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四悲剧的发生过程与人物素描（续二）：李录柴玲方励之 润涛阎 接上回
（十四）李录、柴玲、港支联
李录是在四二七大游行时到北京的南京大学学生，也是21通缉学生中唯一的外地学生。到北京后，李录走访北京各个高校自治会，广泛结识北京学运骨干，尤其与柴玲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绝食后不久，李录在五月十五日清晨建议柴玲与他一道组建绝食团指挥部，参加指挥部的条件是准备自焚﹑绝水和卧路。此举让绝食团几位发起人措手不及，广场指挥权落入绝食团指挥部手中，为日后运动组织的进一步混乱埋下隐患，包括绝食团发起人对指挥部人员的各种「政变」和绑架活动。
五月十九日李录得知政府即将宣布戒严，与指挥部柴玲﹑张伯笠等招集广场各校代表八十余人通过复食，二十一日在广场举行婚礼，当晚力主指挥部「转入地下」，次日见戒严被北京民众阻拦回到广场。二十四日广场指挥部成立后，李录主要负责各校代表组成的「广场营地联席会议」，二十六日反对当时北大和北高联主席杨涛提议并得到指挥部其他成员通过的「空校」撤离方案，并于次日与王军涛等人达成协议坚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召开。五月底反对与北高联的合作案。
到巴黎后，李录参与发起「民主中国阵线」但后来未加入。随后流亡美国，出版英文自传「移山」，英美电视网ＢＢＣ和ＮＢＣ据此拍成同名记录片，是首部八九民运人物传记片，在九四年国际人权电影节放映。李录学业优异，一九九六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士、ＭＢＡ和法学ＪＤ三个学位，后利用在美国建立的广泛关系在纽约开设风险投资公司「喜马拉雅」任总裁，并任「中国人权」理事，早年常参加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的游说活动。 (引自64memo.com/89)
李录在北京坚持几天后南下，六月中抵达香港，七月初至巴黎，对媒体称「亲眼所见，以人格担保，广场上至少死亡数百人，街道上至六四凌晨则在二到三千，以后无法估计。」
【常见误解】许多人将广场婚礼的主角李录﹑赵敏同封从德柴玲混淆，封柴当时已婚一年，是李赵的伴郎伴娘，指挥部张伯笠签发的结婚证书，证婚人柴玲盖的章。赵敏、李录在南京大学读书，赵是研究生，比李录大几岁，六四后嫁给一位美国人，后随夫到波士顿。李录于二○○○年结婚，妻子也是南京大学的同学。
王丹柴玲与乌尔凯西等学生领袖的简历则不需要介绍，大家都清楚。
下面的文字摘自草虾先生的博文（内容是否靠得住尚不清楚，只是提供了看问题的另一角度）：
香港支联会从这场运动一开始就介入了。学生募捐的钱９０％来自香港支联会。香港支联会驻京代表成了学生领袖的参谋。
是不是由于港支联的意思，柴玲等才拒绝撤出天安门广场？有迹象表明这一点。请看柴玲，吾尔开希等人的第一次逃跑：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９日晚上，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柴玲，吾尔开希等高自联的头头吓得一人发了一千元，赶紧逃命。当时柴玲宣布绝食团的使命已经结束。要大家赶快疏散。他们把这一千元叫作保命费。所以５月２０日和５月２１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刘刚等许多高自联的头头都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但也不在家里。可是在５月２２日，他们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两天，他们在哪里呢？怎么又不逃跑呢？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他们当初准备往哪里逃跑呢？
有一个高自联常委的活漏了天机：他骂道“香港支联会真不是东西，是支持我们，现在捅了漏子，就不管我们了。”
在５月２０日和５月２１日这两天里，有些高自联头头要求港支联协助他们逃亡美国，但是港支联不肯答应。为什么不肯答应？港支联说，仅仅戒严令还不足以说明你们有危险。
换句话说，还没死人呢！鉴于柴玲的逃跑，她被撤除高自联总指挥的职务，由王丹任总指挥。
５月２４日在王丹的主持下，高自联常委会通过了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并且通知了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和香港支联会，要他们在５月３０日前游行一次。（中国留美学生就于５月２８日，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地举行了大游行。) 港支联眼见北京学生运动越出了它的操纵，就派特派员紧急飞北京。他与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秘密会谈，作了一场丑恶的交易。首先，由柴玲发难，猛烈攻击王丹是右倾分子、投降主义。
经过高自联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推翻了原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同时撤了王丹的职，由柴玲重新担任总指挥。此外，柴玲又在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加上了“要李鹏下台”一条。这就使学生运动打上了死结。人们要问为什么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有这么大的能量呢？一是由于他们控制了募捐来的钱，二就是他们与港支联的特别关系。
