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记者万毅忠专访/07年1月12日下午，谢松龄身着牧师制服，坐在他所侍奉的圣公会圣佐治堂内小会议室的沙发上，他身后的墙壁上悬挂着1761年英皇佐治三世钦准这所教堂为皇家册封教堂的文书，从记者所在的角度望过去，他的头顶上方是一个木质十字架。
谢松龄在2006年10月被按立为牧师，也是目前全美圣公会中唯一在职的来自大陆的牧师。从这一天起，他和美国圣公会中其他十几名从香港等地移民来的华人牧师一道，为在美华人提供宗教服务。
很难想象谢松龄移民美国只有七年，并且在中国时他从事的是医学教育工作，和神学毫无关联。在美国，他从两所神学院毕业，之后沿着圣公会神职人员选拔途径，06年1月被按立为会吏，九个月后成为牧师。谢松龄告诉多维记者：“回忆过去恍若隔世，我生长在中国无神论环境中，离开前已经是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在回應上帝呼召的道路上，曾因信心和信仰不足而挣扎和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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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为谢松龄牧师确定人生方向之前，他曾在人类的精神世界流浪。（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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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设想的职业生涯
在受到上帝的呼召之前，谢松龄在人类的精神世界流浪。
年轻时，他热衷于思想和哲学，结果上大学却学了医学。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了一股文化热，谢松龄出版过几本填补当时空白的前卫文化书籍。现在人们还可以从中国的图书馆里查到1987年他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残疾与性：残疾人的性康复》；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可以查到他在1989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和1992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阴阳五行和中医学》等，其中他关于阴阳五行的观点至今还常为人们引用。
他还研究过心理学，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在这个学科走到尽头了。大概是谢松龄在这个世界听到了太多的呼唤，他觉得难以将精力恒定在一件事情或一种学问上。在文化、哲学和医学之间来回耕耘多年之后，谢松龄发现自己实际上没有确定的人生方向。
人生虚幻无常，在他的耳边隐约响起了儿时母亲教唱的《耶稣领我歌》的曲调：耶稣领我，我真喜欢！蒙主引导，心中平安！
谢松龄生长的家庭比普通中国家庭多一些洋教色彩，他的曾祖母和祖父是天主教徒。他生在红旗下，那时全中国的教会都已关闭，母亲就在家里教孩子们唱圣诗，就是在那个时候，谢松龄学会了这首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耶稣领我歌》。
但谢松龄至今不清楚母亲是否基督徒，在那个年代她没有明言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教会可去崇拜和祷告，作为儿子，他只知道母亲毕业于一间教会开办的女子中学。2000年6月谢松龄在洛杉矶基督教杂志《海外校园》发表文章，道出了这一遗憾，并说从母亲那里不仅学了好几首赞美诗，还从她些微的讲述中，听到了耶稣的名。文革初期，谢松龄又从劫灰中得到一本1947年出版的圣经。这些给了他同时代人难以想象的宗教文化氛围，尽管他对教會还十分陌生。
1980年后，中国逐渐恢复了教会活动，但谢松龄那时忙于其他，没有想过自己日后会读神学成为牧师。1995年，已经是基督徒的谢松龄首次来美国。启程离华之前，一位在美国的基督徒打电话询问他是否愿意读神学，此话一出谢松龄心中豁然开朗，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母亲教唱过的圣诗一直在回响，《圣经》中的字句还时时在脑海跃动。尽管那时他对神学知之甚少，对教会也很陌生，但他看到了通往上帝之门对他开启着。
“这就是上帝在呼召！”十二年之后，谢松龄告诉多维记者：“我那时感觉到上帝在呼召我。”谢松龄那时已经受洗，具备了神学院的申请资格。那时大陆来美的学生学者很多，教会需要具备同样背景的人传道。谢松龄获得了一所神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之后，却动摇了。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职业选择，而是献身。在这个人生关口，他因为信心不坚定而退却了，放弃了第一次上神学院的机会，回国重操旧业。
回顾这一段经历，谢松龄说，“第一次呼召我没有去，心里面觉得对神对人都很亏欠。就像在耶稣受难的前夜，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主，也很像耶稣受难后，他的门徒全都四散而逃，回去重操旧业。我的心灵深受震撼，但是回过头来看，这次退却让我重新确定上帝的呼召，坚定我奉献的心志。我向上帝祷告说，将来无论你怎样使用我，我都会顺服你的旨意。”
2000年谢松龄再次得到上帝的呼召，于是他再度来到美国，进入俄亥俄州一所由德国后裔创办的再洗礼派和敬虔派神学院苦读了两年，2002年谢松龄毕业了。此时，纽约法拉盛的圣公会圣佐治堂正寻找一位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读完神学院的华人牧师，因为法拉盛国语人口越来越多，华人新移民越来越多，他们希望新的牧师能讲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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