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核心价值观经过多年的培育、渗透终于登堂入室，开始主导中国某些重要经济领域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当下西方十分看重、关注、欢迎和极力怂恿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本质所在，以至于中国股灾爆发后，美国财长首先关注的是“我希望(股市动荡)不会让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放缓”。
是什么样的中国经济改革让美国如此牵肠挂肚?希望中国记者有机会一定不要忘记问问美国财长。经过多年妖魔化政府惟GDP“投资冲动”，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由政府干预资源配置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写入深化改革纲领性文件，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经过多年大规模、有预谋地歪曲、否定、围堵“摸着石头过河”即实践检验真理改革方法论之后，“改革精英们”终于扬眉吐气地把西方经济学核心价值观，不经实践验证，直接塞进顶层设计，成为新一轮深化改革纲领性举措。然而两年的改革实践，这种顶层设计出来的改革转轨给中国带来的新气象或称作“新常态”似已初露弥端，最直观的宏观新常态就是经济下行，再下行;金融自由化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操弄下股市暴涨暴跌，引爆前所未有的股灾，甚至隐约呈现出内外势力勾结利用改革新出台的杠杆和制度漏洞大有做空中国的势头;祸不单行，一个令世界震惊、让中国颜面尽失的天津大爆炸，是被这场自由市场大潮第一个冲上岸的牺牲品，这么一个没有资质的民企能够在过五关斩六将“民进国退”突破重重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关卡，迅速抢占危化品“自由市场”，直接导致中国工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爆炸，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并不单纯。
显然，把这些偶然的事件全部归罪于改革新举措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但纵览世界凡采纳新自由主义改革国家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偶然中的必然，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以美国为首，世界银行与IMF的全力策动下，拉美国家最先实施新自由主义之华盛顿共识改革，30年过去了，结果是拉美国家集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不能自拔;与中国国情类似的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全部采纳充满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休克疗法”顶层设计，全面实施股份化、市场化、私有化、国际化、去政府化改革至今已25年有余，而这30国无一国经济社会发展能与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中国经济有可比性。其实考察一下由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演变而来的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新自由主义顶层设计改革的成果、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并不难，难的是顶层设计者们认定依据西方理论的改革是普世的、颠扑不破的真理，眼中只有西方几百年来积累下的辉煌，无视拉美和30后社会主义国家采纳西方改革方案的失败，固执地认定按照他们的顶层设计，中国从此不会再出现“摸着摸着，摸不着石头的窘境”。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残酷现实是中国开始采用被西方赞赏的顶层设计后，有强烈迹象显示开始步入与拉美及那30国为伍的“新常态”。
30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发展，与公有制基础上的政府参与资源配置密不可分，是中国有别于其它经济体，能够长期保持超常规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独有的特色。如今经过多年抹黑公有制、妖魔化中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作用，人为地把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釜底抽薪，经济必然失去原有的平衡和部分发展动力，减速下行是必然的。其实把经济减速下行解释成“新常态”并不准确，理论上讲目前下行、下行、再下行后的经济发展速度才是回归西方经济学理论“规定”的发展常态，即所谓普世的，纯市场国家经历过的老常态。目前以“壮士断腕，不惜杀出一条血路”推动的某些改革举措，是在中国理论界、政府智囊酝酿多年、并不断改头换面以赢得改革民意的认可，但其本质却万变不离其宗，仍然是世行《中国2030》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重新包装。其所依据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原本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中低速发展经验总结归纳起来的理论，因此这些举措能做到的必然把长期超常态发展的中国经济通过顶层设计出来的“深化改革”带回到西方曾经经历过的老常态，这样改革下去，中国还想保持高速发展，只能是缘木求鱼。经济下行、下行、再下行是不是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的改革初衷，对顶层设计者来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年媳妇熬成婆，他们终于有机会借助改革的大潮在中国忠实地践行他们从书本上，从西方经济学那里学到的所谓放之四海皆准、“普世”的理论来“挽救”摸不着石头的中国改革了。
经济不断下行，股市断崖式下跌，人们开始醒悟到神圣光环下的顶层设计，中看不中用。其实现如今最让当政者纠结的，说穿了就是又想保持超常态发展速度，又不让用中国政府使用习惯了的、被批倒批臭的、政府干预经济的老超常态手段。鱼和熊掌都想得到，顶层设计却拿不出两全其美答案。当政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如果还期望中国这列重载列车延续8%-10%的增长速度继续往前跑，或退而求其次要求保住7%、6%甚至5%的增长速度，无疑是为难西方经济学理论，为难“顶层设计”。因为被顶礼膜拜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中国这种前无古人的发展架势。
