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信奉天主教,只是在近代宗教改革以后,新教才逐步在一些国家占了主导地位,但仍然不是欧洲国家的主流。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仍然 以信奉天主教为主,当然在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则是以东正教为主。就近代的民主发展而言,欧洲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的时间都比较迟,有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晚。而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大陆国家,其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比较迟缓,倒是信奉新教的国家(如英国和瑞士,以及作为新教文化延伸形式的北美)则较早地建立了民主体制。这是一种简单的关联关系,而实际情况则相当复杂。德国人路德最早举起了宗教改革的义旗,路德宗在德国虽然没有占主导地位,但也是新教中有势力的教派,而德国的民主制度却姗姗来迟,直到二战结束以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西部)才在外部势力的强制之下,建立了比较正常的民主宪政国家。

　因此,学者们研究了天主教与新教在影响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天主教内部的不同派别对于民主政治的态度及其影响。在19世纪,天主教会对于自由民主的制度一般持敌视态度。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天主教会本身长期植根于封建君主制的旧秩序,而这个封建体制相当地照顾到天主教会的利益。教会并不欢迎任何变革,这在意大利尤其如此,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剥夺高踞于诸教皇国之上的教皇的权力。而且,基督教的教义中虽然有可供民主派利用的内容,但其基本教义仍然不利于民主革命。比如关于人性之原罪的教义,有利于保守的右派的意识形态,而不利于激进改革派的意识形态。此外,天主教会本身的形象是建立在这样的普遍假设上的,即真理是由得到神意灵感的精英所维护的。

　　19世纪的多位教皇都没有表态支持参与式民主。教皇格列高里十六世在1832年的通谕中,坚决反对选举的议会、表达自由、良心自由以及教会与国家的分离。他援引教皇制的神圣来源,以此为自己编结统治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理由。此后,梵蒂冈主教会宣布教皇之绝对可靠性,这被新教徒们看作是对天主教会之外的基督徒合法性的直接挑战。改革派人士认为天主教的观点实际上是否认自由民主思想和政治的精神实质。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革命可以看出,天主教通常是反对自由派人士有关扩大普选权、建立像国家公立学校体系和强大的国家认同等等进步要求的。但是,天主教会并没有借助于完全无视大众的思想潮流而维护其体制上的完整性。教皇利奥十三世1891年的通谕标志着一种态度上的变化。虽然该声明仍然谴责社会主义,但却接受了国家在人间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当西欧诸国稳定下来,并且日益民主化时,由少数精英围绕相互竞争的利益来运作政治的旧制度也被大众政党的竞争所代替,一些选举人也被动员了起来。

　　天主教会这一时期在公众中树立的形象亦即其主题是所谓合作主义,这是在自由主义的右派与阶级团结的左派之外的第三种立场。天主教会所宣扬的是这样一种有秩序的社会之理想,其中的人们通过一些具有特定功能的行会而团结在一起。天主教会主张的不是自由竞争经济下的个人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存在一种有规约的结构,它由工人、经理人和雇主所组成的社团所构成,他们通过谈判而得出尊重所有各方利益的合理而公正的结果。但是,对这种合作主义的理解却相当灵活,不同的利益群体给出相当不同的解释。而在实践中,它有利于那些已有权威权势的人,这些人把这种合作主义看作是管理下层民众的新的渠道。
　　与天主教会的这种立场相适应,一些天主教国家出现了大量的社团,而神职人员则在前台活动。当政治属于少数统治的精英时,天主教会的利益通常是由其贵族来代表的。而在大众动员的时代,神职人员则在社会运动和选举政治中变得相当活跃。教士们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领导了一些政党。当然,天主教会本身并不完全赞成其神职人员如此介入政治,其危险性在于,天主教政党和社会组织把那些表现出不和谐的独立倾向的强大的领导人驱逐出去。当然,正如约翰,怀特(John Whyte)所指出的,天主教的政治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变得不那么突出,主要是因为19世纪80年代激起了如此多冲突的那些议题以某种方式得到了解决。意大利坚定地实现了国家统一,已经没有必要再争取那些教皇统治的小国回到教会的怀抱。国家对于天主教会的援助不再引起强烈的情绪,在法国,这样的援助已经撤消,而在意大利和比利时,援助仍然存在,都不再是问题。关于建立公立学校的问题也大多得到了解决。但是,导致天主教政党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右派的一个新的提倡者的出现。天主教教义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一个壁垒的角色被法西斯主义所颠覆。法西斯主义分裂了天主教阵营。法西斯主义对强大国家的崇拜与天主教的教义相违背,并且了冒犯了不少天主教人士,而且,法西斯的社会组织企图取代天主教的组织。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的合作主义又是对天主教教义的回应,而法西斯主义所诉求的许多情感性的东西(民族主义、团结、对秩序的渴求、寻找替罪羊)对于其他人士像对天主教徒一样有其吸引力。

