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档案告诉未来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30多年。今天的年轻一代，对于那段“史无前例”的动荡岁月到底还有怎样的印象?那段历史又意味着什么?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近日出版的《我的文革岁月》中，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元老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写道：“我与有的年轻人聊天时发现，‘五一六’通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月风暴’等这些在那个特定年代曾经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今天似乎已经变成了语焉不详的词汇。而讲起‘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他们则感到困惑，甚至因其极度荒谬而难以置信。”
正如巴金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初衷是“不让历史重演”，陈小津希望，他的回忆能够对那些不甚了解这场浩劫的青少年朋友有所帮助。“使他们再遇到大风大浪时，少一些单纯、多一些思辨，少一些惊诧、多一些党性，使他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
而在被70后、80后们问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避免悲剧的重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教授略作斟酌后说：“至少要了解!”
5月底，北京市档案馆首次对外公开文革期间的档案，正是为社会公众通过公开途径了解那段历史，打开了一扇窗。
经济主义盛宴：1966-1967
经济主义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但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在整个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众运动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显现”。
这是一个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的对话。
儿子羡慕父辈青年时期的“壮游”：“那么多人一起大串连，游山玩水，岂不是一次免费旅游?”
父亲迟疑了一会说：“你们这一代永远不能体会我们在文革的感受。如果你只是从旅游的角度去看，就太浅薄了。”
“我的孩子也曾和我讨论过同样的话题。他们完全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实质。而对这位父亲来说，他感觉受到了伤害。因为他当初怀着那样崇高的革命理想，却被当成了游山玩水。他们双方都没有考虑到，所谓的大串连，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
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假如没有免费的午餐，学生是不是还有这么高的热情很难说。”串联的三大任务是看看其他省市都是怎么开展文革的、交流革命经验，同时也顺便看看祖国大好河山。而印红标远在东北抚顺的表弟，当年就只记住了最后一条。
看看解密老档案中的那段日子，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路费全免。外地学生来北京吃饭也不花钱，在哪个学校吃饭就按哪个学校的伙食。北京的中学是每人每天3角3分，大学是4角。”印红标回忆说。
河北省大、中学生串联外地，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4角，吃粮标准补足1斤半。每天还发给政治宣传费1元，杂费1元，购买长征途中的必需品和支付零星需要。中等学校学生和家庭困难的大专院校的学生每天还有2角4分的伙食补贴。天津市的大专学生每人每天也可以享受5分钱的补助。县以上的中学生每人每日补助1角5分，县以下的中学生则补助2角钱。(1966年12月20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外出进行革命串联吃粮标准和经费开支的试行办法(草案)》，1966年12月27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步行串联经费开支和粮食补助的试行办法》)
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接待工作清理办公室1967年7月26日的统计，从1966年8月开始出现全国性的大串连，北京市共接待了1200万革命小将，每天在京人数高达260万人，一共花去了约1亿元接待费，这还不包括免费乘车。
国家投入了大量物资用于接待。初步统计有棉布300万米，棉花190万斤，毛毯16万条，棉毯27.7万条，铺垫和搭棚用的铺草席子7000余吨，此外还有大量的炊事用具和其他物资。在接待期间，还借出粮票5000万斤，现金500多万，棉衣1.5万件，绒衣裤21万件。
“整个国家的民用运输非常拥挤，几近瘫痪。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有乘车卡，他们也没有目标，见队就排。有一次我家门口的天坛西门公交站排起了长龙，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看，才发现这条队原来是从天桥排过来的，整整一站路。当时我家里也不算富裕，但我还是花了150元买了一辆自行车，就是因为挤不上车上不了学。”
当时北京已是落叶纷飞、寒风砭骨，据说很多人借到棉衣之后都没有还。林学院有学生去兰州串联，借了宣传车、油印机、录音机、照相机等，后将照相机据为己有。地安门中学也有一学生在上海借自行车1辆，油印机1台，棉被3条，也成了一笔烂账。
从1967年1月16日开始，北京市要求学生串联的个人伙食费和生活用品改为全部自备，宣传活动费压缩为5角，乐器、油印机以借用或自制解决，一律不要购买新的。中学师生市内串联提倡徒步，不向公家报销车费。各组织的袖章、证件的费用，一个人限报销一次。
1967年2月25日，北京市财政局撤消了原来下发的《关于学校在校际之间进行串联活动车费报销问题的通知》。
但在原为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的旅美学者李逊看来，年轻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初期的经济要求简单得多。除了要求发放与串连费及活动经费外，没有发现这些到处造反的学生提出过属于自己的经济要求，体现出年轻一代追求理想主义的另一面。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合同工、临时工掀起的“经济主义风”。
“我们要复工!”
