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別高粱話滄桑
是的，在華北、在東北、在西北，大片的高粱地已經消失，高粱作為我國曾經被廣泛種植的傳統糧食作物退出了歷史舞台。那麼，高粱是怎樣退出歷史舞台的呢？
'草橋關民'發表的《高粱地基本消失是農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一文，把高粱退出歷史舞台的過程歸結於“包產到戶、人們追求‘精緻生活’，於是高粱就退出了歷史舞台”。
這種觀點並不新鮮，它實質是“政治萬能論”的翻版--衹要堅持正確的私有化方向，高舉個性解放的光輝旗幟，什麼高粱、穀子、大白菜都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如果進一步溯源，還會發現這個觀點淵源高貴，直接傳承了“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學說。
歷史是怎樣的真相呢？本文就以'草橋關民'所津津樂道的“高粱”為脈絡，通過對華夏六千年農耕文明生態演變的描述，作出盡可能系統、完整、準確的回答。
據考古發現的炭化高粱種子和公元三世紀編著的《博物志》對高粱的記載，我們可以斷言，中國大面積種植高粱的歷史上溯至西周早期，延續至20世紀70年代初、中期。是什麼原因讓紅高粱的“颯颯英姿”在中國的農耕文明史上占據了長達三千年的時間？而偏偏就是我們這一代有幸和它道別？
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高粱的產量並不像‘草橋關民’想像的那樣，“個子高，產量就高”；與原產於中國的水稻、穀子，原產於西亞的小麥，原產於美洲的玉米相比；原產於非洲的高粱在糧食作物中是除粟（穀子）以外單產潛力最低的作物。
人們種植高粱絕不是“為了追求產量”。1985年，全世界種植高粱面積5019.1萬公頃，總收獲7745.2萬噸，折算單產僅為不足103公斤/中國畝。中國的情況好於世界，1986年，中國共種植高粱187.55萬公頃，總收獲為538.40萬噸，折算單產為191公斤/畝。而在此前一年的1985年，按照同樣算法（略），中國的水稻為356.5公斤/畝，小麥為198公斤/畝、玉米為236.4公斤/畝，穀子為101公斤/畝。
除了產量，高粱的另一個先天不足是：難吃！西方發達國家一般把它列為飼料用糧，這到不是因為高粱所含營養低，它的營養成分和玉米相近。原因是高粱種皮裡含有大量的單寧，含量高達整個種子重量的1.5%。單寧就是生柿子所含的那種東西，它導致高粱味苦澀。
單寧的另一個作用是易於和蛋白質結合，生成膠體，膠體極不易消化；這就是吃了高粱麵窩頭肚子容易發脹的原因。現在雖不吃高粱了，但很多的《生活小常識》之類的小冊子都勸戒人們：不要吃生柿子，容易誘發膽結石。由於膠體沉澱，喝高粱麵糊是不能動筷子的，稍有攪動麵糊就會“瀉”--膠體和水分分離；有經驗的食客都是不停地轉動飯碗，直接用嘴“呼嚕呼嚕”地喝。
高粱難吃還在於它和玉米、穀子相比，缺乏必要的穀氨酸、賴氨酸、蛋氨酸等氨基酸。“穀氨酸”顧名思義就是“穀子裡的氨基酸”。這些穀氨酸有什麼作用呢？味精的學名就叫“穀氨酸鈉”。缺乏氨基酸的高粱絲毫沒有玉米、小米的香適味覺。
關於高粱的難吃，我們甚至還可以引用東北、北京一帶流傳的一句“俏皮話”作為佐證：日本人吃高粱米---沒有辦法了。
就是這樣一種既產量低又質量差的糧食在中國的農耕、餐桌、灶頭活躍了三千多年。我們不禁要再一次追問：是什麼原因支持它從非洲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又是什麼原因迫使它依依不捨地離去？
從先民的聚落和“洼地”說起。
“走過一洼又一洼，洼洼地裡好庄稼”
這是反映農村巨變、歌頌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優秀現實主義劇作--《李雙雙》中丈夫孫喜旺的一句唱詞，非常膾炙人口，中原一帶家喻戶曉。
我們注意到的是：這句唱詞中連用了四個“洼”字。如果你對華北平原、黃河中下游平原，包括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湖北北部等諸多省份的中國北方農村有稍微的了解，你就會發現這個“洼”字的使用是極為廣泛的，它滲透在農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中。幾乎每個村莊都有所謂的“洼地”，有些超過2000人的較大村莊，甚至有“東洼”、“西洼”、“南洼”、“北洼”的情況。
村民們相互打招呼：
“去哪裡？
“南洼割麥子”