　　人们往往认为,天主教的环境为权威主义提供了较丰富的土壤,而新教则比较倾向于民主体制。在20世纪的政治发展中,这一点从直觉上经常能够成立,当然,具体情况则更加复杂。欧洲的独裁政权和拉丁美洲的不少军事独裁国家,可以为此论断提供一定的支持。欧洲不少国家在一战结束和二战爆发之前,屈服于某种形式的权威主义政府。

　　在纳粹德国,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态度相当复杂。德国在纳粹上台之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代议民主制度的实践,天主教徒已经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和组织,纳粹党上台前即与这些团体竞争。天主教徒最初要比路德宗新教徒更不情愿支持纳粹。但这更多地是出于对现有的右翼天主教组织的忠诚,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不认同。在不少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州,天主教徒最初反对希特勒,然而,在天主教徒主导的巴伐利亚,天主教政党却宣布与纳粹合作。某些天主教媒体支持纳粹重振德国的努力,天主教会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而支持希特勒采取的国际行动,包括占领奥地利,而许多普通天主教徒和下级教士则勇敢地反对纳粹主义,因而遭到了纳粹的镇压。

　　纳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子里出现并肆虐。它通过侵略战争和政治影响,把不少欧洲国家从自由民主体制拖回到权威主义体制,开了民主的倒车。导致这一历史大倒退的原因很多,而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值得总结。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一个深刻的根源是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萧条导致的大批失业人口和社会混乱促使人们渴望秩序和强大的政权,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可谓是应运而生。当然,美国在20世纪末至30年代也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却并没有导致法西斯主义政党和政权,而是出现宪政民主框架内的罗斯福新政,这与欧洲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当中政治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形态根源上的差异不容忽视。天主教的某些思想传统和教会的态度确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不是导致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决定性原因。当时欧洲的一些国家以极右的政权取代左派政权,这甚至发生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强大军事力量占领这些国家之前,这表明了代表旧秩序的一些机制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机制之一便是天主教会。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天主教会的领导人利用社会不稳定,不仅推销其宗教灵感所触发的有关良好社会的合作主义立 场,而且也用来促进其世俗的利益。例如,葡萄牙的教会领导人强烈反对“第一共和国”(于1926年被推翻),因为该共和国公开宣布的世俗宪法降低了教会的作用。此外,天主教会缺少对民主的热情,它在精神气质上是反自由主义、倾向威权主义的。教会虽然不情愿地接受了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下运作的必要性,但却仍然反对人们有权自由选择这一根本原则。因此,天主教组织的保守性与基督教教义中某些有利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内容不是一回事,这再度显示出基督教在政治和意识信仰上的复杂性。
　　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天主教体制充当了大多是消极但却是重要的角色。法西斯主义者带有一些明显反基督教的特质,比如领袖崇拜、虚拟的民族主义、国家崇拜并且以暴力对待替罪羊。但是,他们也试图利用基督教的规范力量来充当道义权威,以此来说服大量虔诚的基督徒,包括一些高级教职人员支持其事业,甚至实际地参与他们的压迫行动、暴力、种族灭绝和战争。当然,基督教价值观并不直接支持纳粹的意识形态,天主教与权威主义的联系更多地是结构性的结果,也就是其机制形成的力量。路德教会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也曾经表现出倾向于威权主义,从初步的自由民主体制倒退。二战结束以后,在俄罗斯和东欧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些国家的主要宗教基础是东正教,这样的体制也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因此,从天主教到东正教,再到路德教会(其程度在三者中较弱),对于权威主义有相当的机制上的支持。它们坚持教会组织机制的至上性,很可能把国家看作是作为一个社群的“人民”的政治体现者,而不是个人偏好的表达者。相反,新教传统中的改革阵营则比较倾向于分成派别相互竞争和制约,并且鼓励个人主义,降低对权威的服从。因此,在这些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比较强的国家,一般不会让法西斯主义和权威主义占上风。这也可以解释同样面临着经济大萧条和危机,何以在德国和意大利产生了法西斯主义,而在美国则是宪政民主体制下的新政,虽然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加大了,但并没有产生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政府,宪政民主的体制未受到损害。前面说过,改革后的基督教即新教已经把信仰个人主义化,鼓励教徒自身通过理解《圣经》来确立和表达自己的信仰,没有必要那么强烈地依赖教会组织。因此,新教中改革势力占上风的国家和地区,其个人主义的倾向也强烈,其信仰更趋于理性,不容易形成对于某个领袖人物、团体、政党的极度崇拜和依赖,而这些依赖正是法西斯主义和权威主义产生的宗教文化土壤。从一战后欧洲政治的发展,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作为基督教重要分支的天主教、东正教和路德教会,在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上要比改革派的新教为极权主义的合作主义立场提供比较恰当的结构基础。