“经济主义指的是(当年)以工人为主的群众，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出现了改变身份、同工同酬的经济诉求。它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仅有一两个月，但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在整个‘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众运动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显现。”徐友渔说。
在1966年底及1967年初的中国大地上，为什么会出现突如其来的“革命逆流”?徐友渔认为这源于“文化革命”之前便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1958年以后，中国有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别。在这些身份差别的背后，是个人政治、经济待遇的天壤之别。
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大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的工人堪称“工人贵族”，不仅工资高、铁饭碗，还享有医疗、住房、养老等等一系列令人称羡的福利保障。集体所有制便要差人一等，合同工和临时工的条件最差，不仅没有任何劳动福利、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也是极低，实行按日或者计件、提成工资制。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不能入党、不能参加工会，完全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们就出来闹，说毛主席说中国社会有特权阶层、不平等，号召我们革命。如果要社会公正，工人怎么可以分贵族工人和底层工人?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当家作主，为什么我们处在最糟糕的境地?我们也要追求平等，同工同酬。”
最初临时工、合同工们只是要求参加所在工厂的工会，成立战斗队，报销经费。但随着当权派开始退让，工人们就开始加码主张起经济利益。
北京市修理行业1961年全面推行了提成(计件)工资制度。据说是因为广大职工在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政治觉悟之后，从1964年以来强烈要求改变“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到了1966年，宣武区的职工白天要写大字报，东城区的也是每晚有活动，每周还要安排八小时;崇文区是半天加晚上进行“文化大革命”活动，继续靠计件提成怎么吃得消?西城区乐器修理门市部平常每月收入2000余元，6月仅收入600元。修鞋社293人中有144人的工资可能会下降30%。(1966年7月7日《北京市修理事业管理局关于社员达不到基本工资拟酌情解决的请示报告》)于是据西城区修管处报告，共有四家做衣服的，一家修钟表的，两家修鞋的，两家修自行车的，一家修理乐器的和一家弹棉花的“揭竿而起”，要求享受和国营企业一样的月工资制度。有些单位自作主张一改了之，有些甚至警告修管局，如果1996年9月份再按计件提成发放，就将工资退回。
上海是“经济主义”最主要的阵地。除了共有的临时工、合同工问题，上海在大跃进之后曾有18.3万职工被动员回乡“为国家分担困难”，从城市户口转为了农村户口。但在1963年经济情况好转后，让他们回厂复工的许诺并没有兑现……
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造反派逼迫中共上海市委签字同意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这些内容，全部是政治性诉求。11月22日，“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劳动局的代表签字同意他们的六条要求，就在政治内容之外，涉及到用工制度。
1966年12月初，北京和外地的一部分临时工来到全总，要求支持他们造合同工、临时工的反。经过7天的协商，全总起草了6条意见，其中有两条涉及到了“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以及合同工制度的彻底改革。 (1966年12月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发送“支持合同工、临时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函》)。
