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１９１６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１９６６年６月，她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在会上被“斗争”。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一、被害
1966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他们“斗争”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在７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出学校。７月３１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８月５日下午２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红卫兵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８月，那时天色还亮，但有红卫兵不准工友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７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棗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是，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盖，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来，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也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闻讯赶到邮电医院，他看到妻子遍布伤痕的尸体。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
二、通向死亡之路：划为“四类”
卞仲耘生于１９１６年。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安徽省无为县人，她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１９３７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１９３８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１９４１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１９４５年毕业。１９４１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１９４５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统治区。王是她在大学的同学。１９４９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总支付书记、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时，５０岁，在这所中学已经工作了１７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１９１７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是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要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的老师。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实际上，宋彬彬等学生有此行动，不仅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5月16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毛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两个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对一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级为对一大批人特别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击。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高级干部，普通人并不知晓。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并开始有所准备。6月1日晚的广播是一个全面展开行动的指令，第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学校首先开始攻击学校当局和教师。不仅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6月2日开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其他都是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的干部子女。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
在卞仲耘掌管学校的时候，学校给予高干子女一些特别的关心，班级和学生会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但是学生干部还是选举产生的，普通人的子女也能当学生干部.虽然并没有“每个学生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学校当局显然并没有认为大官的子女就应该在学校里也垄断权力、当学生中的大官，这也是多少年来教育界的传统和原则。在皇帝时代，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外的。只是在文革大规模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在学校里才出现了这种在校园里高干子女掌权的现象。他们最先发起攻击学校当权者的行为，后来被称为听起来相当浪漫的“造反”。其实，看看事实，就知道这不但不是什么向权势者“造反”，而且从开始就是极权势力的一次直接扩张。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不可能会让一个中学付校长知道。但是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数年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者，优先录取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录取。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当局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这些“罪状”，其实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在卞仲耘的这一册上，卞仲耘的“罪状”的分类条目是：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这样的罪状大纲在文革中也被用于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们从这样的材料以及当时的罪状罗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这一“革命”的实质内容，它在打击了具体的人物如卞仲耘的同时，还彻底贬损了“智育”、“升学率”这些观念，并高度强调突出“毛泽东思想”、“党”、“社会主义”、“三面红旗”这些概念的无上权威。
除了这类政治性术语的攻击以外，大字报上有大量的谩骂和侮辱性词语。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之一，1966年6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粗鲁，无理，野蛮，充满暴力性。“他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校园里被当作“革命”风格而普遍使用的。“他妈的”后来成为红卫兵语言的特征之一。
