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满意度和预期寿命的长度伴随着社会的公平而来。贫穷的喀拉拉在发展中国家里力拔头筹。哪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越大，哪里的人们就死得越早，巴西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一个较穷的巴西人要比一个喀拉拉的中产阶级挣的钱要多得多。

        赐予人们长寿的不是绝对的富裕程度，而是财富的均匀分配。同样，工业国的收入差异也显示了这一

点。在瑞典和日本，收入的差异最小，虽然两国的社会和健康体制不同，但两国人民活得最长。相反，统计显示，伴随着财富分配不公正的不断增长，预期寿命也就越短。另外，德国在这两个范畴中均处于工业国家的中间地位。

        在国际比较中，国民感觉最满意的国家同时也是收入分配最均衡的国家。这不是偶然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荷兰，就连在瑞士，贫富差距也比德国或意大利要明显地小。

        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美国联邦州之间的一次比较。虽然美国优秀的医院均匀地分布，但是在同一联邦州里的平均寿命却不同，差距多达4年。北达科他是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州，那里的人们可期望活到77岁，相反，西南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州民平均年龄则在73岁。这种差距既不是绝对的富裕程度，也不是移民的来源；既不是贫困率，也不是香烟的消费量可以解释得了的；而且，因癌症而死亡的人数与因基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基本没有区别。

        谜底在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而这种差别在路易斯安那州要比北达科他州高出50％。收入分配不公平州的公民较早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压力所致，是那种人们在对手林立的社会中所要承受的压力。

        在金钱和幸福之间存在着一种荒谬的关系，虽然在某一门槛的一边，富裕几乎可以提升幸福，但是从更高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才是决定幸福的因素。

        过去30年间，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收入差距扩大，而最大的差距是在变革中的东欧。最痛楚的要算来自俄罗斯和立陶宛的数字，在那里自1989年以来，死亡率提高了1／3，男性的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匈牙利1970～1990年之间死亡率提高了1／5。这一时期的匈牙利绝对不再贫穷，这些年来，它的国民收入翻了三番，但是，当大多数人拥有的财富还停留在1970年的水平时，富裕带来的好处也就太有限了。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只要不富裕的人的收入不下降，而富人更加富有，就伤害不到任何人。如果人们将存款数量作为惟一标准，那么该论点无疑是对的；如果人们关注幸福和健康的结果，那么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只要社会上的对立面不断增加，无论是对富人还是穷人就都有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