顯然，這裡的“洼”是指某些特定的田地。
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來了一個人問路：
“去七里營怎麼走？
“一路向東，
“有多遠？
“兩洼地”
這裡的“洼”又演變成了距離的度量單位。據筆者的經驗和調查，一洼的距離約等於一公里。
能夠演變成度量衡單位的事物，必定是與人們最為密切相關和生活中最常見的事物。比如英尺foot（複數形式feet）就是一個男人腳丫子的長度；中國的“丈”原義就是一個男人身高的長度，故有“丈夫”之說；據說當時是按大禹的身高為標準確定的。當然，隨著歷史變遷，中國的“尺”發生了變化，使得10尺（一丈）的長度到今天和一個男人的身高已經大不相符了，但還是留下了“丈夫”這樣的詞彙。
可見，中國北方農民與“洼”的關係和對“洼”的認識程度，相當於英國女士和“男人腳丫子”的關係，那是“每天晚上都要碰一碰的”。
“洼”的度量衡化反映了“洼”普遍性，度量單位的大小反映了“洼”的規模----是以公里作為尺度的。
“洼”到底是什麼呢？這裡我給出“洼”的定義：“洼”是中國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連片、季節性濕地。“洼”與聚落地、旱地、水源、氣候等要素一起構成了傳統中國農業的生態元。這種生態元亙貫了中國六千年農耕文明史，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被新的生態元取代。所謂“生態元”我們可以簡單地理解為“構成大生態的基本單元”。
河南古稱“豫”，“豫”的字面意思就是“一個人牽了一頭大象”。地質學、人類學、考古學揭示，在華夏祖先即將進入農耕文明的前夜，即7000～8000年以前左右，中原大地是一派水草豐沛、林木茂盛的景象；現活動於熱帶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帶尚有出沒，其生態景觀介於現在的東北丹頂鶴棲息地濕地與西雙版納雨林之間。
後來，由於氣候的變遷，林木漸漸稀疏，濕地逐步演變為“季節性濕地”；所謂“季節性濕地”就是在降雨量大的季節或年份表面積水，在降雨量小的季節或年份積水退去，露出地面。就是在這個時期，華夏先民在這塊土地上急劇繁衍起來了，中國農耕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一個個農耕聚落出現在遼闊的東亞內陸。
由氣候變化引起的生態變遷，相對於人類文明史來說是極其緩慢的，這就意味著在以千年為度量的時間段裡，華夏的農耕文明必須與“季節性濕地”所構成的“生態元”結伴而行，若沒有強大的力量介入，這種狀態就依然緩緩延續。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是《詩經．衛風．氓》所描繪的、今京廣鐵路新鄉--安陽沿線的大平原3000多年前的生態景觀；這個“隰（xi）”就是低洼積水地。直到距今八百年，京城汴梁雖早已不見了大象的蹤影，但在京畿大型鱷魚還時有活動（何新考）。可見前、後生態之穩定性。
聚落的基本形式是村子。北方先民們是怎樣選擇、安排他們的聚落呢？首先必須面對人類不是“兩棲”動物的現實，選擇能常年露出水面的高台地帶作為聚落地；其次周圍還要有相當面積的常年旱地用於耕種，用於種穀子。這部分旱地史稱“桑田”、“桑榆之地”或“永業田”--這些都是從西周就有的稱謂。
何謂“桑田”？棉花引入中國很晚，古稱“木棉”。直到唐宋能夠擁有一件出產於印度的“木棉袈裟”都是很不容易的，圍繞著這種寶貝，經常有很多血雨腥風的傳奇發生。中國古代的紡織品主要依賴於絲、麻，在村邊旱地的田邊地頭栽種桑樹是西周就已經非常普及了的傳統和習慣。據說，這是軒轅黃帝的老婆--嫘祖，在此2000年前親自倡導的。
何謂“永業”？故名思義，就是不動產。在征服或開發而形成一個聚落的早期，這種田地往往是參加戰爭和開發的聚落成員按人頭可以分得的，並可以傳之後代。這些田地官府造冊登記、歲畝徵賦。為了宣誓產權，居民常會在田地之間埋下石頭或石灰坑作為界標；20世紀曾經活躍於中國政壇的“蔣中正介石”，其名、字皆源於此。
“榆”即榆樹。榆樹耐旱不耐澇，雖成材周期長，但主幹發達，材質堅實，是典型的棟樑之才。在聚落附近栽種榆樹表達了先民們對占有這份不動產的自信和對未來的有所設想。
關於洼地在北方平原是不是大規模存在，我可以說一說北京，因為大家對北京相對了解的多一些，我單說我這裡大家不知道。北京亞運村附近有一個地名叫“馬甸”，首鋼的新廠址叫“曹妃甸”，北京的經緯度是北緯40度/東經116度(N40/E116)，正好處於這個整經緯度座標點上的村子叫“下葦甸”，北京大年正月初一的老廟會叫“廠甸廟會”...
