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的碎片
    ——青春的印记

     A  白     那年的元月，下了一场大雪。到处是一片白色，白的树挂，白的江面，白的马路；白的屋顶，白的烟囱，白的窗花。
    那年的我们，能背诵很多毛主席语录。“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
    那年的我，拥有着白色的年龄。
    因为比同龄孩子上学早，所以，中学毕业后，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尾巴”。爸妈担心我年龄小，加上在家排行也最小，舍不得，也不放心让我过早的加入这个行列。
    下乡有什么不好？我不理解爸妈的心情。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
    在家待业的那段时间里，我哭，我闹，我说话没好气，我给爸妈脸色看。
    从小就磨人的我，终于又磨胜了爸妈，他们只好把不满十六岁的我送到了城市的近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用当时的说法，叫“知青插队”。
    穿过市中心，有一条河，叫马家沟河。城市的生活污水大都经过这条河排入松花江，沉积在河底的污泥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因此，每年冬天，近郊的菜农们就把河里的污泥挖出，堆在河床上冻结，然后再运到农田里，等到春天解冻后，用做菜田里的肥料。
    挖河泥的任务就安排给我们这帮“知青”来做。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从挖河泥开始的。
    那时的马家沟河，还没有治理，气味不怎么样，景致却是不错的。冬天的景色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因为水流湍急，水在冬季也不结冰，水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了浓浓的雾气，使林立在两岸的大树上，挂满了雾凇。放眼望去，水面上，白雾霭霭；两岸枝条，晶莹剔透。犹如一座仙气缭绕的水晶宫。
    最初，我被那里的景致迷住了，心情好的不得了。但很快，好心情就被取代了……
    挖河泥的工具是一支长柄圆勺，那木柄足有4米多长，顶端套着的勺，直径约20厘米。由于柄太长，操作起来很难控制。我们这群挖河泥的知青，分成两人一组，每组相隔一定的距离分布在河岸两边。那些老知青，由于干得多了，久了，也就熟练了，操起那长柄勺，有如水底捞月，一勺勺的河泥，带着韵律，被有节奏的捞起，整齐的扣在岸边，远看像一排排镶在雪里的黑珍珠。还真有一种艺术美感呢。
    可是，那长柄勺到了我手里就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轮到我了。我紧张的接过那木柄，握在手中，心里默念着同伴教给我的操作要领：先是双手80厘米左右的距离，握住勺柄的这一端，勺头侧下，快速伸入河底，然后匀速捞起，转向岸边，双手慢慢前移，移至木柄中前端，最后把河泥扣到岸上。
    开始了我的第一勺……
    第一勺舀上来的是一勺水，倒掉，重来；
    第二勺舀上来一勺尖泥，大半勺水，再倒掉，再重来；
    ……
    终于挖上来了满勺的河泥，可是，在往河岸上转运的过程中，忘记了双手前移，结果，运转半径太长了，把满满一勺的河泥，都扣到了前方那组其中一人的脚后跟上。
    望着嗔责的目光，我快哭出来了。
    经过了一整天的操练，总算勉强掌握了这项技能。我的鼻尖渗满了汗珠，水气、汗气、寒气的相互作用，在我的发梢，眉毛，睫毛上，也结成了白白的“雾凇”。
    就这样，我用握在手中初显笨拙的长柄勺，在一片白色中，为自己写下了迈向社会的第一笔。
   B 灰

    开春了，春忙了。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真正的融入了菜农大军中。
    我“插队”的那个所谓市郊农业社，实际上就位于市中心稍偏一点，和城里上班没什么区别，早晚通勤，骑自行车就可以。
    公社共有三个作业点：条件最好的是“炮台”（据说该地方曾是日本鬼子占领东北时的一个炮台，因此得名）；其次是阎家岗菜田；条件最差的是阎家岗砖厂（因为砖厂距市中心最远，而且工作性质是“三班倒”，活儿最累）。
    我被分配到了“炮台”。
    带领我们干活儿的“头”，是生产队里的一个妇女主任，知青们管她叫“阎姨”。印象里，她人长的黑瘦，烟瘾很大，食指和中指由于整天夹着支香烟，已被烟熏的黑黄。眼睛不大，看人的时候，就是正面对着你，也习惯把头偏侧一点，然后用眼角斜视着你。感觉中，她不喜欢我……