如果说非正式职工的临时工、合同工要求的只是身份上的平等，上海的产业工人则直接指向了经济利益。 1966年12月27日，上海港务局所属九区的部分学徒工在抢人事档案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学徒期被定长了，于是到局里去造反，要求补发转正的工资差额。巨大的示范效应，导致各单位职工一拥而上，寻找种种理由要求发放交通费、早餐夜餐费、加班费、洗澡费、工作服装、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脸毛巾、肥皂、套鞋;有些单位甚至挪用预算经费、预算外资金、企业管理费、工会经费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小汽车、摩托车、电冰箱、电视机、电影放映机、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家具、自行车、高音喇叭、电唱机、钟表、大型或高级乐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中，可以看到华东电业管理局原来每月工资总额只有33万元，而1月5日却去提取补发工资128万元，接近四个月的工资总数。不少生产队连生产资金都分了。
1月8日早上，上海中百一店一开门，300多人冲向自行车柜，甚至连平常不大有人买的400至500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销售量更是成倍增长。一些市民甚至抢购囤积煤球、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一港务局的同志说：“我以前的工资是40元，现在一下增加到62元，加上补发工资300多元。现在我只当没有增加，没有补发。”
雨打风吹去
“工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文化革命’就会和它的初衷越走越远。从客观而言，‘经济主义’是工人很正当的一个要求，但在当时会加剧国家经济上的负担和动荡。”印红标认为。
上海仅纺织行业1967年初的缺勤率便高达百分之十。仅上海港每天就积压70多艘货轮无人装卸。1月4日，有一艘希腊船应在5：30启航，直到17：50才有人去解缆，船长挥旗抗议。
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说中央要你出来工作，妥善解决上海面临的严重问题。在陈丕显的支持下，1967年1月9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告》，《文汇报》全文刊载，并将这场运动称为“经济主义妖风”。两天后，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这股“经济主义”的潮流迅速被雨打风吹去。但一个谁也预料不到的结果是，工人自发地想要改变身份、改善待遇的主张，最终却被王洪文之流利用，成为他的进身之阶，这恐怕便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西方学者很早就认为，8亿人几乎没有例外地卷入了这场运动中去，这种投入的程度非常高，真是做到了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的地步。西方学者不愿意只从思想层面解释，更不愿解释成最高权力之争。他们认为这么多人卷入，一定跟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最后果然发现‘文革’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派别斗争是有规律性的。比如保守派的成员都是党员、干部、劳模、老工人。
造反派则是完全另外一批人：临时工、合同工以及牛鬼蛇神、四类分子这些社会上受歧视的人。他们喜欢造反，非常愿意改变现状，‘文革’反映了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每个人在社会中享受的经济地位和待遇不一样，决定了政治态度的不同。百姓实际上是借用了‘文化革命’，利用‘文化革命’的口号。利用毛泽东自己制造的天下大乱的局面，组织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徐友渔说，是否如杨小凯所论，有一个人民群众的“文革”，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他本人对此并不完全赞同。“我认为第二个‘文革’纯粹是第一个‘文革’的派生物，经济主义这么快土崩瓦解，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从1967年2月6日开始，北京市扩大范围给冬季职工发放的取暖补贴从被陆续追回。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全体职工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各单位行政经费、事业经费和企业管理费，除正常的工资部分，自9月起一律比原定预算指标节俭20%。一律不允许自行招人、晋级加薪、乱发奖金、福利费和附加工资。除非国务院特批，工资总额不准超出8月的实际水平。更严格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干扰和冲击财政、银行、税收、商业和粮食等单位。