這個“甸”就是大片的洼地。《禮記．周禮．地官．小司徒》載：“四丘為甸”，意思是：由四個高地圍起來的那片洼地就是一甸。經史學家鄭玄進一步注釋為：“甸方八里”，意思是：一甸是八里見方。可見“甸”的度量比中原一帶的“洼”要大。
清代的北京地區仍沿用“甸”作為地名，反映了北京地處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錯地帶，農業開發程度相比中原要低，人口密度小，聚落間距大的歷史狀況。50歲的老北京人都還記得海淀（也作海甸）區西北郊區大片的低洼積水。上面說到的“廠甸廟會”就有《竹枝詞．廠甸正月》云：“雪晴滿路是泥塘”；“下葦甸”之“蘆葦”也是和低洼積水有明顯聯繫的。
從洼地積水和“鹽鹼化”說起
和“桑田”相對，距離聚落較遠的就是“洼地”，那裡是不適合人類棲息的地方。由於地勢低洼，往往秋季積水，在降雨量大的年份，甚至全年積水不退。如果有讀者要把這些和“水草漣漪”、“地球之肺”等浪漫的詞彙連接起來，實際的情況一定會讓你大失所望。和恆久濕地的生機昂然不同，與“季節性濕地”帶來的是“鹽鹼化”，古文獻稱之為“斥鹵”。
洼地“鹽鹼化”的生成機理
秋季，雨水從天而降，溶解了地表的可溶性鹽分，從四面的台地湧來，將所有的可溶性鹽分搬運到洼地，在洼地形成齊腰深的積水，水面上漂浮著從聚落衝來的生活垃圾死雞爛鴨；由於沒有河道排出，積水衹能有兩條出路：下滲和蒸發。蒸發的過程就是鹽分的富積過程，下滲的過程就是鹽分的儲存過程；年復一年，洼地的淺層水鹽分逐步累積。我們把以上的溶解---搬運---富積---儲存---累積的過程稱之為鹽鹼生成的“宏觀機理”。
除了宏觀機理，鹽鹼化的過程還有一個“微觀機理”：初冬，來自西伯利亞的乾燥風吹過洼地，在陽光輻射的幫助下，將表層土壤的水份帶走，本來含鹽量已經很大的地表水進一步濃縮，鹽的白色晶體終於析出了。
要命的是隨著水分的蒸發，土壤打開它們的毛細管，源源不斷地地將含鹽淺層水“泵”到土壤表層進行補充；繼續重複蒸發脫水、析出晶體、再次補充的過程；如此周而復始把晶體鹽累積在土壤表層。整個洼地，在冰封來臨之前完全變成了一個專業的“曬鹽場”。鹽層的堆積厚度可達10cm以上。
洼地、鹽鹼地的耕作價值與“桑田”不可同日而語
極度或高度鹽鹼化的土地，基本不適宜農業耕種，始終處於荒蕪狀態。那裡通常衹有很少量的幾種雜草可以生存，最常見的是“莎草”（音“蓑草”）。
對人類文明史有過一些了解的網友，往往會聯想起茂盛的“尼羅河莎草”，古埃及人用它加工出了人類最早的植物書寫材料--“莎草紙”（順便說明：“莎草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蔡倫紙”，它的性質和樺樹皮經過柔化加工可以作為書寫材料相同）。尼羅河莎草高達一米至數米、亭亭玉立，在中國是可以當做“觀賞植物”的，中國北方的莎草就沒有這個幸運。在土壤、水源條件良好的環境下它可以長到30cm高，在高度鹽鹼化的土壤中，它的高度不超過10cm。其根莖可入葯，葯名“香附子”。
“呼嘯的西北風掠過曠野洼地，稀疏低矮的莎草枯萎凋零，殘敗的枝葉被白色的鹽層覆蓋”--這就是初冬洼地的一派蕭殺景象。
“春夏似火炕，秋季水汪汪，冬來白茫茫”，農民對洼地與鹽鹼化做出了最洗練的描述。
鹽鹼的肆虐雖嚴重制約了華夏農耕文明的進程，卻在另一個方面給整個人類帶來了驚喜。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葯和被稱為“第五大發明”的豆腐，都直接起源於對鹽鹼的認識和利用。把土壤泛起的鹽層用水溶解，過濾出清潔的液體，然後加溫蒸發，不久就會析出晶體，這就是硝酸鉀（俗稱火硝），是配製火葯的主要原料。剩餘的液體稱作鹵水（以氯化鈣為主的二價鹽）是製作豆腐的沉澱劑。
火葯、豆腐在中國鹽鹼分布最廣的黃河、淮河流域首先被發明出來，也許是上天為了憐憫華夏子孫們抗爭鹽鹼的一次次失敗所給予的安慰與補償吧。（注：豆腐的發明者漢．淮南王劉安主要活動在淮河流域；火葯配方的最早記錄者唐．孫思邈主要活動在黃河流域。）
洼地裡幾乎不存在輕度的鹽鹼化，洼地的可耕地大多處於中度以上的鹽鹼化狀態。“可耕”也不過是勉強可以耕種，即便是“勉強”也必須找到一種頑強的作物。
穀子是華夏先民最早馴化的農業作物，它的野生種即使是在現在的大都市都隨處可見--就是“狗尾巴草”。據說炎帝神農氏當時找來了很多種“狗尾巴草”試種，從中選拔出了穀子。在小麥、高粱、玉米傳入中國之前，穀子和稷子全面承擔著養育華夏北方子孫的任務，即使是後來它們也非常活躍，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還依然被作為主糧種植。
但穀子的特點是“耐乾旱瘠薄，不耐水澇”。它適應於山區坡地和黃土高原的水土條件，平原衹能種植在“桑田”旱地，洼地不可種植。
於是，高粱走進了華夏農耕文明的視野。