仅卞仲耘一个人被贴的大字报抄件，就有十万来字长，录自数百份大字报。当时，一张大字报纸的价钱是五分，中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份大字报的笔墨纸张加浆糊的成本，就相当于一天的饭钱。在文革中，当局无限提供制作大字报的纸张、毛笔、墨汁和浆糊。实际上，如果只有当局思想上的鼓动而没有这种物质上的支持，这样的“运动”也是无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质的所有资源的当局，才可能发动这样的“革命”。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押在台下。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样的人来说，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会考虑被批斗者的身心遭遇。会中，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继续对卞仲耘“揭发批判”。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她当时处于受攻击的地位，这封信里的描述应是不含夸张的，因为她是希望得到一点保护，而不是要批评文革。如果她造假，“诬蔑群众运动”会成为更大的罪名。她写这封信，是希求上级能出面帮助她。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
“工作组”把学校负责人和教员以及学生都作了“排队”和“划类”，即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按照西城区工作组负责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向邓小平的汇报，西城区的“划类”结果是：北京西城区的61所中学，一类3•3％，二类33•3％，三类58•4％，四类5％；476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4％，二类42％，三类40％，四类14％。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都被定为“四类”。
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
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为“四类”的“理由”!这份文件的行文，显示了那时的文革当局如何给人定罪以及用什么标准定罪。工作组所列的这些“理由”中，第一项不是事实；第二、三项是基于认定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前提，实际上任用教师并不是中学校长如卞仲耘所能控制的事情，教科书都是统一编写的，教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是“统一分配”来的。另一项“贪生怕死”是指她曾劝人要花钱买营养食品之类，“贪生怕死”能成为划作“四类“的根据，是典型的荒唐的文革标准。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不过是指卞仲耘曾经告诉同事，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等等。
这类私人谈话在大字报上被“揭发”出来，就成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一材料未经卞仲耘本人看过，更谈不上让她说明事实或自我辩护。对被划成“四类”的人，工作组不但开大会“斗争“，而且决定在运动结束后送到农村劳动。这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决定，而作这决定的就是多年来领导卞仲耘的上级们。当“革命”需要打击对象的时候，上级们就可以翻脸不认人，把一个个活人当作靶子抛出来，批判斗争，处分惩罚。冷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7月5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从谈话记录可以看出，邓小平看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报告打了一次，邓小平立刻强调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排队“比例”（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一部分三类变成二类”。但是，对工作组把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以及把卞仲耘和胡志涛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是把日子提前了一个月，错写成1966年6月4日，并且省略了关于卞仲耘和把学校负责人“划类”的部分。此书也未提到卞仲耘或任何其他人被划成“四类”以及后来被打死。（《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这一讲话见第19页。）
1966年6月在北京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就如何“斗”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那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安排是：在对中学校长和教职员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性的“揭发”与“斗争”后，命令所有的教职员工“集训“，即集中居住，揭发问题，逐一检查交代，分批检讨过关，然后对“问题”大的人“定性处理”，最后，在秋天结束“运动”。不仅北京，全国的中学都如此作，包括学校稀少的边远地区。在很多地方，中学教员全部离家到专区所在地集中。在那一过程中，有相当一批教育工作者自杀了。
在师大女附中，1966年7月23日，全体教职员住在马神庙小学“集训”，大部分学生被送去军队“军训”，一部分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不被准许参加军训，而是被送去农村劳动，一小部分“左派学生”留在城里参与对教职员工的清查以及定案工作。
三、死于红卫兵暴力
上文写到，在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文革的时期，卞仲耘已经在6月23日大会上遭到殴打和折磨。但是，如果照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被划为“四类”干部并将遭到严重处理，却不至于被活活打死。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没有经过工作组的批准，自行“斗争”了几十个“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打他们，给他们戴高帽子，强迫他们下跪，用绳子勒他们的脖子，往他们脸上涂墨，等等。北大工作组批评了这种做法。刘少奇把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简报转发全国，他的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他并不是反对“斗”，但是反对“乱斗”，也就是说，他要的是在“工作组”领导下的“斗”。
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文革。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全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时候，卞仲耘已经被划成“四类”，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被打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是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把前一阶段已经开始的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级。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前往北京大学，宣布北大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更进一层，8月5日，就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文件。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通过一连串的措施，对校园暴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各校的学生开始免费乘车互相访问，当时称作“革命串连”。学校里首先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校园里果树首先遭殃，苹果和梨那时还是青的，都红卫兵摘掉吃了，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的心理气氛。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以及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二是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和老师。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4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45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说，打死一个象她那样的人，“就象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无办法。第二天她还是去了学校。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无处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
