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德先生是梅贻琦的女婿，梅祖彬的丈夫，我的表姨夫。1948年以后，他们一家定居洛杉矶。2015年，我为写作母亲家族史，赴美专程拜访过他，发现不少老照片，尤其韩氏家族最后一张大合影的拍摄，出自毛先生之手。近日我到美国探亲，1月8日，曾和小妹妹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常成先生，一起去看望毛文德，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下午，他讲述了自己许多独特的经历。
没想到，一周之后，毛文德先生突然去世，享年99岁。那天的录音、录像和留影成为历史的绝响。我们计划为他庆贺百岁生日，他的儿女们已经为两个月后他生日的那天，在当地最好的中国餐馆预订了宴席，那将是一次四世同堂的家庭聚会。这成为永远的遗憾。
梅家规矩
梅贻琦和韩咏华1919年结婚。长女梅祖彬在婚后第二年出生。一年后，1921年，二女儿梅祖彤尚未出世时，梅贻琦只身赴芝加哥大学进修。1922年秋天，他跨进北京香炉营小院的院门时，韩咏华怀中抱的二女祖彤，已经一岁有余了，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大女儿出生时，梅贻琦在学校居住，周末回家，一周只有一天在家抱抱孩子。二女儿出生时，梅贻琦在美国进修，韩咏华带着大的，喂着小的，独自支撑了一年多。三女儿祖杉与儿子祖彦在1924年的年头与年尾出生，仅相差十一个月。此时已搬到清华南院5号，合家团圆。韩咏华学幼稚教育出身，孩子一定要自己带，凡事亲力亲为，还要照顾丈夫饮食起居，自然分外忙碌。
韩咏华说生了6个孩子，现知怎么只有四女一男5个孩子？询问了健在的梅祖芬表姨：在我和哥哥祖彦之间，大约1926年，还有一个姐姐，长得好看，我们都是小眼睛，随父亲，这个女孩大眼睛，白皮肤，放在小车里推出去，大人们都问：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漂亮！可惜养到11个月时就病故了，没有留住。
当年清华一些师生回忆：每天下午四点钟，都会看到梅师母推着一辆儿童车，车里躺着个小娃娃，到工字厅给梅先生送茶点。韩咏华解释说：孩子没人带，就放在小车里推去推回。看来车里正是后来夭折的那个女儿，据说小名叫大清。
梅贻琦很喜欢孩子，但绝不宠爱娇惯。韩咏华说：记得三女祖杉在襁褓之中时，月涵不让抱着，怕惯坏了孩子。他下班回来，把放着祖杉的柳条箱挎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一走，就算是哄孩子了。
他对孩子的教育很注意，从小不让他们挑吃。吃饭时，一个孩子一个盘，把菜分给他们，说：你们把盘子里的菜都吃完，喜欢吃的，爸爸再给你们添，不喜欢的就不给了。孩子们觉得条件不高，就把分给的菜都吃掉，从小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因此他们都能适应后来在昆明那段清苦的生活。
我的外婆高珍也说：梅家规矩大。五姑管孩子严，每人一份饭，必须吃干净，一粒米都不能剩。腰要挺得直直的。女孩子贴墙站，两肩要贴在墙上。你看二表姨梅祖彤，80多岁时腰板儿还是直直的。
梅贻琦对孩子也很耐心。韩咏华有时候气急了，还打过孩子，也曾把孩子锁起来以示惩戒。但梅贻琦从来不打孩子，也从不急躁。他批评做过幼稚园老师的太太：你忘记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了。
但是，梅贻琦忙于工作常常无睱顾及孩子们，在儿女眼中，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父亲。小女梅祖芬80多年后回忆说，和父亲很少接触，他挺严肃，不厉害，但从不说说笑笑。有一次，吃早饭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姐姐哥哥都不在，就我和父亲两个人。父亲问我：你放假了没有？我低头回答：放了。他问：什么时候放的？我说：忘了。因为太少单独和父亲在一起，所以这段对话至今记得非常清楚。