從高粱的植物學、農學屬性說起
高粱，原產於非洲，雖然中國也有野生高粱發現，但正統的農業史觀點依然認為高粱是公元前10世紀（西周）以前通過埃及--印度的途徑傳入中國的。華夏先民為什麼看中了高粱呢？這是由高粱的生物學、農學和洼地的土壤學屬性決定的。
高粱非常耐乾旱
這對於適應中國北方夏季的高溫乾旱是必要的。為了說明高粱的耐旱，這裡我們引入一個簡單的農學專用名詞：蒸騰系數(transpiration coefficient)。
蒸騰系數亦稱需水量。高粱的蒸騰系數是320，也就是說高粱每生成一克乾物質須消耗水分320克；穀子為250，而玉米為370，小麥為520，水稻為680。
在不同的生長發育期和不同的水、氣環境中，植物的蒸騰系數會隨之改變，因涉及過於專業的知識，不宜深入討論。
除了蒸騰系數，“植物形態學”也能說明高粱非常耐旱：高粱的地下根系極為發達，有利於吸收深層水分，在秋季狂風暴雨後常常會看到玉米倒伏，這種現象在高粱就很少見，這就是龐大根系的錨固作用。
高粱的莖、葉光滑堅實，表層充滿蠟質，有利於保護水分（高粱莖幹光滑堅實的這個特點，使它擔當了竹子、葦子、藤類的部分功能，成為“泛編織”材料。另外，高粱穗冠分枝很長，使它廣泛被用於紮製掃帚、炊帚等。這些就是‘草橋關民’“精緻生活選擇論”的全部理論依據）。
在乾旱過度的情況下，高粱的葉片可以縱向向內卷曲，盡力減少暴露面積；如果乾旱進一步擴大，高粱敏感的氣孔會即時調節整個株體進入休眠狀況，一旦遇水立即恢復生長發育。關於葉子卷曲，有很多網友通過電視報導，看到了重慶大旱玉米葉卷曲的景象，高粱的整片葉子可以比玉米葉卷得更結實。
高粱極耐水澇
特別是接近成熟期的高粱，由於氣空發育完整，即使被水長期浸泡也不影響正常生長，而玉米當土壤水份超過85％時就不能正常生長，一旦被水浸泡，玉米就會死亡。高粱、玉米的成熟期恰好就是洼地的積水期。“漂著盆子收高粱”是北方農村的一大景觀。
這裡我有一個家族故事講給大家：這是我奶奶講的。據說民國31年（1942年）秋天大雨不止。我奶奶的一個妯娌，就是我的一個本家奶奶，家裡斷糧已經多日。這一家春天剛喪了男人，留下20多歲的寡婦帶著一個剛剛七、八個月的男孩“熬寡”。這一天大雨剛剛有點止住，看著餓得嗷嗷哭叫的孩子，奶水已經乾涸了，想到北洼地還有一小塊接近成熟的高粱，想收一點回來給孩子打“糊糊”吃。她背著孩子，借了我家的大盆就去了北洼。
“大盆”是北方一帶家庭所能使用的最大陶盆，可盛水百斤左右。“漂著盆子收高粱”就是把大盆漂浮在水面上形成“盆舟”，人在齊腰深的水裡推著盆前進，把用鐮刀砍下來的高粱穗放在盆裡--“以盆為舟”，這不能不說是北方農民無奈中的創舉。
這天，一直到晚上，我的這位本家奶奶沒有回來。第二天，人們找到洼地，她已經死了。是被駐紮在臨近村莊的鬼子在村頭炮樓上用槍打死的。孩子的身上沒有槍傷，是子彈把大盆打了一個洞，沉“船”淹死的；她當時把孩子和高粱穗混裝在“船”上。我們家族的一支和我家的大盆就這樣完了。
高粱極耐鹽鹼
先說酸鹼度，就是PH值。玉米適合生長的酸鹼度為PH5-8、高粱為PH5-8.8。這個看上去差別似乎並不大，但在耐鹽性方面高粱和玉米之間的差別就變得不可逾越。
高粱可以在含鹽量高達5/1000的水環境中生長發育，5/1000是個什麼概念呢？這是一個接近海水級別的概念。大連近海的含鹽量為30/1000，遠海的含鹽量為31.3/1000。玉米在含鹽量超過2/1000時就會枯死。
以上分析使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大面積種植高粱是由中國北方的農業生態決定的。這裡沒有選擇，除了高粱，再找不出一種糧食作物能夠在洼地種植；至少，中國的先民沒有找到。按照生長發育所需的溫度、日照條件類比，很晚才傳入的玉米比起穀子更是高粱的理想替代作物，但洼地的積水和鹽鹼是玉米的種植禁區。
怎樣才能在中國北方的洼地種植穀子、玉米甚至水稻呢？中國的先民屢屢向蒼天發問、祈求；蒼天，沒有回答。
二、斥鹵生粱說輪迴
從洼地開發的輪迴說起
在中國歷史上，洼地的開墾與耕種一直是處於周期性輪迴狀態的。伴隨著戰亂、災荒的發生和止息，時而中斷，時而荒廢，時而又起。
當一個時期處於天下安定，人口增長的時代，洼地的一個開發周期就來臨了。通常是以聚落或家族為單位和其他聚落、家族爭奪開墾權，爭奪激烈就械鬥解決。即使官府出面仲裁，效果也往往不佳。這就是中國農村土地分布極不對稱的原因，常常是一個村子的耕地在一個方向上延伸幾里甚至十幾里，而在另一個方向卻被其他村子占領到村邊。
在歸屬劃定後，理論上講，參與爭奪的成員都享有平等的開墾權，但實際上經濟能力低的家庭所能開墾的土地要比大戶小許多。有沒有牲口？有沒有農器具？有沒有種子播種？這些都會成為制約開墾能力的重要因素。一個是撅頭刨，一個是三頭騾子雙鏵犁，二者的效率是不可相比的。大戶也會雇傭人力、畜力來開墾。
