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种观点,贪官也是受害者,是某种制度,某种文化,和某种社会环境下的受害者.

我有时候在想, 我如果身在官场, 身在权力部门,是否可以全身而退,我真的不敢肯定. 在国家部委的时候,我曾经管理世行贷款的设备采购,虽然早早离开,但是在自己呆的将近两年多的时间里. 整天有大的投标公司请吃饭,中秋节,各个公司拼命的给你送月饼. 怎么办? 问领导,领导也无可奈何,只能说,饭可以适当吃,钱不能要,不能应承任何事情.

任何制度下,都有贪污,贪污一定和权力有关.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当然,一提到制度和权力,很多人就心惊肉跳. 我先避开这个问题. 说两个事情.

崇祯皇帝临死之前,那刀砍向自己的女儿,悲痛万分的说:"奈何生在帝王家!" 我想,中国历史上,发出类似感慨的末代帝王,肯定不止崇祯一个. 做皇帝的威风,不惜生灵涂炭也要做. 等到子孙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 只能是子孙的命了. 帝制下面,多是这个下场,改朝换代,不能不流血.

在专制制度下,因为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一致性. 往往对人的忠诚胜过对制度的忠诚,因为没有制度可忠诚,只能跟对某个人,才能求取富贵. 所以,人性和狗性没有什么区别. 袁世凯和蒋介石都下过野, 但是都能左右当时的政局. 就是这个时候,人相信利益,不相信制度. 这就是专制特点下的人心.任何朝代的权臣,也都能做到这一点,比如曹操. 所以,英国人才发明了文官制度. 对制度和岗位负责,而不是对人效忠. 正因为如此,李世民在杀掉自己两个兄弟的同时,顺手也杀死了自己的10个侄子. 为的就是让效忠他们的人,永远失去效忠的目标和东山再起的希望. 这也是中国每个朝代,一定要想法设法杀死前朝皇帝,甚至皇族的原因. 效忠的对象,往往是个人.

在封建时代,尚有皇帝可以效忠,是效忠的对象,在现代独裁整体下,连这个符号都虚化了. 国家和权力象征虚化,剩下的就是利益,官场就变成了养狗场,尽可能的笼络对自己效忠的人. 对个人的忠诚度,成为考验下属最最重要的标准.

人性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 道德只对有强烈道德操守的人管用. 而且, 在利益至上的环境下,清官既没有人缘, 也不能有做事能力,因为没有人帮他做事. 这里,只能靠制度的刚性来保证.

人没有不好名利的.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马克思曾经对于资本家的贪婪,其实也是人性的贪婪,有过精确的描述: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这句话,可以诠释毒贩子为什么丧心病狂的原因了.

在一个权力过度集中,漏洞特别下的制度下,好处特别容易获得的社会环境下呢,纵使你意志如何坚定,怕也是少有完人. 这是赖昌星成功的诀窍. 人性不可能没有弱点. 在巨大和轻易获得的利益面前,没有人不动心. 因此,我对很多贪官,都报以同情的态度.

任何贪官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初期权力的获得, 往往是靠了真本事,比如文强. 所以,很多贪官,都是有才干的人. 也都是聪明人,如果制度能够有效制约人性, 他们何以走到这步? 他们的被杀,失之于制度,同时却也是一个社会人才演变和损失的范本. 我对于这些贪官的被杀,从不幸灾乐祸. 相反,有丝丝的惋惜.

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比如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 发家的时候,充分领教和体验了人性贪和恶的一面,故而他们的思想家和社会精英,对人性恶的一面和不可靠的一面,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以及深深的警觉和预防,加上各自上百年大革命的血的教训. 所以,设计了他们国家各自的制度,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尽如人意.

中国则不一样,自古至今,推崇道德圣人,轻视和忽略制度,尧舜文武,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中国历史上专制的封建王朝,一个英明的君主,就能带来一时盛世.所以,中国人,一直对道德完美,能力超强的圣人期待加崇拜. 毛泽东的出现,也是这种文化和历史的结果.

中国人的顺从性和惰性,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能持续那么长的一个原因,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圆形的,总是不停的循环,历史学家称之为周期.

西方,尤其是欧洲,则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一茬一茬的. 文化上和血缘上所有继承,改变更大,有时候甚至是线性的. 所以,无论是现代文明, 还是现代科技,都是西方最先发端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人说,中国这不能照搬西方,那不能照搬西方. 假设没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假使中国和西方文明不发生任何接触, 清朝之后,中国是不是一定会是个封建王朝? 仍然君君臣臣,天朝大国? 这点上,现代中国,完全拜西方所赐,无论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

中国人惧怕改变,惧怕改革. 但是结局总是事与愿违. 想永久保有的,往往彻底失去. 想一点代价也不付出的,往往输的一点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