由于在经济主义之时“集团购买力”异常之强劲，1967年10月11日，北京市财政、商业局以及人行北京分行联合发布通知，将绸缎呢绒、家具、大型或高级乐器、半导体收音机、信托公司、废品公司出售的沙发、地毯、钢丝床、小汽车、摩托车、电冰箱和照相机等明确列入了禁购商品的范围。
至此，“经济主义”如雨打风吹去。
回首“红八月”改名潮
有人说，“文革”期间只有两样东西未停止正常运转，第一是原子弹的研制，第二就是广交会的举办。
1966年8月的北京城，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躁动。
“港式的发型不许理!港式的衣裙不许做!”“此令即日生效!”这是北京二中的红卫兵18日发给各理发馆、裁缝铺和商业管理部门的最后通牒。六十六中高二(2)班的学生则联名给崇文区百货管理处写了一封信：“限期72小时之内，把前门大街盛锡福、王麻子、张一元等有封建性的牌子换掉!”就在19日晚，二中、二十五中、六十三中的上千名红卫兵闯入全聚德老铺，将挂了102年的牌匾砸烂，换上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一块长木板，上书“北京烤鸭店”……
8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财贸办公室向市人委打了一份《关于群众对某些商店的招牌、商标、商品和服务方式提出的意见的紧急报告》(以下简称《紧急报告》)，反映“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革命师生和财贸部门的革命职工群众，用派人送信、口头抗议、贴大字报等各种方式，对某些商店的招牌、商标、商品和服务方式提了大量改革意见，有的并限期执行或答复”。
虽然革命小将一阵风似的形式主义主张，被认为并未带来更大的实质性破坏，但这正是日后给中国社会文化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灭顶之灾”的红卫兵运动的“代表作”——“破四旧”风暴的序曲。
通常认为，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了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正是由于林彪在大会上煽动：“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所谓“忠不忠，见行动”，第二天北京二中的革命小将便率先在市内主要街道贴出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随后“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像“天兵天将”下凡一样，冲上街头“砸烂一个旧世界”去了。
徐友渔认为：“虽然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但如何破，中央并没有说明。8月下旬，北京一些激进的学生开始自发地冲出校园、杀向社会，摧毁文物古迹，焚烧艺术品工艺品。由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代表毛泽东讲话时大加称赞，给予了支持，《人民日报》在8月22日一天同时发两篇文章，大叫‘好得很!’‘破四旧’运动才愈演愈烈，并借助广播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
“自本月20日起，全市红卫兵小将们……迅速地砸烂了旧地名、旧牌匾、一切行业的陈规陋习，也在横扫形形色色的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气息，其中也包括商标名称及装潢图案。两三天以来，对各商店陈列商品的商标，凡具有反动、封建、迷信、资本主义色彩的一律禁止出售。这一伟大的革命行动，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革命职工的革命热情，纷纷起来自发清理商标及装潢图案，自动收起了带有不良影响商标的商品。”据北京市工商局调查，截至8月26日，北京已经自动收起了包括王麻子刀剪、张小泉刀剪、龙虎仁丹、飞乐收音机、敦煌口琴、玉姿、晚香等51种商品(1966年8月26日，北京市工商局《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商标方面的反映和我们意见的请示》)。
《紧急报告》也指出，“某些基层商店的职工，认为过去受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现在还顶着资本家的招牌做生意，是一种耻辱，坚决不要资本家旧招牌。琉璃厂戴月轩的职工，自动把旧招牌摘下来，改成‘北京湖笔徽墨店’。而花市一个钟表眼镜门市部，职工们连夜把很高的水泥抹的旧字号砸掉了。”