    在知青里面，我的年龄最小。知青大哥大姐们至少要比我大两三岁以上。他们关心我，爱护我，也照顾着我。他们比我能干。
    第一次挑水浇苗，我担着两个半桶水，走起路来像喝醉了酒，最终还是晃掉了水桶，洒了水，磕破了脚。
    大哥大姐们善意的笑了，我却涨红了脸。
    我认真的，小心翼翼的，想做好每一样陌生的农活，可还是做不好，总是落在大哥大姐们的后面。我又着急又沮丧。“你年龄小，又是新来的，慢慢就好了。”是那个叫“秀儿”的姐姐安慰我，她是我们知青里的领队。可是，我同时也能感到背后一道冷冷的目光，时常在斜视着我。我预感到有些“凶多吉少”。
    算上挖河泥的那一段时间，四个月过去了，知青们分红了（开工资），四个月我挣了52个工分，分了52元钱（我所插队的那个生产队，一个工分一元钱），我得到的，还不如其他知青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
    可我很满足，甚至有了点成就感。因为对我来说，那钱，是我用劳动换来的第一笔收入。回到家里，我把这四个月的所得，不无得意的交给爸妈，他们笑了，说：你自己留着花吧。
    我的预感没有错。分红的第二天，队里就宣布了插队知青重新分配工作的人员情况，我，被“发配”到了砖厂。 我感到困惑，感到惶惑，无助的眼神转向了大哥大姐们，可他们都避开了我的眼光……秀儿姐姐终于在我就要离开的前一刻，含着眼泪拉住了我的手，告诉了我经过。
    “你扔过月饼吗？”秀儿姐姐问。
    “扔月饼？没有啊！”我答。
    “昨天，在队干部会上，阎姨说，有一次，你带的月饼吃不了，把剩下的一块完整月饼给扔了，她心疼的捡起来，“扑噜扑噜”月饼上的土，吃了。还说你太娇气，像个“娇小姐”，这里不能要你了，所以…”
    “？”……
    想起了那件事：一天中午，我没有带午饭（一般都是在家里带饭盒中午热着吃），就在附近小卖店买了两块月饼。吃的时候，“阎姨”就坐在我斜对面和别人说话，我看到她的眼光不时的落到我手里拿着的月饼上。我想了想，就把那块没吃的月饼递到她面前：“阎姨，我两块月饼吃不了，你还没吃饭，这块月饼你吃了吧。” 实际上，我当时还有点没吃饱。“这孩子…”。话音未落，那块月饼已经被她接了过去，还给了我一个，对我来说少见的笑容。那天我很开心，因为，“阎姨”对我笑了。“也许以后会对我好的”我自己在心里想。尽管那天中午，我至少还能再吃下去半块月饼。
    可，怎么会变成这样？
    还是没想明白，还是感到困惑，感到茫然。离开的那一刻，感到整个天都是灰色的。
    C 红

    我来到了砖厂。
    首先应入眼的，是一片红色。红的砖窑，周围是座座烧好的红砖垛。
    我被分到了“倒架”班。“倒架”就是把码在砖棚里的泥坯砖再反复“倒腾”，使其全面干透。
    倒架班加上我共7个人，除了班长外，其余都是女孩。班长是个50多岁的老头，磨叨，脾气乖张，我们暗地里叫他“老曹头”。
    有个女孩叫雅芬，大我4岁，我叫她“芬姐”。芬姐一米五四的个子，瘦小。我身高一米六八，细高。我们走在一起，同伴们戏称我俩是大小号“擀面杖”。瘦小的芬姐很能干，曾创下一天倒六架坯的的纪录（大约一架坯为50多米长）。当时给我们定的任务是每天必须保证倒完两架坯。经常是芬姐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来帮我，让我少挨了不少“老曹头”的数落。我和芬姐几乎是形影不离，午休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一起说笑。早上约好一起上班，晚间搭伴一起回家。
    我很喜欢芬姐，也很感激她给我的关爱和帮助，经常带些个好吃的饭菜，在午间吃饭的时候，一个劲的往芬姐饭盒里扒拉。那时，芬姐就会笑眯眯的说：“够啦，够啦，你多吃点，你还是长身体的时候呢，姐姐我，都成年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有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的来找芬姐。那个小伙子是运输班跟车的（就是整天跟在汽车上，上下卸运成品红砖），名字叫俊来，我叫他俊来哥。
    俊来哥随和幽默，长着一付黝黑的面孔，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齿。他如果有充裕的时间，就要帮芬姐“倒架”，这时芬姐就会说：“你去帮嘟嘟吧，她是我的‘小累赘’，你帮她就是帮我了。我可不忍心看‘老曹头’数落她。”“你说你这个‘小累赘’，不老老实实在家里当你的娇娇女，跑到这里来添什么乱？”每当这时，俊来哥就会一边帮我倒着砖坯，一边也在“数落”着我。我只管笑嘻嘻的听着，也不做声，因为我知道俊来哥是爱屋及乌，我跟着沾光了。
