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从昨夜走近《今天》
┃守护民间记忆
从昨夜走近《今天》
© 孔捷生／文
北岛与孔捷生
1979是年谱印痕至深的一年。此为开国元年，却非建政立朝，而是打开国门。“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那年开启而于十年后猝然结束的白银时代，北岛诗句是最好诠释。
蜡刻油印的史页
1979前一年12月的重要会议，让历史流向倏然改道，无数人的命运向度随之逆转。那不是与会者决定的，超载苦难让龙舟濒临倾覆，至深危机在于人心逃亡，遂生陵谷之变。
1978年“伤痕文学”拱开油漆剥落的朱门。我在这年发表小说，并快意地听到铜锁连同兽环断裂落地的声音。然而，此时另一群年轻人无意夺门而出，他们要做的是洞穿城墙，踩着老旧瓦砾，迎风抖开语言革命之旗。地下文学杂志《今天》在这年12月创刊，这又是1979非凡年份的重要铺垫。两拨人看似天然同盟，其实不在一个维度，潮汐同步而生，却注定淌入不同河床。
我凭一篇处女作获得1978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但我是《今天》油印本第一批读者。事缘我那时和一北京姑娘热恋，南北相隔两千公里的爱情，颇为反世俗。女友家住和平里，父母是文化界中人，文革迭遭磨难，对体制外卷起的逆风有亲近感。那天有位年轻女孩在和平里登门征订民间刊物《今天》，她家便订阅。我即时读了创刊号，开卷最吸睛的是批评“伤痕文学”当红作家刘心武的一篇评论。再细读，觉得满纸透着油墨异味的汉语新颖生猛，尤是诗歌。
1979“开国元年”之春，我发表小说《在小河那边》，轰动一时，读者来信如木棉飘絮般飞来，该期刊物在许多图书馆被偷裁下这几页带走。此为伤痕文学代表作之一，但反叛姿态更猛锐，笔端刺得更深——就二十来岁的文学青年而言。
这种轰动效应让我兴奋了好几个月，正是《今天》让我冷静下来。每次来北京，我都迫不及待追读这本地下刊物。先锋诗歌和万之短篇小说《雨雪交加的夜晚》、北岛中篇小说《波动》，如萤火虫飞入我的阅读盲区。
我朦胧感知到文学在酝酿聚变，那时除了语言层面，尚未想得更远，不过已促人内省。自己锐意反叛庞然大物，直似跃出巨兽躯体的跳蚤，既往吸食的血液仍让我消化不良。
然而，整个社会刚从昨夜走出，每一缕曙光都令人激动。伤痕文学继续呼呼抡起响鞭，拷问现实。昨夜黑暗还在灌满冷风的巷子蹲守，不肯蜷缩进墓穴。而新政借助思想解放运动，清除保守势力，故而揭露控诉式的文艺基本不受阻挠。
那时文学很火，又何止文学，每片荒草瑟瑟的田畴都有新芽拱开冷土。记得李陀告诉我，陈凯歌想拍《在小河那边》。我那时不知他是谁，这位北京电影学院的年轻人和我同龄，他要等几年才拍出第一部电影《黄土地》。这则花絮展示了那个激动年份的意识流，无论青年陈凯歌还是我自己，都将迈过“伤痕文学”新犁的沟垅，走向鸿蒙未开的原野。
先撇开语言不论，展示不同家庭的伤痕，如同挥舞血衣，泣诉同一苦难渊薮。那并非真正个人表述，而是群体指控，近乎阶级教育之“忆苦思甜”。伤痕文学可能收复了沦陷已久的某些现实主义传统，然而没有超越，不可能导致文学革命。
另一批年轻人却别有抱负，从起步就不踏入那条旧辙。1979年民间“星星画展”是擦燃火柴的红磷，点亮颗颗星星。他们和《今天》成员基本重叠，只不过星星画展以直观形象强化了他们的前卫理念。然而对我冲击力最大的还是《今天》，让我对自己使用的文学语言生出惶惑。后来方悟出不独是语言问题。
石笋开花的季节
1979年伤痕文学仍在峰值，王蒙、茹志娟、高晓声、方之等一批“右派”作家，又将反思推向纵深年代。