由于改革商标、图案和商品造型在当时被认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7月22日，《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为了交流经验，财贸办公室、国家经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一轻部、二轻部、纺织部、商业部、外贸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专门组成了一个商标、图案和商品造型改革小组。
激进年代的“现实主义”
在今天看来，当年那场“触及到人们灵魂”的浩劫，不啻为一场比荒诞派戏剧还要黑色幽默的“活报剧”。北京市工商局在1966年8月26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关本市商标问题反映的情况》中，详细记录了来自山东、安徽、陕西、四川、湖南、辽宁等全国各地的“人民来信”。
老北京熟悉的五星啤酒，曾在1959年被周恩来指定为国宴用酒。但在银川市房修联社的冯雪虎看来，五星啤酒的商标图案涉嫌“政治不良影响”。“五颗金星必然同国旗一样代表党和四个阶级，不应该使用蓝色底。四星的外角正好是12个，与国民党国旗一样;商标下部‘北京’两字的框子像法西斯帽徽。打上1018的小孔，是否向首都开火?一对夹子夹住了五星，代表我国要变颜色。”
河北承德供应社李国才注意到在三星铅笔的腰封图案上，“猫形兽”居然占据了显要位置，五角星不仅相形见绌，还使用了黑底色污蔑国徽。更可恶的是，这只猫的尾巴弯成了2字形，显然是在影射全国第二届运动会及运动员。
鹦鹉牌火柴遭炮轰，理由是因为鹦鹉是地主豢养的动物，用色象征“青天白日满地红”。而这只不知死活的鹦鹉，脚下还踩着一片黄。数数12个角，不用说代表了国民党党徽。本来这未必是件坏事，但不幸的是“党徽”的左下方还有一片红，问题的性质立刻变得严重起来。
在北京市热力公司管理处两位职工的眼中，首都人丹的罪状足有5条之多：“天安门、灯、彩旗、国徽应为红色，用灰绿色，是否意味着我国已变了颜色?天安门下很不整齐，似水或雾，是否意味着水淹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万岁(繁体)被掩盖，只剩下“艹止”，是否影射建国二十年下台?首都人丹四字用白边像孝服。靠近天安门是‘北京公私合营同仁堂’，是向党中央示威。”
北京牌镜子背面的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农女新装图无疑有封建迷信及资产阶级色彩。热水瓶上的寿星、小儿骑鱼图案，茶盘上的心心相印、鸳鸯戏水、美满家庭，以及茶具、面盆上的喜字花也难逃一劫。
在旧字号招牌中，徐顺昌服装店、吴裕泰茶庄、烤肉季均以资本家姓名命名，二友居、三合顺表示资本家合伙经营，连升三元饭馆、天宝药房、内联升鞋店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亿兆百货店、金山照相馆寓意资本家发家致富，亨得利、吉士林、马凯(英国人名)食堂无疑属于半殖民地遗毒，以五洲、震寰、中央等命名的商店则被归入“资本家吹牛”。还有一些配匾，如乐家老铺、马家老铺、田家饽饽，以及国药店的灵兰秘授、金液银丸，食品店的洋酒罐头等，也需要被“迅速改革”……
被波及的商品还有“尖头皮鞋、港式(瘦腿)裤子、高级化妆品(香水)、有毒草的唱片、某些特种工艺品，以及供有闲阶层玩赏的鸟笼子、丝绸、翻毛大衣、皮大衣等。”
有些群众还提出不许理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港式头，不许烫发，不搞上门服务。不加工和出售奇装异服，如港式连衣裙、牛仔裤，饮食行业取消送菜上门。浴池行业取消搓澡、捶背、捏脚等三种服务。
据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红标教授回忆，不仅是改商标、改店名，当时北京的工厂、学校、医院、公园以及街道等名字，凡是沾上“封、资、修”的，无不被“破旧立新”。长安街被改名为东方红大街，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友谊医院改为反修医院，宣武医院改为东方红医院，北海公园改为工农兵公园，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
有心人注意到，这股“改名风”甚至波及到公交线路。1967-1968年北京所有的公交线路路牌都不标起讫站名，线路号也只是配角，非常革命的线路名才占据显著位置。比如无轨电车的1路被称为红卫路，2路是反帝路，3路是反修路，4路是东方红路……公共汽车的1路叫长征路，3路叫葵花向阳路，5路叫红卫路……当年闹出乘东方红路电车，经东方红大街，到东方红医院的笑话并不奇怪。
“短短几天之内，无数商店、街道改名换姓，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但在当时，对革命而言，这些都是小问题。”徐友渔说。
