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早已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作为大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一连串的影响和互动。

　　大国和小国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大国应该遵循怎样的发展战略？作为大国的中国又对世界产生着哪些影响？李稻葵在新浪长安讲坛上做出了回应。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借50人论坛的《长安讲坛》平台跟大家交流一下想法。今天我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老师来跟各位交流，钱颖一院长也来听讲座，我作为学院老师倍感压力，同时也非常高兴有机会跟院长、老师和同学们一起交流。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话题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国发展战略”，毫无疑问关键词在“大国发展”。“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等等大家已经谈的很多，但是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大国发展”。首先想讲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大国经济体和小国经济体的确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因此特别需要我们关注。

　　我想先讲一个故事。1985年，我从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毕业，参加了当时国家教委的公派出国考试，后来我作为访问学者到哈佛大学，那时候钱颖一院长已经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了。在哈佛大学我被安排到一个“国际发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参加了他们很多的学术讨论活动。

　　其中有一场给我印象非常生动，当时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叫帕金森教授，他正在编《发展经济学》的手册，所以他的开门课就讲“发展经济学”。通常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都是些弱国、小国，但是帕金森教授本人亲自写“大国发展”这一章，而且他主要是以“中国发展”的问题专家做研究。这给刚出国的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说到这里我稍微跑个题，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要尽量抓住机会，多旁听一些跟自己专业不太相关的讲座，尤其是清华经管学院的讲座，这也是我们学术积累的一部分，就跟背英语单词似的，将来肯定能用上。

　　话说回来。为什么大国与小国根本不同？根本不同的原因就是，大国和世界经济交往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而小国是单向的。小国只是接受国际规则、国际价格和国际技术条件。大国的一举一动，你的经济决策、技术创新，又会通过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再反馈到你这里来。

　　2015年的8月11日，中国搞了一轮新的汇改。三个交易日内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2%，一时间天下大乱。那时候我正在国外，听说中国出事了，人民币怎么抗不住了，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哈萨克斯坦货币、越南货币、泰国货币等等都跟着贬值，国际金融市场的股票也贬值。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肯定出了问题，需要用贬值来促进出口。国际货币市场贬值反馈到我们的A股，A股几个交易日下降15%，这是去年第二次股灾。这个例子很清楚的说明，我们经济上的一举一动，就会引发全球意想不到的反应。这就是最典型的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不同。

　　博弈论指的是，在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考虑，自己的决策一定会引发其它博弈参与者的反馈，这就是博弈论的出发点。博弈论的对立面是一般均衡。我们通常认为企业很小，消费者很小，自己的决策不会影响市场，这是标准经济学传统的模型。博弈论就突破了这个假设，它认为人数是有限的，每个参与者都要考虑自己的决策对其他参与者的影响，必须考虑到反馈。所以在讨论大国发展战略时，必须要考虑反馈，必须要考虑博弈。

　　哥伦比亚大学非常著名的印度籍经济学家Bhagwati jagdish，是专门搞国际贸易研究的。1958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令人悲伤的增长”，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多少人关注，但是他提出的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新颖的。他是说一个国家如果依靠出口发展，出口产品多了以后，国际上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因为东西卖多了，就不值钱了，因此这个国家获得的外汇反而会贬值，用行话说贸易比价格下降。这就是他早年的贡献。这篇文章没被人关注的原因，我估计是直到十年前，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还都不是大国，他写这篇文章没有用武之地。

　　什么是大国？我来做一个并不是很严谨科学的定义。大国要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人口众多，比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全世界现在有27个国家的人口在5000万以上。第二个是幅员辽阔。国家内部各区域有不同的自然禀赋，在自己国家可以进行跨地区贸易。我粗俗画了一下，全球国土面积在50万平方公里以上有大概有49个国家。全世界一共19个国家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从这个定义看，日本和英国不能算作大国经济体。

