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时语文老师常换，要么被揪出来，要么下放，以至于我现在想不起他们姓什么，容貌啥样。新来的老师总要我们用“雨后春笋”造句，我和同学们的答案基本上都一样：“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英雄人物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后来来了一位工人师傅，看上去饱经风霜，仍要我们用这个成语造句。我绞尽脑汁，苦思苦想，终于变了点花样：“文化革命象春雨，雨过之后长春笋，笋长大了变竹子，竹子可以做笛子，笛子可以用来吹革命歌曲、宣传毛泽东思想，现在吹笛子的人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师傅说我的句子太罗嗦，不像在造句，更像做文章。

不管怎样，我说的是实际情况。那年头经常可以看到喝醉了酒似的人们在大街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南昌市的八一大道，据说除了北京的长安街，属全国第一宽。路旁常有大人小孩围着看戏，吹吹打打唱唱跳跳跟耍猴一个样。我爱看热闹，为了多看几遍免费的演出，常跟着敲锣打鼓的人群，从射步亭奔到墩子堂，从八一桥头跑到人民广场。我还特别羡慕那些表演节目的人。既然这么多人像我一样爱赶热闹，如果哪天我能表演，老师、父母定会对我刮目相看，我这么想。

家里有一支竹笛，也就那么一支竹笛，文革前我听父亲吹过，后来就一直挂在墙上。我把它取下，要父亲教我，从试着吹响到吹出音符，再练习吹简单的曲子，从《东方红》到《北风吹》，再到《北京有个金太阳》。

那时候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到处莺歌燕舞，街头巷尾总有笛声伴随人们放声歌唱。笛子便宜，容易入门，吹的人自然多如牛羊。但据我的经验，真正吹好不容易，里面大有文章。既有指头上的功夫，又有舌头、嘴唇上的技巧，还要运气得当。在庆祝‘九大’胜利召开的文艺演出中，我登上学校的露天舞台，当着全校革命师生的面，高奏了一曲“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那是纯粹的独奏，既没有伴奏，又没有麦克风，靠的全是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加上天生的自信和胆量。一人站在台上从头吹到尾，吹完就算演出成功，就能得到同学们的喝彩和鼓掌。过后不久我被选入 学校宣传队，到许多地方去进行战斗演出，歌颂红太阳 。

读完五年级，与六年级的同学一道进入初中。那时我还未发育，只能跑跑龙套，用童声唱唱“我们走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宣传队的大哥们，高我一大截，整天戴着绿帽还穿着绿军装，我好象见到解放军叔叔，学军来到部队营房。待到高一后，进入文艺班，才轮到我这猴子称霸王，常上台独奏《牧民新 歌》和《我是一个兵》，有时还要为人民服务再来一首《扬鞭催马运粮忙》。每当吹到那段快三吐时，台下总会暴发出热烈的鼓掌。这时的独奏已不是儿时那种彻头彻尾的独奏，而是有手风琴伴奏。为我伴奏的女同学，跟我是同窗。她漂亮得让我不敢久看，她的辫子很粗，手指很长，眼睛大又亮 。如此漂亮的女同学，常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我身旁。

那年代男女同学不说话，除非思想有问题，精神不正常。我和她都不是那种敢于反潮流的人，除了排练时非讲不可的话，就没有什么别的好讲。其实我很想和她说说话，但心怀鬼胎，万一被她或别的同学识破，岂不要原形毕露，出尽洋相。那时候看的小说，象《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等，都是癞蛤蟆似的反面人物才对漂亮女人感兴趣。再怎么受煎熬，咱也要假装正面人物的形象。

七五年毕业时没有告别就“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其实是待业在家整天吃闲饭。虽无所事事，但心中充满希望。我渴望去广阔天地炼红心，因为毛主席说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地方，但我几个弟弟也想出去经风雨，见世面，都争着吵着要上山下乡。父母最后把我选留在身旁。我只好一面练笛子，一面等待祖国的挑选。父母还到处托人为我找点临工、苦力活干。我们那代人，常拿高尔基作榜样，荒废了学业，浪费了宝贵时光，却以为正在读“我的大学。”笼中的鸟儿不能飞，我却一点不惆怅，觉得自己有朝一日可以“象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啊，前途无量。