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给她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午，她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当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在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在她被打死后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或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在学生的乱棒之下。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她被无情无义地背叛了、抛弃了、牺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上，还是从处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残酷。她的丈夫王晶尧，拿着医生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她在那里被火化。
四、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她们，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传。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或者，也可能听到之后什么都没说，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没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
但即使不在党内上层，从社会上看去，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清清楚楚。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７次）。8月18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的大会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这次大会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红色塑料皮《毛主席语录》的百万红卫兵，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一些红卫兵的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刚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以及总理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袖章上印有的“红卫兵”三个毛笔字，是这个中学的红卫兵从毛给以前发表的手迹中找出来凑到一起的。宋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也在电影记录片里被作了突出报道。
《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由于这段对话，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在8月18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刘少奇和邓小平从原来的第二、第七号人物，变为第八、第六号人物，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在8月18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宋彬彬和彭小蒙，一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1966年7月26日晚上的北京大学的万人大会的主席台上，在江青等人的面前，彭小蒙用她腰间的铜头皮带打了刚失势的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意义和影响就绝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
在8月18日大会后大规模升级。校园暴力和杀戮全面展开。中学校长卞仲耘遭受的灾祸，变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运。根据笔者所作的一项调查，在调查所及的115所学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学，有北京和外省的学校，有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所有这些学校在文革中全部都发生了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无一例外。在这些学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杀害的教职员工（不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有：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
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
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
北京第52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
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邵庆玉
北京第六中学老校工徐霈田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芬
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一名女语文老师（名字中有一“娴”字）
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中学（现名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
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杨俊老师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负责人梁光琪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
上海同济中学老师林修权
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师黄组彬
广州第十七中学总务主任庞乘风
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朱庆颐
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与其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
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王冷和王伯恭
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
……………………