这年我一篇非伤痕类作品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编辑告知，因为反响强烈的《在小河那边》太尖锐不能入围，实际这是安慰奖；但《人民文学》编辑又告知，只缘这篇小说获得很多读者投票。不管如何，人总有虚荣心，那种成功感有如被东风托起的柳絮杨花。
1979年发生了更多事，堰塞多年的死水飞泻而下，文学是大变革率先摇响的风铃。初冬，相隔廿年后重开全国文代会，上届文联主席郭沫若和出席文代会的毛泽东都已作古。史卷翻篇如地壳运动，被火山灰覆没的很多名字与作品被招魂归来，如石笋开花。
左起：宗璞、刘心武、艾青、孔捷生
新华社记者拍摄第四届文代会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新闻照片，刻意让我和刘心武、宗璞、艾青一起摆拍。数来廿几岁的作家代表只有我和韩少功、卢新华。在驻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出入，别人认为长着青春痘的我是随团工作人员。
对我而言，儿时仰望的星辰宛如下凡闪耀于眼前，巴金、茅盾、夏衍、冰心、丁玲、曹禺、光未然（张光年）……在他们建构的话语殿堂，这些名字本身就是传奇。毋庸讳言，影星比作家更吸睛。我见到秦怡、张瑞芳、王丹凤、王晓棠、白杨、田华、刘琼、孙道临、康泰、韩非、李默然……他们两鬓星霜如岁月盐碱，超负荷记忆刻写于眉宇额头，此际却如枯木逢春。然而，熠熠星光之中最耀眼的一颗是夏梦，港澳代表团着装本就异于内地，仪态万方的她在满眼蓝灰衬托下，宛如一朵白莲，亦似泯然失去而又翩然归来的美好记忆。
两广代表住同一幢楼，我和青年小提琴家何东都是琼崖知青出身，走得最近。《刘三姐》饰演者黄婉秋是广西代表，36岁的她仍算青年演员，也凑在一起。毕竟文代会代表辈份高者居多，两广代表梁宗岱更是新文化运动耆宿，却早被革命离心力抛向瓦砾场。我甚至未听说过他，由此亦足见文化链条的锈蚀断裂。
我也目睹纷繁劫难给文艺界留下的纵横疤痕。譬如红线女在代表团形单影只，尤被粤剧界代表杯葛。某次会后回宾馆，红线女远远见到秦牧，一盆火般呼唤：“秦牧同志！”急急趋前讨握手，从声腔到台步都好似戏台做功。我看到秦牧很尴尬，手握得勉强，更不想搭腔。
还有诸如此类的花絮，背后恩怨和我这辈并无瓜葛。但那些复杂故事里的血痂与鞭痕，真与己无关？周扬在全体代表大会闪着泪光向历次运动受迫害者道歉，我不疑他的沉痛与真诚，然而历史俯仰之间，就是许多人的生死与更多家庭的破碎。或许那些哭声将埋入某个地质年代，凝为眼泪般的琥珀，我曾这样以为。谁知道多年之后，令人扪心反思的悲怆竟化为震耳欲聋的沉默。
夜访《今天》
1979是呼喊的年份，从耳语者到敞开喉咙，跨度极大。文代会上满眼白发萧然而铁树开花，固然令人感怀；我这一辈也被放逐，却不愿回到原点。而更激越的声音不在体制殿堂，我被另一种破壁而出的文学语言刺激，很想走近《今天》认识他们。
加之有件事刺痛了我——文代会每晚都有文娱节目，比如中央芭蕾舞团久违的《天鹅湖》，还有香港与欧美“内参”电影。其中《鸽子号》表现美国青年独自驾帆船环球航海，影片壮美奇瑰，青春逼人，阳刚励志。我的成长期被集体叙事之茧丝缠绕，对个人视觉和陌生话语感应敏锐，却听到饱受迫害的几位文学前辈观后苛评，我大觉逆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也受不了，她悄悄和我说：“别听他们的！”这横亘代际的审美裂谷，使我立志拒绝追随他们的足迹。