王丹当时说”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王丹的这些非常正确的观点被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批判为右倾投降主义。
从这时开始北京学生运动已经完全变成港支联向北京政权发难的工具。港支联就是要制造北京的流血。他想用北京的流血来引起香港居民对97回归的恐怖感，甚至想借此让国际社会阻止中国收回香港。港支联首先买了很多帐篷，让学生晚上睡好觉，白天也好休息，这就留住了大批外地学生。外地学生主要来自辽宁和天津的高校。此外还发钱下去给各校代表去买吃的。但是仅仅有吃有睡还不足以留住学生，还必须消除学生对戒严的恐怖感。所以港支联通过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高自联的头头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假消息，以蒙蔽学生和市民。
其中最严重的是假造了所谓叶飞等七名将军，向中央提交“以老军人的名义认为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军队绝不能对人民开一枪。我们建议军队不要进京”的意见书。这个消息是由天安门广场高自联广播站首先广播的，又由高自联发到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消息。如果不是高自联捏造的，请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回答：你们从哪里来的消息？在这同时，还捏造了所谓“７０％以上的副部级，８０％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５００多名将军，更有３００至４００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消息。
他们是怎么捏造这些假消息呢？一个曾任高自联宣传组的女学生说：有一天，李录给了她许多名字和电话号码，李录说这都是老干部，有的还是副部级和将军。李录叫她打电话采访。每一个人都问两个同样的问题 1) 对学生运动支持不支持？ 2) 对戒严部 队如果向学生开枪如何看法？
所有的回答几乎都一样 1)他们都说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2)他们都坚决反对戒严部队向学生开枪。但是也几乎所有的人都劝告她，学生还是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好，有意见以后再谈。这位女学生说有好多电话还是秘书回答的，她把所有电话记录都给了李录。经过高自联头头的修改，就变成了所谓70%以上的副部级，80%以上的司局级都同情学生。中共500多名将军，更有３００至４００对军队进京表示反对的假新闻消息。并且删除了这些干部都主张学生先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忠告。
许多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家长们要他们子女撤出广场是怕子女被打死。许多学校的老师们劝告学生们撤出广场也是他们被打死。许多政府干部劝告学生们先撤出广场再说也是从他们的安全着想。可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只听头头的话。他们对头头们捏造的假消息坚信不疑。有人为柴玲，吾尔开希，李录辩护说“他们推翻了原定于５月３０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通过人大取消政府的戒严令。”
请看历史事实：５月２８日，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加拿大接见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代表。留学生代表狠狠告了李鹏的状。说戒严法没有经过人大批准是违反宪法的，并要求万里取消政府的戒严法。万里答应一回国立即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研究戒严法的合法性。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万里从来没有对留学生代表说戒严法是非法的，只是说研究研究。