洼地即便被開墾出來也不意味著具有了“永業田”的意義。洼地的耕作風險很大，如果這年雨季前提，在高粱的幼、壯苗期洼地就開始積水，即使是高粱也照樣會顆粒無收。洼地距離村子都較遠，看護困難，成熟的庄稼被其他村子“盜收”的現象時有發生。當天災人禍發生時，人們為了降低渡荒風險，通常會放棄洼地的耕種，“擱荒”久了就會被他人重新開墾。一些經濟薄弱的小戶，即便是生、老、病、死、婚、嫁的正常變故，也會以極低的代價將洼地轉讓他人，他們寧願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村邊的
田裡。
土改分地時，我們這裡是按五畝洼地頂一畝桑田來計算的，就這多數人還不願要。相比較而言，經濟雄厚的大戶更喜歡整塊的洼地：一是類似於保險業遵循的規律，大戶可以通過“大數效應”來規避風險；二是適合大騾子、大馬的連片耕作。這些原因使洼地成為最容易被兼併的土地。
永業田裡經常可以看到的墳崗、墓碑、柏樹這些象徵歷史傳承的標誌在洼地是看不到的，沒有人會把自己的先人埋在將來很有可能不屬於自己的水坑裡浸泡。
榆樹也沒有，有的就是柳樹。柳樹主幹低矮不堪大才，但極耐水澇，插枝成林，冠枝發達、生長迅速。很容易讓栽種者在三、五年內收獲“把”、“柄”、“桿”、“椽”等短效益材料，很適合洼地的積水和所有權不穩定的狀況。是不是可以把洼地稱作“柳田”呢？古文獻未見有此說法，姑且作為筆者的“發明”吧。
每當大規模的戰亂、自然災害發生，整個洼地的開墾耕作就會完全停止，重新進入荒蕪狀態。洼地一經進入荒蕪周期，其時間多以百年為單位。比如，以大家都知道的小崗村為例，1194～1855黃河南下奪淮，然後北歸，在小崗附近形成了大片大片的無人洼地，僅燃燈寺一片就有近20萬畝；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才再度進入開發周期。
從聚落的“繁殖”說起
以大的時間段作為考察對象，我們會發現，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跨度內，洼地開發在總體上陷於周期性的重複輪迴，能夠鞏固下來的開發成果十分有限，能夠延續的開發進程也非常緩慢。這些可以在地名的歷史沿革與聚落的“繁殖”中窺見蛛絲馬跡。
“村”是最常見的通用地名，是先民較早建立的一批聚落。在漢之前聚落連同它周圍的“桑田”、“洼地”一起被稱作“野”，“野”反映了當時聚落稀疏、牧原寥廓的景象。
前面，筆者談到了洼地的兼併，在兼併達到一定規模後，為了節省往來時間和庄稼看護，大戶就會在洼地裡或洼地邊沿選擇地勢較高的地段建造房屋、院子，住長工、養牲口、打曬庄稼、收晾糧食--形成是所謂的“莊院”。長工也要娶妻生子，莊主也會有失地的三親六戚來投靠--這就是所謂的“莊戶”。如果老天開眼能讓他們在高地附近打出可飲用的“甜水”，一個新的“桑榆之地”就會漸漸形成。這類被“繁殖”出來的新聚落，一般都有一個通用地名--“莊”。
一個新聚落的誕生並不代表和這個聚落相關的洼地被改造成了“桑榆之地”。洼地是廣大的，若把洼地比作大海，聚落與“桑榆之地”不過就像一座座島嶼；一個新聚落的出現，不過就是一個“無人島”轉化成了“有人島”而已。
洼地依然還是洼地，洼地的本質是“積水”和“水機制”造成的“鹽鹼化”。衹要這個問題不解決，洼地就永遠是洼地，人們就衹能面對“海”一樣的洼地不斷感嘆。
“莊”的形成是先民們靠民間力量對洼地自發開發的標誌性成就，也是靠民間力量所能達到的最大成就。
一個“莊”的誕生過程是十分曲折、漫長的。一方面，它需要諸如：有沒有和平環境保證兼併達到規模？洼地裡有沒有像樣的高地？高地上能不能打出甜水？等諸多苛刻條件；另一方面，它在形成之初的100～300年內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況，因為在這段時間內，“莊戶”成員大多都和“母聚落”保持有較為密切的經濟（老屋、老宅地、老田地等）和宗法（家族、祠堂、祖墳、社團等）聯繫；一旦遭遇比如水災過大新聚落高地被積水淹沒，戰亂期因庄戶成員過少難以抵禦匪盜，瘟疫造成人口銳減等情況；“莊”就會隨時瓦解，成員返回“母聚落”--村。
一般說來，一個“莊”能夠作為穩定的聚落傳衍需歷經300～500年。
除了民間自發進行的開發，國家也會對洼地投入開發力量。在大規模的戰爭、自然災害、瘟疫過去後，國家為了恢復經濟，為了調整人口的失衡，會強制性或政策性移民。距我們最近的一次大規模移民--“洪桐移民”，據考證就有數百萬的山地居民被驅趕到大平原安家落戶。
然而，數百萬人對於廣褒的大平原、對於大片的洼地衹不過是“滄海一栗”耳！據“地方志”、“地名志”記載的史料，這些移民大多補充、併入了現成的聚落，他們衹需和戰後遺存的原居民共同復墾荒蕪了的“桑榆之地”，並不會對洼地開發造成根本的改變。正是這種和原居民的混雜、同化才製造了“洪桐移民”被無限誇大的“野史”。
