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大陆游记》看梁启超思想的突变与还原

核心提示：梁启超自美洲考察归来后，言论大变，放弃了不久前的“言革”主张，并激烈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民素质太差。他说：“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


本文摘自《文史知识》2010年第5期 作者：郑海麟 原题为：从《新大陆游记》看梁启超思想的突变与还原
一、引言
梁启超（1873--1929）于189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跟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倡导变法维新，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世人并称“康梁”。 1896年春，黄遵宪与汪康年在上海相遇，“谈及创办报社事，意见相同”（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72页），黄旋即又“以 书招新会梁任公”，委梁担任《时务报》主笔。梁以《时务报》为阵地，积极鼓吹变法思想，开始步入改良主义宣传家的思想发皇之路。次年入湘主讲长沙时务学 堂，推进湖南的变法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清末知识界产生很大影 响。
纵观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历程，1902至1904年应是梁启超一生事业最辉煌的时期。一方面，他作为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在此期间基本摆脱了 康有为的羁绊，独当一面地举起言论救世、维新救国的大旗，成为中国近代“舆论界之骄子”，作为杰出的改良主义宣传家、启蒙思想家出现在政治舞台。另一方 面，从梁启超一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这段时期是梁由“感情最昂”、思想最激进，几乎步入革命之途忽而转为思想急于求退，最后以君宪为归宿的时期。研究梁 启超此段时期思想上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即所谓“流质善变”，无疑是极有意义的。对此，国内外学者也曾发表专文讨论梁氏从l898至l903年思想上的演变 ①，但大都侧重于对梁氏思想突变与还原的过程评述，对梁氏思想演变的主客观原因缺乏深入的分析。本文试图透过梁氏思想演变过程去探讨其突变与还原的主客观 原因，同时将重点放在1902年一l904年，因梁氏一生事业于此期为最烈，思想的起伏变化亦于此期为最剧。
二、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
梁启超于戊戌年九月逃亡日本。十月，即在横滨创办《清议报》，以“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72页）为宗旨，继续进行维新改良中国的宣传活动。1901年11月，《清议报》以满一百册而 告停刊。其间，梁启超在思想上亦发表了些纪念戊戌死难六君子、激烈抨击清廷的言论，这与他在行动上一度靠近孙中山、试图与革命党合作有关。但不久即被康有 为所阻。l902年2月，梁启超复于横滨创刊《新民丛报》。梁氏认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同上书，272页），并以“新民师”自任，著《新民 说》一书，开始在《新民丛报》陆续连载，系统阐述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宪思想和改革主张。此时的梁启超学术上开始与康有为产生分歧．政治思想上与康氏亦不乏抵 牾之处。标志着康、梁思想分途的第一步是梁启超1902年2月22日发表在《新民丛报》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该文《绪论》中指出：“倡保教之议 者，其所蔽有数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说，三曰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四曰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 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04—313页）
这些思想言论是与康有为当时提倡的尊孔、保种、保教、保国等主张大相径庭的。梁氏在文 中接着指出教不必保亦不能保的原因：一是因为孔教性质与其他宗教不同，它根本就是一种学说而不属于一种宗教，故无所谓保教；二是当今世界，科学日益昌明， 宗教日趋衰没，时至今日犹提倡保教，不但背离时代精神，而且会严重束缚国民的思想。因为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用自由思想去启发国民，保教之说只会增强国民的 奴性，有碍于思想启蒙。最后，梁启超向学界同人表白，自己一反以前尊孔保教的思想，是因为自己接受了新思想和认识到尊孔保教的荒谬。他甚至公开向其师康有 为表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因此，“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李华 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l984，304—313页），表现出只求真理、不顾一切的勇气。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的主张，一反他从前的思想见解，反映了梁氏“政治思想的一大变迁”（《梁启超年谱长编》，275页）。梁启超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有其主、客观上的原因。梁 氏东渡日本后，“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同上书，l75页），更主要的是梁氏此时较为系统地接受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洗礼。他阅读了培根、 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这些著作贯穿着强烈的反宗教蒙昧主义思想．它们反对盲目迷信宗教权威，主张用理性和经验作为评价是非 的价值标准。