　　按人口计算排名，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但是孟加拉国土面积很小），俄罗斯是一亿四千万人口，每年还要减少大概30万到50万人。日本一亿两千万，菲律宾九千九百万。再说一下发达国家，德国人口八千一百万，是欧洲的老大。法国六千万，西班牙五千万左右，波兰三千九百万等等。国土面积超过50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第一，加拿大第二，然后是美国、中国、巴西、印度、阿根廷等等。日本不在其中，因为它的国土面积太小，大概是27万平方公里左右。北京的面积是1.6万平方公里，出去开车能开两小时。上海大概是7000平方公里。所以，既要人口多又要国土面积大，一共就这么19个国家。再强调一下，我这个并不科学，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既然大国与小国不同，我们就可以看一个数据。小国的数据是什么呢？进口加出口除以GDP的比重，比如新加坡是350%。这个不奇怪，因为新加坡既不生产服装鞋帽，也不生产汽车，更不生产粮食，甚至连水都需要进口。当然他们自己说要搞水库，他们准备要独立，不依靠马来西亚。但是这个国家的生活用品几乎都得进口，所以新加坡必须依靠出口和旅游。

　　中国香港是439%，比新加坡还多，当然香港的例子更极端些。韩国虽然人口有四千多万，但是国土面积很小。我们国家在这个比例上曾经是70%，现在下降到50%，我想还会再降。中国跟新加坡相反，我们是从火箭到服装鞋帽什么都生产，大量的进口加出口，从现在开始思路要转变了。

　　大国发展战略应该和小国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谈谈具体的想法。第一，既然是大国，那么区域与区域之间，就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大家一二三同步走。“十三五”规划提出保持6.5%-7%的增长速度，但是并不是规定各地区按同一个表格去走，可能有的地区GDP增长会慢一点，而有的地区就应该快一些。

　　当我们很穷的时候，老百姓(48.250, -0.59, -1.21%)最担心过夏天。我小时候在湖南农村长大，每年夏天放暑假期间，小朋友肯定会碰到诸如脑膜炎、痢疾、蚊虫叮咬甚至毒蛇等问题，甚至还有回不来的。所以，穷的时候我们讨厌夏天，因为很多传染病都在夏天传播。有一位德国的社会学家曾经讲，全世界的古代文明，没有一个发生在热带地区。他说因为热带地区人的寿命太短，每到夏天人类就会因为传染病大量死亡，尤其是儿童死亡率更高，文化没有后人传承。所以古代的文明基本都是发生在寒带或者是温带。比如中国的古都在西安，历史上那些强悍的少数民族首都大部分也是北方，这有它的道理。

　　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医疗条件提高了，大家已经不在乎夏天各种疾病的影响，结果我们又开始讨厌冬天了，因为很多人感觉冬天日子不好过，寒冷的气候不仅对老年人，对中青年也不合适，很多人没有机会在户外活动，很多社会活动都变得萎缩。所以我们不可能要求东北的人口继续保持稳定在今天这个位置上，要求东北按照“十三五”规划实现6.5%-7%的目标，不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当然，我并不是说东北没戏了，人口虽然在减少，但是东北完全可以实现人均GDP的增长。反过来讲南方地带比如安徽，安徽是人口大省，因为人多地少过去很穷很落后，今天它有可能超越全国增长速度来增长。

　　再讲一个美国的例子。美国的地区差别太大了，从东海岸、西海岸再到中部地区完全是两码事。中部地区很多州人口非常稀少，你在高速公路上开一个小时车都见不到人。美国国土是中间高，两边低，尤其是在洛基山脉西部，人口非常少。有一次我边开车边听广播，广播里讲当地新闻，说一个老兄喝醉了酒，开车上高速公路逆行走了半个小时才撞上另一个车。虽然美国地区条件差异非常大，但是它的人均GDP差的不多。美国人均GDP差距最小的州是罗德岛，人均GDP最高的州是德拉华州，因为很多大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德拉华州具体的公司法非常宽松，吸引了大量公司聚集在此。尽管如此，它的人均GDP只是收入最穷的密西西里州的两倍，而密西西里州是传统的农业州。中国目前最牛的省是江苏，人均GDP全国排名第一，最惨是贵州，两者差四倍。

　　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地区差异和区域协同性。东北有广褒的黑土地，应该大力发展农业和旅游业。比如吉林省自然环境非常好，人口也很少，但土地面积非常大，土壤非常好。所以为什么非要吉林搞到6.5%-7%呢。长春有科学院的光机所和应用化学所，它的科研机构很好，吉林省人口的大学学历占到60%，在全国各城市中是最牛的，所以吉林的GDP总量不见得非要跟其他地区一样，只要人均提高就行了。

