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宗铭的《女人土匪东洋狗》

                       王万铭

当前，我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情态大略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实录为主”的现实主义，一类是以“解构历史为主”的新历史主义，还有一类是以“戏说历史为主”的休闲文学。我认为张宗铭的《女人土匪东洋狗》应该属于第一类，即以实录为主。
　　张宗铭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早在1980年，他的小说《人生劫》在《花溪》月刊（1980.10期）发表，作品所展现的历史磨难，对人生内含的思考，引起了文坛的关注。那时，改革伊始，政治气候还没有走出“极左”的噩梦，随后不久《人生劫》便被点名批判，但这并没有让张宗铭消沉萎糜，他凭着不曾生锈的记忆和一个作家的良心，开始了更为艰难的跋涉，终于在22年之后，写出了震撼文坛的惊世之作《女人土匪东洋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这部40余万字的小说，通过国民党起义将领张云轩和他的妻子基督教徒唐维绮，年轻的“地主婆”戴敏、土匪头目刘礼靖，注重人性及承诺的共产党人鄢正甫，杀人而潜入国民党军队的农民杨永春，亲眼目睹新中国暴力与血腥的少年张炎、张忠、张勇……等人的坎坷命运及情感旅程，真实地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贵州地区的“土改”运动、清匪反霸斗争的生活历史，那残酷的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生命、人权、爱情、信仰、亲情、友谊都成为是作者倾情关注的世象。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作家张宗铭，谙熟本土的民风民俗，故他的小说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让读者有一种耳目一新的读感。
　　从建国以来到八十年代，历史题材小说的所谓“正统”观照基本上是运用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思维定式，有关解放初期的历史小说，典型的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它们都是通过政治视角来概括，总结，解构历史，服从“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附级暴烈的行为”，认同“暴力”，认同“你死我活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历史的局限性。
　　今天的时代，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纪，当代作家重新审视历史成为可以，而且也成为一种必然，因为我们只有更真实，更好地把握历史，亦才能够更好地面对我们的未来。
　　陈忠实的《白鹿原》扬弃了传统而狭窄的阶级斗争观照，以人类文化学的高度观照华厦历史，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与《女人土匪东洋狗》相比较，后者则更注重生命、注重人性、注重大革命的历史时期人的命运和情感变化。
　　米兰昆德拉这样告诉我们：“小说跟回忆录，传记等有一种本质上的区别。传记的价值在于它提示事实的新颖与准确。小说的价值则在于某种存在着但被掩盖着的可能性的提示上；换句话说，小说发现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隐藏着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仅仅只是凭作家的个人智慧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恐怕是直面人生的勇气和胆识。
　　长时期以来，很多中国文人总是寄希望于这样或那样的权力，依随于这样或那样的势力，以求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们鲜有独立的人格精神，或者说是作家的主体意识，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作家的主体意识越深沉或者越尖锐，历史生活的表面结构就愈容易被穿透，取而代之的是对历史更深层次，更真实内容的提示。毋庸讳言，当下的作家，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们总是在不断地追逐，跟从着不断变化的新潮和时尚，不懈地追求，却又始终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作家只能是以他自己为审视世象的主体，只想念自己的良知和感觉，从而独特而成为深刻。有着独立文精神的张宗铭，在他的小说中极强地凸现出一种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道德的、伦理的、文化的关注，我很赞同评论家任海平先生对张宗铭的赞许：“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位当代中国作家像张宗铭那样，如此地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提示。”
　　《女人土匪东洋狗》不仅“张扬人性，呼唤人权，讴歌爱情，赞美友谊，憎恶暴力，揭露丑恶。同时还对宗教信仰表现了博大的襟怀，可以说《女人土匪东洋狗》是解放以来我国第一部正面描写基督教的纯文学，作为基督教徒的唐维绮，不仅美丽、纯洁、虔诚，而且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她救了危难中的地主婆戴敏及她的子女，并最终为自己的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让人读罢感慨不已！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从公元一世纪起起源于巴勒斯坦，至今已有2000年，并遍及全世界，绝非偶然，恐怕与其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教义不无关系。
　　《女人土匪东洋狗》是一部直面历史，充满人性关怀和启蒙力量的宏篇佳构。
　　 张宗铭不仅仅是贵州作家的骄傲，也是中国作家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