我只觉得与另一种声音更亲近，便想去探访《今天》。我先约一中年作家同去，被婉拒；我再约同辈韩少功，他欣然同往，这就是代际分野。其实我们都是井蛙，只不过，有的资深井蛙习惯圆柱体的明暗度，依恋井壁青苔；而有的初生之蛙却奋力爬上井沿，好奇地眺望无垠天空，继而跃向未知的江河湖海。
其实我和大多数人都不懂“朦胧诗”（彼时这个词还未造出来，而且根本概括不了“今天诗派”），但同代人经历相似，心跳频率更易生出共振，好比星辰对青春血液的潮汐引力。
那个冬夜很冷，阒寂的东四大街只有马车载着夜色走过，嘚嘚蹄声敲出一路空旷。我与《今天》同仁素昧平生，只凭《今天》地址和编辑部例会时间，与韩少功寻寻觅觅摸到东四十条。胡同昏暗无光，呜呜的风长驱直入，一头撞到南墙倒激回来，这氛围与地下刊物很相配。我们艰难辨认门牌，如同默诵接头暗号，终于找到“组织”。
至今犹记得那些年轻面孔，对陌生同龄人到访纵有讶异亦一闪即逝，文学就是寒夜里互相传递的名片。我认识了北岛、芒克、万之、江河……还有一位坐在角落的姑娘，自始至终都未说过话，未知是否徐晓。
还记得屋中央煤炉连接着土制采暖管道，炉上水壶嘶嘶滚沸，如年轻人灼热的呼吸。北岛主持《今天》稿件讨论，争论你来我往，专注的眼瞳中有种燃烧感。
两个访客都读了传阅的小说稿，最后北岛让我们发表意见。我忘了韩少功说过什么，他倒记得我对某篇讨论稿乱喷一通，让作者脸上泛起颜色，显然也不能令屋内其他人信服。那时我不知世故为何物，喷出口水哪怕很浅薄，却与虚伪绝缘。我与屋里的同龄人都未能预知，他们崭露的锋芒与才华，将成为文学史隆起的山脉。
那个冬天人心温热，却乍暖还寒。《今天》例会之后不几日，西单那堵墙就被洗涮荡涤了，被洞穿的权力长城又开始谨慎修复。《今天》依然倔强生存，犹如砖缝野草，被塞外尘沙扑打得蓬头垢面，却又被风拭出绿意。
文代会闭幕晚宴，《伤痕》作者卢新华被安排坐在中组部长胡耀邦和邓颖超之间，胡一直和卢新华交谈，对他的学习与写作问得很细。伤痕文学得到改革新政加持，及至卢新华从复旦大学毕业，被点名去人民日报社当团委书记。彼时胡耀邦已是总书记。但卢新华不欲从政，谢绝了。这插曲犹如体温探针，可测知那个年代的温度。
文讲所同学，左起：张抗抗、孔捷生、莫伸、关庚寅、王安忆、王梓夫、高尔品、叶文玲
左家庄桃林
文代会后我并未南返，1980年初即到文学讲习所进修。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即鲁迅文学院前身。
当时所长是丁玲，但她极少来。文讲所在左家庄，借用朝阳区党校校舍。后院一片桃林，春来繁花点缀灰墙，给北京的风沙画上颜色。
其时天下脉象的升沉，使“左家庄”称谓的语境成了调笑佐料。同学都是文坛俊彦，古华、蒋子龙、张抗抗、王安忆、叶辛、竹林、陈世旭、莫伸、贾大山、韩石山、叶文玲、艾克拜尔、关庚寅、王梓夫、刘国春、高尔品、戈悟觉、乔典运……还有两个军旅学员；广东学员是陈国凯、杨干华和我三个。
文讲所课程紧凑，师资很强。记得古典文学课最受欢迎，尤是《红楼梦》。冯其庸讲课不及吴组缃，吴先生激情投入，让听者如临其境，神亦往之。
对我（不止我一个）而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吸引力不足。左翼文学垄断了现代文学史书写，少时在那种叙事中阅读与成长，几乎不知道有别种流派与声音。我没读过新月社、浅草社、沉钟社、鸳鸯蝴蝶派；没读过李金发、穆旦、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叶灵凤……仅隔一代，这些名字就化为朽木长出白菌。而奉为圭臬的价值从左翼一侧无限扩展，据有全部话语场，直至它被革命文学整编、阉割、驯化，最后打入冷宫。就像青少年时我只知道夏梦所象征的香港左翼电影，到头来她也像夏日梦絮一般消散。