　　这张图是人均GDP，从最低的贵州到最高的天津。江苏按省算是第一，2014年人均GDP八万人民币，而贵州才两万多一点，相差将近四倍。因为总量不一样，人口不一样，所以地区的总量GDP波动很大，这个道理很简单，不需要做严格的学术论证，“十三五”规划讲东北振兴，不能非要东北和全国的GDP同步，而是应该强调教育水平，强调人均收入，强调社会发展指数，强调全面进入小康，不要讲总量。

　　有一个例子，安徽和江苏紧挨着，安徽省人均GDP是倒数第六（贵州、甘肃、云南、西藏、广西分别列倒数第一至第五）。我去年十月份才注意，安徽省紧挨着江苏，而江苏省是全国第一。这两个地区的发展，肯定不能一刀切，而是要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模拟，假如在“十三五”期间，各省之间的人均GDP能够从四倍缩小到两倍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拉动GDP增加1%。这是很简单的算术，不是什么复杂的理论。

　　第二，三中全会报告已经提出，一定要强力推进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大国优势并不只是劳动力多，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市场大。市场大了企业就可以做大，企业就可以从收入中拿出更多的资金做研发。举个例子，手机这个产业中国人做起来了，华为和中兴品牌都很牛，很多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用的都是华为的手机。去年九月份我到秘鲁和智利，机场上一排排全是华为的广告。美国最大的运营商，贴牌运营的手机是中兴。为什么这两家公司很快能超过韩国的三星？因为华为和中兴手机立足于本土就卖了很多，他们利用本土营销的利润再去补贴研发，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就能够强力打到国外市场上。

　　市场大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是人口多并不等于市场大，必须要打破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比如汽车市场，北京为什么没有桑塔纳？为什么没有上海大众？因为它进不来。上海那边也全是自己生产的上海大众车，重庆也有很多长安汽车(14.210, -0.02, -0.14%)公司生产的出租车，可见省际之间的贸易壁垒还是很大的。有一位同学跟我讲，说他是外地的车厂，想去重庆卖汽车。重庆市发了一个文，说以后采购救护车，必须首先考虑本地品牌，比如重庆长安。这个文件明显违反统一大市场的原则。很多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推不动，跟这个很有关系，地方政府还在保护自己的企业。因此必须打破省际之间的贸易隔阂。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的做法特别值得我们借鉴。很多人讲，美国的宪法实际上是经济法，考虑最多的就是保护国内统一的大市场，谁也不许干预这个市场内部的运作。

　　这个图片是美国很有名的大法官，叫约翰·马歇尔。他是总统任命的在位几十年的美国大法官，任期是无限制的。任何事情一旦到了最高法院和宪法这个层次谁也别讲话了，就这个大法官就说了算，而且大家都认。

　　比如小布什和戈尔当年在选总统，最后可能是佛罗里拉州在海外的投票者没有及时投票或者票数没算准，结果小布什就赢了弗罗里拉州的选举，一下就把戈尔赢了。这个事情戈尔确实很冤，但是大法官一旦判了以后谁也不说话了，这就是美国人的法律精神。1824年，这个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判决了一个案子，案子是美国纽约州纽约市和隔壁的新泽西州相互贸易问题。纽约市和对面新泽西州就隔一条河，叫哈德逊河，这条河并不太宽。1824年的时候河面上桥很少，来往两地主要靠摆渡。纽约州给了三个企业独家摆渡权，其中一个人是奥戈登，并且规定其他人不能再经营。

　　但是，河对面的新泽西州有一个企业家不服，说我也要这个摆渡的经营权，对生意最热门的黄金码头我也要竞争。纽约发的执照，对新泽西州企业不好使。然后他就状告纽约州没有权利发独家的经营权。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出来主理这个案子，最终判决结果是支持原告。为什么？因为大法官认定，纽约州没有权利阻碍跨州贸易，跨州贸易一旦深入到某一个州任何人不能阻挡，不能干预。我在这条河上的摆渡伸入到对方的州，对方就不能干预我，这个是马歇尔大法官对宪法的一个解释。这个案子一旦宣判成立，判案理由就相当于宪法了，所以马歇尔等于创造了宪法，相当于宪法修正案，以后类似的跨州之间贸易谁也不敢乱干预了。

　　美国人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法制精神。美国人的法制精神跟宗教精神差不多，什么事一到法律层面谁都认账。白人警察有时候滥用暴力，连希普森本人都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一旦法官判了他无罪，谁都不再争辩。黑人上街游行抗议也没用。美国的经济和法律密不可分，社会各界尊崇法律，把法律当成宗教式的来尊重，这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地方。

