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废话多多】

又是一年中秋至，每逢佳节倍思亲。父亲离我而去，已十载有余，人在海外，无以为祭，唯码此文，权慰我心。

北京小吃中有四大茶：茶汤、面茶、杏仁茶、油茶。其中油茶最为平民化，简单易做，用料随意。甜咸均可，老少皆喜。吃时先用温水调匀，然后将滚开的热水冲到碗里，一边冲一边轻轻地用勺子搅匀。大冷天早上喝一碗，肚子里一天都是暖洋洋的。

童年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刚冲好了一碗油茶，突然听到了楼梯上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当时我家所住的单元一共有六户人家，唯独我老爸是久经斗争的老运动员。文化大革命斗争的高潮时起时落，一开时是好人斗坏人。后来好人斗累了，于是勒令坏人斗坏人。再后来坏人斗来斗去没什么新鲜劲儿了，于是好人和好人互相斗了起来。奇怪的是，无论谁斗谁，我老爸总是挨斗的人。好人斗坏人就不用说了，老爸是坏人。坏人斗坏人，老爸是挨坏人斗的坏人。好人斗好人的时候按说没老爸的事儿了，结果他是陪着好人挨斗的坏人。风水轮流转，就是转不到我家。

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的时候才知道，老爸经常挨斗的原因之一，是科里的支书一直想当主任。其实当时的主任绝对要听支书的话，一没权，二没钱，还要管一大堆事儿，整个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只是街上的人一听到主任，总觉得老爸医术过人，于是支书心理有点不平衡。问题是当时即使是芝麻官，都是终身职。据当年支书的朋友们揭发，支书与他们喝酒时吐了真言：不把老废话打死，我永远当不上主任。幸好人算算不过天算，在老废话仅仅被打断两根肋骨的时候，医院里出现了新生事物“无产阶级的护士当医生，资产阶级的医生扫茅坑”。支书是无产阶级培养出来的医生，顺理成章地兼职主任，老爸塞翁失马地拣了一条命。

听到人声噪杂，我马上放下勺子，耸起肩膀，屏住呼吸等待着。果然不出所料，脚步声在我家门口停下，然后是雷霆万钧的砸门声，我跳起来把门打开，冲进了一群抄家的人。那时我家谁爱抄谁来抄，有的有证明，有的没证明，其实有没有证明根本没关系，总不能因为没有证明就不让人家抄吧。红卫兵，工宣队，老爸科里的革命群众，老妈科里的革命群众，医院里的革命群众，你方抄罢我登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其实我家根本没什么抄头。我老爸老妈，不过是靠工薪过日子的两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穷也不富。而且在破四旧时，老妈领着我们已经自己把自己的家抄了一遍。父母大学的毕业证，几代同堂的老照片，统统烧掉，然后把纸灰从厕所冲下去。老爸的旧西服，老妈的绸旗袍，统统剪开，然后塞到箱子底下收起来。我和姐姐跟着，偷偷摸摸的颇有些地下工作的意思，又刺激又新鲜。却不知老爸老妈忧心忡忡，不知何日别人要来抄自己的家。

人们抄来抄去抄不出什么反革命证据，于是八仙过海各取所需。红卫兵小将们玩心重，老爸的集邮册，姐姐的花糖纸，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精神奢侈品。工人师傅们比较实惠，居委会发的棉花票，家里存的工业卷，抄家之后也不翼而飞。革命群众们最聪明，到底是知识分子，知道打蛇打七寸，于是老爸老妈的医学期刊，读书笔记，外文书籍，一概作为抄家的战利品。实在太沉懒得搬，便放到一个箱子里，裁两条白纸，交叉着贴在箱子正面，然后盖上革命委员会的血红大印，箱子放到屋子中间，家里人出出进进都要绕着走。

那天抄家结束时，老爸科里的一位叔叔让我找胶水。从前这位叔叔经常和蔼可亲地哄着我玩，那天却绷着脸不断地催。只是家里翻的乱七八糟，胶水一时找不到。叔叔一转眼看到了那碗油茶，大声呵斥我有浆糊不拿过去，成心与革命群众做对，真是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嗫嗫嚅嚅地解释碗里不是浆糊，没等说完，叔叔伸出三个沾满灰尘的指头，狠狠地舀了一坨油茶抹在封条上。

但油茶真的不是浆糊。我学了生化之后才明白其中道理：炒面时淀粉碳化，再加热也无法糊精化，所以不粘。叔叔用油茶贴的封条，过了几天开始剥落。老妈只好自己打浆糊重贴，大概是纸上有了油茶垫底，即使用浆糊，也是屡贴屡落。最后老妈没办法，战战兢兢地到革委会请示，值班的人问明白箱子里的东西后，宽宏大量地一挥手：这点小事也值得问，回去把封条揭了就完了。老妈长出一口气，结束了与封条的浆糊战。只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见了油茶，眼前总要浮现出叔叔那三根沾满灰尘的手指，马上食欲全消。

时间，是治疗创伤的良药，去年在北京，与朋友们聊天聊到深夜，大家都喊肚子饿。主人起身到厨房鼓捣鼓捣，端出了几碗冲好的油茶。闻到芝麻的隐隐香气，看到朋友们的盈盈笑脸，童年的惊恐灰飞烟散。回美后，循记忆重制油茶。一日友人来访，忙不迭的冲来献宝。黑漆板凳闻香而至，看到碗里的油茶，却皱起眉头，说是和他中学手工课上打的浆糊一样。

唉，怎么又是浆糊！


附：油茶的做法《北京小吃：油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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