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万里说了“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他要留学生代表转告。北美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立即把与万里谈话的详情FAX给北京高自联。但是谈话一到北京全走了样。高自联的头头首先把万里说的“为了防止意外，建议学生还是先撤出的好”的话删除了。剩下的话又变成了“人大委员长万里将回国主持人大紧急常委会，取消戒严令”，这条消息一广播，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一片欢乐，大家沉浸在一种虚假的胜利之中。万里在５月３１日回国，到上海时就下了飞机并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天安门广场上学生情绪先是失望，继而一下子又愤怒到极点，骂万里变了立场。如果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推翻了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是寄期望于万里取消戒严法，那么为什么在万里声明支持戒严法后还坚持留在广场上呢？难道他们不怕死吗？柴玲在６４前的一次接见美国电视新闻的采访节目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节目是专题介绍学生领袖柴玲的。其中有一段对话如下：
美国记者问：现在已经戒严了，你们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危险呢？柴玲答：是的。我们有很大的危险。我很难过，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可能会为这场运动流血死去。说到这里。柴玲居然哭了起来。美国记者又问：那么你想不想死呢？柴玲一边哭一边答：不！我要活，我还很年轻。
这段对话说明了两个事实：1.在万里发表了支持戒严法的声明后，高自联的头头柴玲，吾尔开希，李录清清楚楚知道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可能会流血死去。2.柴玲不想死的。看来吾尔开希，李录也是不想死的。柴玲现在口口声声说美国电视台错误地翻译了她的话。但是美国电视节目只是把她的声音略为降低，再加上英文翻译。英文翻译的声音要比原声延迟一至二秒。所以我们能很清楚地听到她讲：“不！我要活。”
6月１日和２日，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６４头头对如何阻止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作了严密布置。还指定专人负责把守一些街口。这些被指定负责把守的学生们都感到很光荣，他们很有一股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开始了。
89年６月２日深晚到３日凌晨，北京高自联开了最后的常委会。会上由吾尔开希重点发言。吾尔开希对大家说：”根据可靠情报，明天戒严部队要进行武装清场，一定会发生流血死人的。”吾尔开希又说“这次运动已经失败。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改革，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体制外的革命。我们今后所要作的是打倒共产党的体制。”柴玲，李录也作了慷慨的发言。
李录接下来宣布高自联指挥部成员立即撤出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发了逃命钱。逃亡的方向是美国。吾尔开希对逃亡路径及联络方法作了细述。先南下广州，然后由港支联接应。于是在６月３日凌晨三点左右，柴玲和大部分高自联指挥部成员乘着天安门上的学生正在睡梦之时，偷偷地撤离广场，走上逃亡美国的不归路。一个姓郭的头头在临跑前，突然良心发现。他说：“学生都没撤，我们指挥部提前撤对吗？是不是可以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李录说:“不行！叫学生们也一起撤我们就撤不了！”柴玲说“我们提前撤是为了保护火种”于是这最后的良心也被狗吃了。
这时港支联的阴谋就完全清楚了。先由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用豪言壮语把上千的学生骗在天安门广场，然后在武装清场之前，柴玲，吾尔开希，李录等人再来个金蝉脱壳之计，逃之夭夭，使上千的学生陷入生死的困境。
6月３日天亮以后，高自联指挥部只留下吾尔开希和李录二人。他们留下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学生们知道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们已经跑了。他们知道，如果学生们一旦发现头头跑了，他们也会跑的，就会对部队清场不抵抗。中午１２点，北京电台与电视台开始不停顿的广播戒严指挥部的通告。吾尔开希和李录也迅速地撤离了广场。下午，戒严部队开始向天安门广场推进，一些学生与市民拚死阻止部队推进，一场流血开始了。虽然高自联指挥部的头头全跑了，但是负责阻止部队推进的学生们并不知道，他们还在忠实地执行头头的命令。而在６４死亡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担任阻止部队推进的。我想如果他们知道头头已经跑了，恐怕就不会拚死去了。也许丁子霖的儿子就是这么死的。
戒严指挥部显然下达了开枪的命令。一批戒严士兵又来到木樨地，他们命令学生与市民撤除路障，但是学生与市民拒绝服从。于是士兵就开枪。有几个学生与市民立即倒下，被别人马上送去医院，路障就打开了。这个血戒一开就很难收住。
