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在这里要说一下关于5月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
邓对我5月4日在亚银会议上的谈话是很不满意的。但他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73】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搬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的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虽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4月在朝鲜也向金日成【74】通报了。不同的是这次比较突出，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自从李鹏等人把邓4.25讲话公开传达后，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议论，学生、青年对邓极大地不满。由于对他谈话内容的不满，进而对他目前所处特殊地位进行非议、攻击。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议论：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向不是常委的邓小平汇报？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甚至还流传所谓“垂帘听政”【75】等等指责的话。当时，觉得对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加以说明。
5 月13日（戈尔巴乔夫来华的前两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会干部对话时，当场有人向我提出了这类问题。当时我回答这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作了说明。我们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重大事情要向邓请教，这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因为邓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比我们常委任何人都丰富。当时的效果是好的，那个提问题的工人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因此我考虑，如果通过报道说明这个情况，对于维护邓的形象会有好处。至少说明不是邓要揽这个权，而是中央一中全会共同议定了这一条。因此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便告诉他，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需要邓来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邓通报，向他请教。邓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的决策。本来十三届一中全会还议定，我们不仅是向他请教，向他通报，而且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我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有意识没有说第二点。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当时促使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月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讲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
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我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因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他们撤了我总书记的职务，我都可以理解。而这件事本来是好意，不管在“六四”问题上我同邓有什么分歧，这是政见不同。我总的感觉，在“六四”前，邓对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为中国人，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品德、信义。如果在邓的心目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我这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了自己而嫁祸别人。这不仅是对我很大的误会，而且在他的内心里也会非常不愉快，甚至很伤感情。这么个老人，不久将离世，带着这种印象走，我实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月28日写信给邓，别的没写什么，只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作了些解释和说明。但我只说了上面第一个方面的考虑，即我是为了说明邓和戈的会晤是高级会晤，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把邓在中央主要决策者的地位说出来，这是很自然的。而未说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即社会上流传他有点揽权，抓住权不放，不是常委还要继续控制常委。我认为对社会传言也要作个说明。但信写出后，没有下文。
我至今【76】仍然希望在他离世前（这是我七年前写的记事），能够了解我同戈那段话的真实原因。这不是为了让他了解真相后对我的问题能有什么松动，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我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会有任何松动。我只是想让邓知道，他长期信任并给予大力支持的我，尽管拒绝接受他关于学潮的决策，但并不是一个在紧急关头牺牲别人而保护自己的人。我想这样他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我实在不愿意他带着这个误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