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共识网 作者: 孙陇

我为什么逃出中国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并热爱和尊重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是超过十七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而实际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消灭。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多年来在终于起显著作用的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人民（即使并非一直掌握）——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我成功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怎样开始的

我记得这是一个五月的星期天，这一天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家来，没带小提琴，并且说他不能再到我这儿来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

前几个月已经显示出正在开展一场什么新的运动。最近对电影、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攻击加剧了，谴责他们“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广播里除了没完没了地反复叙述如此类的这个那个“罪犯”（这些罪犯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实际上其他的广播就一无所有了。然而老实说，我并没有感到可怕。当时一个来访问我的朋友说：“你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没有说过什么不正确的话，你毫无担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译者注），在拿薪金，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这个学校领导人不过纯粹是个挂名角色，于是我就尽可能摆脱了学院一切事务。学院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学院的副主席，我还给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儿子胡龙（译音：即马如龙），并且有的时候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开音乐会。一九六三年以后，欧洲音乐完全被禁止了，我对于这个新的运动将如何进行毫无所知，而且别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设想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在过去也曾经有过比着还要紧张的时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对于这已经习惯了，不得不习惯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说音乐学院贴了攻击我的大字报。

一个朋友说，对我说来最正确的办法是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雪莉亚（译音：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犹豫，除了我不喜欢之外，我没有什么好招认的。最后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张声明，声明里说我很高兴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并没有具体承认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愿意改造。我们买了三张黄纸，用大字报的形式写了这张声明，并且给它加了一个“我的决心”的标题。于是我把这张声明送到学院去。

频频更选和无政府状态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但是那些自称的“革命师生”已经开始给学校工作造成混乱。一个名叫赵沨的人，是音乐学院的副主席，过去他实际上是音乐学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报拿去的时候，赵沨不许我挂它。我怀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转移反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他的计划如何，也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职了，并且自己遭到大字报猛烈攻击，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军官来代替他。然而过了一天，王也失宠了——他由于企图召警察来制止“革命学生”两派之间的冲突而犯了错误。

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在那里，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围了，他们开始对我写的一部音乐作品大喊大叫。这是一首为了纪念一个英勇的区党委书记焦裕禄而写的悲歌。这位书记为了捍卫自己的农村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永远是党的工作者的模范。我不是为了写这类作品，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时我还是确实是对奉献这首悲歌怀着敬佩的。但是少年们狂叫道：“你为什么写这么悲伤的音乐？你不配是焦裕禄的拥护者！”然后他们让我带了一卷大字报回去，要我挂起来读。我把这些大字报塞进了储藏室。

过了几天，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要我去。在学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几百人的破口谩骂、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在每一个口号就有人吼叫：“毛泽东万岁！”一个小伙子喊；“马思聪万岁！”但这是喊错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扑过去。有一个人用书包砸我，但是没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动，别无他法。这一切我觉得完全是不真实的，可笑的。

我们被改造

这件事以后不久，我们十七个人就被叫到学校，并且接到通知要派我们去“受训”，这里面有几个教授和音乐学院的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学院的副主席赵沨，他的样子好像是有几夜没有睡觉了。

这些人里面好多人是党员。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那个地方以前是共产党的干部马列主义学习的地方，后来这所学校变成了知识分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设置的集中营。

在那里你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和教授。我们总共有五百人，我和国内最著名的一个小提琴家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五十天——从六月中到八月初，那里是枯燥无味的，令人厌倦的。但是没有人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被分成小队，在军官们的监督下阅读各种文件，进行讨论，而在空闲的时间，就给自己或互相写大字报，而且还给“党内当权派”写大字报。

有一回我听到一个非常的新闻，中央宣传部拥有无限权力的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多次的整肃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给各个文化领域的指示，比如说规定哪些外国音乐作品中中国可以演奏，都是从那儿来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个很短的时期，德彪西和拉威尔以及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欧洲音乐统统被禁止以前，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还可以演奏。

周扬曾经被描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表达者，而现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长却向我们声称“周扬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闻的、胡说八道的和难以理解的”。

他被称为“头号牛鬼蛇神”。

文化部派人来告诉我们关于周扬和他的部下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们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动分子”包围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居住地整个中南海地区。我们当时对外发生的事件所知不多，虽然偶尔我们也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见在我们自己房子上的墙上用大字写着“打倒×××”。

有一天傍晚，一些从各个学校和部队来到（“到”字应是“的”）卡车开到学院。在一辆卡车上写着四个汉字“黑帮专车”。这是八月九日，一进大门，我们就看到一大群群众。我们被从卡车上推下来，我的脚还来不及着地，就有人在我头上倒了一桶浆糊，别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贴了大字报，戴上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被戴上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理人”（译者：原文如此），然后又加了一块上面写着“吸血鬼”的牌子。后来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脸盆——“丧钟”和一根棍子，我们必须用它来敲盆子。在赵沨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分子”，还给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天气是很热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不会低于38度。

这是一个野蛮的场面，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好像疯子一样，在喊着各种各样口号的人群的喧嚣声中，我们被带着游遍了整个的音乐学院，沿路人们一直推撞我们，啐我们。我认出我的几个相貌变成了畸形的学生。最后，他们强迫我们低头，在一间房子的台阶上排出两排，开始百般辱骂，那些被认为“罪行”最严重的“黑帮”分子站在第一排，而比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后面。在后排站出的有钢琴家刘诗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赛时克里伯斯的竞争者，后来他的手被打断了，已经不能再演奏。