春雷震天又一响，这一回是逮住了“四人帮，”全国人民都上街，我又有机会展现我的文艺特长。接踵而至的是筹备两个五十周年大庆，八一起义和秋收起义都发生在我的家乡。省领导特别重视这项重大政治任务，井岗儿女又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许多企业到社会上网罗文艺人才，我有幸被南昌低压电器厂录用，整天排练、汇演忙。我时常想念那悠扬的手风琴声，总在参加汇演的人群中左顾右盼，寻找那双又大又亮、以前不敢多看的眼睛。咳，人海茫茫。

接下来开始攻书，苦战数年仍未过关，没想到在大学校园遇见她。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只是粗辫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齐耳短发，洋溢着青春活力和时代的芬芳。我常去她琴房看她练琴，在一起谈论贝多芬莫扎特萨特佛洛伊德肖邦，也谈人生和理想。她说以前排练、演出耽误太多学习，说话间眼睛里流露出淡淡的忧伤。我说我们这代人的命运都一样，因为我们的父辈愚昧，受了欺骗,被人利用,还过于疯狂。她说有时感到很孤独，我不知如何安慰她，就敷衍了事地说人人最终都孤独，到头来咱们个个都一样。我跟她什么都敢谈，就是没敢谈那件正经事，因为学校不提倡。她在钢琴上反复弹奏《牧民新歌》的那段引子，这么多年，她依然没有忘。

毕业前夕，我们系开文艺晚会，我请她来伴奏，我吹到哪她跟到哪、轻松自如，得心应手，一点也不显得慌忙，我们对以前演奏过多遍的曲子都有更深的理解，不会拘泥于某个音符或音长。好心的朋友为我们的默契配合和精彩表演拍手捧场。

毕业时我与她道别，告诉她我分配在什么地方，邀请她毕业后去玩。她默默无语，一声不响。回去的路上我好后悔，为什么偏要说毕业后去玩，没毕业就不可以去玩？后来仔细一想，可能是因为学校老强调学生在校期间不许谈恋爱，潜意识里，我不愿给她惹麻烦。咳，大学都毕业了，怎么仍像个中学生，总受环境影响。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我干劲冲天显得特别忙。根据系领导的要求，单身汉要住在校园，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监督他们的比学赶帮。不知不觉一年很快就过去。六月底临近放暑假的一天，我正在监考，抬头一看，她冲着我微笑，亭亭玉立在教室的门旁。她告诉我她毕业了。她的突然出现让我喜出望外，又有点慌张。中午我请她吃饭，她象电影明星出现在学校食堂。

那年夏天特别凉爽。有次我在八一公园旁的东湖上吹奏七十年代的笛子独奏曲，她用吉它为我伴奏，乐曲在静谧的夜空回荡，整个世界仿佛只有我们俩。英雄城南昌的夜晚，胜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好时刻终生难忘。

大约半年后，她正式邀请我拜访，说她父亲要请我赴宴，我受宠若惊，同时也想起了《红灯记》里的鹫山队长。她还特别叮嘱我，成败在此一举，一切由他父亲说了算，因为他在家有绝对的威望。我拎着两瓶四特酒，骑着自行车兴冲冲地直奔她家，嘴里还哼着《扬鞭催马运粮忙》。

她父亲是个知识分子，看上去也像知识分子，儒雅而又慈祥。这又一次证明我过去的猜想：人是什么就长什么样。我也希望自己未来的岳父大人是个知识分子，这样共同语言多些，免得将来总是鸡同鸭讲。那天他兴致勃勃，酒桌上侃侃而谈，从“三反”、“五反”到反右，从文革到眼下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痛说革命家史到美好的日子万年长。我尽量少说话，自始至终作洗耳恭听状。偶有间隙赶紧敬酒，我要向他们表明我的诚意，我要向他们显示我的海量。