1966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甚至杀人场。大批老师被迫害致死。有人说，在文革中受迫害最深最严重的一种人，是中学老师。这是符合事实的。他们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殴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样被打死，有的留下终身残疾，有的在饱受摧残后自戕。杀害这一批教育工作者的，是他们的学生。学生当中，当时高二和高三的学生年满18岁，其他四个年级的中学生还是未成年人。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而小学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文革领导人发动鼓励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打人杀人，鼓励他们变成杀人凶手，这不但残忍，而且邪恶。
暴力攻击也急速延伸向校外，当时被称为“红卫兵杀向社会”。其中的主要行动，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师大女附中附近一家饭馆的服务员，一个18岁的单身女子，被绑架到校中化学实验室里，被绑在实验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军用铜头皮带抽她，惨叫声一阵接着一阵，传到门外的甬道上。来来来往往的人听到了。后来惨叫声渐渐安静下来了。学校的校医被叫来看，校医说，瞳孔散了，人已经死了。这个女子当时的罪名是“流氓”，18岁的女服务员当然正在恋爱的年龄，与“流氓”何干？即使有不当行为，怎么能受被捆打的惩罚？又怎么能被打死？中学生又有什么权利来充当行刑人？可是在当时没有人站出来问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制止这种虐杀。她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后来曾到学校来哭诉小妹妹之死。1966年夏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还在校外打死了7个人。根据一项“内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区（卞仲耘的学校所在之区），8月下旬有333个人被红卫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所为。当时西城区一共有61所中学，平均一个中学打死五个半人。
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放了一个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被打死的1，772人。有理由认为实际死亡数字大于此数，但此数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卞仲耘死于8月5日，她的死尚未计入此数之中。1966年8月5日发生的卞仲耘之死，是8月杀戮的开端，经过三个星期的发展，在8月底前后达到每日被害人数的最高峰。由最高权力者号召鼓动，用中学生红卫兵为打手，打死手无寸铁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以及大批没有防卫能力的和平居民，还视之为伟大功绩，这实在是二十世纪的统治者所作的最为残忍和无耻的行为之一。
五、试图讨回公道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晚饭时候，在学生饭厅，听得到的是轻狂的议论和对被斗者的讥笑。在打死卞仲耘之后，校园里并没有发生没有因杀人引起的惊恐与不安，相反却弥漫着一片亢奋高昂的气氛。一群群红卫兵学生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裤腿高高卷起，走路昂首挺胸，说话高声大气。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权，使她们兴高采烈，自我感觉无比良好。人血起了“革命燃料”的作用，推动文革巨轮向前，不但碾死平民百姓，也推倒了早期领导过文革的上层人物。半年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师大女附中的宿舍，一天有人问她：“喂，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三个人。”在1966年8月，这个14岁的女生把“打死三个人”当作“吹牛”的内容。这个八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那“红”是人的鲜血。八月杀戮在文革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杀戮建立的思想原则，和人血一起渗透了整个文革。
在这样的环境中，卞仲耘被打死后，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议，甚至不能表示他们的悲哀。卞仲耘的小女儿当时才九岁，她回忆说，妈妈死后，她发现父亲王晶尧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是父亲为母亲的死，悲愤万分，在半夜不能入睡，但是也不能放声痛哭，于是只好伏在床上，咬啮草席，来压抑悲恸。一年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他们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卞仲耘布置了一个“灵堂”，把卞仲耘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不让外人看到。母亲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供奉她、纪念她，可以被说成是“对文革有仇恨”或者“要翻文革的案”，这在当时也都是大罪。
1966年8月初的短短三天之内，王晶尧不仅仅失去了他的妻子，而且，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4日，他们夫妇青年时代的朋友祁式潜，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被打成“小三家村”成员而且被批斗以后，服剧毒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卞仲耘被打死后的第二天，8月6日，他们的大学同学刘克林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楼跳楼自杀。无数人的生命被剥夺，幸存者却只能保持沉默。
自从1966年8月5日惨剧发生之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没有任何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她的名字和生命，以及她同期的死难者们，都被吞没于所谓“红八月”的气焰冲天的革命红光中。关于她的死，唯一留下的当时的文字记录，是师大女附中的一位教师目睹了卞仲耘被打死，写了一封信给家属，描述了卞仲耘被打死的经过，并表示同情和愤慨。写信人是语文教师张静芬。但是，当时写信者不但不能署名，甚至还有意改变了笔迹，因为一旦被发现，写信者可能遭到跟卞仲耘一样的命运。这是一个黑暗年代中仅存的道义之声。同时，这封信也让我们知道，那时的人们就有清晰的是非观念来裁定这是暴行。文革在当时并不是大部分人热衷的革命。然而，无边的“红色恐怖”使得不同的声音从无机会发出。人们在铜头皮带和死亡面前压抑了良知。多数人屈从了少数人的野蛮和残酷。
五年之后，1971年，在1966年8月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死了。文革领导人开始缓和对被整的干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1976年，毛泽东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1978年，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他的这一努力没有结果。
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他控告一个在1966年6月23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以此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实上，因为不准“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人、报私仇的事情大量发生，甚至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这份文件写道：“被告人ＸＸＸ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地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ＸＸＸ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这个所谓“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说法，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是否适用，是一个未经法律论证的疑问，因为文革延续了十一年才宣告结束，文革开始十四年后才被共产党自己“否定”；又因为，在文革时代，如果胆敢批评文革案件，就被称作“翻案”，而“翻案”又属于“现行反革命”活动，因此在“追诉时效期限”内起诉文革案件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前提下使用“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说法，完全是不公道的。