那么中国为什么非要这华而不实的顶层设计呢?长期以来，从教科书到理论研究，从某些政府的高级智囊到部分媒体，一直都在或明、或暗、或潜意识里追随着西方价值观，贬低、甚至刻意抹黑中国政府和公有制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嘲笑“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把中国的发展方式定性为“不可持续和没有一般意义”，瞎摸，“摸着摸着就摸不着石头了”，中国经济随时面临崩溃，他们不断在理论圈里营造的“改革共识”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迟早要回过头来走西方走过的路。通过全面掌控的理论和舆论平台，坚持不懈地培育“理论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学术界圈内的所谓专业素养，形成一面倒压倒性顶层设计氛围，并不无自豪地声称深化改革理论已经形成前所未有的“共识”。有了这样的理论和学术大环境，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政府便不可避免地被妖魔化，成为万恶之源。许多政要、权威人士不加思考地接受专家、智囊的专业指导，稀里糊涂地放任、默认西方理论阻断中国模式的改革进程。由理论界的“共识”与权力的结合，便在很大程度上垄断和控制了改革的话语权，设计权。正是这种把神圣化了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洋理论奉为圭臬，从“理论”上彻底修正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实事求是改革路线的土办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面临的最大危机。
改革的顶层出现这种局面，归根结底还是近些年来理论界、政府智囊队伍和部分主管官员缺乏理论自信、民族自信、制度自信、和文明自信酿成的苦果，是长期以来教育迷失方向种下的祸根。
1.各级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历史上政府过多干预资源配置曾让社会主义国家走过很长一段弯路。痛定思痛，避免政府过多的干预，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年的磨合，现行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是否恰断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理论来评断，而应该是用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纵向对比显而易见，通过横向全球对比更证明，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在资源配置优异的行政能力对推动中国经济发生举世瞩目飞跃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瑕不掩瑜的。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始终把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过多干预资源配置强加于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头上，并不断地妖魔化和脸谱化中国政府的形象，为颠覆政府制造舆论。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对中国发展经济的助力令任何其它经济体发展模式望尘莫及，无论老牌民主国家如印度、菲律宾，还是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拉美国家，还是东南亚国家，甚至西方发达国家，它们中大多数国家30年前都曾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大幅领先于中国，而现在都纷纷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领导下被中国政府卓越的行政效率远远甩在后边。中国政府应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正名。
然而在海内外某些势力的操作、渲染下，中国政府和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缺失被意识形态化和无限夸大，而它们的正面积极作用被刻意忽视或歪曲，形成一种奇怪的，黑白颠倒的价值体系，甚至到了政界、学界、舆论界很少有人敢为中国政府和公有制经济的突出作用仗义直言的程度。造成这种气氛的原因是长期以来自大学教育、理论研究到舆论平台形成一种一面倒氛围，即公有制和专制政府违背了经济发展的所谓普世规律，必是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不可持续。在被长期抹黑和妖魔化的大环境下，许多学者、官员潜意识里背负着公有制和非宪政民主政府违背“世界潮流”的原罪感，下意识地把一切社会乱象都归结到公有制和政府，盲目地认为，只有通过私有化和西方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是中国社会的最终出路。
过去几十年，中国是少数几个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之一，而依照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经验，经济达到中等偏上收入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随之递减，能够保住5%的增长速度已经算高速了。以西方逻辑论，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市场经济经验，像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农业国，既没有通过掠夺殖民地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也没有像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有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以及有朝鲜战争、越战等战争横财的刺激，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被妖魔化的集权统治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超越民主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绝对违背西方经济学常识。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凭借中华民族的勤俭、全球化的浪潮、凭借前30年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积累和创建起来的初步完整地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耕者有其田的公有制基础、及中国政府的高效行政能力，在改革开放后短短30年间，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崛起，创造了任何经济学理论都预测不出的奇迹。中国各级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是任何西方政府和转型国家政府望尘莫及的。如今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中华文明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关键阶段，然而却有一股强大、缺乏中华文明自信、迷信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体系的势力，正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把中国拉回到别人走过、并被历史证明错误的新自由主义顶层设计的邪路上去。