人类的一切都必须在他们的理性天平上重新加以审视。这种用理性和经验反宗教迷信的启蒙思想，为欧洲的科学文化发展扫清了障碍。正 如梁启超说：“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培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稣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 实亦不可诬也。”（同上书，277页）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就曾大力提倡尊孔保教，认为孔子创立儒教，犹如释迦牟尼创佛教，耶稣创天主教，并且 要把孔教作为中国的国教。康有为尊孔保教的目的，是想自立为当代教主，如章太炎指出：他“尊称圣人，自谓教主”（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 局，1977，194页）。梁启超从其师说，为之摇旗呐喊，并欲借《时务报》这块阵地为其张目（《梁启超年谱长编》，81页）。当年的梁启超，虽是一位主 张维新变法、积极宣传西学的干将，但那时梁启超所接受的西学，大多是经传教士咀嚼过的“西学”，或是一些翻译作品，以及中国人游历外国的日记、著作等。这 些间接的、零碎的“西学”知识不可能使梁启超充分认识到西方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因此对其师的学说主张多采取积极附和与宣传鼓吹的态度。及至到日本 后，通过大量接触西方思想学说．才充分认识到以前盲目附和师说、礼赞保教之谬。思想上的翻然改悔，使他喊出了“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这一在科学的道路上 求真求知的箴语。
梁启超由礼赞保教到反对保教的思想转变，还有一客观原因，就是受了黄遵宪的影响。在维新派中，黄遵宪对梁启超发生的影响可以 说仅次于康有为。黄、梁早在上海办《时务报》时便引为同调，结成知交，梁启超敬重黄遵宪的识见高远，思想深沉，办事精密，以“平生风谊兼师友”相许。黄遵 宪欣赏梁启超的才华横溢，奋发有为，对他寄予极大的期望：“三千六百钓鳌客，先看任公出手来。”（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8，见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 华书局，2005）黄在临终前一年致函梁启超说：“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梁在《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中写道：“某以弱龄，得侍先生，惟道惟 义，以诲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噢振厉，拳拳恳恳，有同畴昔。”（《梁启超年谱长编》，352页）可见黄、梁交谊之厚，彼此之间互相理解 是非常深刻的。1897年，黄、梁相继入湘从事变法事业。对梁启超附和康有为的尊孔保教说，黄遵宪力加劝止，谓梁“教不可保，亦无可保”（时严复亦以此相 劝），他对梁说：“南海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久成糟粕，近日欧洲，如德、如意、如法（法之 庚必达抑教最力），于教徒侵政之权，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袭人之唾馀以张吾教，此实误矣！”接着又说：“孔子为人极．为师表，而非教主。”（《黄遵宪致梁 启超书》46、47号，载《中国哲学》第八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既无教敌，又不设教规，因此无须乎保教。黄氏早年任驻日本、欧美外交 官达十数年，对西方政治学术有较深入的了解。他的“教不可保”之说对梁启超影响很大，使梁“渐渐改变态度”（《梁启超年谱长编》，76页）。梁的《保教非 所以尊孔论》提出“教非人力所能保”，“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孔教无可亡之理”的观点，公开否定尊孔保教说，其思想观点与黄遵宪以上言论基本一致。 当时黄遵宪读了这篇论文，为之拍案叫绝，立即驰书于梁，“惊喜相告，谓西海东海，心同理同”（《黄遵宪致梁启超书》，48号）。
梁启超的“保 教非尊孔”说，“和南海当日所努力的保教主张大相反”（《梁启超年谱长编》，275页），从而导致康、梁思想上分途。梁启超自谓三十岁后“已绝口不谈‘伪 经’，亦不甚谈‘改制…。对康有为提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屡起而驳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中华书局，l954）。 康、梁思想上的这一分歧，黄遵宪是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的。
梁启超否定尊孔保教的思想，一方面表明他已获得坚实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基础，使 自己以往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即由盲目迷信孔学的权威到必须运用西方学说和透过时代意义来重新估评孔学经典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梁启超思想上的 这一大变迁，使他开始摆脱康有为的拘牵，走向他“誓起民权移旧俗”，全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以西学的“新知”去取代孔学传统的思想启蒙的发皇之 路。
三、新大陆的实地考察是梁启超回归君宪的内在原因
梁启超于l902年2月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后，思想明显转趋激进。 接着又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论进取冒险》、《论自由》、《论进步》等文，提倡“革命破坏”之说和“冒险进取”精神，梁氏自谓他本人的思想感情于此 时为最昂。在1902年4月《与夫子大人书》中，他直截了当对康有为说：欲“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 适宜之主义……满廷之无望久矣”（《梁启超年谱长编》，286页）。认为目前欲求进步，革命破坏势不可免。
对于梁启超这些排满革命的思想言 论，康有为不但大不以为然，而且屡屡作书严词训斥，并以停止经济上对梁的援助相要挟，甚至还以死相逼．要求梁改变这种政治立场，放弃排满革命的主张。黄遵 宪亦不赞成梁启超这些“过激言论”，认为今日“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其原因有两：一是列强环迫，国家面临瓜分之危，“革命破坏”等 于加速灭亡；二是“民智未开”，“由蛮野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就”（《黄遵宪致梁启超书》．38、35#）。因此，目前 只宜“尊主权以导民权”，逐渐开启民智，他希望梁启超“以无智不学之民”，加于“教导之，诱掖之，劝勉之”，不希望梁纵笔放论，倡言“革命破坏”，免得 “非常可骇之义，破腐儒之胆汁，授民贼以1：3实”（同上）。
