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12月。北京肖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往日一样，我吃完午饭，回到宿舍。大师兄老林走过来，说道：你有一封信。 边说边把信递给我。我接过信，端详了一会儿。谁来的信？信封底部只是简单写着：广州市中山大学物理系李寄。中山大学？我不认识谁呀。再仔细辨认字体，也想不出来。自从10月份来到研究生院，知道我新地址的人不超过十个。瞧一眼信封，我就知道是谁来的信。这回不行了。我只好撕开信封，直接去看结尾处。- 存安。啊！原来是他，李存安！
我赶紧把目光回到信的开头，读了起来：
新耀：
你好！收到这封信，你一定很诧异。分别十四年，不通音讯。十四年前，我到兴县汽车站迎送你们。看着你和我心爱的人都去北京上学，我心如刀绞。十四年间，我历尽艰辛。今年七月，我参加高考，考上中山大学物理系。几经辗转，从老同学那里打听到你的地址，知道你考取了科学院的研究生，羡慕，祝贺。你是过来人，以后大学里遇到问题，我当会向你请教。更希望与你见面，回顾往事，重叙友谊。盼望你的回信。地址：广州市中山大学十号楼101室。
祝你身体健康，学业进步。
存安，1978年12月2日
这封信，把我带回到十多年前的中学时代。
二.
1961年，我考上嘉县一中。这年一中没有初中毕业班，所以，全班同学都来自别的中学。居于性格和爱好，高中三年，班上形成一个个“小圈子”，相当于今天的“朋友圈”。学习好的几位男同学，自成一圈。我和存安，成了最好的朋友。因此，对他的家庭情况，相当了解。存安老家在邻近的兴县。存安的父亲从兴县调到嘉县农业学校当教师。存安一家也迁到嘉县，跟随父亲在嘉县定居。存安的父亲，在农业学校旁边的小河里游泳，不幸溺水身亡。从此，一家陷入困境。一家四口，全靠母亲一人在农业学校当临时工所得到的微薄工资度日。不久，母亲和弟弟妹妹一起被遣送回原籍，只有存安一人继续在嘉县一中寄宿读书。存安的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这是全家最大的希望。然而，这个希望，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下。从前，存安的祖父在兴县有一些房产地产。民国时期，又在县政府当过教育局副局长。因此，在 “土改” 中 “家庭成分” 被划成 “官僚地主”。这个“家庭成分”，便一直登记在存安家人的档案中。父亲在世时，存安还有“父亲是教师”这一层“保护罩”。现在，家庭成分“官僚地主”，便成为适用于存安的唯一“政治标签”。
1964年高中毕业，我们商量如何填写高考志愿表。班上有人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存安对我说，还是填北京师范大学吧。一来师范大学的“政治审查”可能宽松一些，二来师范大学对所有学生提供助学金，不会增加家庭负担。我觉得有道理，班主任钟老师也认为有道理，也赞成。于是，存安的第一志愿，就填了北京师范大学。
高考完毕，存安回了老家兴县。一个月后，我收到第一批发放的录取通知书，考上了北京大学。久久没有收到存安的来信，我很失望。没有消息就是坏消息。我终于从班主任那里知道，第三批录取通知书已经发放，存安没有被录取。我赶紧给存安写了一封信，除安慰他之外，约定我去上大学，在坐长途汽车途径兴县时与他在汽车站见面。
八月下旬，一批去北京上学的同学，分坐两辆长途汽车，清晨五点半从嘉县出发。七点多钟，到达兴县。我赶快下车，跑进车站。存安带着弟弟妹妹，早就在那里等候。我从存安的眼神中看出他的内心痛苦。安慰的话已经在信中说过了。我们心情都很沉重，此时此地，也没有多说话，只是互相叮嘱保重。我从存安手中接过礼物，用红纸包着的糕饼，握手告别。就在此时，我看见随后进站的一位女同学朝我们走来。我赶紧离开。我知道，在车站停留的十五分钟，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更为宝贵。
三.