梅贻琦夫妇对子女的中文教育也毫不放松。全家搬进甲所不久，梅贻琦拜托朱自清先生为大女祖彬、二女祖彤寻找一位老师补习中文。朱先生推荐的是许世瑛，他1930年秋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入研究院，师从赵元任、陈寅恪研究语言声韵学和历史。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为儿子祖彦先后请来两位女家庭教师，教几何的是黄珏生夫人梅美德，教英文的是张彭春夫人蔡秀珠。这两位老师不寻常，都有在美国留学受过高等教育的背景。
梅祖彦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学号为31598。这时梅家已经有4个孩子在联大读书了：祖彬在联大外语系、祖彤在生物系、祖杉在社会系。重庆政府教育部为联大学生发放了补助金，但梅贻琦不让自己的子女领取。
受教西南联大的三个女儿
我注意到，梅贻琦日记从1946年开始，对三个女儿开始分别记述，因为那时她们都已恋爱，有了男朋友，有了自己的生活。
大女儿梅祖彬生于1920年4月5日，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到重庆找工作，与华侨子弟毛文德相爱。他在中华航空公司供职，后派驻印度。梅贻琦对女儿的选择起初不太认同，但经过长谈后，女儿依旧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梅贻琦只是无奈地调侃一下：“可惜不是个读书人，不过所幸‘高度’相当”。原来祖彬身高一米七四，亭亭玉立，毛文德身高一米八五，也是一个挺拔的大高个儿。他们于1944年在印度结婚成家。
以后祖彬搬到上海毛家住，1945年生了儿子，而毛文德则往返于新德里与上海之间。在梅贻琦日记中有一段文字，提及女儿祖彬：席未终郁文（夫人韩咏华）觉不适先离席，盖因闻近数日飞机有失事者，遂惦念彬彬等自印赴沪之安全尔。昨、今两日因气候之故，英美广播皆不易收听，殊为闷闷。
从日记看，提到祖彬的次数比其他孩子多一些。我问祖芬表姨：你父亲是否更喜欢梅祖彬？她回答：因为她是老大呗！又拿得出手。
二女儿梅祖彤生于1921年10月17日，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生物系，与弟弟祖彦同一年应征入伍，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一支战地志愿医疗队，是西南联大参军的唯一女生。
梅贻琦日记1945年4月11日记有：“彤女已赴曲靖月余。”曲靖距离昆明120公里，军事地理位置重要，当时是陈纳德将军带领的飞虎队临时驻地，也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和滇西会战的后方基地之一。梅祖彤后来随医疗队到了汉口协和医院，与一位苏格兰人安思礼相识相爱，并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结婚。安思礼供职协和医院，他们当时住在协和医院的宿舍外交部街2号。梅贻琦1948年12月离开北京时，梅祖彤怀孕待产，父亲飞离的第四天，她生下女儿安意枚。她应该是在1949年底离开中国去英国定居的。梅贻琦初到台湾建校时，梅祖彤携女曾来台北看望与陪伴父亲。梅贻琦一生中享受儿女亲情的时刻太少了。
三女儿梅祖杉生于1924年1月4日，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社会系，她的男朋友钟安民也在西南联大读书，与梅祖彦一起应征入伍，同在译员训练班受训。1944年5月他与梅祖彦、凌瑞麟、卫世忠等一行，跟随美军总部派出的前线指挥部，前往马王屯参加滇西会战。
1960年6月，韩咏华退休不久，就是住在三女儿祖衫在费城的家中，收到了梅贻琦病重的电报，于是她即刻动身，赴台伺疾。
独子
独子梅祖彦生于1924年12月8日，排行第四。
梅祖彦幼时身体瘦弱，1935年不幸接连得病。先是中耳炎，经协和医院刘瑞华大夫开刀治疗，恢复得很好。不料又得了肺炎，再度住院，这次是刘振华大夫诊治的。如此这般，四年级没有读完，秋天勉强上了五年级。第二年春天，梅贻琦听说历史系刘崇鋐教授在家开了私塾，请了一位老先生教他的两个儿子刘京业和刘仝业学古文，他就让祖彦退了小学，参加了刘家的私塾。
梅祖彦说：主要念了《孟子》《古文观止》中的一些文章。虽然只学了两个月，但对自己的国文训练还是很有裨益的。所会背的文章诗词，至今大部分仍能成诵。
