，像是分割开一对三角关系的情人，让它们在相互地张望。路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安静得像是午睡中还没有睡醒，路和树叶都眯着惺忪的眼睛。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路的两旁没有这些白杨树，那时的田野显得更空旷一些，现在的白杨树给田野扎上了绿腰带，好像是为了给肥沃的田野紧紧腰身。现在的人们，谁能够知道这个丁字路口，是我们知青在收工后的晚上谈情说爱的地方呢？想想那时候，我们真的够可笑的了，没有青春的线条，一律绿军装或蓝制服，一律武装带或稻草绳，束缚并缠裹着我们的“三围”，像包起一层层粽叶的三角粽。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们青春的约会。就是这里，在这个丁字路口，我和妻子当年没少在这里约会漫步，这里离我们住的武装营部很近，走上五六分钟就到了。刚才，我找了一下营部那一排红色砖房,喜子告诉我，前些年着了一场火，把房子给烧掉了（这个地方怎么总爱着火）。营部没有了，这个路口还在。敞亮无边的荒原上，没有公园的绿色长椅可以供我们喁喁情话；也没有通幽的曲径可以让我们低徊漫步，但一样可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有意思的是，常常是我们在这里走着走着，就会迎面遇见好几对情侣，都是3队的知青，面面相觑中，略有一些尴尬，也有一丝甜蜜，秘密常常在那擦肩而过的瞬间，暴露给了对方，也袒露给了无遮无拦、一望无边的荒原。

　　1974 年的初春，我就是在这里和妻子分手告别。由于父亲脑溢血突然去世，北京的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我终于办成了回京的一切手续，却面临着和妻子的分别，生活向命运撕扯起来，命运给了爱情一个考验。我们刚刚恋爱两年。那天凌晨天还没有亮，我们两人从场部乘坐一辆敞篷的卡车（前一天整整一天她陪我办理手续，回2 队、3队和朋友告别，来回走了36里地），蜷缩在后车厢里。因为要去福利屯赶火车，卡车开得很早，经过这里时，才是清早时分，晨雾还没有散去，阳光还没有出来，路上铺着一层初雪一样薄薄的霜。妻子只能够送我到这里了，她还要回3队的小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卡车在这里停下了，就在这里，从场部的方向过这个丁字路口往北一拐弯，靠在路的东边车停了下来。我们匆匆地握了一下手，妻子跳下车，还没怎么站稳，连连向我挥了挥手，车就立刻开走了。我站在后车厢里，扶着后车帮，也使劲儿地向她挥手，老远老远的，还能够看见她站在那里向我挥着手。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们两人的眼睛。想起那一幕，就像电影里定格一样，整整 30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的清晰，仍然能够让我感到初春的晨风掠过我的脸庞时那清冽的感觉。

　　此时，妻子就站在那里，问我：就是在这里吧？

　　我点点头：是，就在这里。

　　她向我挥起了手，像当年一样。30年，光阴似水，流淌得那样快。她的背后是高大的白杨树，她的手臂和白杨树葱绿的枝干好像连在了一起似的，一起伸向蓝天，像是要诉说什么。

　　喜子也在向我挥着手，他是在催我们赶紧回去，因为场部下午安排了座谈会，他怕人家在等。

　　我们走到了路的对面，那里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是属于3队的地盘。当年我们在2队割大豆，一个人一条垄，从早晨割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能够割到地头，9里地长的一条垄，就是紧紧挨着这块地的。记得当年这块地种的是麦子，往北一直连着底窑的那片林子。来年的开春，地上的麦茬儿，干枯枯一片，加上长出的荒草，沾火就着，不知什么风一吹，就会迅速蔓延开，一般是很难扑灭的，这就是北大荒有名的“跑荒”。那一年，荒火就是从这里烧起来的，烈焰舔着火舌，火龙打着滚儿，比洪水还要猛烈，很快就向着底窑的那片林子席卷而去。那片林子，是一片原始次生林，谁也说不清它什么年代就有了。反正，闹日本鬼子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再早以前，没有什么可以查考的，但绝对不可以说它的历史不久远。谁都知道那片林子的重要性。如果大火吞噬了那片林子，大兴岛惟一的屏障就没有了。火焰就是命令，3队几乎所有知青都投入到扑灭荒火的战斗中。

　　就在这次扑灭荒火中，3队的刘佩玲被烧成重伤，全身一半以上的皮肤被烧伤。当荒火基本被扑灭，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烧伤，昏倒在地上，由于她穿着一身黄色的棉军装，和荒草的颜色一样，衣服上还在冒着烟和火苗，人们以为是残存的荒火，要上前扑灭的时候，才发现是她。如果她穿的不是棉军装和大头鞋，真不知会烧伤得多么严重。她是哈尔滨的女知青，当时3队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活泼漂亮、爱唱爱跳的小姑娘。那是1970年的春天，那一年，她才17岁。