卞仲耘被打死两年之后，在她的学校中，1968年8月11日，有一位化学女教师胡秀正在被“隔离审查”时坠楼身死。关押她的“罪名”没有别的，正是“翻文革的案”。胡秀正一家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家具物件都被拿走，她的丈夫（也是中学老师）几乎被打死。她认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她一家不属于被驱逐出北京的范畴，所以试图纠正她所遭遇的“错案”，把自己一家从惨境中救出。但是文革的逻辑是，如果你不属“敌人”范畴而被整错了，你要改变，那么你就是“翻案”，就是“反对文革”，你就可以因此新罪而被划进“敌人”范畴。胡秀正不但未能翻成案，反而因此被害死。
如果可以起诉红卫兵杀人，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当时，王晶尧马上就会去法院告状。他当时就买了一个照相机拍下了卞仲耘的一身血斑伤痕，留下了证据。杀人偿命，是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规则和常识。但是在那个时候，警察和司法系统都受命不保护被打被杀的人。假使王晶尧在文革中为卞仲耘之死上告，恐怕他自己也早就成了“反革命”，不是也被打死，就是被关押起来。在1978年以前，被害人家属只有忍气吞声，根本不可能起诉任何文革时代的冤假错案。在文革结束后，检察院对文革案件如此实施“追诉时效期限”，实际上是使得起诉文革时期的非法迫害事件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了。
这样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北京第六中学自设监狱打死人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打死校长沙坪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在1966年夏天，北京有几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没有人为此受到法律上的惩罚。决定如此处理1966年红卫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后，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假错案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强调对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他主张给受害者平反，同时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胡耀邦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早期红卫兵的偏袒，也是为了掩盖文革的起因。众所周知，1966年8月在北京杀害大量中学老师和北京市民的红卫兵，以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为首；同时，红卫兵的八月杀戮和毛泽东的鼓励有极为明显而直接的关系。
王晶尧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不服。他不屈不挠继续上诉。他也通过他认识的高层权力圈子里的人，包括全国人大代表，试图推进这一案子。但是没有任何进展。又过了8年，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最高检察院的决定说：“经复查，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此事与ＸＸＸ没有联系。因此，不能认定ＸＸＸ犯有故意伤害罪。
王晶尧同志反映ＸＸＸ在1966年6月21、22日其中一次批斗会上曾揪过卞的头发。经查，王晶尧同志反映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这个决定说了谁对卞仲耘的死没有罪，却没有说谁对卞仲耘的死有罪。卞仲耘的死不是正常死亡，检察院有责任追查死因。其实，在法律上，对谋杀案件，没有“追诉时效”限制，不论任何时候发现证据，就能起诉。对于杀人案，哪怕没有人为死者告状，检察院也应当充当公诉人，起诉罪犯。
另外，既然最高检察院知道这是由北大附中的暴力迫害引起的（在这一点上，检察院指出的确实是事实，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最早发生大规模校园暴力迫害行动），他们就应当追查北大附中。事实上，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毒打了一些老师和学生，也打死校外居民多人，其中一例是，1966年8月27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2天之后，中国科学院大气所工人陈彦荣在家中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抓走并于当晚被打死在北大附中校园里，与陈彦荣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但是，检察院对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杀戮也未追究。
最高检察院这样作的原因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追查红卫兵产生地之一的北大附中，就会查到热烈支持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江青和毛泽东，虽然江青已经作为“四人帮”的一员在毛泽东死后被抓起来，并被判了“死缓”，毛泽东的责任还是不准追究。审判“四人帮”的法庭，追究了江青迫害上海电影界人士。因为江青曾经在上海当过演员，在这一迫害中，江青的个人动机和罪责十分明显。1966年的红卫兵暴力，则很难被解释为只是江青一个人的责任，因此就不加追查。这样的法律追究方式，显示了政治需要对审判的客观与公正的扭曲。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有一道牢牢的防线无法越过，即使是文革结束十多年后依然如此。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王晶尧已经走到了头。他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讨回公道的努力令人钦佩。
六、思考卞仲耘之死
文革后，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报纸和杂志发表了一批文革受难者的故事，都是一些非常高级的干部以及最有名的作家，甚至在这些文章中，也很少说及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主要意在为死者“恢复名誉”，而非说明历史真相。“被打死”和“自杀”是新的禁忌，不见于报刊文章。一个新的短语被常常使用：“被迫害致死”。这个说法相当含糊，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才理解这个词背后的那些“斗争会”、棍棒、铜头皮带和“隔离审查”，以及各种形式可怕的自戕等等。另外，报纸和杂志显然有一个按照死者地位高低来决定是否发表“平反”文章的准则。正因为如此，在文革中受到最严重的迫害的中学老师们，不够“资格”被媒体报导。千万教师们在文革初期成为第一批牺牲，刺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文革领导人并没有因为中小学教师无权无势而饶过他们，当文革结束时，他们的死亡和痛苦却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不但官方媒体如此，到2000年为止出版的三部文革通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专著，都没有提到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
忽略教师们所受的迫害，不仅是因为媒体并不把普通人和高级干部作为文革的受害者平等对待，还显然是因为这种大数量的普通人的死亡的报告，会改变对文革的大图景的描述，从而也会改变对文革的性质的分析，以及引起对文革的责任的深入追究。于是，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出版上，也建立了一道防线。官方规定了对有关文革历史书刊出版的严格限制。卞仲耘和大量被害教育工作者的故事被排除在外。