不难预料，如果中国上世纪80年代就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瓦解后形成的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一开始就“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进行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国际化、去政府化改革，那么还有没有今日中国奇迹，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中国极有可能同那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为伍，在西方顶层设计“休克疗法”改革中掉进自由市场的陷阱里，被实力雄厚的西方市场垄断资本所左右，成为西方的产业殖民地和政治附庸。
今天又有人打着顶层设计地幌子，搬出被历史证明失败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原理塞入深化改革，如果任由他们绑架中国改革路线，中国的前景必会与那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进入不死不活，经济下行，牛步发展的所谓新常态。像那30国的现实一样，永远只能仰视西方发达国家辉煌，跟在西方的屁股后亦步亦趋，甚至步乌克兰的后尘被多次颜色革命搞到经济崩溃、国破家亡、四分五裂的境地。
2.中国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就是资源配置优化，生产率大幅提升的过程
中国改革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邓小平倡导的，在政府主导下“看准了，就大胆试、大胆地闯”，先在小范围内开辟特区试点，成功了全国推广，失败了再退回来。这种由政府主导下“摸着石头过河”，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法论像一座灯塔指引了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航向。无论是翻天覆地般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井井有条地加入WTO，渐进性融入国际社会;无论粮食、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严格管控，还是被西方市场封锁的高科技及国防工业的快速崛起;无论歼20还是超级计算机;无论是北斗卫星打破西方垄断，高铁快速崛起的奇迹，还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微信、百度、微博、阿里等摆脱受制于人、受监控于美国的自主互联网企业的快速成长…，以及一个接一个令世界瞩目和羡慕不已，卓有成效的五年计划都离不开中国政府高效调配资源和行政能力。世界看得很清楚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果，即市场发挥资源调配的基础作用与政府强大的主导能力相结合的结果，缺一不可。世界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多了去了，他们没有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国的公有制基础体制和强有力的政府。从新中国成立日起，抹黑，妖魔化中国政府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是在“中国崩溃论”的诅咒声中壮大繁荣，然而中国理论界及政府内部某些当权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斥着不自信的意识形态，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帮助敌人摧毁自己的优良传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十分担心中国“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放缓”甚至停止。
众所周知，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过度地计划和控制市场，被实践证明虽然较合理地利用和节省了资源却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而自由市场经济活力无限，却是地球有限资源和环境的梦魇。不可否认，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习惯，政府过多干预会造成市场价格扭曲，资源浪费和滋生腐败，因此需要不断深化改革、简政放权、扬长避短、通过改进政府干预市场的方式，同市场的作用一起优化资源配置，堵住制度的漏洞，完善中国特色的体制机制。正如本届政府大力推动的许多反腐倡廉、惠民利民的简政放权、以及完善司法体系等，正在有效地推动改革的进程。而不应该发现缺点和错误就全盘否定自己的过去，把自己的优势当作缺点去改革。前进路上遇到困难是正常的，然而遇到困难就认为摸不着石头了，就要回头走别人走过的路，这山望着那山高，是缺乏起码的民族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表现。只迷信西方的和尚会念经，最终必重蹈拉美及30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覆辙。
回顾历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样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严重的副作用，上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大萧条就是市场失去了正向调节作用，造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最终不得不学习当时一支独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办法，靠政府干预把经济拉回到正路上。
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是实事求是，对症下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捧着西方经典经济学课本，纸上谈兵。当年价格双轨制改革，明明知道有诸多弊端，但是它却是最适合当时国情的改革举措，改革阶段性实践也证明在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双轨制过渡曾是渐进性放开市场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比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相对平稳的过渡，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顶层设计“休克疗法”一步到位的市场经济革命造成的却是惨不忍睹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原公有制经济毁灭性打击，科教、产业、经济、人均寿命、全民健康状况、及社会文化水平均严重倒退，甚至有些国家至今未恢复到25年前的社会、经济和工业水平，同时还派生出比双轨制改革更加严重的腐败和社会问题。两条改革路线结果有天壤之别，多么鲜明的对比，只要不戴有色眼镜都能看到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给人类带来多么具有普遍性血淋淋的惨痛教训。包括“休克疗法”西方设计者在内，世界普遍认为当年在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可悲的是，如今中国迷信西方理论的专家、学者、政府高级智囊、和部分官员们却无视那30个后社会主义的改革悲剧，却把他们失败的改革举措祭出来当作中国深化改革的良方，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扔给“市场这支看不见的黑手”，难道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灾难还不足以为戒，中国还需要用社稷民生为赌注再试一次吗?
