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燕龙

宗铭先生：

自《女人与土匪》问世以后，你又相继推出它的姊妹篇《远山苍茫》、《孤儿与革命家》。“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三部系列长篇小说俨然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坛的一道风景线。网上博客热议，平面媒体转载，骚人墨客月旦藏否，“满川风雨带潮生”，都对这部志在冲刺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主流传媒和文化主管部门那里，依然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甚至在盘点改革开放时期我省长篇小说新成果时，也未安置她的一席之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状况呢？窃以为，其源盖出于人们在品读作品的尺度上运用不当。本来作品的优劣是由其本身的内在价值决定的，“居高声自远，不是藉秋风”，但千百万人的实践毕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古希腊思想家普罗泰戈拉就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从整体性来谈人的。实际生活中的人都是以“群”的形式存在着。每个人都是由生存和成长于其中的共同体的传统塑造的，都是传统的遗产承担者。我们这个民族有着醇厚的文化遗产，其中政治文化对我们影响巨深。它为我们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一把宏观的大尺度。因此，不管是拥戴或冷淡你的作品者，都在运用这把巨尺来度量它。用一种委婉的说法，双方都把这部作品定位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这令我很不安。

一种定位，就是对某一事物的本质的断定。客观地说，揭示这部小说具有的政治本质，也是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但如果把它的本质就定格在政治层面，我认为就显得肤浅，缺乏研究的战略纵深，视野过于狭窄，对作者也显失公平。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事物的本质是多层次的，有一级本质，二级本质乃至更深层级的本质。（列宁：《哲学笔记》）高尔基说过“文学就是人学”，它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即本质。因此在品读这部作品时，首先应立足于文学，同时还可以运用诸如哲学、美学、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尺度，进行综合、交叉、横断的研究，发掘其其更深刻的本质，不必定于一尊。

诚如是，则内可消除歧见，达成共识，外可展示中国形象，人文底蕴，说不定还能成为中国文学去拥抱诺贝尔文学奖的助推器。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我之所以在花甲之年重新秉笔，再作冯妇，目的就是抛砖引玉，拳拳期盼更多的有识之士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须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探幽寻微，任重道远。

我认为你的这部作品，是一部反映人对美的呼唤与追求的作品，这既是人的本质，也是这部作品的灵魂。

美是什么？这是两千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司芬克斯之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为同哲学上的物质概念相似，它不可能用“属概念十种差”的方法来定义。如果套用列宁说的“物质就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并引起感觉的东西”，我们似乎也可以说，美就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并引起愉悦的东西。你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就是这样一个能引起人们审美愉悦的客体。

从经典马列主义的角度看，小说叙述的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剥夺‘剥夺者’”的凄美故事。以这类被打入另册的、被肢解的人群为主角的作品，古今中外，本人还未见过，这本身就有极大的审美价值。有的人可能因此而斥之为片面性，实际上列宁早就注意到片面性也是辩证法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全面总是由各个片面组成的。（《哲学笔记》）人们正是通过认识一个个片面来逐渐趋向认识全面的，但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全面。

你用独特的视角聚焦于这类“草根遗民“，其美学特征在于：以同样是鲜活的生命在社会大变迁中所遭受的种种屈辱、伤害、人生挫折为主要内容，在读者中生发出对滥用权力、权利戕害同类的畏惧，感同身受的痛苦，对被株连的无辜者的怜悯、同情等直接反映形式。从“穷人吃香，富人遭殃”中领悟到被海涅称为“哲学之王”的黑格尔用神秘语言描述的“绝对的光明等于绝对的黑暗”，原来就是中国老百姓所讲的大白话：“灯下黑”。进而又对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类的本质力量进引了拷问：人难道就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动物吗？

其实人的本质就是自由地、自觉地创造生活。为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须通过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来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社会革命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由于人又是一种文化生物，人如何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必然要受到过去生活所积淀下来的文化的限制。