文讲所资料室的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点拗口）作品摞满书架，俨然言语体系的城堡。抚过高低起伏的书籍，如同拍遍城垛的眺望者，我对地平线以下的憧憬，注定将要逃出这座城堡。
这年春天我与相恋四年的女友结婚，由文学讲习所主办婚礼。来宾有一位触目角色，是海政文工团苏小明，她是我妻子的闺蜜。最有名的来宾当属刘宾雁，我和他认识于1979年春，当时他、刘绍棠、八一电影厂青年作家王亚平、还有我被邀出席黑龙江青年创作会议，在那里我初识张抗抗。我的婚礼舞会明星正是刘宾雁和王亚平，那时我们都不大会跳交际舞，而这两位舞技出色。
应邀前来的还有万之。我也邀请北岛，他送了一幅邵飞的国画（现仍悬挂壁间），人却没来。我觉得他刻意和这个群体拉开距离。
后来始知，北岛没那么小器量。某日他带着新一期《今天》到文讲所推广，那时来自各地的同学没怎么听说过这份民刊，除了北京学员刘树华、瞿小伟和上海学员王安忆，大家显得不太热情，令我有点难为情。
我和《今天》朋友多有来往，北岛结婚也请我去他家吃饭喝酒。他和邵飞在西打磨厂街筑巢，那不是街，是老旧胡同。北岛写过，大杂院里谁吐一口痰，屋里的人就觉得啐在自己脚背似的。我也结识了星星画会王克平、马德升。他们的作品才气逼人，稚拙而刚硬，像劈碎神龛的钝斧。
1980年第二届“星星画展”居然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我去观摩，见到展厅坐台的芒克忙得不亦乐乎，画展人气爆棚，无数瞳仁闪烁着新奇、欣悦、憎厌、愤怒……逸出既定轨迹的星星，不会受到所有人赞叹，犹如《今天》先锋诗歌掷向深潭，颓波惊溅，撩起了文学界的集体焦虑。
语言的反叛
雏鹰飞离巉岩，便不会重返旧巢，而在更险峻的绝壁寻觅新窝。鹰隼不是群栖禽类，它需要自己的天空。
当时掌握新时期文艺话语权的是张光年、夏衍、冯牧、陈荒煤等主流派。他们迭经煎熬，革命年代的战衣已褴褛不堪，故而主张解放思想，拥护改革，对揭露反思文革乃至五七年反右的作品都予以支持。但他们的审美范式和语言系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果对前置词“社会主义”不那么坚定的话，“现实主义”则是输入骨髓的源代码，任何偏离都是对这一至尊信条的冒犯。
现实主义是奔涌长河，滥筑堤坝让活水变成死水，决非震烁古今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所乐见。然而还有一柄更沉重的斧钺，锐意将文学捶打砍削为特定工具，使之服务于某个宏大目标。建政前三十年文学就是这个形状，它首先毁掉现实主义，斧钺挥处其他流派更寸甲不留。
别以为只有前朝遗老坚执这种工具论，其实改革派中也不乏其人。万之在我的婚礼上认识刘宾雁，后者没听说过《今天》，万之介绍是纯文学刊物。刘颇不以为然，脱口而出：“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纯文学！”他持这种文学观从国内一直横贯海外岁月。
在普林斯顿多年，以我所知，刘宾雁对文学应隶属于崇高目标从不怀疑，对语言革命也没有兴趣。同为右派的邵燕祥则大不同，邵在主持《诗刊》时力排众议，发表北岛、舒婷等人的现代诗歌，不畏得罪顾盼自雄的贺敬之。