对于那些明显的“反动政治意义”的商标，北京市工商局建议：“商品一律禁止出售，由商业部门集中向生产企业退货。对一般宣扬封建迷信、资本主义的商品，凡红卫兵及职工群众提出收回的，应一律收回暂不出售。对于能经过涂抹去掉的商标，在不影响使用的原则下，可以进行涂抹后再出售。对某些商标的性质一时不好确定的，群众有意见要求收起的，可以暂时收起不卖。”
尽管他们也承认，在那些反映意见中，不无“牵强附会、证据不足”之处，但依然给出了这样的处理意见：“对于没有政治影响的商标，但红卫兵提出意见要改革的，将原商标，包装加以涂抹，打×后出厂。”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的母亲，在“文革”前负责机关图书室的购书工作。在那个时代，她竟能辗转托人从越南买回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许多越南人都能读中文，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江晓原曾笑言：“想想也有趣，那时我们这里已将这些‘毒草’彻底严禁，却仍然出口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去‘毒害’那里的人民。”
而在如何处理那些“毒商标”的问题上，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内外有别的“现实主义”态度。
在1966年9月1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抄转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文教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商标、图案和商品造型改革问题的通知》中，记者看到，对于出口商品，“应当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7月22日‘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规定的精神，即：“出口商品，除了有明显的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以外，目前一般不要变动;以后的改革，也要充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要。对改革以后的新商品，外贸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向外推销，打开国外销路’”。
这恐怕与外汇短缺的压力不无关联。出口创汇在当时既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使命。有人说，“文革”期间只有两样东西未停止正常运转，第一是原子弹的研制，第二就是广交会的举办。
196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1967年4月13日，中国政治经济的非常时期，广州的“武斗”正处于高潮。为了保证广交会不受冲击，毛泽东亲自签发《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周恩来赶赴广州，连续开了四天的会，终于说通造反派把展馆里贴的封条拆掉了，让广交会如期开幕。然而增加外汇储备的努力却未见成效。直至1972年，我国每年的外汇储备都在5亿美元以下徘徊，1974年更是出现了“零的突破”。
据余世存《1840-1999的中国话语》所载，1974年4月，中国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联合国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意想不到的是，偌大的一个中国，竟然只找出了38000美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
收藏在民间：张大千究竟有没有破坏过敦煌壁画?
带着这一从民国时起便众说纷纭的谜团，几天前一位张大千的研究者特意找到京城收藏家、最大的旧货买主之一赵庆伟，磨着非要看一看“文革”时期刘力上揭发张大千的材料。
刘力上与夫人俞致贞同为张大千众多弟子中的佼佼者。这份材料描述了陪同张大千前往敦煌莫高窟临摹古代壁画的前前后后。外界只知道一同前往的共有15人，刘力上则详细记录了这一行人的姓名与身份，其中有从青海西宁塔尔寺请的四个画画的大喇嘛，有他侄子张彼得、刘力上本人、学生萧建初、朋友谢稚柳、二夫人黄凝素、儿子张心智、民间艺人李馥、工友宋好功、敦煌县警察窦占彪、大师傅傅某等。
张大千另一位弟子何海霞曾为本师辩护说，张大千率弟子们在第20号窟临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残缺的五代壁画上。从中隐约可见下面还有一层壁画，似为唐人衣履。由于外面这层壁画已经破损得根本没有价值，才给揭掉了。而刘力上则回忆说，那幅五代壁画只是一角有些剥落，因为唐代壁画太有吸引力，张大千便决定打掉外面的一层。
