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厢新任律师才表示对“故意杀人”定性有异议，那边厢公安机关就宣布邓玉娇致人死伤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对强制措施的变更也是如此，律师才提出申请，公安机关就忽然发现“邓玉娇具有自动投案情节，对其采取变更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于是由刑事拘留改为监视居住。律师与警方配合之默契，足见双方关系之紧密——简直就是一家人，这倒也颇符合中国特色。

由“故意杀人”到“防卫过当”，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还远远不够。一个容易令人产生疑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弱女子面对三个大男人的被迫自卫行为都可以定性为“防卫过当”的话，那么掌握了一国武装力量的中国政府，在20年前的行为又算什么呢？

实际上，当此对六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邓玉娇案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自我辩护、自我证明的机会。中国政府确实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当年行为及定性的合理性何在。对六四定性的众说纷纭，源于不同人心目中有着不一样的六四。对政府而言，它是从自我感觉出发来定性六四的。在运动后期，政府感到了威胁，于是将其定性为内部的权力之争，外部的政权之争，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这是政权的问题”——从“暴乱”到“动乱”到“风波”到“事件”，虽然官方的表达越来越柔和，但这一定性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对一般老百姓而言，无论是当年运动的参与者还是旁观者，感受到的都是运动所蕴涵的，以“悼耀邦、促反腐、唤民主”为诉求的激情。虽然也有不少人对运动后期学生们为什么坚守广场不退感到困惑，但仅此一点并不足以改变他们对运动的整体观感。在他们眼中，六四就是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

对某些运动精英或学生领袖而言，或许在前期对运动的规模、成就缺乏足够想象时动机相对单纯，但当运动唤起了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并成为全球聚焦中心、隐隐可以牵动国运时，运动就成了一张天上掉下来的大饼，成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投机。在他们的想象中，运动的结果再坏，自己也不会失去什么。正如一篇评论所说的，成，他们留名青史，甚至“掌握政权”；败，他们可以出走海外，显荣耀于异邦——一切都已经盘算好了。虽然他们口中绝不会这么说，但其行为无疑透露了心中所想。六四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场豪赌。反腐、民主等口号，于他们而言主要只是赌桌上可以运用的筹码。类似筹码还有境外的支持，等等。当然，最重要的筹码是他们以爱国、反腐、民主等口号，“绑架”的学生与民众。这类人的存在，是官方感到威胁的源头，因为他们有能力左右运动的走势。直到今天，六四还是这些人的资历与资本。不管是在当年还是今天，他们都试图利用民众的观感、一般参与者的心态，来否认和掩盖六四对于他们自己的真实意义。

最后一种六四，是历史的看法，历史的结论。无论当事各方在今天各自作何表述，未来的史书上，对六四必然会有一番“定论”。这种定论也未必公允，它同样会带有成王败寇的特征。未来将如何评价六四，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从现在到未来，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将选择怎样一条道路。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相对客观的评价，不可能在六四还是一种符号，还被各方势力争相利用之时出现并占据上风。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在50年内，六四不可能有公论。

六四不可能有公论，这不仅是因为六四本身具有多重性质、多重意义，更重要的是，历史也是一个“势利之徒”。在这里，不妨以“李鸿章卖国”、“袁世凯卖国”为例，予以说明。李鸿章卖国、袁世凯卖国，这曾经是史书上天经地义的结论。时至今日，李鸿章终于等到了昭雪机会，其忍辱负重、拳拳为国之苦心，逐渐为世人所理解，成为时下观念的主流。但是，这种昭雪，并不是因为“真理必然战胜谬误与谎言”，而是由于一些人认为李鸿章所主持的改良，谙合于他们所希望于今时中国的进步方式或方向，于是乃有李鸿章的沉冤得雪。

反之，同样被冤枉为以“21条”卖国的袁世凯，因为当世人的种种需要，却至今还只能作为“靶子”存在。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袁死时遗言“我死了，为日本去一大敌”，令人感慨。事实上，袁早年驻戍朝鲜时，即两次把日本人赶出朝鲜，被日本视为大敌。当后来日本以“21条”相逼时，鉴于当时的力量对比，袁在“不开战”的底线上进行了竭力抗争，包括派顾维钧化装进入英、美使馆，使“21条”密约公之于世，令日本陷入被动（原来的说法是革命党揭露了“21条”阴谋）。袁最后在日武力胁迫下签定的《中日新约》，已经剔除了最屈辱的条款，实际不足21条。而几乎与此同时，革命党为寻求日本帮助以“夺取政权”，向日本许诺了远比全版“21条”更为屈辱的条件。而且，袁签《中日新约》是受迫而被动的，并非为复辟筹款而主动献媚；革命党则是自己找上门去主动开条件。即使如此，也并不妨碍革命党在“21条”曝光后大骂袁氏“卖国”。可见，此处所谓“卖国”，其实只是一种攻击对手的筹码，并不是自己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底线。在革命党的眼中，“取得政权”这一“大是大非”高于一切。事实上，在日方胁迫袁签“21条”时，革命党也成了日方迫使袁就范的筹码。而革命党一方，似乎也甘于充当这样的筹码。

后来的史实更有意思，袁去世后的北洋诸子，如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虽无一不是世人眼中的大军阀、大混蛋，但无一不对日本人秉持了民族气节，哪怕是身陷日占区，也能表现得威武不能屈。反之，当年的革命党精英，以汪精卫为代表，却有不少人主动卖国投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从由上似乎可得出结论：急于上位的人，是最易于倾向卖国的；已经在位的人，则背负着更多责任，主动卖国的动机较少。这主要不是由于双方道德操守的差异造成的，而是因为彼此面对的利害选择不同。卖国，自古为中华之大恶。对已经在位的人而言，很难再有值得他如此付出的目标；而那些急于上位的人，则正有一个迫切需要实现的目标，为此，他们常常是“不惜一切代价”。

历史之波诡云僪，由此可见一般。有些人喜欢说，历史是人民写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想象。所谓“人民”，从来就没有出场过；出来显身说法的，都只是一些怀着各种目的试图“代表”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