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31)
2012 (120)
2013 (200)
2014 (96)
2018 (87)
2019 (72)
2020 (69)
江泽民将魏京生从囚室直送飞美国班机内幕(组图)
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对江泽民来说，释放魏京生是取悦于美国的一个捷径。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1997年11月，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从囚室被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秘，1997年系中共高层政坛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被江泽民从囚室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第二次访美
1997年7月8日，北约正式决定接纳原华约成员国。前共产党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约。自由社会继续向东方推进。
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开始了对美国的 第二次访问。在出访前，江十分担心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批评。在江上台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止，人权持续恶化，异见人士被大量投入监狱，民主的氛围比起“六四” 以前大幅度倒退。为了平息美国的指责，江泽民耍了个花招儿，在出发的前一天，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承认“人类大家庭中所有成员 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其他不能剥夺的权利”，同时新华社罕有地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违反人权的现象。”
如果有人以此认为江泽民打算尊重人权，那就大错特错了。既然江连宪法中规定的信仰自由和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都随意践踏，一个国际公约又怎 么能捆住这个独裁者的手脚？江泽民在美国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直接否定了新华社的报导。他在接受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访问时 说：“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
江泽民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处处凸显他的独裁本性。当时在白宫附近的Lafayette公园有两千多名示威者抗议江泽民来访，这其中包括民主人士、西 藏人、内蒙古人、台湾人、工会领导人、反童工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等，他们指责中共“侵害人权”。江泽民故作有风度地说：“我沉浸在美国人民的友好气氛 中，但有时会有一些杂音传入耳朵里……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在我这次访问中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
江泽民将抗议说成杂音，说明他从来不曾认真了解民众为什么抗议，也不在意他们说什么。江泽民也决不允许在国内出现对他的抗议，以至于他对“表达不同观点”都需要到美国来才能有“切身体会”。
他到波士顿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再次展现其独裁者的真实面目。当一位《新闻周刊》的记者问江泽民对于演讲大厅外的抗议之声做何反应时，江泽民说：“尽 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然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比他们的声音还要大！”除了霸道独裁，江泽民没有一丝关心百姓呼声的诚意。
与江泽民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大概是克林顿1998年访华时在北大的回答了。当时一个学生问克林顿：“江泽民主席作为客人访问哈佛大学时，竟然遭遇 示威抗议，今天您在这里做客，如果也允许向您示威抗议，您会做何感想呢？”克林顿回答说：“我会与示威者见面，听取意见，实际上我常常遭到人民的抗议。”
克林顿不用作戏，在这简单的一句一答中，人们可以清晰看到民众与最高权力者在专制体制和自由社会下所体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心态和思维。
人质外交
江泽民回国后，做了一个讨好克林顿的举动——释放民主人士魏京生。
魏京生出身于高干家庭，当年因为在西单民主墙发表了批评邓小平的文章《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警告邓会成为一个独裁者，结果被捕入狱，1979年被控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魏京生先在死牢里待了八个月，后来又被单独囚禁了近五年。他在条件艰苦的唐山监狱和青海劳改农场接受狱卒和其他犯人的折磨，直到1993年被第一次释放。
左二为魏京生先生。（图片来源：大纪元）
1994年美国助理国务卿夏塔克先生访华，在与中共谈判之前，主动约见了魏京生先生，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
北京在1993年提前释放魏京生本来是为了争取申办2000年奥运会，塑造一个民主开明的国际形象。如今夏塔克约见魏京生，让江泽民妒忌心骤起，江大发雷霆，很快将魏第二次逮捕，并处以14年重刑。北京申奥最后因为北韩反目而以一票之差功亏一篑。