“像这类文化名人在‘文革’时期写的交代材料，我这里几乎全了，足够100人同时写传记。我接触不少人找我要当时的档案、资料、老照片，他们给家人写自传，绕不开‘文革’那一段。”
有人要写《中国揭发史》，正拼命搜集这些材料，但赵庆伟却将它们束之高阁。“我也尝试过，比如说我有一个忘年交，也是一位文化名人，我就把他的材料单抽出来还给他了，至于是毁是留是他的事情。而且告诉他我没照相，也没复印，并且马上就忘记。没想到人家从此不再理我。这种事我以后就再也不干了。这些材料到我手上之后，基本上都被冰封。”
老赵的“文革”收藏品大多来自于潘家园。
近10年北京机关单位搬迁，流出来大量“文革”时期的档案、文献、手稿、信件。老赵认为在他的所有“文革”收藏物中，最有意思的还是这些“纸片类”。
他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16位教师，自发组织起来在全国征集和整理天安门事件中悼念周恩来的诗词。他们给这个小组取名为“童怀周”——取“共同怀念周总理”之意。那些曾经留存天安门诗稿的人，纷纷将诗稿送来。有些诗直接针对四人帮：“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摇，请问总理，是拆还是烧。”这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壮举，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白晓朗还因此而被捕。而我10年前恰好买了一批，一共4麻袋，都是原信，总共花了200元。我还买到过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头文件，大约有7成的原件都在。
“文革”档案、文献的买主中有不少学者。印红标经常骑着自行车，到潘家园买小报。当初5毛钱一份，而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多元。“1990年以后，特别是1992年再一次强调改革开放以后，兴起了星期日旧货市场。我就在中关村体育场的星期日市场，买到北京矿业学院装订成本的全部‘文革’小报，10元3本。因为矿院主体搬到徐州去了，这全是他们图书馆处理的。
“其实都是外国人买的多。别人说笑话，潘家园有三个crazy(资料疯子)，一个是汉学圈以研究‘文革’历史而著名的瑞典学者沈迈克，一个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图书馆主任南希，他们都是见了资料就没命的。还有一个据说是我。”
“沈迈克是1974年最早从欧洲过来的留学生，曾与梁晓声是舍友，后来开始研究“文化革命”问题。据说他在潘家园，注意的不是小贩，而是买主。
“我曾买过一批小报，原主是个细心人，按日期编得很好，每个上面都写有编号。有人就猜测这是不是赵一凡的收藏。
“赵一凡在‘文革’中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地下文艺沙龙，他从‘文革’一开始便致力于收集各种各样的民间小报、传单。‘文革’中抄他家，据说拉走了四小车的资料，‘文化革命’结束后又都还给了他。
“他病逝后，保姆把这些都当废纸卖了。那时候我注意到这件事，就跑到收废品那边去要，自己还几次去北沙滩的垃圾山去找，但真正有收获的还是在潘家园。”
潘家园原本不应该是档案出没之地，但让印红标不解的是，大量“文革”时期的档案却跑到那里去了。“本来国家对纸制品的处理有一个保密的渠道，我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保管档案的人知道能卖点钱就中饱私囊?还是垃圾处理厂和造纸厂给卖出去了?”
赵庆伟解答了他的疑问：原来档案馆确实有监销制度，公安干警到有监销资格的造纸厂，监督被处理的档案打成纸浆。打烂后还要捞一捞，看看有没有只言片语。而现在多数单位都是直接把废品打包处理给有监销资格的废品站。你想一想，收废品付9毛钱，打成纸浆卖3块钱，现在给他30元一斤还销吗?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些档案最后都跑到潘家园去了。普通的造纸厂，连好点的报纸都卖到旧货市场去。
“虽然不符合保密的有关规定，但确实让史学者得到了一些原始资料。”印红标说。一些民间收藏家，也给了给他不少帮助。
“于光远就把他的个人收藏全部送给我了。还有一个姓何的人，‘文化革命’期间是北师大一附中的学生，那时候就开始收藏小报。对我们这些学者来说，看重的主要是文字的内容，有个复印件、拍个照片就够了。但他作为收藏，很讲究品相，报纸都用大纸壳装着，到他家给我看的时候还要把窗帘拉上，免得阳光直射到报纸上。国外出版的一套非常影响力的140多本‘文革’资料汇编，至少有一半都是复印他的材料。他后来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这些材料的原件没法运出去，外国人不相信他能搜集那么多，也鲜有问津，它们现在都堆在东城区的一座楼里面。 ”