今天写出卞仲耘的故事，不能不问，为什么杀死卞仲耘？为什么杀死和侮辱、毒打、折磨那么多和她一样的教育工作者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群体之中的一员，卞仲耘被打死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工作者从一开始就被毛泽东设定为文革的打击目标。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迫害从6月开始。“工作组”把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把卞仲耘划为“四类干部”，组织“揭发批判会”对她进行“斗争”。8月，毛泽东批评“工作组”并将之撤销，同时大力支持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指责，直接导致了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的开始以及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另外，师大女附中是红卫兵运动最早兴起的学校之一，那里的一大批高干子女在6月之后一直充当运动的先锋力量。这两个局部条件和整个大形势的交汇合成，导致了卞仲耘在北京最早被害。文革后，1980年代，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向当年北京市中学工作组的负责人、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了解情况时，胡克实为当时把卞仲耘划成“四类”一事表示道歉。卞仲耘先被工作组划成“四类”，才在工作组撤出后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打死。在文革结束之后，胡克实自己也经历了种种攻击和“斗争”，他能道歉是相当难得的好态度。总的来说，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出现很多，更多出现的是推诿、隐瞒甚至否认历史事实。
假若卞仲耘能在1966年的红卫兵暴力中活下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又会遭到新一轮的迫害。那时，曾和卞仲耘一起遭到毒打而未死的胡志涛副校长，被连续“斗争”过48个小时。那时掌管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她“态度恶劣”，要“打态度”。他们组织学生轮流“斗争”胡志涛。学生斗累了轮流睡觉，胡志涛则连续48个小时没能睡觉。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这个学校在1968年有三位老师自杀：化学老师胡秀正，语文老师周学敏，历史老师梁希孔。胡秀正老师死时只有35岁，留下了5岁的女儿。周学敏老师温和文静，她的语文教学法曾受到教育领导部门的宣传推广，这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上过梁希孔的课的学生说他是个非常诙谐的人，他的历史课生动有趣，很受欢迎，但是他再有幽默感也难以承受“清队”中那种阴暗残忍的体力和心理的双重折磨。梁希孔老师上吊自杀。
如果能活过1968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那么在1969年，卞仲耘可能会像当时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在校园暴力中活下来的校长们一样，得到一个“忠实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会被发落到北京附近的“五七干校”劳动。然后，林彪发出了所谓“一号命令”，在这一以“战备”为名进行的又一轮清洗城市的行动中，他们被“下放”去远郊县农村无限期“插队”。1973年，在林彪死后多时，他们才被允许回到学校。
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在文革中被该校红卫兵严重打伤。他的肾脏被打出血，头上的一个大伤口长久不能愈合，还受到各式各样的侮辱。毛泽东死去两年后，1978年，他重新成为清华附中的校长。他从1960年开始担任校长，当了6年校长，被整了12年，1992年病故。他曾对文革前的教育方法特别是他对高干子弟的特殊照顾作了反省，他以为那和红卫兵的产生与暴行有很大关系。但是他的这些看法未能成文发表。这一代教育工作者经历了人生的如此剧烈惨痛的经验，他们的遭遇和中国现代教育及学校体制发展变化密切联系。他们如果不能为后人留下他们的记录和分析，是十分可惜的。
在文革中，当卞仲耘这样的校长们被斗争、被殴打、甚至被打死的时候，毛泽东换上了另一类人来领导教育界。1968年7月，他下令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掌管学校。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是迟群、谢静宜，这两个人还同时掌管北京大学。迟群是毛的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副科长。谢静宜是毛泽东的机要员，初中教育程度，原来的职位是在毛身边接电话收文件。作为对比，卞仲耘读过大学，是资深共产党员，在中学当过教员和教导主任等一系列职务才升到了副校长。把卞仲耘这样的校长打死，把教育界的领导换成初中教育程度毫无学校经验的毛的身边人谢静宜一类，毛泽东对教育界的“夺权”方向，相当清楚。
在文革中，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来改造学校。原有的学校制度被改变：取消了学校的考试制度，大学没有入学考试，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推荐大学生，等等。这些改变一直顺利实行，未遭反对。但是，难道毛泽东是因为这个目标而要打死大批教育工作者，使文革顺利进行？这当然是卞仲耘之死造成的实际功用之一，但是杀害她和类似的人决不是文革领导者非用不可的手段。如果是为了“教育革命”，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即使从文革发动者的角度来看，也难以找到为了革命的目的而一定要采取这种暴力手段的“理由”。
1966年8月5日，当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正在举行，在这次会上，军队的最高负责人林彪被提升为第二号人物。象卞仲耘这样的手无寸铁的中学教育工作者，根本不可能对文革造成任何威胁。所以，如果要找校园暴力和校园杀戮的最大动因，应该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个人嗜好。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都曾说过，他们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无法无天”可能会给这样的人带来一种放纵的快乐。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欢“无法无天”。但是，只有毛和江这种掌握了至高无上权力的人，才可以糟蹋人的生命而获得的“无法无天”的享受，因为他们不像小孩子或者普通的罪犯，他们可以在欣赏这种乐趣的时候，又不必担心被惩罚。他们的女儿的老师被打死了，他们却未有任何恻隐之心。在1966年，毛泽东和林彪，以及其他文革领导人物常常出席群众大会，在震天的口号和欢呼声中接受致敬。他们情绪激昂，精神亢奋。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杀戮中，包括在对受害者的种种轻蔑中，他们实现了控制一切人的生杀大权的无上权力，从在最高权力圈中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直到普通的中小学老师。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杀害的时候，历史断裂出一道深渊：文革以“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来杀人的时代开始了。校园杀戮震动了文明的基石。卞仲耘，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死，标志了这个血腥时代的开始。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记住在文明的进程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逆转和灾难。卞仲耘任职的中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1993年，笔者到校中摄下这张照片。卞仲耘被打死在这座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四个住在楼里的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问我：“有人在这儿被打死，这是真的吗？我们什么都没听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