康有为的严词训斥和以死相胁，以及黄遵宪婉譬曲喻的规劝，使梁启超的“革命破 坏”言论有所收敛。七八月问，梁启超打算创办《国学报》，提倡保国粹。他对康有为说：“弟子认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思想。”鉴于日本近年来 “保存国粹之议起”，梁氏认为目前中国欲“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梁启超年谱长编》，292、2983）。这些言论与他的 “革命破坏”之说是相抵牾的。梁氏自谓此时他的思想“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同上）。尽管如此，但梁启超此时并 没有放弃“言革”的主张。他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新民丛报》发表的“释革”一文，便公开指出，“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 “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法门”。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 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始。”（《梁启超选集》，368--372）
梁启超这言论一出，自不免又遭 到康有为的一番痛斥，康氏在同年十二月十三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说：“自汝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梁启超年谱 长编》，300、302）但梁启超此时并未放弃“言革”的主张。直至l903年3月梁在游新大陆途中给徐勤的信还说：q睢言革事，则至今未改。”（同上） 可见时至1903年3月，梁启超主张“言革”的政治立场还没改变。梁氏思想的转变发生在到达美国之后。
关于梁启超在1902年一l903年间 放弃“革命”主张，回归认同于君主立宪这一思想转变原因，海外学者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如张朋园把梁氏这一思想转变归结为五点：“（一）康南海的经济压 力，迫使任公就范；（二）畏惧破坏之后，建设不易；（三）与革命党感情日益恶化，不得不退而自固；（四）政治思想转变，由激进而温和；（五）受黄遵宪影 响，转趋保守。”（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167页）
以上几条意见虽指出了梁启超思想转变 的一些原因，但缺乏深入的分析且多属外因，都还没有说到实质性的问题，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在提出问题时忽略了准确的时空性。在讨论梁启超由“言革” 到君宪的思想转变过程．非常重要的一点，即梁启超思想自身演变的内在原因往往被人们忽视。大多数人都喜欢以“流质善变”形容梁启超思想的演变．把他看作是 容易受他人影响而改变自己观点的人，从而忽略了对他的思想发展的内在原因的探究。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就拿l902年的梁启超来说，自发表一系列“言 革”的激进言论后，在师友的多方胁迫和责难之下，始终都没改变他的“言革”立场，只有待1903年10月游新大陆归来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才发生根本的转 变，从此放弃了“言革”的主张。在游新大陆的不到一年时间内，梁启超的思想很少受外来的压力，基本上可说是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他的思想转变，应当说是它 自身演变的结果。为此，研究梁启超由激进转趋保守，应当从梁氏思想发展本身去找原因。同时，必须把重点放在他游新大陆这段时间。因此，《新大陆游记》为我 们了解梁氏思想转变提供了最好的也是最有力的证据。笔者认为，促使梁氏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对美国民主政体的亲身考察
梁启超于5月16日至21日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总统选举过程作了认真的考察，他历述美国两党在竞选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弊端：“当 其竞争剧烈之时，甲党对于乙党之候补者，攻击亦不遗馀力。往往将其平生行谊，毛举以相指摘。”随后他又比较英国（君宪）与美国（共和）两种政体的选举制度 说：“英国但求党员在议院中占多数耳，既占多数，则其党魁自得为大宰相而莫与争；……美国反是，胜败之机，专在一着，夫安得不于此兢兢也。”于是他得出结 论说，“美国争总统之弊，岂直此而已，其他种种黑暗情状，不可枚举。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梁启超《新大陆游 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76—78页）。
通过对美国民主政体的考察，梁启超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当他了解到竞选总统时，往往伴 随着杀人流血事件，而新上任之总统，如与前任者为异党，“则一国之官吏，将尽行易人”，官员大幅度更替，造成秩序混乱。新任总统忙于应酬求官者，根本无暇 顾及政事。因此，梁启超对新大陆这个民主共和制度感到失望，认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要有秩序和安定。
（二）对旧金山华人社会的详细调查
对旧金山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另一重要原因。他以旧金山华人为代表，研究华人的性质，以及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出结论认为，华人的优点有五：
（1）爱乡心甚盛（即爱国心所自出也）。
（2）不肯同化于外人。
（3）义侠颇重。
（4）冒险耐苦。
（5）勤、俭、信。
以上五点为华人所长，也是华人在美犹能自存自立的依据。接着，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华人的缺点，归纳为三点：