國家有時候會將退伍的軍人，俘虜的敵人，收編的匪寇，管制的囚徒整編制開赴洼地墾荒，這就是所謂的“屯田”。和“莊”的產生過程類似，“屯田”也會產生新的聚落，由此產生的新聚落通用地名就是--“屯”。
“屯”和“莊”的產生記錄了北方先民征服洼地的艱辛足跡。一次次的開荒、種地，一次次荒蕪、湮沒；一次次的再開荒、再種地，在無數次的重複輪迴中才能有極少數的“莊”、“屯”存留、延續下來。步履何其緩慢？道路何其曲折？
筆者查閱了當地的《地方志》和《地名志》，發現在大清朝的270年歷史中竟沒有一個“莊”和“屯”產生，出現的幾個新聚落都和洼地開發沒有直接關係，有的涉及交通，有的是寺廟等宗教產物。所能查明歷史的莊和屯均為明朝以前。是當地已沒有荒地、洼地了嗎？不是。
直到1958年，“地方國營博愛農場”（就是江澤民任副主任的“一機部幹校”所在農場）還跨越縣境、跨越丹河到距我們村子僅兩公里的地方開墾了1000多畝的洼地，可見洼地之廣。是當地的人口密度不夠嗎？不是。所處焦作地區一直是有信史以來北方平原人口最密集的地區。是沒有開發所必須的和平環境嗎？不是。清王朝歷時270年，其中就有連續的100多年號稱“康乾盛世”。
是什麼原因呢？前面我們已經說過，這裡我們不惜再重複一次：洼地的本質是“積水”和“水機制”造成的“鹽鹼化”。衹要這個問題不解決，洼地就永遠是洼地。先民們進行的所謂“開發”實際上就是“開荒種地的周期輪迴”，根本不涉及洼地的本質。這種停留在最淺層意義上的開發，勢必決定它的成果少而又少，進程慢而又慢，270年停留在原地踏步不僅是非常正常的結果，而且就是必然的結局。
那麼，怎樣才能把洼地徹底開發出來，使它成為萬頃“桑田”、成為“永業”傳世於萬代子孫呢？方法很簡單，歷史上也不乏個別的成功先例：戰國時期魏國的一位鄴令，不知是西門豹還是史起組織百姓鑿溝渠，引漳之水溉鄴之地，人民歌頌曰：“終古斥鹵生稻粱”。
“斥鹵”就是鹽鹼，這裡的“粱”不是高粱而是“低粱”--穀子；何止是穀子，衹要引來活水連水稻都可以種植。
（注解：《史記．河渠書》曾說：“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褚少孫所補《史記．滑稽列傳》說：“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呂氏春秋．樂成篇》則說這個工程是魏襄王時鄴令史起修建的。建成之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
他們總結的經驗是：挖河、排澇、引水、洗鹽鹼！(灌溉的“溉”古義即為“洗滌”）
“洗鹽鹼”就是通過溝渠將洼地裡的含鹽積水排去，再引軟水灌入，當水溶解了土壤裡的鹽鹼後再排去，再灌入軟水..通過反覆排洗，土壤就會脫去鹽鹼。
“洗鹽鹼”並不需要停止種植專門排洗，衹要保證排水渠道暢通，積水就不會停留在洼地“曬鹽”，地表水位也會下降數米，這時衹要引水灌溉，軟水、雨水下滲會將鹽份帶入深層。水分下滲的脫鹽機制我們稱之為“壓鹽”。一般說來，整個脫鹽過程需要三年左右。田地脫鹽後，如果排、灌系統遭到破壞，田地就會再度鹽鹼化，我們稱之為“返鹽”。
“挖河、排澇、引水、洗鹽鹼”說著簡單做起難。
“澇”往哪裡排？往低處排。
哪裡低？大海。
哦，小河往大河裡排，大河往黃河裡排，黃河往大海裡排。沒有小河不能排，沒有大河也不能排，挖了小河、大河還是不能排。
哦？黃河河底比平原高你怎麼排？
“誰來挖小河？誰來挖大河？誰來挖黃河？”
先民們屢屢向蒼天發問、祈求；蒼天，沒有回答。
三、萬流歸海見桑田
晉．葛洪在《神仙傳．王遠》裡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說是王遠路遇仙女麻姑，詢問麻姑的年齡，麻姑回答：自成仙以來，已經三次看到東海變成了桑田，於是我們有了“滄海桑田”的成語典故來形容巨大的變化。
我們不是神仙，自然沒有麻姑的造化，但我們這一代人確實經歷了一次“洼地變桑田”的巨變；這裡沒有“形容”，沒有“比喻”，沒有“誇張”；這是一代人確確實實的親身經歷，整個過程歷歷在目。
1952年，朝鮮尚在熱戰之中，就在這一年的10月31日毛澤東說“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從此，每當冬季農閒，大河兩岸人聲鼎沸、紅旗招展。在20多年裡總共使用了7.70億立方米的泥土和1400千萬立方米的石頭把黃河牢牢地夾在原地。在這之前它是年年決口，歲歲漫堤。7.70億立方米！這相當於高一米、厚一米的圍牆繞赤道20圈，相當於修築四條萬里長城。
與此同時，“根治海河”、“修好淮河”兩面拉開，使這兩條水系的總排海能力擴大了四倍。從1949年的1.03萬立方米/秒擴大到1976年的4.3萬立方米/秒。