即便奉现实主义为圭臬的主流改革派，也有贤者拥抱异端，不独出于宽厚包容，比如冯亦代、蔡其矫、严文井等，原先就接触过现代主义。这三位我都认识，尤是严文井因围棋弈枰手谈接触更多，他晚年有点愤世嫉俗，说话尖刻，对亲近者也不留情，对先锋文学却未闻有过一字贬语。我当时因“偏离现实主义”，被出席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岭南重量级元老排斥，严文井却写信给我，谈他对现代主义的看法，并鼓励我的文学探索。
冯牧器重青年作家，我几次到他家拜访，他给我看过王克平送的雕刻手杖。记得王家和冯牧好像有点渊源。我不明白，通达开明的冯牧接纳星星画派，缘何回到文学就有排他性？记得冯牧当面约稿，我为《中国作家》写了一篇实验体小说，被退稿，便不再给该刊投稿。回想实在有愧，冯牧对我很亲善的。
年轻气盛，孰能无之？《今天》诸人亦不免俗。这又说到名宿艾青，他当然懂诗，无论传统抑或现代。艾青接纳“朦胧诗”，但后来与《今天》关系晴转多云，继而阴霾密布。此事我只略闻，不知其详。相信年轻气盛与泰斗自尊碰撞，难免留下一地碎片。
后排左起：李陀、查建英、万之、刘索拉、杨炼、北岛
前排左起：孔捷生、高行健、徐星
时间线的壕堑
逾越年龄代沟的握手容易，审美代沟却如天堑。我儿子是独立音乐人，他玩的音乐于我俨然来自外星。不同文学源流各有话语场，很难互相倾听，尤其在缺乏容忍度的体制，恰似平行世界的不同时空。
有个复杂特例，丁玲与拥有话语权的主流派有宿怨，她断然站在思想壕堑另一端，其间有几多负气成分，殊难判断。总之，她接纳被排斥的先锋文学，她有拍板权的《中国》杂志有如对抗主流派的孤独城寨，刊出一些不受待见的“今天诗派”作品。丁玲年轻时或走近过现代主义，也未可知。她插在箭楼的旗幡就像风信标，飘向迥然不同。
然而，丁玲帐前袍泽何止与先锋文学毫无亲缘，他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比主流派更为坚持，尤其对前面那个词。他们不懂也不想弄懂现代主义。“朦胧诗”于《中国》，好比瓦垅上的兰芝，长得不是地方。
《中国》杂志仅存世两年，就因主流派倾轧和自家营垒岐见内讧，黯然停刊。《今天》并没有受其零星雨露的滋润，反是打不响名号的《中国》沾了《今天》的光，只缘曾刊登过“朦胧诗”，成了暮年丁玲晦暗天空难得的一抹晚霞。
蜡刻油印版《今天》生于破晓时分，长于体制城墙外，也只存在了两年，却能跨越时间线。丁玲的文学生命要比打压她的人活得长久，却终究凝成词典化石般的词条。至于左翼文学，虽比速朽的革命文学留下更多磨洗不去的碑刻，仍不免沉入语言之海。而同样成为文学史词条的《今天》，迄今依然是迎风挺立的生命之树。
同样成为光阴蝉蜕的还有“伤痕文学”，它比起左翼文学更不如远甚，凋谢枯朽的周期与革命文学堪有一比。如果说，我写的文字如逆鳞片片，是源于动荡的青春记忆。那么挣脱语言牢笼的拘禁，则是来自对革命文学及其母体苏联文学的本能厌倦。
如前述，我成长期的脐带缺少某种精血，除却古典文学尚有点根基，从未涉过不同流向的文学溪河。莫说现代主义，我在五指山中茅寮油灯下学写作时，连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都只是听过，而读得甚少。故而《今天》的审美冲击波很凌厉，它在文学圈引致一片愤懑，却在平行世界的另一空间溅起更大面积的共鸣。
与已成体系的胎盘剥离绝非易事，无论个人与国家都如此。那个年代风的吹向很飘忽，1980年底《今天》被关停。有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当初到和平里上门征订《今天》的那位姑娘，在被迫停刊后再次登楼敲门，退还订费。记不清是几元几角钱，却记住了《今天》的形象，那是一种精神。