戒严士兵用冲锋枪开路打死学生的消息很快传遍天安门广场，当他们要向柴总指挥请示怎么办时，发现总指挥部是空的总指挥部外面聚集了许多学生。高自联头头丢下学生先逃跑的消息使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们陷入一片混乱。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候德建就出来当上了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最后的临时总指挥。候德建说：现在天安门已经被包围了，逃是无法逃了根据我们台湾对付戒严法的经验，我提三点建议：１，大家不要走动，统统坐下。２，大家不要讲话，更不能喊口号。3，大家千万不要向士兵扔东西。他说，这样做，台湾士兵就不会向老百姓开枪，我想大陆士兵也不会的。
虽然有人说这是投降，但是候德建的三不主义还是为天安门广场的多数学生所接受。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最终恢复了理性的思维。等戒严部队开进天安门广场，只见天安门广场上千学生黑压压一片片坐在地上（往往几百人一片）没有一点走动，也没有一点声音。戒严士兵就把学生门分片包围起来。有一个女学生说：当时叫我们女学生坐在外圈，理由是怕男学生与士兵冲突。当士兵拿了冲锋枪把我们包围时，我怕死了。后来，听到：“预备！”的命令。我面前的士兵都把枪举了起来。接下来就听到，震耳欲聋的枪声。我就马上趴在地上。心里直叫换“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等枪声停了下来，我知道我还活着。看看旁边的女学生也活着，但脸色苍白抬起头看看后面的男生们也个个活着。再看看前面的戒严士兵，有几个竞然咧着嘴笑。这我才知道是开枪吓我们的。但是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去！过了一会儿，戒严指挥车的喇叭叫高自联的头头走出来，连续叫了几个人的名字，包括柴玲王丹刘刚等人。当时没有人走出来。再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向戒严指挥车走去，一边走一边叫：“我是候德建！”候德建后来对人说戒严指挥问他高自联的头头哪里去了，几点走的等问题。候德建向戒严指挥说：他以学生的临时指挥身份表示无条件接受戒严法并要求准许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
再过了一会儿，戒严车喇叭又叫了：“凡是能走动的学生排好队，从东南方向撤出天安门广场。”
东南方向的戒严士兵让开一个小的通道还有便衣拿着照片观察走出的学生们，显然是要抓高自联的头头们。起先秩序还可以，但是很快由于大家要抢先撤出，队伍就混乱了一片乱糟糟，争先抢后，许多人的鞋子也挤丢了。也不敢拣，怕被后面拥上来的人踩死。这就是天安门运动的最后一幕。
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有没有打死学生呢？候德建说没有。很多在场的学生说没有。但是伤是有的。特别是纪念碑旁边的学生。这是由于子弹打在纪念碑上，散成小的细粒，又打在学生的身上。有人的腿就给弹粒打跛了。但是当时戒严部队的确是朝天开枪。柴玲在美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你早就逃走了，你怎么知道血流成河的？你们与港支联精心设计了一个可能会血流成河的死亡陷阱，但是它被候德建的三不主义破解了。当你柴玲在３日凌晨三点逃离广场时，你不是拒绝叫学生撤出吗？那时要是学生们撤出了广场，路障也不需要了，守卫路障的几百市民也不会死了。什么叫保护火种？你的命比这上千的学生的命还重要吗？64死亡的学生与市民是要反贪污，要反官倒，要民主但是他们被愚弄了，被欺骗了，被诱进了一个死亡的陷阱。
引用毕。
下面由润涛阎本人谈论一下封从德为柴玲的辩护。封从德坚持说柴玲是最后跟随学生一起撤出广场的。
目前我们无法得知封从德的说法是否当真。假如当真，问题就出来了：当戒严部队问侯德健学生们的头头哪里去了时，没有一个学生领袖出来与戒严部队谈判学生撤出的事宜，唯有侯德健自称临时学生领袖。学生领袖们的责任感都到哪里去了？
封从德的说法站不住脚的另一证据在于：李录与柴玲逃到海外后都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而在场帮助学生撤出的侯德健说广场没有死人。从广场撤出的学生们也说死人发生在木樨地等长安街上，而非广场。
显然，在最后清场之前李录柴玲都跑掉了，否则他们就会跟侯德健谈论是否该撤退，而且侯德健也会拉着他们去跟戒严部队谈判。李录柴玲在逃跑前和逃跑后显然没有预测到半路会杀出个程咬金---侯德健，阻止了广场清场时的大屠杀。
我上面引用的网络文章内容，大家都应该在24年后的今天对此基本上有了共识。然而，对于柴玲“让别人死自己活”的结论值得进一步推敲。
大家之所以达成了“柴玲要学生死自己活”的共识，有两个根据。然而，在润涛阎看来，这两个根据都站不住脚。
先说第一个根据：柴玲逃到海外，而长安街死了三百。以此说明柴玲是“让别人死自己活”。
如果从结局反推动机，得出“柴玲要学生死自己活”的结论，是违背逻辑的，虽然柴玲本人无法反驳，就因为结局是她活了下来。
如果我们反问：当柴玲逃跑的时候，她是根据什么预测到她一定不会被抓到？甚至在她逃跑过程中不被军人打死？她没有逃跑成功的经历，北京也不是在香港边上，按照常理判断她当时并不能肯定在邓小平镇压成功后她能跑到国外。因为十个月后她跑到了国外，就反推她当初百分之百肯定不会在被抓捕时丧命，是对柴玲的不公平，也是对真理的轻渺。
第二个根据是：柴玲的录音证据确凿无误地讲出了她预测到广场会发生大屠杀，而她还是不让学生撤，并说自己不想死。
他说自己不想死，这是她的实话，但不想死就不死？如果认为她说不想死就死不了，那就把她看成了神。她并没有说她死不了。她也没说其他学生都想死。假如柴玲在逃跑途中被杀掉了，那她就成了民主英雄。