十四年来，我在大学读书，经历文化革命。毕业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县城教书。时来运转，终于在1978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学习，圆了研究生梦。现在，得知老同学老朋友存安考上了中山大学，真为他高兴。1980年我回阔别七年的嘉县探亲。到了广州，立即前往中山大学。那是一天上午，我找到物理系办公室。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他们正在上大课。我来到阶梯教室前，正逢下课。我穿行于人流中间，认真搜索。终于看到了存安！我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他也认出我来了。啊！十六年了，终于又见面了。
我跟着他，到食堂吃了午饭。随后，到宿舍拿了两张凳子，一人手里拎着一张，来到宿舍旁一棵大树下，坐在凳子上。存安开始讲述他十四年的经历。
四.（一）
1964年高考，存安考得很好。最后一道物理考题比较难，北京上空飞行的飞机机翼两端间电势差问题，他都答对了。存安觉得自己有希望被录取。结果，别说第一志愿，连最差的大学都没考上。那是因为他的家庭成分“官僚地主”，学校写的鉴定又不好，没能通过“政治审查”，掉进“不宜录取”的深坑，连“降格录取”的待遇都没有。
存安成了“回乡知识青年”。说直白一点，就是成了“青年农民”。存安所在的村子，在县城郊区，一片平原，人多地少，农民只有种地为生，勉强维持温饱。存安的母亲身体瘦弱，挣不了全工分。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全家连维持温饱都成问题。存安刚从学校出来，做不好农活，也不能挣全工分，全家依然难于维持生活。
生产大队有一个木业社，维护农具，也做些家具。经一个堂兄引荐，存安去了木业社。报酬是记全工分，加上每月五块钱补助。这报酬，是干苦力换来的。苦力就是“解板”和拉大板车。所谓“解板”，就是在地上立一根木头柱子。一根粗大的原木，一头杵在地上，半腰捆在柱子上，另一头悬空，成倾斜状。一人坐在地上，另一人站在高架上。两人来回拉一个大锯，按照原木上预先画好的线，顺着长度方向，从高处开始，把原木锯成一块一块的木板。每解成一块木板，两人累得半死。本地平原，不出产木材。到县城去买，要出高价。木业社只有另想办法，到300多里外的山区购买原木。空车去，满车回，六根粗大的原木装上大板车。两个人，来回一趟十天半月。把木材运回木业社，几天过后才能缓过劲来。有了工分，才能分得粮食。有了那五块钱，才能补贴家用，给弟弟妹妹交学费买书本文具。有什么办法呢，再苦再累也得干！
四.（二）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 村里的“四类分子”被抓去批斗、游村。他们的子女，也常常被拉去“陪斗”。家庭成分不好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还好，存安在大队木业社，只管干活，连家都很少回，也没有被人注意。文革十年，总算平安无事。但是，回想起上中学时傲人的学习成绩，如今青春流逝，一年又一年，存安真的于心不甘。哪又有什么办法呢？1976年，“红太阳”陨落，“四人帮”垮台，人们才想起来，不能成天搞运动，开始办点正经事。1977年10月，报纸上说，要恢复高考。于是，各个阶层的人都被动员起来，要自己的子女去拼力一搏。
存安的弟弟妹妹都是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也是“回乡知识青年”。文化革命中，上大学靠推荐。“官僚地主”的后代，当然没份儿。现在机会来了，怎么也要去试一试。妹妹已经出嫁，只有弟弟在家。于是，存安安排时间，每天早、中、晚辅导弟弟，复习功课。弟弟有个同班同学，是生产大队长的女儿，也来一起复习功课。都想考上大学，什么阶级成分，也就不管了。
高考一个月后公布分数。存安弟弟和大队长女儿的考分都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存安又当两人的参谋，填写志愿表。最终，存安弟弟被嘉州工学院录取，大队长女儿被嘉州医学院录取。存安一家欢天喜地，自不必说。大队长一家，也对存安感激不尽。女儿上学时成绩平平，经过存安辅导，居然考上了医学院。因此，大队长对这个“四类分子”子弟另眼相看。可是，存安闷闷不乐，心想：我帮他们复习功课，他们有多大点水平，我最清楚不过。凭那点知识，他们都考上了大学。可我呢？我一定要试一试！ 存安清楚，有两大障碍横在自己面前。一是报名。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考生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如果按照这个规定，一些66届高中毕业生会被排除在外。因此，省上把规定变成：凡是在1977年以前没有参加过高考的毕业生都可以参加高考。这样一来，存安还是会被排除在外。二是要应付考试，必需有很多时间复习功课。身在木业社干活，很难做到。 左思右想，存安只好去找大队长。
大队长一听存安说自己也想考大学，连忙说：好呀，好呀！ 存安摆出两个问题。大队长听了，呵呵一笑，说道：好办！于是，存安被调到生产大队办的小学当“民办教师”，教附设的初中班。对存安来说，这里的教学任务，不过是小菜一碟。因此，存安可以边教书，边复习高中功课。到了高考报名时间，大队长交给存安一张介绍信，证明存安符合报考条件。存安拿着生产大队的介绍信，去公社换了公社的介绍信，去县招生办公室报了名，不久就收到县招生办公室寄来的准考证。