　　第三，推行独立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国与小国的宏观政策不一样。小国经济是国际宏观经济波动的接受者，好比汪洋大海中行驶的小船，必须随波逐流来保护自己。比如美元强势，小国就不能够盯着美元，你必须贬值，不贬值肯定出问题。

　　大国情况不一样。在全球化时代，像中国这样的非国际货币发行国，有三件好事不可兼得。

　　一是固定汇率好，都愿意要。香港固定汇率多省事，不用考虑港币的波动了。

　　二是跨境资本流动。自由的资本流动，都愿意要。

　　三是独立的货币政策。比如今年政府制定了13%的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和适度灵活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我们说了算，不用看美国人的脸色。

　　三件好事不可兼得，因为你不是国际货币。以中国为例，如果现在要搞比较稳定的汇率政策，同时又要搞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那么，一旦放宽货币政策，人民币对美元一定贬值，汇率肯定保不住，否则资金就跑了，因为谁都知道人民币发多了。

　　以香港为例。198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香港选定了固定汇率政策，同时香港也有自由的资本账户，通货膨胀的情况基本上止住了。但是，香港的港币利率仅仅跟着美元走，美元加息港币也跟着加息。如果美元加息香港不加息的话，很多投资者就会把港币换成美元送到美国去了。所以如果你不是国际货币的话，三件好事不可兼得。

　　对于大国经济体而言，这三件好事应该放弃哪一个呢？我认为应该放弃固定汇率或者放弃自由资本流动，关键是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因为大国的经济周期和其他国家不完全一样，你的政治周期，包括官员任期和政府行为有自己的规律，不可能跟别人一样。所以自己的经济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宏观政策来进行调节。宏观政策相当于人体短期状态的调节，你一会儿上火了，一会儿又偏虚了，周期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只是跟着世界经济波动走，自身的经济波动就调节不了。

　　从我们国家目前情况看，事实上我们放弃了自由的资本流动。虽然没有公开这么讲，但事实上管的很严，很多对外投资要想换成美元，外管局审了又审。中国加入了SDR，但是外汇管制这么严格，跟加入SDR矛盾不矛盾？不矛盾。中国加入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和外国的官方交易应该是开放的。比如说为了营救阿根廷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了阿根廷一个5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额度。阿根廷政府拿了SDR，肯定要按比例来兑换，一部分换美元，一部分换欧元。中国进入了SDR之后，假如阿根廷拿了50亿美元的SDR，其中也有人民币，他会马上说请你给我换成美元，因为人民币没用。

　　中国进入SDR的标志，就是给别人SDR钱的时候中间有一部分是人民币。但是人家拿了人民币以后马上找中国银行(3.360, 0.01, 0.30%)要换成美元，这个渠道必须要通畅，你不能限制别人。所以话说回来，今天我们的政府事实上放弃了自由资本流动，而是要稳定汇率，要保持相对于美国不同的独立于美国的货币政策。

　　第四，推动适用性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大国的经济情况，地理情况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跟其他国家不一样，而且市场足够大，因此它必须搞一系列适用于自己的技术。因为很多技术目前还是买不来的。

　　右边这个图是袁隆平先生。假如文革期间，袁隆平老先生没有搞杂交水稻，那么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我们肯定从美国、日本那里也买不到杂交水稻技术，因为日本人的水稻太多了。日本农民种水稻政府头疼啊，水稻产量上去之后政府就要补贴，所以日本政府并不希望农民种水稻，也不愿意花钱去研究杂交水稻来提高产量，政府觉得从国外进口就行了。美国人也一样，他们喜欢吃面包、玉米，偏好和中国人不一样。所以中国不能指望从别的国家引进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一定要靠自己发明。

　　左边这个图是高铁。高铁是德国人、日本人干出来的。为什么高铁进了中国就搞得这么好呢？现在全国高铁总里程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原因就是它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中国有众多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比如北京有两千多万人口，上海有两千多万人口，济南有六百多万人口，沿线还有好几个上百万人口的城市。点与点之间的流量很大，所以修一个高铁很快就能把投资赚回来。德国虽然高铁技术先进，但他们的城市人口都不太多，像德国柏林500万人口，慕尼黑恐怕也是300、400万人口，在我们看来都是小城市，所以他们修高铁肯定亏本。