頓時，濤聲止息，幅原千里的黃淮海大平原水落田出。在這個過程中全國總共有三億多畝的低洼、易澇土地露出了芬芳的土壤，僅此一項就是埃及所有耕地的10倍。“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華夏大地何時發生過如此劇烈的變化？
然後就是築大壩築水庫、修河渠修堤堰、引黃灌溉、引淮灌溉....隨著水利設施的興建，大片大片的洼地得到了徹底的改造。靠積水、鹽鹼才神氣奕奕的高粱漸漸遠去。我記得我最後一次喝高粱糊是小學三年級，推算來應該是1972年。以後還喝過幾次，不過不是在家裡，是在生產隊的“憶苦飯”上。
低產、難吃的高粱退伍了，取而代之的也不是人們夢寐以求的穀子；是玉米、是水稻。水庫碧波蕩漾，河渠嘩嘩奔流，田頭水泵轟鳴，靠耐乾旱、耐貧瘠而倍受喜歡的穀子也風彩不再。（小米很香甜但產量太低還需要“歇年”--今年種了穀子的地，來年就不能再種穀子，否則容易“野化”）
黃河兩岸第一次出現了大面積的水稻田，濃厚的黃河水哺育出了優質的“黃河大米”，最著名的當數“原陽大米”--這是由1958年興建的“人民勝利渠”澆灌出來的；黃河母親面對偉大的兒子毫不吝嗇地淌出她金色的乳汁。
那個時代到底興建了多少水利工程？大大小小多如牛毛，如果一一統計、一一介紹寫成文字將汗牛充棟。但是有幾個數字的對比可以讓我們一覽梗略：1949年全國可灌溉面積為2.40億畝，其中多集中在江南水鄉；1979年全國可灌溉面積為7.10億畝，其中黃淮海平原地帶占1.80億畝。
說說“淠史杭”
說到農業水利工程，讀者大多會想起“紅旗渠”和古代的“都江堰”，不過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在1958～1976年中國有一個工程比“都江堰”更激越，比“紅旗渠”更磅礡，它就是“淠史杭灌溉樞紐工程”。
“淠史杭灌區”坐落在大別山麓，構架在山巒起伏的皖豫丘陵大地上，橫跨長江、淮河兩大水系，是目前世界規模最大的山地人工灌溉工程。
到底有多大？灌區內包括有五座大型水庫、23座中型水庫、1043座小型水庫、21萬處塘壩、總庫容86億立方米，灌溉引水能力為年二百億立方米；大型河渠總延長2.50萬公里，可通航河道總延長1100公里；設計灌溉面積1023萬畝，1979年完成灌溉面積八百多萬畝，80％屬於高渠自流灌溉。
以上數字意味著什麼？先說它的庫容，86億立方米，這個數字基本是1949年中國所有水庫容量總和的兩倍。三峽的防洪庫容也衹有221.50億立方米，三峽的水是不能用於灌溉的，假如要把三峽的水通過溝渠網絡用於灌溉，工程將擴大數倍。
再說它的面積1023萬畝，著名的“都江堰”是平原灌區，經過2200多年歷代王朝的擴建，到1950年它的灌溉面積衹有288萬畝，經擴建到1979年灌溉面積為1000萬畝。
另一處著名灌區“河套灌區”，1950年的灌溉面積是290萬畝，經擴建到1979年灌溉面積為700萬畝。可以這麼說：在“都江堰”這些工程裡，現代成分已經大大超過了古代成分。和“紅旗渠”怎麼比呢？“淠史杭”一天的水流量比“紅旗渠”一年的水流量還大。
再和外國對比：
世界上最著名的尼羅河灌區，地處尼羅河三角洲，總面積為3000萬中國畝，這是埃及的全部耕地，這裡孕育了最古老的文明。它靠的是一年一度的尼羅河洪峰漫灌，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以後，才開始築渠引阿斯旺高壩水灌溉。
美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因皮里爾”灌區，年引水量為35億立方米，灌溉面積為300萬中國畝。始建於1901年，經過100多年的不斷改造，目前還未找到理想的灌溉模式。
說說我家鄉
數字是枯燥的，還是讓我從一個“生態元”的變化說起。
我們村土地改革時期的人口是六百人左右，擁有“桑田”、旱地四百畝，分布在村子周圍。另有洼地1000畝。村子南面緊靠沁河，也有一些灘地，隨主河道變化，面積很不確定。
沁河大堤自古就有，據老年人講以前的堤豁口很多，一遇大水就會在村上游不遠的地方漫堤，幾乎每3～5年就會出現一次。1954～1957年，作為治理黃河的一部分對大堤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整修。此後的半個多世紀裡，衹有1982年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峰，發生了一次漫堤。
村北不到一公里處，有一條季節河，平時涓涓細流，汛期奔騰咆哮，由於沒有提防，洪水四溢，經常漫進村子，為了抵擋它和沁河上游漫堤的水害，清朝時期也許是民國早期，人們又在村邊修了一道圍堰，和沁河大堤組成半月形，村子就座落在裡面。1958年，剛剛建立人民公社，上、下游二個公社的農民為這條河修築了提防，集體力量第一次在家鄉的土地上得到了顯現。從此這條河的水患得到了治理。