　　就基本精神气质而言,天主教和东正教对于异己的信仰更难以宽容,这也是其与威权主义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个原因。这些宗教以为自己是惟一的真信仰,因而没有给异己的信仰提供什么空间。天主教会坚持只有自己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它与政治保守势力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就意味着反对该宗教既得势力的人们要被逐出教门,而成为完全反宗教的分子。这样一来,在此类宗教占上风的国度,就容易制造出极端的左派政治力量,因为主流的宗教不会宽容他们,从而制造出极端对立的分子。反之,在比较宽容的宗教(比如改革派的新教)中,政治反对派不容易采取极端对立的立场,因而其轮流执政的政党在政治立场上的差别并不大,也不会尖锐对立,严重地撕裂社群。因此我们看到,在西欧保持了最保守的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产生了最大众化的左派政党;而改革派的新教文化则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教派,从而吸收了社会中大量的能量,这些能量如果处理得不好,是可能促成政治上反对势力坐大的。这些教派有:贵格教、浸礼教、卫理公会教、救世军,等等。那些本来有可能被吸引到反对现有制度的激进的革命立场的人,可以用比较温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即通过这些被容忍的奇异教派的活动来表达。因此,英国、美国和荷兰就没有像天主教国家那样产生两极化的对立政党和政治。

　　由此可见,虽然同属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体制曾经产生了不同于改革派新教体制下的政治模式,主要原因是其组织上的严谨控制,思想信仰上的保守,维护既得利益,不能宽容异己的信仰,因而在两次大战中间曾经与极右的威权主义政治制度发生某些联系,其在二战以后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也相对缓慢,并且经常制造激进的政治左派,因而面临两极政治和社会分裂的局面。相反,改革派的新教文化则强调个人主义和理性的信仰,不过度依赖于国家和权威,容许不同的信仰和言论自由,因而所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比较稳定,也较少尖锐的政治对立。当然,其人权问题、种族问题也曾经形成激烈的局部对抗,但总体上的政治发展则较少极端对立的政党比拼。近二十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新政治格局的形成,基督教这两大派别之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即使是天主教和东正教主导的国家和文化,也在逐步走向正常的民主体制,政党和政治的尖锐对立和对抗也在减弱。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基督教在西方民主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成为民主革命者的意识形态武器之一,以此来为推翻封建专制暴政的革命制造舆论,某些教义在捍卫公民权利特别是少数族群的权利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基督教内部的派别之间的差异也相当大,天主教和东正教比较保守,往往成为建立自由民主体制的障碍,而改革派新教则比较开明,时常为民主的体制鸣锣开道。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政治体制的主流是自由民主制度,尽管仍然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未采纳民主制度,但世界政治的大趋势是日益走向自由民主,专制和独裁制度日渐式微,走向衰落。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又有一大批国家改采民主制度。尽管一些新的民主体制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时间和政治实践的磨练,但是民主制度在扩大和发展,这却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不同,当然不大可能在一个主导的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民主制度。但是,它们需要在借鉴外来的、主要是西方民主政治经验的同时,开发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有人从东亚儒家“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为今天的民主变革作论证,以弥补纯粹拷贝外来政治制度所引起的水土不服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研究民主政治发展的思想文化根源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