看守们的横行霸道

然后我们被带到学校后面的一排矮小的房子里，过去这是放钢琴的仓库。我被领到其中一间房子里。这里仅仅够放一张床。房间的一面墙几乎全是玻璃。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观看你。在我房间的墙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下面的词句：“打倒吸血鬼！”和“如果你们不老实，我们就砸烂你的狗头！”。在过去的仓库门上挂了一块牌子：“牛鬼蛇神窝”。

每天早晨我们六点钟起床学习毛选和报纸社论，吃早饭然后从八点工作到中午，我们干的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把分散的石头垒成一大堆，或者是把屋子里的东西搬到另一个屋子里去。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必须写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充满了这样的词句，如：“我们是赵沨的资产阶级黑匪徒”，“需要对我们进行斗争，需要对我们进行改造”，我们每天把这些作品交给我们的看守。

每天早上、晚上，必须合唱，这个歌的名字叫《黑匪徒的狂嚎》（原文如此），歌中唱到：“我是牛头怪物，我有罪，我有罪。我应当服从人民的专政，因为我是人民的敌人，我应当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碎砸烂。”

我记得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一个一个地叫出来折磨我们。红卫兵可以在任何时候命令我们：“低头”然后他们强迫我们四肢着地爬行，好几次他们在我的房间里大吵大闹，扔掉我的书，翻我的床，撕碎我的床单，一个“红色看守”抓起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然后喊叫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有时候，“红色看守”命令我们面墙而立，要一直站到他允许转过脸为止，可是过后他们完全把我们忘记了。他们或者强迫我们低着头站在太阳暴晒的洋灰地里。有一天夜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传来了激烈的喊叫声……。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起来”他们命令到，我一跃而起，小伙子开始用皮带抽我，而姑娘却啐我的脸。我还不算受罪，而赵沨碰到这种情况则总是被打的趴在地上，鲜血淋淋。

这一切都发生在八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当时红卫兵在北京的狂暴行为发展到最高潮。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在一所中学里，学生们简直把自己所有的老师都打得要死。

由于被这种闻所未闻的残暴行为所吓倒，我的家人不得不把一些东西转移到我的朋友家里，其中包括我全部未发表的近作，十四首大型作品，把另外的一些物品卖给了一家小铺，然后逃出北京。

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了那个穷人的破烂衣服，坐公共汽车到华中的一个城市，那儿有我的朋友。

雪莉亚告诉我们，六月间在音乐学院的学生中发生了长时间的无尽无休的争论，这种争论有时间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在学院里，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样，红卫兵的队伍把自己称作“八一八”、“东方红”或“毛泽东思想”运动。在十一月，“八一八”运动由于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东方红”和“毛泽东思想”这些队伍的攻击，但同时这三个组织都认为自己是赤胆忠心的“毛派”。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局势变化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中国的各地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学校的校舍里，虽然街上有时还是很危险的，但学校里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却缓和了一些，我们的门旁已经没有看守，也不注意我们，是按照预定的计划还在写忏悔。在九月初，我们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六。后来我们又被允许从星期六的傍晚住到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们已经能够回家过夜，而且只在白天到学校里“工作”和“学习”。

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九月底到北京来想和我见面，但是我不能够走出门，也就没有能见到他们，他们是乘坐挤满红卫兵的火车来到，她们受到严密的盘问，并且差一点被当做嫌疑犯逮捕起来，雪莉亚开始说话，并且吃了没有洗过的梨，这样使他们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贫苦的农村妇女。妻子和女儿在北京的时候，想住我们的朋友家里，但没有人敢接待她们，她们只好在乘上火车之前在人群堆里躲了几个小时。

在这次尝试以后过了两个星期，雪莉亚一个人来到北京，这一回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在我们的一个远离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里会了面。我们在院子里一间小厕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说话，而我们的朋友则站在入口处给我们看望，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

脱逃

在他们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从中国逃出去的各种办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么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确切，但是她确信，我们也能那么做。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走这一步，我不可能轻易地离开去和我的家人会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个地区，红卫兵的积极性加强了，他们可能在那儿逮住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逃跑的计划失败，那么我们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紧张，不能入睡。正如中国常说的那样，我是“背水一战”，最后我和一个熟人交谈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是“走”——他说，于是我同意了。雪莉亚排了半夜的队，但终于弄到了火车票。我到学校去上了早班，然后说：“我病了，要去看门诊。”我和雪莉亚收拾了那部分送去保存的东西，其中包括我的小提琴，然后用绳子捆成两个包袱，我的新作品不得不留下来。

马思聪

【后记】

根据网上的资料简单梳理了马思聪逃亡和逃亡之后的事情：

1966年末，马思聪小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回广州市，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在厨师贾俊山和医生倪景山变卖自行车的资助下，马思聪化装前往广州。

由于他的失踪惊动了公安部门，马思聪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被抓回北京，其结果必定性命难保；或者偷渡香港，逃离灾难。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偷渡船（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16日凌晨，登上香港九龙海滩时，马思聪从胸前摘下毛泽东像章，扔进茫茫的大海。1967年1月19日，马思聪一家登机飞往美国，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当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

1967年1月，马思聪被公安部定为“叛国投敌分子”。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对马思聪的“叛国投敌”案进行了严厉彻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

1967年4月12日，马思聪在美国发表《我为什么要逃出中国》。

1985年1月文化部发布《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为马思聪平反。

1987年5月20日于美国费城逝世。马思聪先生自逃亡后未踏入大陆一步。

2007年12月，马思聪及夫人的骨灰安葬在白云山麓的“聚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