　　我和妻子走到这块地边，浩浩的一片，仍然种的是麦子。可是，刘佩玲却已经不在了。

　　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她。如果，她当时没有被烧成重伤，还可能和我们一样，也走在这个路口，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男知青恋爱、约会并漫步在这条沙石路上，在夜晚没有月亮的时候，偷偷地亲吻拥抱，在有月亮的时候，望一望灿烂的星空，舒一口长气，做一点那时候哪怕是再傻气的幻想。这是一定的，她长得很好看，人又活泼可爱，早就会有男知青的目光像鸟一样飞落在她的身上，拂也拂不去的。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她应该51岁。并不老，即使曾经有过磨难，哪怕身上存留着大火烧伤的抹不去的痕迹，起码她会有一个家，即使没有自己的家，也不至于让爸爸妈妈遭受晚年丧女那样沉重的打击。

　　可是，她死了。

　　她曾经是我们大兴岛的英雄，她的名字上过当时的报纸、电台，我还专门写过节目，演她、唱她、歌颂她。领导和红头文件号召大兴岛所有的人向她学习。她确实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她表现出来的坚强，并不因为染上那个特定时代的色彩，就可以被我们亵渎，因为面对烧伤痛苦的折磨和命运残酷的打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她一样的坚强。她是烧伤后住院期间被批准入党的，入党的仪式，也是在医院里临时举行的。那时，她浑身的伤还没有完全治愈，整个头部被绷带缠裹得严严的，眼睛也无法睁开。她是真正的火线入党，她为自己的这份荣誉而激动，在向党旗宣誓的时候，她要求能够让自己把眼睛睁开，为的是看一眼毛主席像。医生没有办法，她坚持着。医生说只能够在她的眼皮上用手术刀割开一条缝，但是，这样割开，眼睛就再也无法合上了。她依然坚持。从此，她的眼睛再也无法合上，即使睡觉，即使她死去，眼睛也永远地睁开着。

　　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可以说她幼稚，但我们不能说她可笑。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谁不幼稚呢？我们都曾经有过可笑的时刻，但我们都不曾有过像她一样的真诚和勇敢。没有这样的真诚和勇敢，一个弱小的小姑娘是不敢义无反顾地冲进大火之中的。

　　如果刘佩玲一直生活在大兴岛，如果我们这些知青都还没有离开北大荒，也许，刘佩玲不会轻易地选择死。一个人选择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一个曾经的英雄，在选择死前，肯定经历了更多痛苦的折磨。我一直都在做这样的猜想，一定是知青大返城，给刘佩玲雪上加霜，让她已经脆弱的心再也无法承受。她是和知青大返城先后脚回到哈尔滨的，就像当初奔赴北大荒一样，返城也是一种时代的潮流，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她那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命运对她已经开始了质的变化，一个时代已经无情地结束，而一个新的时代的匆忙的开始，暂时还来不及顾上她，安置好一个为扑救荒火而受伤的女知青。她只是一个残疾的女知青，她不再是一个英雄。她被迅速而无情地淹没在哈尔滨的茫茫人海里，找不到工作，因为那么多身体健全的知青还待业在家。她的那一身被荒火烧成的伤疤，并没有成为历史的奖章，过去曾经辉煌的一切，已经逝去了，曾经歌颂过她的歌，也已经被新的歌曲所代替。一切逝去得那样的快，那样的遥远，让她的心有些猝不及防。就像当时崔健的那首歌唱的那样，她是真正的“一无所有”。  

　　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大兴岛还按月给她寄工资和全国粮票，她还能够勉强维持日常的生活。后来，农场换了好几茬领导和具体管事的人，新的生活像是奔涌而来的潮水，将过去岁月里的事情冲得越来越远，远得像是春天融化殆尽的积雪，最后没有了一点那晶莹洁白的影子，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那样干净利落。刘佩玲的名字，在大兴岛上知道的人越来越少，她的工资和粮票也越来越被忘记寄出。为此，她还专门让妈妈陪自己回了一趟大兴岛，要求领导能够继续发放她的工资和全国粮票。这样的要求是多么的平常和正常，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人们望着她，同情她，但毕竟已经显得陌生了。谁能够知道就是这个姑娘，为了扑救那场荒火，为了保护底窑的那片林子，献出了她自己宝贵的青春，献出了她漂亮的容颜，献出了她渴望中的爱情呢？她的双手已经被烧毁，她只能够靠脚来吃饭翻书、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机。她流着眼泪对大家说：没有人管我，没有人管我，我现在连最起码的生活都难过下去呀……