3.把中国改革引向邪路的势力不可小觑
经过朱镕基时代大刀阔斧般粗放的改革后，中国改革确实需要一定的修整、微调、细化、反思等进一步深化改革。然而，后朱镕基时代改革出现长期停滞不前状态，使得许多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甚至激化，社会乱象频发，意识形态空前混乱。改革止步不前最主要的因素是某些主政者一方面不推动任何实质性改革，完善和解决上一轮粗放改革遗留的问题，所谓“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意味着放任社会乱相丛生;另一方面不断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当作解决改革中出现种种乱象和弊端的灵丹妙药和先决条件，幻想用某种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达到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行政不作似乎成了有意在放纵社会乱相倒逼政治体制改革的手段。声言“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甚至所有改革成果都会前功尽弃，而且随时还可能有文革的悲剧发生”。这种把“政治改革”理想化、孤立化、抽象化，却在现实生活中改革原地踏步的执政思路自然会偏离或停滞了邓小平小步快走的改革路线，其实大家不会忘记，苏联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埋葬了苏联和整个欧洲社会主义阵营，而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才是打开中国崛起大门的钥匙。某当政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偏好，使那些受过西方政治、法律、经济学科班教育、迷信西方宪政和经济学理论的精英、专家在这种倒逼政治体制改革的氛围中，在强烈的改革民意中，备受舆论和上面的青睐、得以壮大声势，以政府智囊的面貌进入改革的顶层设计。
近些年中国改革争论最激烈的是应该一步到位地推进西方宪政体制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落实西方为我们顶层设计的路线图、亦步亦趋;还是继续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前进，不断巩固改革成果，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走出一条中国自主发展的改革之路。表面答案显然是不容置疑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宣示不走邪路。然而中国新一轮改革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是中央打左灯，改革向右转。改革队伍中从来不乏表面上拥护中共中央的改革方针，打着深化改革招牌，怀揣的却是新自由主义的顶层设计，等待时机推动宪政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掘墓人。他们巧妙运用垄断的深化改革话语权和决策权，精心包装、采用温水煮青蛙渐进式、不可逆地在改革中推进国企股份化、民营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及土地确权(最终私有化)，以达到不断侵蚀动摇公有制根基的目的。
他们煞费苦心塑造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真理般不容置疑的强大政治氛围，就是要从改革心理上刻下中国改革从此在所谓不言而喻“理论”指导下，跳过“摸着石头过河里”阶段，直接进入顶层设计高级阶段，从而达到他们所追求的新境界，即“顶层设计包括基本的价值取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后顺序。因为中国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所谓不需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改革，标志着处在探索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彻底向成熟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臣服，中国从此不再需要改革试验，不再需要固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按照新自由主义顶层设计的自由市场理论指导中国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就会通过“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迎刃而解。从此中国改革再不会出现摸着摸着，摸不着石头的“窘境”，从而圆了那些迷信西方价值观的专家和主政者们多年的梦。
然而顶层设计改革的两年实践下来，出乎始作蛹者预料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新动力，反倒是经济下滑、股灾和大爆炸给顶层设计当头一棒。其实原因很简单，不断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不缺市场的配置能力，反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系列配套改革打压公有制、削弱政府作用的负作用却立竿见影地显现出来了。这是迷信自由市场的改革权贵们始料不及，恐怕最终他们只能用一个又一个新常态去掩盖这种深改以来的非正常现象了。
4.“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导致股灾
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精神指导下，新一轮所谓深化改革正在“不惜杀出一条血路”地在中国全力推进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国企股分化、私有化、土地渐进性私有化，及去政府化改革，其中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更是此次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2015年六月中国股市断崖式下跌，一度让中国主要股市蒸发了近3万亿美元市值，已经危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30年来人民辛苦积累财富的安危，中国发展势头的安康和社会安定。中国经济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地严峻局面，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动用一切可动用的力量救市。短短几日股市波动，中国金融已经伤筋动骨、并且有向实体经济蔓延的苗头，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重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声誉。