酒过三巡之后，她父亲开始问话，我毕恭毕敬地、如实地作了回答，后来他心血来潮，叫我谈谈对毛主席的评价， 谈谈毛泽东思想。我说毛主席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人，只是为了他个人的权力，才不顾民族大义，弄得老百姓受苦遭殃。“你说什么？”他勃然大怒，仿佛李玉和在宴席上痛斥无耻叛徒，刚才的笑容顿时消失光。“你对毛主席什么态度，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他老人家为我们打下江山，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没想到话不投机，他的观点与我的截然不一样，在他惊愕地看着我时，我也感到迷惘，如果与他辩论，我有把握驳倒他。但我不想与他辩论，我要尊重这位特殊的师长。“你这人太糊涂，要不就是思想太反动，居然还在大学当老师，这不要把学生带坏吗？你辜负了党的培养”他在继续发怒，慷慨激昂。“你这样发展下去，会走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这就是我女儿的中学同学、大学校友、未过门的郎？我不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话音刚落，就起身离开了厅堂。

她那双漂亮眼睛充满了泪水，看来一切都要泡汤。

几天之后我收到她父亲的信，洋洋洒洒写了三、四张，读他的信好象是在政治学习，批判我的反动思想。若不是他的身份特殊，恐怕我不能坚持读完最后一张。只有两个地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令我至今难忘。一是落款处的日期，那天恰好是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特意在括号里注明“一个伟人的诞辰日” ；二是最后一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不能让女儿跟着你遭殃。”

这种水平也配做我的岳父？我的心上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家长？我真想大哭一场。

八九年年底，我从中东援外回来，衣锦还乡。上街走一走，看看熟悉的地方，看看变化发展中的家乡。外出的人，哪怕是短短几个月，都会以为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何况是好几年。我像海外赤子，重新回到母亲的身旁。从八一桥头沿着胜利路往南走，不知不觉来到南昌市文化用品商场，这商店我以前常来常往，或为自己买笛子，或为朋友帮忙。每次试吹，总会吸引许多行人驻足聆听或观望，有时竟会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那情景胜过热烈的鼓掌。我身不由己地来到乐器柜台，发现橱窗里仅有几支质量很次的笛子。昔日的雨后春笋都到哪里去了？现在的人不再疯狂？看来我们国家有希望。

从乐器店出来，我思绪万千，回忆着和她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若不是她父亲的固执，她早已成为我的新娘。分别已有六年整，她的生活是否充满阳光？听同学说她一直在办调动，仍住在娘家，单位上还未分到住房。我突然产生了想见见她的冲动，我要看看她的模样，我有话要讲，或许我还有一线希望。

中午吃饭时分，我把她的家门敲得咚咚响。小时候我就敢同大人讲理，何况现在我长着高高的胸脯，宽宽的肩膀。她父亲半开着门，眯着眼睛把我这不速之客来打量。我微笑着向他自我介绍，没等说完他就开了腔：“几个月前我还和老伴提起你，这回大学生闹事，就是像你这样的老师太多，你们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他父亲没有让我进屋的意思，站在门口我只能看到客厅墙壁上的横幅“难得糊涂”四个字。我想回敬一句：“我们国家像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否则结局就不是这样。知识分子都像你，国家还有什么指望？”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我不是来跟他辩论的，我只是告诉他，人民觉悟了，国家才有希望。

来到美国后，每当我看到“难得糊涂”，就会想到她父亲，就会明白为什么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当然也会对自己穷困潦倒的窘境感到无奈和悲凉。有时拿起笛子吹吹，试图解解闷，有气无力地独自吹着那些曲子时，我总忘不了那如诉如泣的手风琴声，忘不了那双含着泪水的漂亮眼睛，忘不了故乡南昌城夏天的晚上。《我是一个兵》中的那段快三吐，在手风琴的伴奏下曾为我赢得无数掌声和骄傲，现在吹起来，我仿佛看到战败的士兵在上气不接下气地逃亡。《牧民新歌》的那段引子，优美的旋律曾给我无限的遐想，让人憧憬蓝天下辽阔的远方，现在吹起来，我仿佛看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天涯艰难地跋涉，在绝望中呻吟、哀唱。

但愿有人来伴奏，共同奏响崭新的生命乐章，咱家乡也就同这一带一样，美好的日子万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