《今天》质朴的封面图案连同油墨气味消失了，但它的灵魂已释放出来，乘着汉语的翅膀，飞越书籍期刊堆成的壁垒。极欲摆脱劫后精神迷惘的一代青年，向酷旱天空伸出手掌，落在掌心的是点滴甘霖。
不同时代不同理想，需要不同的话语来表达。《今天》之魂不在于质问和反抗，而在于创造，用自己镌刻的符号与深厚、优美、雅致的汉语对接。它的翼展所及，先锋文学、先锋美术、先锋电影、先锋戏剧……齐头并进。这并非《今天》号角召引，而是挂钟走到那一刻，新思潮宛如弹出来报时的布谷鸟，鸣叫的声音，播扬的气味，都属于那个非凡年代，并埋进一代人的脑质层最深的皴皱。
而我的人生起步恰逢至暗时期，对那个梦魇之憎厌，正是山中知青秉烛奋笔的内驱力。摇曳油灯在暗黑里如此微茫，恰似青春期叛逆的苗芽，却燃起自由向往。走出丛山，我的魂魄再也不听从施过咒语的符箓所召唤，那是一种后天免疫力。
然而，文化层面与语言系统驱魔解咒就难多了。如暗物质般捉摸不到，它的引力令光线弯曲。一个人的思路、论说、行文、言辞，都受暗物质看不见的能量所左右。
北欧天空下的旗影
整个八十年代，我都在勉力挣脱心魔，由反抗而产生的重力效应，首先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八十年代最后一年，光穿越弯曲时空，如同透过棱镜的折射，人生猝然偏转。我如浪淘沙粒，几经颠簸，搁浅在大洋彼岸滩头。
大裂变好比天体爆炸，一些文学同行和《今天》多数同仁，如星尘散落世界各地。命运聚散与母语漂流重编了文学史页码，相信那是一种使命。
1990年暮春，余震未消，留学挪威的万之和在奥斯陆大学当访问学者的北岛，组织一群海外作家聚首北欧，商讨《今天》复刊。他们两人加上刘索拉、查建英、高行健、李陀、杨炼、徐星、老木、还有我，从世界各地飞来会合。
万之和孔捷生在瑞典
会议前半段在挪威奥斯陆，后移师瑞典斯德哥尔摩。1985年我和北岛到过瑞典，挪威却是初访。其时北欧刚告别凛冬短促的白昼，回归正常日照，咸味海风从峡湾带来温暖，海鸥在奥斯陆大学校园翩翩来去，春意从林梢飘上人面，更爬上衣衫。大家闲坐草坪，裤子便印满斑斑点点的蒲公英花粉。
满眼大好春光，会议风景却不那么悦目。大家唇枪舌剑，火花四溅，互不相让。若非心存执念和个性毕露，也成不了诗人作家。《今天》的文学定位引爆第一波争吵，其中老木的情感仍被血与火交织，故而主张《今天》应扬起被洞穿的血色旗帜，如同战斗檄文，却乏人认同。为此老木懊恼而且愤怒，他后来之命运跌宕，这或是记忆相册被揉皱的一页。
忤逆与反抗确系《今天》一脉精神，但反叛不是目的，创造才是。其时我到美国未久，应陈若曦邀请任文化杂志《广场》主编，我素来拒绝工具论，哪怕身历惨变，却不愿文学重蹈为崇高愿景献身的老路。
高行健与孔捷生摄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
于是第二波激辩就来了，高行健主张《今天》应亮出时代烙痕，如同刺配流放者脸上的金印，开宗明义这是流亡文学杂志。李陀是反方，认为必须坚持纯文学方向。
我支持高行健，但受柏林墙倒塌的雪崩效应所感染，并不认同高行健“文学流亡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之说。蓦然回首，他确系先觉者。
谈复刊方向性的命题假如失之玄虚抽象，那么具体争吵就火爆到几近反目。会议从奥斯陆开到斯德哥尔摩，激射口水的抛物线在延长，原爆点在高行健的剧本《逃亡》能否在《今天》复刊号发表。反方还是李陀，认为《今天》复刊伊始就应该端正站姿，文学不与政治掺和。而万之、我、杨炼却是《逃亡》支持者。
我彼时尚未读过《逃亡》剧本，相信杨炼亦然。我的表态来自挥之不去的震撼记忆，认为纯文学不能背对时代，为纯而纯。舌战到文斗极限，如无万之和北岛斡旋，真不知会否用上肢体语言，毕竟那时大家痛点怒点都很低。