在存安脑子里沉睡了十几年的知识，又都复活了。经过半年的准备，1978年7月，存安去县城参加高考。一个月后公布成绩，存安为兴县第一名，嘉县地区第二名。根据省上规定，25岁以上的“大龄考生”，一般只能上大专，即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将来去当中学教师。但是，按百分制计算，如果高考平均分达到80以上，则没有这个限制，可以填报普通大学。存安的平均分为82，可以自由填报自愿。于是，存安的第一志愿，填了中山大学物理系。
高考的成功，使存安异常兴奋。存安按规定的时间去体检。由于心情紧张，结果是血压高，不合格。这可怎么办呢？难道一切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正在束手无策之际，县招生办公室寄来一个通知，要存安去地区医院复查。有好心的人，教给存安诀窍：检查之前静坐二十分钟，最好听听轻音乐，血压就不会升高。又有人说，临检查之前，喝一大碗凉开水，升高的血压就可以快速降低。存安有疑问：这些方法灵不灵？到时候又如何可以静坐听音乐？如何有一大碗凉开水喝？这些都是实际上行不通的主意。过了几天，存安一行十来人，都是由于血压高之类体检没有过关的考生，在县招生办公室刘主任的带领下，坐汽车来到地区招生办公室。办公室张秘书偕同刘主任带着这群考生，步行来到地区中心医院。张秘书和刘主任去了郝院长办公室，待了五分钟。出来后，刘主任对在门口等候的考生说道：郝院长非常重视，要亲自给大家做体检。大家放松，马上开始。 于是，考生被带进旁边的诊室，一个接一个进去，又一个接一个出来，不到十分钟就完事。张秘书向刘主任低声咕噜了几句就走了。刘主任带着考生，回到汽车上。汽车在路上奔驰，刘主任面带得意的微笑对大家说道：地区中心医院的水平，就是比兴县医院的水平高。今天给大家体检的郝院长，也是兴县人。听说是从英国回来的知名医生。文化革命中，在省第一医院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咱地区中心医院。现在平反了，成了院长。郝院长是研究“白大褂综合症”的权威，把测量到的血压按照国际公式矫正，得到真实的血压。今天也是大家运气好，遇上好人了。你们全部体检合格，回去准备上大学吧！ 这群考生，自然是欢天喜地。这些考生真的相信，地区中心医院的水平高，郝院长是权威。存安回家后，把好消息告诉堂叔。堂叔是医生，呵呵一笑，说道：你们确实运气好，遇上好人了。不就是几个随意写的数字嘛。什么国际公式，哄鬼吧！
五.
四十年前的考研，使我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我离开偏僻的小县城，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学习，继而出国留学，在美国定居。四十年前的高考，也使存安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存安离开贫苦的农村，在高中毕业十四年之后圆了大学梦。
虽然在大学毕业后，我也为将来的前途苦恼，梦想去深造，但是，我毕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存安呢，还要为温饱而劳作，为生存而努力。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考取研究生，对我来说是“锦上添花”；那么，考上大学，对存安来说是“雪中送炭”。
如果再上溯十四年，那么，我们俩人的个人条件，几乎一模一样。我们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所不同的只是“家庭成分”。我的是“贫农”，他的是“官僚地主”。这一差别，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名牌大学。存安却成了“回乡知识青年”，注定要在贫困的农村待一辈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根本的原因，是当政者推行的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国家发展，毁灭个人前途，于国于民都不利。但是，当政者认为对维护政权有利，强制推行。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常常设身处地，认为从前那些地主，被剥夺财产，带上帽子，丧失自由，并且祸及子孙。他们心怀怨恨，盼望变天，可以理解，值得同情。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研究生毕业后，我在研究所、大学、公司任职，然后退休。存安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在深圳粤宝电子公司工作，由技术员，升任车间主任，再升任副厂长，负责管理生产，也已经退休，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这一切，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但是，我相信，无论如何，在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个人努力还是起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