他在《怀念先父梅贻琦校长》中说：我们家姐弟共五人，幼年时父亲教我们读书写字，对于培养我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非常认真，我上初中时还教过我数学和英文。但自抗战内迁以后，他的公务十分繁忙，教育我们的时间就少了。
郑天挺教授在回忆文章中披露过一个细节：在昆明梅贻琦先生住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左厢，和梅祖彦同屋。一晚有同事接他出去开会，正逢停电。临出门，梅先生把煤油灯移在外屋桌上，将灯芯捻到极小，并把火柴盒放在灯旁，怕灯灭了，祖彦回来找不到。从这一小事看出他对儿子多么关心，做事多么细致有条理。
1943年，美国陆军大规模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需要大批翻译。西南联大动员四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出去服务两年，工作期满后发给毕业文凭。二年级的学生本不在征调之列，但梅祖彦和他的一些同学爱国心切，决定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志愿参加翻译员工作。当年暑假，他到昆明以东的曲靖，在美军新开办的汽车训练班做了6个星期的临时翻译；11月和西南联大及别校学生百余人，到昆明译员训练班报到，受训一个月之后他分配到昆明美军总部译员室工作。
关于这件事传说不一，有人说梅校长带头送子参军作为号召，也有人说祖彦要去，家里不同意。韩咏华说：这都不是实际情况。据我所知，月涵在学校对教授、学生有民主作风，在家庭对妻子、儿女也同样，一切根据自愿，合理的就支持，从不强迫命令，所以祖彦参军和别的学生完全一样，是自愿去的，月涵既未主动提出，也未拦阻。
1945年春，美军从各地选派50名翻译去美国担任紧急任务，梅祖彦被选中。他后来在《八十自述》里讲到这一段经历：1945年4月底由美国教官的带领，一行人乘机飞经印度、伊拉克、埃及、突尼斯、摩洛哥，换乘大型飞机飞越大西洋，总共66小时，到达纽约。由此换乘火车到达南部圣安东尼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空军集散中心。我被分配到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机场，在那里的任务是帮助中国空军机械士，学习飞机维护和修理技术。1946年6月起，翻译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人集体乘船回国，要留下读书的则各奔东西。我于9月到麻省继续学业。
梅祖彦在《八十自述》中讲在美国求学与工作的情况：我于1946年9月在WPI复学，进了机械系二年级。这个学校是父亲1914年毕业的母校。总的说来，在美国念大学本科要比在西南联大容易很多：第一，功课要浅一些，参考书取用方便；第二，实验室和实习设备好，对学习使用科目十分有利；第三，生活条件好，营养充足，学习劲头大。这三年的学习比较顺利，我于1949年6月以高材生毕业。
当时梅祖彦所在的伍斯特是美国东部一个中等工业城市，资讯封闭，他对于中国国内进行的翻天覆地的变革知之甚少。直到他毕业后听说北平和平解放，方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想在美国找个工作，但正值经济萧条，觅职很难，只好到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念硕士学位。1952年硕士毕业，朝鲜战争已经打响，美国工业顿有起色，于是梅祖彦进了一个机械制造厂沃兴顿公司当上技术员。
梅祖彦与父亲聚少离多。他描述过这种状态：在昆明的头几年我和父亲虽同居一室，但每天见面的时间不多。入大学后不久我即离校去军队服务，以后辗转到了国外，更是远离双亲。五十年代我虽和父亲同在美国，但长期不在一地，见面时间也少。
1949年，梅贻琦飞抵美国，父子两人渡过了一段时间不长的团聚时光。梅祖彦总会从自己每月三四百元的月薪中，私馈母亲若干，以补贴家用。而且他会驾驶汽车，他来纽约时，主动当起父亲的司机，接送他上下班，会亲访友。梅贻琦当年已65岁，为清华节省资金不肯购车，自己又不会驾驶，出行均靠巴士、地铁兜来转去。如今坐上儿子开的车，方便了许多，和儿子在感情上估计也亲近了不少。
可惜温馨之情转瞬即逝。1954年3月，梅贻琦飞台北，参加“国民大会”。父亲走后没有几天，梅祖彦即选择出走，乘飞机离开美国，在欧洲滞留与斡旋多日，经过74天的努力，终于在6月初返回祖国北京。