趟過這條河就是洼地。洼地很大，周邊有十幾個村子和這片洼地相關。屬於我們村的東西寬一公里，南北長1.50公里。
解放初期村子裡有磚井四眼為飲用水，由於水層很淺，根本不需要什麼轆轤，有時候人可以趴那直接用桶提水；村外有土井幾眼靠人力槓桿汲水澆菜園用。還有二眼不知建於何年的水車大井，村民習慣稱為“大洋井”，也稱水車為“洋水車”，用牛拉水，水很小，也是用來澆園子的。這兩個大井一直使用到1971年被機井取代。
以上是我村解放初期的基本人文、水文狀況和所有水利設施。
1958年在“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推動下，開始了對洼地的改造，在東西寬一公里，南北長1.50公里的矩形地帶，開挖三條南北走向，二條東西走向的排水河，群眾稱之為“小澇河”。
“小澇河”是相對於縣裡組織的排澇乾渠“大澇河”來說的，“大澇河”從洼地南端穿過，把“小澇河”排出的水帶走，到下游進入沁河。“大澇河”每段由所在地段以大隊為單位組織開挖，大隊之間由公社協調，縣裡衹負責規劃組織、測量劃線。大、小工程歷時三年，正好是三年災害時期。村史資料記載我村共開挖土方12萬立方米，全村青壯勞力每人平均近千立方米。從此洼地變成了旱地。
據參加過“大澇河”會戰的老幹部回憶，寒凍臘月裡打破冰凌茬下水挖泥，全線展開競賽，進度快的插紅旗，最慢的插黑旗。工程剛開始後，據說國家領導人劉少奇要來視察，省長吳芝圃親自坐陣指揮，看工地人員太少，要求老人、婦女齊上陣。工地上拉著大標語“老人賽似老黃忠，婦女個個穆桂英”，還要把劇團裡的行頭借來穿上，還要化裝，老年人化個大黃臉（黃忠），婦女化個大紅臉（穆桂英）。幾分詼諧，幾分壯烈。
很難想像，假如沒有人民公社，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這樣的工程怎麼完成。
1969年，為了響應“農業學大寨”和“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號召，再次對整個工程進行改造，幹渠源頭築壩引水，沿途加高河堤，建橋築閘，變單一的排澇工程為排、引一體工程。工程完成後，洼地變成了良田。
這個時候不但高粱被玉米取代，而且具備了向水田演化的條件。
1972年我父親因為是右派，因為戴著眼鏡；於是就很有學問，於是就受命帶領七名社員試種水稻（突破生產隊，以大隊為單位）。父親一時間熱情煥發，什麼“水稻育秧法”、“波爾多液的配製與應用”等農技書籍堆滿桌子、床頭。最後改造出了70畝水田，全村人口每人每年可分得凈米40斤。那個時候的政策鼓勵創新，改造田三年不用交公糧。為了蓄水應急，還開挖了二畝大的水塘，魚和蓮藕混養，往日的洼地變成了江南水鄉。
寫到這裡我想起一篇課文：小河流過我門前，我留小河玩一玩；小河搖頭不答應，急急忙忙去澆田。
這確實是我們家鄉的真實寫照，村前河渠環繞，大地稻穀飄香。
前文裡筆者說過：新聚落的出現，是人們開發洼地的標誌性成就，本縣在大清朝的270年歷史中竟沒有一個和農業開發有直接關係的新聚落出現。1949後情況怎樣呢？
1958～1976年，僅在這個和我們村相關的大洼地裡就有四個具有聚落性質的新據點出現，當然能不能穩定下來還要看歷史的演變進程。
據點1：地方國營博愛農場分場（現存）
據點2：縣苗木林場/種畜場（現存）
據點3：社辦工廠/公社小農場（現為鄉鎮企業園區）
據點4：青年隊/新農村示範點（後被政策性撤消，現被一個從無水山區遷移下來的小村子沿用）
以上四個聚落目前均正常存在，人口有增加趨勢。這個指標佐證了那個時代農業開發規模及水平的異峰突起。
一個個類似於我老家的變化，一個個“生態元”的改變，使中國農業的大生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緩緩延續了六千年的華夏農耕文明，在1958～1976年間突然展開了翅膀，飛躍般地進入一個完全嶄新的時代。期間，湧現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譜寫了多少驚天動地的篇章！
焦育祿，帶領蘭考人民戰風沙、鬥鹽鹼，“貼上膏葯扎上針，開溝排水沖鹵灰”（注：“貼上膏葯”，用黏土覆蓋沙丘；“扎上針”種上柳樹、泡桐和植被；“鹵灰”，鹽鹼）
陳永貴，帶領大寨人民劈山造田，使“溝坡變梯田，荒山變糧川”。
埃及有句諺語：“時間戰勝一切，金字塔戰勝時間”。時間是無限的，歷史是不朽的；但總有一些人和事使歷史顯得渺小，使時間變得短促。毛澤東作為華夏五千年農耕文明最後的巨人，他伸出碩長的手臂穿越四千年、五千年的時空和大禹、神農相握；時間仿佛凝固在一瞬。作為中國工業文明的第一位巨人，他轉過身來，把另一隻手伸向未來，等待有出息的子孫；但願不要漫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