　　即使在大火烧毁她全身一半以上皮肤住院动手术那最痛苦的日子里，她都没有哭过呀!她就是这样地被人们遗忘，被大兴岛遗忘，被3队遗忘，被我们遗忘。

　　如今，站在3队路口，眺望着这片曾经燃烧过荒火的土地，曾经跳跃过刘佩玲身影的土地，曾经我们演唱过歌颂过刘佩玲的土地，我的心里有一种揪心的痛。其实，不仅仅是工资和粮票夺去了刘佩玲的生命，还有人们可怕的遗忘。人类最可怕的弱点就是遗忘，我们可能会狂热地对待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也可能迅速地而且很有道理地理所应当地学会了遗忘，而且是遗忘了我们本应该牢牢记住的事情。

　　6年前，刘佩玲死去了。死得很凄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知道这个消息，是在6年前的一次知青的聚会上。或许，我和刘佩玲真的有些什么心理感应，那天一清早起床，我忽然想起了她，心里叹了一口气，一个多么漂亮的小姑娘。这个想法有些没来由，只是一种不期而遇，马上就来无影，去无踪。晚上的聚会，我并没有提起她，一个朋友忽然告诉我：你知道吗？刘佩玲自杀了。我当时像是被雷击一样，完全愣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真的有些害怕，冥冥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我们，你曾经做过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留下痕迹，你怎么也躲不过。刘佩玲那双永远不会闭合上的眼睛，是真正的死不瞑目呀，我们敢面对她的那双眼睛吗？

　　34 年前的那场荒火都没有能够把她的生命夺走，在残酷的历史之中，她都咬牙活了下来，她靠的是什么？仅仅是那一份褪色的荣誉和虚荣吗？今天，她却活不下去了，她又为的是什么？是什么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是什么一下子将她心中赖以存活的精神和信心掏空斩尽？让曾经在她眼前燃亮得如荒火一样炽烈的光芒，一点点地变得暗淡，直至最后完全地熄灭，连灰烬都被吹散在遗忘的风中？

　　一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哪怕她曾经是一个英雄。站在刘佩玲曾经扑救过荒火的土地上，这种感觉袭上我的心头。大地还在，荒火还会再次烧起，而一个人却没有了。

　　我忽然想起这样的一个问题，开春时北大荒的荒火是很多的，不仅大兴岛，在北大荒许多地方，类似刘佩玲这样为扑救荒火而牺牲的知青英雄也有不少，但为什么烧伤烧死的大多数是知青，而少见当地人和比我们年长而成熟的干部？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荒火太老了，而我们太年轻，年轻得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冲进了大火之中，老奸巨猾的荒火立刻就把年轻的生命吞噬掉了。

　　眼前 3队的这块地上的麦子，被风温柔地吹拂着，像是在和风调情。我望着这片长满成熟麦穗的金色土地，心里在想，刘佩玲死去了，我们是幸存者，在那已经逝去的岁月里，这里曾经藏有多少我们无法忘怀的痛苦和磨难，我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这里，而所有我们认为重要的这一切，已经被这里的许多人遗忘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对这里充满着感情，而不是诅咒它痛恨它？这片曾经浸透着我们泪水埋葬着我们希望的土地，为什么对于我们依然散发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和诱惑力，让我们不远千里地重新回到它的身边？这个问题，从一开始踏上北上列车到走在3队的路口，一直在困惑着我，到现在我也说不清。

　　喜子在催我们，我们向车走去，心里总有些依依不舍，3队的这个路口牵惹着我太多的情感和思绪，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来到这里。我的心里充满伤感。

　　车又向场部方向驰去，一路上，我还在想刘佩玲，由她又忍不住想起大兴岛的另一个女英雄，我们2队的北京知青李玉琪。她是女工班的班长，带领一班人到底窑挖沙子的时候，沙层塌方，人被埋在沙堆中，窒息身亡。也是1970年，9月的一个夜晚，夜班，一辆小型车拉着她们到了底窑的沙坑前，小型车的车灯照着她们，就是工作中惟一的照明。只要想一想那时的情景，心里都会感到?得慌：四周是一片漆黑，只有车灯一点的光亮；四周是一片空旷，只有十几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大自然与一群小姑娘的对比是多么的不成比例。是她带头钻进沙坑里，突然，“咚”的一声巨响，沙坑整个平躺着拍了下来，她连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人影立刻被沙子淹没，她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渺小。十几个小姑娘都吓傻了，一通哭喊，当她们意识到在这寂寥的夜晚，在这荒凉的林子外面，不可能有人来救她们之后，马上蹲下来，齐刷刷地用双手拼命地挖沙子，想把埋在里面的李玉琪挖出来，挖得她们的手指都挖出了血，有的手指盖都挖掉了下来，但是，她们无法救出李玉琪。北大荒9月的一个黑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吞噬掉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