    有一次，我悄悄的问芬姐：“俊来哥是不是喜欢你？”芬姐故意板起面孔对我说：“小孩子家家的，别打听大人的事儿。”“哼！”……
    尽管芬姐经常帮我，“老曹头”还是到厂长那里奏了我的本。
    这不，厂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厂长是一个高高壮壮的“老头”（实际上当时他才40多岁，因为是“少白头”，所以显得老相）。嗓音洪亮，有着一双锐利的眼睛。
    “你就是小李子？”厂长边问边用他那大眼珠子审视着我，我发现厂长是黄眼珠。
    “嗯”我怯怯的答，并想起了“月饼事件”。
    “你给我读读这段报纸”厂长说。
    我早听人说，厂长除了能歪歪扭扭的写出他自己的名字“金宝才”外，其它是大字不识一个。可全厂三百多号人，没有一个不怕他的。他主管厂里财务，大字不识的他，却从没把歪歪扭扭的“金宝才”签错一张单子。他有着“可怕”的精明。
    读报纸？这我强项（在中学我是班级里的宣传委员）。我接过报纸，朗声读起来…
    “你给我写一写我的名字”厂长又说。
    我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大大的“金宝才”三个字（我字写得不错）。
    “字写得漂亮啊！”厂长哈哈笑着说。
    我心里窃笑，这话从大字不识的厂长嘴里说出来，有点滑稽。
    “你明天开始，就来厂广播室上班吧。”
    这声音好像是从天际传来的。我感到一阵激动的眩晕。
    就这样，我做起了砖厂广播员。为这，芬姐和俊来哥为我高兴了好一阵子。
    七月流火，流火的七月也是砖厂的生产旺季。
    厂里由团支部组织了一次夏季“大会战”活动，活动期为三天，参加人员为所有共青团团员。三天之内，停人不停机，二十四小时分班轮流转，目标出砖30万。
    会战的第三天夜里，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砖厂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条通往远郊的公路边上。这条公路路况不好，路面窄，仅能并行两辆车，路两边是很深的沟，而且丘陵起伏，最陡的坡度接近30度。砖厂每天往外运输红砖的车辆必须走这条路。
    俊来哥所在的那辆卡车，那天夜里，由于躲闪一辆迎面从坡上飞驰而来、已经失控、违章行驶在路中间的卡车，整个车体翻到了路边的沟里。
    当时除了司机，车上有两个装卸红砖的知青，一个是俊来哥，另外是一个18岁的男孩。车翻到了沟里，整车的红砖砸到了两个人的身上。
    当人们急切的扒开砖砾，看到了俊来哥和那个男孩时，只见那男孩的头，被俊来哥紧紧的抱在怀里压在身下。那个男孩因此得救了，俊来哥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俊来哥是用自己的血肉之驱换取了一个更年轻的生命。可当时的俊来哥也是那么年轻，刚满21岁。
    俊来哥当时穿的还是那件常穿的红背心。
    芬姐哭得几乎昏了过去，他们的爱才刚刚开始。一对年轻的心，正在为美好的未来而欢快的跳动时，其中的一颗骤然停止了……
    苍天也为之动容，那天黑夜过后的黎明，血色朝霞染红了东方，在那火一样的云里，我好像看到了俊来哥的血在燃烧。
    “……让我们共同缅怀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
    我用生平第一次受到的震撼，和喷涌而出泪水，连夜写就了一篇祭奠来俊哥哥的文章。
    厂长下令全厂所有人员停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关闭所有机器设备，肃立在自己的岗位旁，静听喇叭里传来的，我那略带颤抖的声音……
     “……当我们扒开了压在他身上的砖砾，看到的是紧紧抱住生命的躯体；当我们透过布满泪水的双眼，看到的是鲜血、染上鲜血的砖红和衣衫。可我们又怎能分清那红？因为，俊来哥已经用自己的生命，把这一切融合在他如火的青春里，青春在那一刻定格，火红的青春永远属于了俊来哥！”
    喇叭里颤抖的声音在砖厂的上空久久盘旋，我希望那声音能穿透云层，飘向九霄，因为那里有俊来哥的灵魂在微笑。
    此时的我，透过模糊的双眼，似乎在一片红色中，又看到了一张黝黑的笑脸，那是一张多么年轻的脸。
    那年，我们都年轻。那年，我们经历了血色的青春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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