印红标说，红卫兵“破四旧”给全国造成很大的灾难。一直以来人们认为“破四旧”是林彪策划、煽动的。北京大学有一次组织汇集“文革”期间的各种红卫兵资料，会上有个专门收集传单的人，给我看了一份北京二中的传单，上面明确写着“18日凌晨3点”。而林彪是当天中午在天安门城楼讲的话。
“后来我又访问了参与破四旧的学生，了解到1966年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几个头头聚在一起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他们形成了一个初稿，有关领导同意用中国青年报的印刷厂把他们的传单铅印出来，全市散发。”
北京女师大附中卞校长被打死一事，与宋彬彬有没有关系?“她没有发表过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过传单。她说有些传单是以她的名义发的，她自己根本不知道。”
1966年8月18日给毛泽东戴上了第一个红卫兵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因“宋要武”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了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现已定居美国的她沉默多年后，终于接受了一部纪录片的采访。她澄清说：“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
印红标总在希望有大款能给他捐点钱，或者贷点款，因为档案这东西等不起，会坏的。“潘家园现在还有大量的档案，成麻袋装，但是很贵。”
“文革的收藏品太浩瀚了。以至于有人向我炫耀，连计生用品上都印着毛主席语录，说明‘文革’思想在当时是无孔不入的。”赵庆伟说。
在北京的旅游纪念品市场上，如今最走俏的是《毛主席语录》。香山、八达岭、颐和园附近的摊点上，摆放着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这些“小红书”身价大大超过寻常书籍，每本要价三五十元人民币，个别珍本达数百元。
在北京的星期天“跳蚤”市场中，“文革”物品夺人眼目。1967年的一幅林彪锦缎像卖800元人民币，刊载江青拍摄的林彪学毛选彩照的《人民画报 》卖500元一本。上海、杭州也有类似的市场。
一般来说玩档案的人不多，玩立件的比较多，比如毛主席像或者“文革”时期组像。艺术品中比较贵的还是名家的，比如李可染的“万山红遍”，有6到7张，张张都是几千万。“文革”手稿追的人也比较多。赵庆伟说，如果有毛泽东写给朱德的一封信流出来，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可能会有人花1个亿来追。
此外，海报、老照片、邮票、门券、烟标之类带有“文革”标记的纸片，芦苇、贝壳各种材料做的挂件，甚至玻璃丝编钩出来的毛主席像，都有人收藏。更不用说像章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有机会参与，20年前有人已经收了30万枚了。赵庆伟说，像章的门道也特别深，那些真正好的都是几万、十几万一套，不止是因为成套、精美，材质也多为玉质、翡翠或者贵金属，甚至有纯金的。“我手里有1万多枚，一般搜集军章，主要是总参、总政、总后、北海舰队以及带编号的军队各军兵种发行的纪念章。”
“当初我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个小电扇。工厂里面的高手做得真是有点意思。毛主席在中间，叶片转起来之后会放光芒。‘文革’时期物资匮乏，他能找到最好的材料都用在那上面了。我认为是八级工自己做自己搁在家里炫耀用的，绝对不是用来卖的。”
“文革”瓷，最好的是7501，基本上接近官窑。老百姓也用，所有带“文革”重要标志的都有人收。重要的雕塑也是宝。那个时候所有的机关大院门前全都立着毛主席像。基本上是两种造像。数以万计，现在去找全中国可能不到100尊了。有一个美国人，可能是中国搜藏最多的，据说他院子里面就立着好几百尊这样的造像。
普通人家的毛主席像，夜光的、塑料的、好点是瓷的，再好点是半透明牛奶状玻璃的，或者站像，现在这些都进了潘家园市场。
赵庆伟说，有一次总政搬家，好多家具被处理，好多柜子都锁着。搬出来的人倒了收旧货的一手，收旧货的又直接倒了我一手，这班人倒的时候发现有响，撬开之后发现卷着成套的镀金像章，“那个人在潘家园原来是玩旧书的，外号香油，他给我打的电话。他们知道这个纪念张在潘家园一个能卖2-5元，可是这个要价是一枚8元，刚刚学旧货也不懂。他们现场看着不敢拿，他们都不敢买。商量了一下给我打了电话。我一看崭新成套的，毫不犹豫地拿下。后来他们才知道，像这种成套的，一套就是几万。”
“最让他们懊悔的是，又过了这么多年，就再也没有第二回碰到这样的纪念章。他就天天想着卖给赵哥这章。”
火了，假货自然就多。“文革”收藏品里，凡有利润的都有人造假。海报真的每张100元，假的就在旅游点卖给外国人和旅游者。纪念章大多是假的，那些工厂还在，模具、工艺都是现成的，叫“仿文革”，普通的说法不叫假，称为“新工”。行家从氧化的程度能区分真假，刚入门的就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