直到汉学家马悦然、罗多弼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组织的“文学之夜”，老师学生上台表演和朗颂各人的翻译作品；小楂（查建英）用英文朗读自己的小说；刘索拉穿一身黑衣，像跳大神似的，表演自己创作的蓝调音乐，令人印象深刻；瑞典现代舞蹈家江青表演高行健戏剧片段“声声慢”；汉学家夏谷用瑞典语朗读我的一篇黑色幽默小说，听众笑声不止……精彩纷呈之夜，消弭了流亡者戾气，为复刊会议拉上帷幕。
那一刻，令我想起十年前北京的冬夜胡同。言语革命从冷风中出发，踉跄走过的荒野在身后变绿。
《今天》复刊会议留影，最高处站立者为诗人老木
放不下的岐见
我不觉得自己和杨炼很有话语权，相信秉性温和而倔强的万之是压舱石。总之《今天》复刊号登出高行健的《逃亡》，我这才拜读。
剧本将大事件虚化为背景，角色是一对青年男女及一个中年男人，没有姓名的三人躲进仓库逃避兵燹。《逃亡》表现不是纷乱时代对个体的笼罩和征服，而是人性挣扎。它超越了那段历史的种种评判和道德争论，政治与暴力还有其他响亮崇高的价值，都从不同方位合力将个人话语逼到死角，犹如那座黑暗的废弃仓库。而《逃亡》就是不同个人在绝境中的自言自语，历劫不灭的人性就像暗夜孤灯，无助地摇曳，却是唯一能照亮和辨读历史的烛火。我庆幸自己支持复刊号刊登《逃亡》，并认为最能代表高行健戏剧成就和思想高度正是《逃亡》。
《今天》复刊的终极向度，采纳的是李陀意见。如果它只是一本流亡文学刊物，风貌或有所不同。好比蓊郁林木与孤傲大树，文学只在一棵树干上抽条吐叶，则不见森林。故国文学探索者始终香火不绝，他们是脚踏冷土的耕夫，却非处于流亡状态。
但随着时间线延伸，文学已被合谋的权力与资本放逐，成了冷板凳上的冷话题。不再有重物去压迫实验性先锋性，只有牧笛与放羊鞭，将文学放养到离现实保持安全距离的牧区。《今天》秉持的纯文学概念也应该有进阶版了。
不论国内与海外的作家，他们对权力、资本、商业与庸俗的抵抗，这种信念难道不是一直在放逐之中？莫非直面现实竟与纯文学洁癖不能兼容？如果将“流亡”概念涵盖到从重力压迫下叛逃的所有文学，纯文学的意义会不会更丰厚深刻？逃避或逃亡，哪个才是四十年前《今天》之魂？不得不说岐见始终未放下。我只认同《今天》的精神是“我——不——相——信”！
岁月荏苒，当年仓皇去国，如母语种子坠入冻原。我在美国逐水草而居，虽未离开文学，却不能说很亲近。直至退休，我才重履文学厚土。望去自己耕耘过的垄沟已杂草丛生，一晃卅年，乡愁已不再是身份验证码。于是我扶正犁把，黑土被不断翻起，在阳光下发亮，如波光粼粼的河流，在语言文字的流淌中，我听到了咿哑桨声，而《今天》就是渡口。
我不知有哪家民间文学刊物能跨越四十年，即使星汉灿烂的新文化运动亦无此记录。我忽然悟出，自己用了四十年走近《今天》，与曾经的话语场渐行渐远，蓦然回首，已被摆渡到河道另一侧，那正是我青葱年少时憧憬的彼岸。语言涅槃不是一种学习与模仿，而源自精神超越与升华。《今天》也是如此，它始终在击楫摆渡。
如果说，《今天》曾是磕击一代人文学想象的燧石，如今光阴苔癣已悄然爬上粉壁的青春题刻。有人背身退出，有人选择妥协，却始终有人负囊独行。燧石最初磕出的火星，已经点燃一片烛海，最终会照亮跋涉者生命的全部。
写于庚子苦夏
本文由孔捷生先生赐稿，原发“今天文学”。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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