美国知道魏的遭遇与那次会见有关，因此对魏怀有歉意和道义上的责任，在随后与北京打交道时，美方屡屡要求释放魏京生。1997年的这次克江会谈更是如此。
对江泽民来说，释放魏京生是取悦于美国的一个捷径。反正最恨魏京生的邓小平已经死了，放了魏不会得罪任何人，反而会被克林顿认为江给了他一个面子。
1997年11月，魏京生结束了18年的牢狱生活，从囚室被直接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流放生活。
但不管怎样，外国人多少上了些当，以为江是个开明的人。自此以后，江泽民对无耻绑架中国人的“人质外交”更加乐此不疲。1998年，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即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流放到美国。
但在江泽民的监狱里，政治犯的数量并没有因为释放了一些著名人物而减少。恰恰相反，人数不断上升，美国提交给中共的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越来越长。每到中共在国际上谋求某种利益时，就会释放几个中国人以示开明，但随即就会抓起更多的中国人作为和西方社会谈判的筹码。
这种热衷于把自己人抓起来当人质要挟其他国家的做法，江泽民算是中共第一个。不许中国百姓有言论自由，对敢言的中国人实施流放海外的迫害，中共不仅不反省自躬、引以为耻，反而以此来标榜中共治下的人权，显示独裁者的“开明”，欺骗取悦自由社会，这也是当代中国的怪现象了。
魏京生：怀念我的父亲魏梓林
【大纪元7月6日讯】当你忙于一些重大事务的时候，会把生活中的一些其他事情忽略掉。直到稍有闲暇或受到某种启示，才会突然想起这些并非不重要的”其他事情”来。前几天办事遇到一个陌生人提起”父亲节”，我才想起刚刚去世的父亲，心中突然有一股酸酸的感觉，深感对不起他老人家。
我和父亲的关系从来不好，这里面有我的原因也有他的原因。我是个天生就很淘气、满脑子各种鬼主意的孩子。刚满月还不能用手，我就用嘴去咬大人天天要去播弄的收音机开关，挨了电打从桌子上摔下来，把大人折腾得不轻。四岁时我率领小伙伴们上山冒险，摔得头破血流，现在眉毛上还留着伤疤。再大一点儿就更不得了了，飞檐走壁，打抱不平，以为自己是天下一大侠，大院管理处和警卫连每周都上门告状。偶尔碰到儿时玩伴，我还常常提起当年的”英雄壮举”，犹如昨日般记忆犹新。
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又添了新毛病：上课老是看小说，上了瘾一样。快要考中学的时候，我的测验成绩差得全班倒数。班主任董老师终于不能忍耐，到家里告了一状。我父亲平时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次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在考试前的一个月里完成董老师给你安排的所有补习作业。如果你考不上中学，以后这个家里就没有你的房间，也没有你的饭！”因为他从来就很严肃认真，我不得不乖乖读书。结果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学校，但也从此恨上了这个不通人情的老古董。小孩子当然认为读书没什么重要的，看小说不也是读书吗？
中学的三年，我们的矛盾更加剧烈了。星期天回家，我们家的饭桌常常成为辩论会场。小孩子读书多了就变得精灵古怪，常常气得父亲摔下筷子回屋抽烟去。这时我妈妈就成了我们之间的调停人。由于我是个主意特别大的男孩或男人，所以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93年我蹲了15年监狱回到家里时，才第一次受到他的表扬。在这之前，甚至在我作文得了北京市第二名的时候（第一名后来成了名作家，叫柯云路），他脸上也不动声色，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有我妈妈高兴地加做了几个菜。我因此更觉得父亲是个无法理解的怪人。直到我后来回老家安徽巢县魏家坝镇上山下乡的时候，才从乡亲们口中得知，父亲13岁时被发现是个过目不忘的神童，因此有了机会读书；19岁就已经在师范学院当教授了。和神童相比，我那一点点成绩的确没什么可骄傲的。我父亲七、八十岁了，还能每天向我弟妹详细复述美国之音讲了什么，BBC讲了什么，自由亚洲讲了什么，法广的谁谁讲了什么。这方面我从来都赢不了他。
当时的安徽只有一个师范学院，集中了一大批江南才子。因为受到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这些人全都被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所吸引，在抗日战争前后纷纷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新四军干部来源之一，并且大都得到了重用。战争年代拍马屁是不吃香的，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唯才是用，就像和平年代做生意一样。我父亲由于才能卓著，30岁就已经是正军级干部了。49年中共将要打进北京时，他被调到中共军委担任航空系统军事接管小组长，成为组建中国民航和空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他和毛泽东是邻居，并且被毛泽东推荐为毛岸英的古文和历史业余教师，直到进城以后才停止教授。现在有人说，中共老一代干部都是土八路，所以胡作非为；如今都是有大学文凭的，所以有希望了。以我的亲身观察，他们说话的前提就是错的。
在民航时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挫折，但也是他最受人尊敬的事件。当时正值三反五反，民航局被告发有十万银元账目不清。过去军队的财务管理非常简单，进城后有很多干部亲属需要安置，这些都由处、科级干部批个条子就开支了。但中共一搞运动就有指标，为了指标就常常不讲理。负责运动的一方（中央组织部）硬说十万元按制度需要局领导签字，否则就按贪污挪用公款处理。当时就抓了八名处级军官，拉到刑场上准备枪毙。我父亲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检讨，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那八人因此免于一死，而我父亲却落得个开除党籍、解除公职的处分。如果没有我父亲的举动，人们今天就不会只说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了。因为这八个人全是老红军，55年评军衔时都是少将中将。