　　那一年，李玉琪和刘佩玲一样大，也都才仅仅17岁。

　　因为她是我们2队的人，她的后事料理和下葬情况，我都比较清楚。她的父亲从北京赶来，补发了10个月的工资320元，她的姐姐（当时也在我们2队，姐妹俩是一起来到北大荒的）被照顾允许回京落户。同刘佩玲最大的区别，她不仅成为了大兴岛的英雄，还多了一个刘佩玲没有的称号：烈士。当时，她被下葬在大兴岛我们农场场部兽医站的后面，那是一片空地，有一片小树林环绕。因为她的埋葬，那里成了她的墓地，后来也成了大兴岛的烈士园和知青的墓园。在下葬之前，我们竖立了墓碑，还特意在她的墓前种了几株小白杨树。下葬的那天，六师师部特别来了一位副师长，宣布了悼词，并拿起铁锨为她的墓地培了培土。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将墓地围得密密实实，整个仪式还是很隆重的。我和2队许多知青都参加了这个追悼会，我们都为她洒下了感动的眼泪。

　　我之所以想起了李玉琪，是因为在想刘佩玲实在是够倒霉的了，英雄和烈士，虽然都是荣誉，也都是称号，但是，烈士比英雄多了一层可以实际操作的待遇，李玉琪有 10个月的工资可以补发，刘佩玲不仅没有享受到，而且最后连工资都被忘记寄给她了；同时，在李玉琪死后这整整34年来，她的母亲一直享有每月几十元或上百元的烈士抚恤金，刘佩玲的家人则是无法享受到的，而留给两位老人的是女儿自杀永远抹不去的阴影。而我无法知道的是刘佩玲是否会有“知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人们多不肯放弃自己的分寸利益，而社会就可以这样漠视忘却他人的牺牲吗？

　　刘佩玲和李玉琪，两个同样17岁的年轻姑娘，留给我的是同样美好的形象，对于我，她们应该都是英雄，也都是烈士。只是对于刘佩玲，我更多了一番感喟。最起码，她也可以如李玉琪一样，在大兴岛上有自己的一块墓地，有自己的一块墓碑，让家人让后人让大兴岛有个念想，让自己的魂灵有个寄托和归宿吧？面对刘佩玲，我感到羞愧。而哈尔滨、大兴岛、3队不应有更多的人感到羞愧吗？

　　那天，路过场部的兽医站，我再次想起了刘佩玲和李玉琪。我问一位农场年轻的副场长：你知道原来在兽医站后面的林子前曾经埋葬着一个叫李玉琪的北京女知青吗？

　　他说：我听说过，在农场的场史里，好像看到过她的材料。

　　我又问：她的墓地原来就在这里，现在还在吗？

　　他有些抱歉地告诉我：现在，这片地已经改造成长毛兔的繁殖基地，听说她的墓就地深埋了。

　　我又问：那墓碑呢？

　　他摇摇头说：不清楚。

　　我清楚他所说的不清楚的意思就是没有了，便又问：为什么不把墓碑保留下来呢？

　　他没有说话。

　　过了老大一会儿，他对我说：我是这两年从别的农场新调来的。他说完这句话时，脸上露出十分抱歉和羞愧的样子，好像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似的。

　　他那一瞬间羞愧的表情，让我感动，对他忽然生出好感。我有些后悔，刚才我显得有些质问他的意思，有些咄咄逼人了，其实是不应该的。许多事情，不能够怪他，他也确实是不大清楚。只有我们的当事者，稍微清楚一些。只有刘佩玲和李玉琪以及她们的亲属，才会有切肤之痛。流年似水，往事如烟，漫说34年，即使几年的光景过去了，谁还会记住在大兴岛上曾经有过这样两个17岁漂亮的姑娘，一个为了扑救荒火，一个为了挖沙子，而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呢？

　　如今，长毛兔子重要了。

　　那天下午的座谈会，我本来想向农场新一茬儿的头头提这样的建议：应该把李玉琪的碑重新竖立起来，也应该为刘佩玲立一块碑，不必像当年刻上李玉琪是烈士一样也刻上刘佩玲是什么烈士，烈士和英雄都不重要，只刻上关于她所有这真实的一切就可以了。

　　但是，我没有提。我想，他们未见得采纳，也未见得高兴。而且，他们也有他们实际的难处。 (作者：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