台湾舆论一片哗然。当局惊呼这是“中共劫持”。事实的真相如何？
梅祖彦明确表示，“我是自愿回国的，我要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政府对中国旅美侨民的态度骤然转变，尤其对要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百般阻扰，在签证方面设置了许多障碍。那梅祖彦究竟如何成功地实施了出走计划？
梅祖彦的回答是：到1954年，我手中持有的原重庆政府发给的护照已过期2年，留学签证也多年没发了。在美国居住已没有合法身份，要离开美国只有偷渡一途，也就是要冒相当的风险。我和其他同学发现在码头上船到欧洲去检查很严格，要混过去没有可能，而在机场上的检查则十分松弛，因此我们决定乘飞机出走。
通过一个传奇式的过程，也由于法国领事馆办事的马虎，我弄到一个法国签证，随后在法国航空公司预订了一个星期日的机票。航空公司的人也看出我的护照是过期的，但我想事已如此，只有试试运气。果然，到了纽约Idlewild机场，在法航柜台前办事人员对我的签证又提出了疑问，但让我补填了移民局报表以后就同意登机了。
在巴黎，主要依靠旅法学者汪德昭先生（梅祖彦的表姐夫）为我办理居留手续，并安排了生活。为了解决回国的困难，曾两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领事馆请求帮助，后一次还见到了出席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的中国官员，中国代表团要在会外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无理阻扰中国留学生回国（那时两国没有邦交，不能直接在会议交涉）。因为我和另一位同学在巴黎购买船票遇到困难，代表团最后同意了我们取道苏联回国的要求，给我们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得到了补助。我们两个随回国的信使于6月2日乘飞机离开瑞士，在莫斯科停留一天以后（参观红场和莫斯科大学），我们乘坐苏联民航向东飞行，在伊尔库茨克换乘中国民航，于6月6日到达北京。
当然我还好奇他究竟见到了中国代表团的哪位官员？在梅祖彦写的《1954年回国经过纪实》中找到了答案：在代表团我们会见了秘书长王炳南和团员柯柏年。团长是周恩来总理，原来要见我们，后来没有见成。
梅贻琦事前是否知晓儿子的这一举动？他的态度如何？
梅祖彦在事后多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此前有不少留学生回到了大陆，并传来很多解放后的情况。父亲知道我和一些同学也在筹划远行，他虽然未动声色，但显得心中焦虑。后来还是重视了我自己选择前途的意愿。只是在为人处世的道理上对我做了些规劝，而对我的行动却给予默许。
事实上，梅祖彦的两次选择，一是在西南联大时弃学从军，一是从美国回归中国大陆，都没在事前征求过父亲的同意。
韩咏华第一次回国探亲是1974年，国内还在文革动乱中，知识分子从下放的五七干校回来不久，好多人家的住房都被挤占，根本无法接待国外的客人。虽然韩咏华提出要去看自己的亲戚，但接待方只安排她去了两个亲属的家中探望，一个是儿子梅祖彦的家，这个无法推脱，只好赶在她回国前夕，为梅祖彦临时落实政策，把被占用的住房腾退出来。
1977年6月20日，韩咏华终于回到祖国，定居北京。老人家偏疼儿子出了名的。她落叶归根定居北京，主要是奔着儿子来的。
住在南沙沟时，梅祖彦已经53岁，但在母亲的眼里还当一个小孩。出门时问：你穿好衣服没有？进门时问：吃饭了没有？
梅祖彦自1954年回国，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儿媳刘自强自1956年从法国回国，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法文，一家子住在北大教工宿舍中关园公寓，离我们家不远。我还记得有些年的春节，梅表舅来我家给我的父母亲拜年，那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的确与众不同。他们的女儿梅佳音，小名多多，1957年生人，比我的小妹徐涟大两岁，后来同上北大附中，相差两个年级。我妹妹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她身材修长高挑，一张别致可爱的脸，总是面带微笑温柔可亲，叫我小六。”他们的儿子梅佳禾，当时还小。
