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邓小平

　　　　　　　　　　　　　　　　·陈向阳·

　　冷血的大政治家

　　抛开是非善恶不论，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能力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还无人可比。一个大政治家可不光是玩计谋耍手腕，更要有掌控大局面的胆量谋略和洞察力。真正的大事，即使是大恶事，仅凭心黑手辣是玩不转的。就说六四镇压吧，除了动手前对局面的估计过火，邓小平对后来事态的发展确实都看准了，而且“玩转了”，这包括：

　　一、军队里虽然有人反对，但人民子弟兵老老实实听命向父老乡亲们开了火。一下狠手就控制了局面。

　　二、党内的反对虽然强烈，但远没有强到分裂的地步。

　　三、老百姓的愤恨一时巨大，但远没有大到起义造反，而且大多数老百姓不久就把鲜血忘的一干二净。

　　四、短时间内国际压力不小，经济受挫。但共产党“硬着头皮顶住”了，结果一切烟消云散。不出他所料，中国是块肥肉，国际资本又像苍蝇一样飞回来了。只要紧握手里的政权，西方民主国家终于又低下头，换上笑脸来打交道了。

　　五、镇压曾使比邓小平更右的那派得意一时，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还是按他的计划继续下去了，而且更容易了。

　　历史证明，邓小平“成功了”。这里并不是说他做对了，基于人权道德的对错判断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要说的仅仅是邓小平作为大政治家的能力。虽然很多人都可以指出比血腥镇压好得多的解决办法，但行得通吗？那只能是假设和猜想了。邓的镇压非常残忍，非常不人道，但却“行得通”，达到了他预定的目标，即高压和专制下的稳定。这当然很糟，但局势本来还可以变得更糟，回想一下很多“精英分子”曾经作出的预言吧：当六四的枪声大作时，有人高呼“中国将陷入内战”，当枪声平息下来，有人说“一场更血腥的大清洗大镇压才刚刚拉开序幕”，随后，政治高压使反抗的声音沉寂下去，预言又变为“中国将退回到改革前，改革已经夭折”。这些更坏的预言一一落空。当然，也有更好的预言，几乎所有的精英分子，包括广受尊敬的刘宾雁，都曾预言“中共政权几年内必定垮台”。尤其在苏联和东欧剧变时，乐观情绪一时高涨：中共政权的残暴已经原形毕露，还怎么能够继续下去呢？天理不容啊。可惜，虽然精英分子们的学问不错，心肠也不坏，出于民主和人权信念的愿望更美好，然而，比起冷血的邓小平来，他们的“眼力”实在差了十万八千里。（胡平倒是以“弹簧被压过了弹性极限”为比喻而做出了更接近实际的预言。）

　　邓小平的冷血无可否认，但是本来就不该指望他能有什么温情。国共的内战吞噬了千百万的人命，和平时期里共产党随便搞个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千千万万的人命又没了。从血海中摸爬滚打过来的邓小平还会拿几百或上千条人命当回事吗？他在六四时也曾犹豫过，但他顾虑的是杀人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不是人命本身的价值。冷血残酷与大政治家一点都不矛盾，相反，如果一个政治家的大小是以左右历史走向的能力来衡量，至少在中国历史上，越大的政治家往往就是在更多的白骨之上成就的功业。他们在作历史性决断时，追求的是最“行得通”，也就是胜算最大的选择，人命成本再高也在所不惜，他们不会为了少死点人而把成功押在运气上。

　　利用“人性恶”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有个头衔叫总设计师，他设计了什么呢？当然是改革开放。

　　毛泽东时代刚结束时，党内党外，从民间到高层，绝大多数人都盼望改革，毛时代的荒唐肯定无法继续了。但向哪里改呢，却分歧很大。希望返回“十七年”的大有人在。在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提高生产率，不再瞎折腾，一门心思“建设四个现代化”，这一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改革方向。但邓小平却把改革的“砍刀”瞄准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早在１９７３年他第一次复出时就已经露出了这个想法。他看准了当时的似乎很简单却是本质性的问题：工人不好好干活。这个简单现象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时代和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让劳动者“当家作主”，依靠政治觉悟和自发的劳动热情，由劳动者自己去提高生产率和整体经济效率。这样的社会主义已经明显的输给了资本主义。但毛泽东在世时，邓小平只能修修补补。