但是人才总有人要。当时中共政权初建，各方都缺乏人才。所以吴法宪很快就把我父亲招揽到空军，让他担任组织动员部长，这相当于现在的党系统组织部，加上军队系统的干部部和军务部合二为一的部门。但是我父亲像很多老共产党人一样，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看得太认真了，不知道共产党一执政就变了形势。在一次空军高层会议上，为了和苏联合作的问题，父亲与留苏派的司令员刘亚楼发生了冲突。他条分缕析，摆事实讲道理，硬是逼得刘亚楼认了错。虽然按他的原则写出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但父亲从此也得罪了心胸不那麽宽阔的司令员。随后刘亚楼找了些理由，比如不穿军服上班，不系风纪扣等等，把他连降好几级，一直降到科长。父亲还不服气，要和刘亚楼拼到底。年轻气盛如此，看来非要碰到南墙才回头，是个不得好死的种。幸亏有吴法宪从中调和事情才有缓解。吴让父亲去苏联民航局当副局长，父亲舍不得老婆孩子，让他去西北空军当司令员，他又舍不得刘亚楼。他这人心太重，仇人和亲人都舍不得，这样的人在那种时代能活下来，也算个奇迹吧。我父亲对吴法宪的评价不同于一般人，他认为吴的确是个能在同事之间起平衡作用的人。遗憾的是，前几年空军老干部投票评选，吴当选为空军最没骨气的老干部，理由是他在法庭上表现不好。而我父亲当选为最有骨气的老干部，理由是上述的两件壮举。大家说父亲有中国传统的侠义和敢直言的作风。
在此以后的岁月里，父亲还为中国走出封闭困境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他利用和外交部领导层的老关系，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经营的公司–中建公司。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了头一炮。我进监狱后，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各部委外事局领导，都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学习半年。回去后陆续组建了各部委的对外公司，这是中国的工商业走出国门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的序曲。随之，受我的牵连，他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离休了。离休后父亲天天在家”偷听敌台”，喝酒骂现在的贪官污吏如何祸国殃民。六四屠杀使他和他那一代许多老共产党人发现，他们的路走错了，我这样的人倒是继承了他们理想的人。所以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平生第一次受到了他的表扬。我已经记不起为了什么事情了。
父亲一生给我的印象大多是如上说述的政治生活，很少有小市民家温情脉脉的所谓”感情生活”。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了这些就没有了那些。虽然父亲很少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但我还是看得出来，他非常爱我们，爱到有时会影响他的判断。在我进监狱之后的某一天，有个朋友向他传了个话，说画家黄胄在酒桌上向几个朋友说我的坏话。父亲听了立即吹胡子瞪眼，从此不和黄胄来往。人家几次打电话要来看望他，他都说没时间。他一个退休老头儿，怎么会没时间呢？是心里有气，心太重了。因为我们两家的关系历来极好，我常去黄家，他们也不拿我当客人。我父亲自然认为黄说我坏话就是撒谎，不够朋友。但是第一，是真是假你也得容人家解释之后才好认定呢。第二，在邓家天下之下，人家也不能得罪邓某，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对特定的物件说了几句随大流的话，不为大过。我在监狱里天天听人家说我坏话，我都不在乎，因为我知道人人心里都有杆秤，这年头儿说的不一定是想的，想的也不一定就是说的，何必认真呢！但是父亲就是这么一种个性，他爱憎分明，像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样。人们敬他是为了这个，他自己吃亏也是因为这个。93年我在家的时候，曾试图开导开导他，但他不听，脖子一扭头一扬：免谈！我在心里感慨，共产党胜就胜在当年有这么一批正人君子，如今败也败在没有了这么一批正人君子。
父亲和我妈妈那一代人是这么一种人：爱什么憎什么都会达到忘我的境界。到父亲快死的前三天，他躺在病床上还在电话里笑着对我弟弟妹妹说：”没事，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好好做自己的事去。”我明白他这是不想动摇我们的军心。因为我们一帮人正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里，为提高中国老百姓的人权保障，和中共的贪官污吏，以及成百万美元的贿赂进行战斗–就是那场那些人打了一辈子没打赢的战斗。
现在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都很傻，不会生活。自找了那麽多挫折、坎坷和灾难，总之，瞎忙活了一辈子，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但这是探索者的生活，有声有色，有喜有悲，跌跎起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探索者的生活就是为芸芸众生的好日子找路开路。即使万一找错了，但不能说不该找路。所以还得继续找。
仅以此文告慰我那在天的父母。
2004年6月30日
照片联接之一 （2000年10月魏京生与他父亲魏梓林俩人一起的最后合影）：http://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04/newsletters2004-2/WeiZL0010WJS-3.jpg 照片联接之二 （2000年9月魏京生之父魏梓林在美国国家自由宫魏京生介绍栏前留影）：http://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04/newsletters2004-2/WeiZL0009NLM-3.jpg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