　　中国人搞高铁，搞华为手机，搞建筑工程设备比如三一重工(5.020, -0.02, -0.40%)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因为我们一年有七百万大学生毕业，其中工程师起码有两百多万。我们培养的工程师，本科四年毕业以后就可以干活，可以到工厂里解决问题了。美国的工程师四年毕业以后还干不了活，他们用四年学工程，专门的工程课一般就五、六门课，其它是通才教育，所以它的本科工程师到企业还干不了活，要去读硕士。

　　我到德国去，碰到清华的校友很亲切。我就问他们读书以及工作的时候，跟德国的工程毕业学生相比，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他说中国学生如果一计算出一个积分号，马上有反应要怎么积分，咱们是训练出来的，反应快脑子灵比德国人牛。德国人不行，他们要去查手册。劣势是我们的工程师动手能力差，因为德国人从小就跟着父母修汽车、修自行车。

　　中间这个图是特高压输电线路。特高压主要用于超过一千公里以上的输电。输电是有能耗损失的，比如在内蒙发的电，经过几百公里传输过来大概要有6%的损失。中国的西部有能源，比如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水利资源，西部沙漠还有太阳能和风电。由于我们的经济主要集中在东部，于是就研究开发了上千万伏的超级高压远程输电，这项技术也是世界领先的。

　　最近听说在炒一个概念，叫能源互联网。意思是说，以后要建一系列特高压电网，比如我们当地时间早上三点，我们从哈萨克斯坦把电输到上海，正好是上海的早晨七点，所有的工厂开工。等到哈萨克斯坦时间的晚上人家需要用电了，正好上海人已经睡了，于是就把上海的电再输送到哈萨克斯坦。特高压输电网非常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哈萨克斯坦人口大概两千万，自然资源非常好，是个多民族国家，很和谐，人也很灵活。但是他们说自己是很懒的人，因为自然资源有优势，人们不用努力工作，有了特高压电力传输，他们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第四条，一定要有特定的技术。什么是最新的技术，其实政府也看不准，还是要撒开手让大家去做，最后还得看市场。

　　我再讲一个例子。如果使用煤炭资源，其实是两个思路，2014年在APEC会议上，习主席跟奥巴马达成协议，到2030年中国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封顶，那么煤炭在2030年之前肯定要封顶，不能再多用了。那么我们的第一个思路，就需要从技术上找出路，在西部搞一系列煤的综合开发。我们清华大学有个教授倪院士一直在研究这项技术，说煤不要直接去烧，不要纯发电，而是要综合利用。把煤从地上挖出来之后先变成汽，然后一部分去搞化工，一部分去加热推动燃气，然后一级一级的整个过程就把煤炭综合利用了。他认为这么做，一是能够减少污染，二是能够充分地把煤的能量发挥出来。在西部搞煤的多联体开发，然后再用特高压传输过来。

　　第二个思路是，干脆在西部不挖煤了，因为挖煤毕竟会破坏我们的环境。将来就在沿海一带，比如上海、江苏和其它经济发达地区建最好的发电厂，使它们的能耗以及环保标准能够做到全球领先。然后从全球各地进口高质量的煤为我所用。我之前比较认同倪院士的说法，现在我倾向于这个说法。因为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煤炭极其便宜，比黑龙江的煤便宜多了，而且从海上运过来价格也不高。

　　现在铁矿石、煤、粮食等所有大宗产品，国内价格均高于国际价格。国家要花很多钱搞补贴，光是棉花、玉米就要补贴两千多亿人民币，这就是市场化没到位。

　　第五，必须有统一协调的外贸政策。作为大国和小国，小国必须遵守国际规律做进出口，但大国却可以对外贸政策进行调整，一定是出口什么什么就便宜，进口什么什么就贵。2005年、2006年全球铁矿石价格飞涨，最高时达到130美元一吨。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刚刚起飞，大量基础设施投资需要钢铁，中国的钢铁厂纷纷到巴西、南非去跟这些大公司谈，几乎没有任何的协调，甚至竞相抬价。其中还出现了一个案子，北大经济学院的一位毕业生姓胡，这位老兄在外企做了很多年，后来去了力拓。在价格谈判的过程中，他打探到了国家机密，做了经济间谍，后来被抓起来坐了监狱。所以当时铁矿石价格迅速上涨。