　　当１９８０年代邓小平终于大权在握，就要从根子上下手了。他的改革说白了也简单，不过是把“颠倒的再颠倒过来”，恢复私有制的经济关系，尤其是工人与资本家，雇工与雇主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以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剥削和压榨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动力。有人会说毛泽东时代也存在“国家对劳动者全体的计划性剥削”，但两者有根本不同。至少从经济效果上看，毛泽东时代还基本类似封建社会里“皇家官方”的直接掠夺，经济效率低下，还随着“皇帝”一时兴起而瞎折腾。邓小平却“进步”到了资本主义，讲究经济规律了。老板对雇员，资本家对工人，这种分散到每一个经济细胞的剥削行为才最有效，可以确保每个劳动者不得不尽最大的能力工作，而报酬（消耗）却被压到尽可能的低。整个社会可以实现最有效率的生产和最快的财富积累，当然大部分财富会落到少数人手里。

　　邓小平的改革说来简单，实行起来却困难不小，至少当时的许多“理论权威”都不看好。当时的最大难点之一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制造”出已经在中国绝迹的资本家，或者说如何把共产党聚敛到手里的巨大公有资产再次平稳地私有化。除了随着外资进来的一些“洋资本家”，还需要极为大量的土生土长的资本家来运作经济。靠个体户、小商小贩的“自然生长”根本不现实。前苏联的私有化是明明白白的把国有财产折成股份分配给公民。但在中国，这会造成巨大的混乱，简直可以说行不通。邓小平呢，采用了不明不白、并不说破的办法：直接把国有企业和管理机关化为公司，原来的厂长书记、局长处长之类的一转身变成了总经理、董事长。还新成立了一些大公司大银行，资金呢，从天而降，国库调拨的。对内好似国有，对外呢，号称私营，国际惯例吗。邓小平希望这些红色的“准资本家”们会像对待私人财产一样热心地经营国有财产，以提高经济效率。但实际怎么样呢？此处不说了，已有太多的人在评说。一句话：效果有，但代价巨大。最大的代价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和底层老百姓的“相对贫困化”。中央动手“切蛋糕”了，下边呢？上行下效呗。一时间，各种化公为私的活动席卷全国，合法非法，明里暗里，假承包假拍卖，变戏法一样的资产重组，让人看不懂的“赔本买卖”，手段多的数不胜数，公有资产就纷纷姓了私了。依人的本性，公私一旦模糊，资产的流动必定会趋向于私，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

　　这一切“明偷暗抢”当然遭到了抵抗，包括来自底层民众的反腐败，反社会不公，六四抗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这样的爆发。而六四镇压使“明偷暗抢”变本加厉，成了“明火执仗”，进入了胡平说的“持枪抢劫”阶段。

　　当然，邓小平的改革也受到来自仍然坚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正统派的反对。对他们，邓小平玩的是“太极拳”，一点点来，一步步的蚕食公有制。不说破真意，却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模糊的难于抵挡的口号：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了，谁还有理由不许别人求富呢？这口号又意义深远，可伸可缩，可“与时俱进”。“让一部分人先富”，怎么个“让”法呢？最早的理解不过是给个体经济更多的生长空间，让他们小打小闹的多赚点钱。后来呢，它的含义步步高升，变成以国有资产“生产”红色大资本家了。被“先富”挑动起来的人欲冲垮了顽固派的抵抗。

　　被“先富”挑动起来的人欲同样瓦解了很多民间的反抗，包括六四之后的愤恨情绪。寻求正义者自己先要守住道德高地，这样才可理直气壮。而人欲横流造成了人人想发财，个个想捞钱，连老实人也要为生计而去寻找灰色收入，属于中下层的人也想着钻点空子，占点便宜，造点假，逃点税，各种各样的小打小闹。金钱驱逐着正义，社会上的一个个群体失去了道德高地之后，也就失去了要求社会公正的理直气壮。挫败民间反腐败力量最有效的招数就是推动“全民腐败”。

　　邓小平就是这样利用了人性中恶的那面：贪心私欲，瓦解了社会中所有可能捍卫公有制和要求社会公正的力量，使中国不可逆转的走上了私有化的改革之路。

　　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达到目的，管它用什么办法呢，“主义”根本不必理睬，也别提道德尊严。邓小平就是这样不择手段。但在每种具体情况下，他又是精心的选择手段，处处透着智慧，或叫老谋深算。