值得注意的是当股灾泰山压顶之时，专家们智囊们无人再唱“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高调，显然，是人都知道此次股灾就是放纵市场、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惹得祸。所幸，中国的公有制经济还没有完全被顶层设计深化改革掏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去政府化还没有完全落实，中国政府有强大的财力、国有经济支撑的宏观控制能力，仍有足够力量依靠政府领导下公有制主体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力挽狂澜。使得期待股灾一举击垮中国经济敌对势力再次失望，转而寄语“我希望(股市动荡)不会让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放缓”(美国财长语)，西方主流媒体一改长期以来批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口径，众口一词，为中国经济改革被股灾拖累受阻而操心。西方为什么如此看重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改革?因为只有他们寄予厚望的“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到底，中国经济全面实现金融自由化、市场化、国企股分化、私有化、国际化、及去政府化改造，他们才有更多的机会和施展惯用的手段控制中国经济。当中国再遇到此类股灾，中国政府将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经济才可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5.扭转经济下行颓势，必须回归改革正道，给公有制正名、给政府正名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暗含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对政府作为的贬低，和放任攸关社稷民生、国家安全资源配置权的失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系列配套措施束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打击了相当一部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它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市场决定性作用”是一面旗帜、也是一根棍子。打着这面旗帜在全国上上下下明里暗里推动新自由主义之华盛顿共识的所谓“五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去政府化，将无往而不利。一切反对抗拒所谓“五化”的言行就是抗拒市场、阻碍改革，都会遭到无情的棒击。公有制的存在将必然是“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最大障碍，政府部门不向市场低头就得准备丢乌纱帽，国企抵制股份化、公有制稀释化就是抵制改革，最敏感的土地问题正在不可逆转地向背离公有制的最终目标推进，最终自然而然地在流转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市场决定性作用”已经成为撬动乃至彻底摧毁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最强而有力的杠杆。
这种一手遮天的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政治正确”必成为改革理论界新的“凡是”，配合抹黑公有制、贬低政府行政能力的舆论氛围，已经越来越少的学者专家敢理直气壮地捍卫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的底线。
由中南海智囊推荐，貌似哲学命题般深奥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一出笼曾一度让许多人一时反应不过来，经过两年的实践人们开始看清其本质就是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教条的重新包装，然后被某些智囊专家学者以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的新面貌高调粉墨登场。探究这些政府智囊专家们的思想脉络不难看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断变换方式推动着他们认定的价值观，所谓为深化改革量身打造的顶层设计，归根到底，骨子里还是旨在从改革的指导思想上用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修正中国改革30年行之有效的改革路线，把改革引入歧途。股灾、天津大爆炸以国人痛心疾首的方式警示中国，是反思所谓顶层设计的时候了。
中国的深化改革必须破除所谓顶层设计迷信，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立足于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世界其它文明的经验教训，发展出自主知识产权的人类经济现代化理论，形成和完善具有推广价值的中国模式。特别是当我们认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危害性，即这块刚摸过的石头不适合中国改革的国情，靠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解决不了不断下滑的经济，我们就应该尽快抛弃，回归原有的发展模式，理直气壮地为各级政府的发展冲动正名，为公有制正名，为30年来改革发展模式正名，重新激发政府、国有经济、私有经济及外资的积极性，增强全社会奋发向上的动力，延续我们30年来发展的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