南沙沟11号楼的梅宅，几乎每个礼拜天，还有节假日，都会迎来梅祖彦一家四口与母亲聚会。多多一度还住在奶奶家里。上世纪80年代，韩咏华就以自己的美国养老金作为经济担保，送孙女出国留学了。
小女
小女梅祖芬生于1928年9月27日，排行第五。
1948年12月，北平局势急转直下。14日，北平围城开始。下午四点半，梅贻琦坐上汽车，动身离校进城。车里还坐着他的小女儿梅祖芬。她正在清华大学外语系读大学二年级。
70多年后，祖芬表姨回忆那天的情景。她说：有人带着三表舅袁复礼先生家的袁澄和我的同学资中筠，上我们家来，想搭车进城，父亲没有答应，我胆子小，也不敢多说。我记得出清华园的时候，有好多学生围着，有的想挽留，有的想搭车。父亲都没有答应。进城后就把我带到二姐家去了。然后他就走了，好像住在北京饭店。
梅祖芬不会想到这竟是她和父亲的永诀。
我当然更感兴趣她自身的经历，尤其在1948年12月她的父母先后离开北平，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大陆，那些年她经历了什么？
她说：父母走后，我就没有家了。1949年二姐祖彤也去英国了。我平时住在学校宿舍，周末有时候住在六姨家，到1951年清华毕业。我在学校里处于什么地位？被另眼看待吧。让我交代过问题：你爸爸走了，给你留下什么任务了？我说：他就让我好好学习。毕业后跟一大帮同学分到华北人民大学，听报告、学习、改造思想。有一次周末晚会上，忽然点到我的名字，还有几个人，说是抗美援朝需要英文翻译，我们就到了华北军区，又经过一年半的培训，然后就去朝鲜了。
我问：穿上志愿军军装了吗？
她说：刚走时没穿，蓝制服兵，到朝鲜以后换上黄军装。到朝鲜一个叫平安北道的小城，都炸平了，我们就在志愿军盖的那么几间平房里，主要是教育俘虏，教他们说缴枪不杀。后来还有一个敌工干部训练班需要人，也是要提供英文翻译，翻译政治报告，帮助订报纸杂志、管理图书等。
1954年，梅祖芬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在一个中专性质的拖拉机制造学校当政治教员，教社会发展史。后来大连学校缺教员，梅祖芬所在的教研组67个人，别人都有家，有对象，只有她28岁了，还是单身一人，没有什么负担，就把她调去了。
1957年，梅祖芬到大连机械学校报到，除了行李，还拖着一大箱子书，会计科差点报销不了她的差旅费。当时帮助她把行李送到宿舍的，是会计科唯一的一位男会计欧阳效沛，后来成为她的丈夫。
两口子在文革中双双成为阶下囚，梅祖芬被追问反动的海外关系，造反派抄家，把带外文地址的家信都抄走了。还要他们自己挂牌子。牌子上写什么罪名？梅祖芬说：咱俩就都写反革命分子。于是，挂着牌子，白天被集中起来训话、拔草劳动，晚上丈夫被关进牛棚，她一个人赶回家，照顾老人，照顾小孩。
讲到这些苦难时，梅祖芬表姨依然淡定平和，只是在说起相依为命的丈夫，说起丈夫的家庭时，她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梅祖芬表姨1985年退休，她和她的丈夫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校区，先是大连机械学校，后来升级为大连铁道学院，现在是大连交通大学。她教过英文，管理过图书馆，文革后归队，回到教研组又教英文。母亲回国以后，她也沾光，成为统战工作对象，当了大连市政协委员。她笑着说：几十年就这么混过来了。
现在梅表姨住在大连市中心附近一个整洁的小区里。94岁的老人精神很好，头脑清楚，耳力目力都不差。表姨父欧阳效沛2013年去世，大女儿欧阳乐嘉在加拿大，小女儿欧阳乐茵在美国，一年里会回来探亲，但多数的日子还是梅表姨一个人独处，一个保姆照料她的饮食起居。
我曾对梅祖芬表姨的采访过两个下午，近6个小时。她对人生跌宕的平和淡定，对命运无常的隐忍坚韧，还有那简洁直率的陈述方式，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种亲情和敬意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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