　　１９７２年为了能复出，他给毛泽东写信，发誓“永不翻案”，一下子掐准了关键：毛泽东的不放心。他真不想翻案么？早已真相大白。

　　１９７６年，当华国锋刚以政变手段解决了四人帮，还不知可否控制局面，小道消息流传：邓小平为华国锋出了一招，他照抄了报纸上的一条口号“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意思是先作出继承毛泽东的样子，别一下子变得太快，等稳住局面再说。

　　后来，局面稳住了，华国锋却不识时务，真的一本正经要继承毛泽东了。邓小平又三捅两捅把他搞下去了，用的招数之一是理论先行，掀起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争论。此时需要摆出敢讲真话的凌然正气。

　　当邓小平掌稳了权力，要实行“化公为私”了，此时就不要理论先行了，真话要藏在肚子里了。他来了一个“不争论”，谁也别说三道四，我先干起来再说。嘴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心里早就有数。水下有多少石头也许真说不清，但要过河直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却早就是既定目标。

　　对待民意他更是实用主义。邓小平１９７２年复出之后曾经很得民心。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时，民间舆论大力支持他，在后来倒华国锋的行动中他也利用了民间舆论。可当他“坐稳了江山”之后，民间舆论又提升到要求民主政治时，他把脸一变，封杀了西单民主墙、抓了魏京生。

　　邓小平的变化多端、不择手段并非表明他没有原则，他有“四项基本原则”。当然，早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四项原则中只有一项是真的：“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政权，紧紧抓住政权不放，谁敢挑战，哪怕是和平的行动，也坚决镇压毫不手软。但说到底，政权也是手段而非终极目标。邓小平的终极目标也充满实用主义色彩。像共产主义那样虚无缥缈的目标，他早就看穿了，连当幌子的价值都没了。他的目标近在眼前：富国强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不断地说：“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呢，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老实说，这种非常实际的目标确实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中国有深厚的民族主义的民众基础。当然，他的原则更包括保证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利益，不信就看看那些“先富起来的”净是谁：绝大多数是高干子弟。

　　邓小平的遗产

　　几十年过去，邓小平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的正面部分简称四个字“经济繁荣”，这早已有目共睹，也早已被中国官方宣传足了，此处不必再提。可是阴暗的部分呢，为成功而付出的代价呢，却被忽视或掩饰，没有公平合理的归到邓小平名下。

　　今天的中国缺少社会公平和正义，“邓小平路线”是主要原因。他就是要充分利用中国的低廉劳动力，放任贪婪的资本家过度掠夺，就是要利用中外资本家“最大可能的剥削”来发展经济和积累财富。他压根就没想要公平正义，就是要让资本财富落在少数人手里，由他们经营运作，并占为己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先富几十年呢，还是几百年？中国的达官贵人们几千年来一直都在“先富”，这口号并无新意。

　　目前中国社会的全面道德沦丧更是离不开邓小平这个始作俑者。他利用普遍的“求富”心理冲破了旧体制，但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人欲横流，个个想“先富”。怎么“先富”呢？看看领头人，邓小平常常“挂羊头卖狗肉”，明明在化公为私还“不争论”，就是不许揭穿真相。全社会能不上行下效么，当然是为了致富不择手段，管它“黑猫白猫”，捞着钱就是“好猫”。结果什么“猫”都来了：贪污腐败，造假欺骗，黑心敛财，反正是招数越“黑”，钱就来得越快越多，看看那些一夜暴富的亿万富豪们，有几个没用“黑心招数”？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维持高尚的道德和文明的风气呢？

　　如今中国的环境恶化更是邓小平置经济发展为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的当然结果。环境保护是费力费钱的事，是经济活动的主要成本，也是必要的成本。可为了鼓励吸引中外资本家，这部分成本却被一级级的官员替人家“省了”。做这件事最容易，因为根本不用做，什么都不做就做到了。只要不提环保，光说发展第一就行了。说发展不说环境，或说环境却没有说得和发展至少同样重要，其实质就是准备牺牲环境求发展。

　　邓小平那样“伟大”，不会想不到他的改革将带来的“副作用”。为了成功，而且是最快的成功，那“副作用”实际上是他准备付出的代价。他是老人，等不及了。他以老辣的目光看准了胜算最大，但是成本很高的选择。他确实成功了，但巨大的“成本”也压到了中国老百姓身上。谁都不应该贬低邓小平的功劳，但他成就功业的巨大“成本”呢，也要如实地算在他的头上。

□　寄自澳大利亚

刊登在 2008 华夏文摘 cm080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