（1）无政治能力。梁启超分析说：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不像欧美的社会是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这种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传统政 治原则，束缚了华人作为个人的自身发展。因此，华人的自治能力极差。美国社会所需要的是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而不是在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有族制能力的族 民。所谓“自治”。按梁启超的解释，是“求一身之自治”，即克己以奉法，这样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和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也是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公民所应遵 循的最基本原则。
公民的自治能力，是西方国家建立法治社会的根据。相反，华人因长期受宗法制度束缚，作为个人正好缺乏自治能力。为此，梁启超 认为华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华人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作为一个族制下的华人，只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相反．欧美国家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则往往 具备国家思想。旧金山华人社会的会馆、团体所培养的是村落思想而非国家思想。故华人在政治上缺乏竞争能力，华人社会自身的政治能力也极差，“吾见其各会馆 之规条．大率皆仿西人党会之例，甚文明，甚缜密。及观其所行，则无一不与规条相反悖”。所以说华人无政治能力。
（2）保守心太重。因为华人不愿同化于外人，白组织成一个华人社会，以维持其传统的生活习尚和族制秩序，使数千年来的封建遗传因素，深深植根于华人社会中，是为其保守心太重之源。
（3）无高尚之目的。梁启超比较欧美人与华人，得出欧美人具有高尚之目的者三：一为好美心；二为社会之名誉心；三为宗教之未来观念。这是欧美社会精神文 明发达的根本。相反，中国人则缺此三者。“故其所营营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现在。凝滞堕落之原因实在于是”。因此说华人无高尚目的。
基 于以上三方面缺点，华人始终无法组成一个有秩序的、团结有为的华人社会。家族制度虽能维系一族之内的团结，但往往容易导致各族间树党相争，相互械斗。旧金 山华人堂口之争，族姓之斗，较其他任何地方的华人犹烈。故族制愈完善，相争斗则愈烈，其状态之凌乱，为内地所无。梁启超说：“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 于旧金山之华人者。”概括地说，就是“一盘散沙”。
通过研究旧金山的华人社会，使梁启超得出这样的结论：华人没有政治思想，缺乏自治能力。即 使放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共和政体下，犹不能达文明之境，组织一个有秩序的华人社会，向外发展，与外族竞争。旧金山华人的文明程度远较国内华人要高得多（不足 三万人有六家报馆），倘且如此。
因此，华人目前“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梁启超《新大陆游记》，l44—148页），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今 日中国。原因是“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而今如欲强行共和政体，“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梁启超选集》，404 页）。梁启超自美洲考察归来后，言论大变，放弃了不久前的“言革”主张，并激烈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民素质太差。他说：“若夫数 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同上）他在同年ll月18日致康有为书中说：“革义难行， 先生之言固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32页）明显地向康有为表示放弃“言革”主张。
显然，对旧金山华人社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及通过 比较欧美人与华人之间的差别．才使梁启超的政治思想霍然改观，认识到中国人在目前还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所应有的自治能力和政治思想。排满革命，实行民主共 和还为时尚早。此后，梁氏政治立场转而以君主立宪为归宿，绝口不谈革命，把精力着重放在改造国民心理，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在1904年里。他著有《中国之 武士道》、《中国国债考》、《中国民族外竞史》等著作，借以发扬和激励中国人的“爱国心”、“团结力”和“尚武”精神。此虽不如前段时期言论思想之光烛 照，但毕竟还属有意义的思想启蒙工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大陆之游对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影响甚大。他的政治立场自“革命排满” 回归到君主立宪，当然外因的影响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内因。通过以上分析表明，促使梁启超政治霍然改观、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在于他对美国政 治制度，特别是对美国华人社会的切身体验和深刻认识。通过对以上梁启超由非尊孔保教到主张排满革命，最后又以君主立宪为归宿这一思想演变过程，我们看到梁 启超的所谓“流质善变”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他刻意求真求知的真实情形。历史研究的任务和目的，应当是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去揭示 事物的本质内容，对梁启超的研究也不例外。据此，笔者认为，把梁启超思想上的突变与还原视为“流质善变”，似乎并不符合事实且过于简单化看问题。尽管梁启 超政治思想上回归认同于君主立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显得落伍和保守，由此梁启超亦结束了他作为改良主义启蒙思想家的黄金时代。但梁启超那种一旦认定了 真理即勇于追求的精神，是十分可取的。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可称得上是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求真求知的近代知识分子优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