在近现代西方的商业社会国家中，革命，指的是社会中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质变。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指向的都是生产财富的手段的进步。即使是引起社会转型的社会变革，也采用谈判、协商、妥协这类低成本的变革方式，因此有“光荣革命”、“天鹅绒革命”等称谓。这是由其商业文化传统决定的，目的是保护财富的累积。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绝对的、排他性的道德为最高准则，在改朝换代时只有一种绝对冲突的、崩溃和再建的模式。它采取疾风暴雨的方式，通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冲刷社会风气，摧毁社会财富、一切另起炉灶。受这种传统文化与政治惯性的影响，我们总把革命理解为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容不得半点的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这种文明虽有其正当性，但也表明它骨子里是缺乏宽容、妥协意识的，这就是你展开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的舞台背景。

在你的小说中上演的这出悲剧里，我们看到了异化起着关键的枢纽作用。

所谓异化，指的是主体经过转化，成为外在的异已的东西。本来是自己所憧憬，为之奋斗而创造出来的美好事物，竟然变成了异己的，统治自己、压迫自己、剥夺自己自由的力量。而创造主体还得无可逃避地把自己体验为客体、体验为异物，体验为自我的完全丧失。其实宗教、财富、权力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可是它们却异化成君临人类的最高统治者了。

在表现人与自己的外化物的对立中，你用一个个艺术形象和各种表现手段，不仅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如真善美毁灭给人看，而且还用真实、夸张的手法，把无价值的东西如假丑恶撕破给人看，使人们在卑鄙与崇高、丑陋与优美、阴险与纯真、凶残与仁爱的对比观照中享受了审美的愉悦，对生活中存在的伪君子与真小人，真君子与伪小人等异化现象也有了更多的感悟和理性认识。

在小说中你多次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天职的先进阶级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呢？为什么会出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呢？

从认识论上讲，这个理想状态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史自有他前进的步伐，尽管历史前进的步伐是十分辩证的，可是辩证法往往要等待历史很久。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看，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即使是伟人，“他对历史有控制权，又依赖于历史；他决定历史，又被历史所决定。”（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他们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

重要的历史发展时刻，需要有社会精英非凡的担当，“人必须以生命的现实来充实理想。”在你的作品中，我感到缺乏这种有大气概的人物。在体制外，有的不是以生命来充实理想，而是以生命去殉理想，有的对命运逆来顺受，扭曲自己以适应生存环境；在体制内，不少人有理性但缺乏担当，或者明哲保身，或者在熬过来后又不愿牺牲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不敢担当或不能担当，也不敢用生命去充实理想。这些也是造成社会悲剧的主体原因。

毕达哥拉斯指出，美的本质就是和谐。尽管他指的主要是客观事物的一些物理和几何的属性，如色彩、线条、均衡，对称等，是一种符号观念意义上的含义，但这个命题本身确有方向性的指标意义。你在《远山苍茫》中虚拟的那个桃花源式的双溪坪，就是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传统和创造，历史和未来，自由与必然等的和谐统一。当然这种和谐还是低层级的，不是高层级的和谐。

在读完你的三部系列长篇小说之后，我的眼前幻化出这样的意境：

风风雨雨把春天送去了，

漫天的飞雪又把春天迎接回来。

尽管冻结下百丈的冰柱，

悬崖上仍然有香艳的鲜花盛开。

花虽香艳不是为了同谁争夺春天，

而是提醒人们春天到了莫再冬眠。

待到烂漫的山花开遍了原野，

梅子在万绿丛中露出笑脸。

历史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我们也有了坚持以人为本，敢于担当历史重任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悠久的中华优秀文化的传人，他们是古老的；作为开创未来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引导人们建立和谐社会、和谐家园，乃至和谐世界的代表，他们又是年轻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再分裂的民族，正以宽阔的步伐不可逆转地走向世界。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画卷啊！这不正是你苦苦追求的吗？中秋佳节将至，我以一尺素简向你祝福，望你在追求美的历程中继续关注生活，写出更多、更好的惊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