　　反过来在那个年代我们出口的电冰箱、电视机的价格总是上不去，因为当时的贸易底价正在逐年下降。政府应该搞一点基本的协调，但它的能力也有限。可以应该搞一些协会，由专业的协会来出面协调，或者私下开个会讨论，总之必须要有一个统一协调的外贸政策。

　　从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到今天，它在历史上主要不是搞自由贸易，而是搞贸易保护。美国人对自由贸易从来就持怀疑态度。比如说南北战争的赢家是北方的波士顿。波士顿这帮人就是强力搞贸易保护，因为他们看不惯密西西比州的好棉花凭什么卖给英国人？应该留在美国由我们自己加工，然后去和英国的纺织厂竞争。而美国南方就崇尚搞自由贸易，谁的价格高我们就卖给谁，所以当时南北战争的起源并不是黑奴，而是因为经济。南北战争至今给美国带来创伤，南方人耿耿于怀，因为战争的胜者是要求搞贸易保护的。

　　一直到1791年，美国联邦税收的大头几乎100%是关税，到1910年一战前夕还是50%。如果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上台，对我们搞贸易保护大家也不要奇怪，连希拉里也反对自由贸易。美国是个大国，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子依赖国际贸易，这是美国的传统。当然并不是说贸易保护就是对的，不是这个意思。

　　二战前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全球经济大萧条。引发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两个国会议员搞贸易保护的关税法案。1930年美国通过立法，把对欧洲的关税提高到20%以上，这实际上是对欧洲的惩罚。欧洲人反过来也同样报复性地增加关税。当时德国人战败了，法国人要求德国人赔偿，凯恩斯说你们不要赔偿了，法国人不听，德国人只能靠出口挣美元来赔偿给法国。一战时期，法国人和英国人借美国人钱打仗，所以法国人又要拿美元来还给美国。美国人实际上是发了一战的横财。所以这个钱是转了一圈，没有什么意义。美国人公认这两个国会议员提出的法案，绝对导致了希特勒上台，因为经济衰退跟美国人搞贸易保护有直接相关。

　　第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中国是大国，一是有条件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制定；二是因为你是大块头，如果不去参与制定别人也搞不定。搞国际贸易体系如果没有中国参与，美国人敢说这是全球化的吗？绝对不敢讲。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和进口国，所以我们有条件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习主席上任之后有新的思路，提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等等。今年三月底，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在今年年底达成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叫RCEP。日本、印度都在里面，中国人提出的应对TPP的做法。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也很清楚。美国人搞TPP，主要是针对中国。TPP这十二个国家，从澳大利亚到文莱有八个国家都已经跟我们签了自由贸易协定，只有四个国家没有搞定。没搞定的那些国家最大的出口对象还是我们，所以他们都在中国的朋友圈，不用担心，他们的产品更加依赖我们。

　　去年十月份我去秘鲁开会，碰到秘鲁一个部长。他原是巴克莱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现在变成了秘鲁的工业部长。他说秘鲁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经济，中国形势好，大量进口我们的矿产品，我们的经济就好，中国是我们最依赖的国家。实际上秘鲁、智利、巴西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多，他们很喜欢买我们的比亚迪(60.350, -0.91, -1.49%)、吉利、长城汽车(8.640,-0.08, -0.92%)。连我也没想到，中国的自主品牌在国外搞得比国内名气大。

　　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规定，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瓶颈，就是人才跟不上。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培养体系还不够国际化。印度国内经济并不是那么好，人口还多，但是他们的很多学生在世界银行实习过。世界银行是上千人的机构，有大量的印度人在里面实习或工作，会讲流利的英语。我们虽然也有自己培养的人才世界银行，但去了几年就回来了。因为中国年轻人恋家，都想要回国，觉得国内好，所以留在国际组织内部帮我们打仗的人太少。

　　看一下历史资料。1944年7月份在美国的新哈布斯尔州（音）召开了著名的布林顿森林会议，奠定了战后美元的基础。当时第一大代表团是美国，第二大代表团就是中华民国。这个代表团由孔祥熙带队，而且精心准备了一套方案，确实很牛。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尽快培养国际化人才，中国一定要在国际舞台上多发挥作用。

　　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已经是大国经济，千万不要以小国发展的思维来看中国经济。在国内经济问题上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战略性。在国际事务上，也应该有中国参与和制定规则的雄心，要有大国的气派，这不仅对中国经济政策非常重要，对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立志发展学本事也是至关重要。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