当然，柴玲的话中的确是想让学生牺牲掉。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她自己为何在5月20日失踪两天后突然改变了当初她同意的“5月30日学生们都撤出广场”的决定。
以润涛阎之判断，柴玲在她说出学生们会死在广场，但她不想死时还有一句话她没说出口。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测，她也就无法把那句话说出来了。
24年过去了，没有人提到柴玲没说出来的那句话是什么。搞不出那句话是什么，就无法解开两大谜团：一个是上面说的，柴玲为何突然改变观点而不让学生撤出广场；另一是：柴玲为何在国内颠簸了十个月才跑到香港的？而李录很快就到了香港。
我不知道柴玲是否来我的博客，如果她来，她一定从内心里承认润涛阎下面的判断是准确的：
这里首先需要推理出：“港支联跟柴玲讲了什么让她决定让学生们去死？”那无外乎一点：“不要害怕戒严部队在广场大屠杀，如果你们撤出了，遭到秋后算账的是你柴玲，你的前途就完了。可如果不撤出一旦发生在广场屠杀学生的流血事件，全国人民就会行动起来。一个北京市都要三十万野战军，全国只要十个大城市闹起来，野战军就不够用了。何况军队里也不都是愿意杀人的。三十八军徐勤学抗命的事就会在各地发生。到那时，你柴玲就不是天安门广场总指挥了，而是全国民主运动总指挥！而且，对学生大屠杀后的中共会很快垮台！”
虽然我上面的话未必一字不差，但内容应该是准确的。这需要柴玲本人以后给出说法以证明润涛阎此判断是否准确。
这就是权力的魔力。邓小平为了个人的权力不被政敌夺走而大开杀戒，柴玲也害怕失去权力，为了权力，她照样不怕流血。当然，她也未必不担心她会被杀掉，只是权力的魔力让她认为为此可以去冒被杀死的风险。而李录没有得到过最高权力，也就没有被权力的魔力所浸淫到一条路走到黑的地步而立刻按照港支联的安排逃到了国外。
柴玲当时每天开广场上的扩音喇叭讲话时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是总指挥柴玲”，其感觉跟说一不二的邓小平一个级别的，对权力的享受不差于此时的邓小平，甚至有高过邓小平的倾向，大有毛泽东刚打下天下时站在城楼上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威风。这样的权力才开始，她怎么可能放弃？誓死也要保卫这样的权力。对参与了政治的人来说，权力就是精神鸦片。
如果柴玲真的怕死而在六四屠杀后想立刻逃命，那她要比李录更容易跑到香港。
柴玲从广场跑出来后，没有按照港支联给她安排好的路径与接头人联系，而是在全国各地查看国情。她误判六四屠杀后全国的大学生甚至全国人民都会起来闹事，哪里闹起来了，她就到哪里去当指挥。这就是她为何从南方跑到东北，然后再到南方，再到东北，反复折腾了十个月的原因。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外地学生最多的是来自东北的学生。这倒不是说十个月后她才知道全国人民并没有按照她预测的大闹起来，而是当她确定全国人民的确都不闹了后，她跟港支联的联系已经断了，需要自己探索外逃之路，便导致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才跑到海外。 （十五）方励之
为何柴玲预测“六四屠杀后全国人民会大闹起来，共产党政权很快就会垮台！”的场景没有发生？
事实上，六四屠杀后全国的学生和民众并没有被吓住，而是轰轰烈烈地起来了，甚至包括北大等北京各大学都继续在校园宣誓为死者报仇。但这把火很快就被扑灭了。这次，邓小平靠的是“软实力”。
一个是电视画面上播放摄像头录像录出的士兵被杀死的惨烈镜头，而这些士兵都是老农民的孩子，便稳住了农村娃娃军人和农民不会仇恨邓小平。不给你放解放军杀学生的镜头，这种资讯的不对称虽然人民大众不相信，但烧军车的画面总会让绝大多数人思考是不是北京有暴徒参与了暴乱。二是天安门广场的确没死多少人。广播里对木樨地等地的杀市民学生的事只字不提。外地人无法得知真相。北京人知道真相，但北京已经被野战军占领，那时又没有手机或微博，真相传播到外地就很困难。
但这也不是让全国学生突然停下来不再闹事的最重要的原因。
让全国学生们停下来不再闹事的最关键的一点是：邓小平与美国老布什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方励之逼到美国大使馆。
今天只谈邓小平一方的策略。
邓小平屠杀京城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如何擦屁股，让全国的大学生都停下来不再为北京死去的学生复仇。除了上面说的宣传洗脑外，最关键的一步便是把方励之逼到美国大使馆。
我没有机会跟方励之先生面谈，哪怕一次，我就可以通过问他几句话而得知真相。在此我只能估计过程应该是这样的：邓小平派下属（具体是谁不重要）要设法让方励之觉得他死到临头了，如果不跑，要么被车祸什么的杀掉，要么判刑，在监狱里给弄死。说不定可以直接用神秘电话以内线朋友的名义告诉他这些：你方励之别想坐几年牢就出来，别做在牢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梦，他们要么用车祸的方式杀死你，要么被判刑后在监狱里整死你。
当全国的大学生们得知方励之跑到了美领馆，那就等于政府说的是真的：“学生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有黑手操纵的，学生是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方励之不是黑手，政府根本就没有发布通缉令，你何必自己跑到美领馆？树正不怕影斜，没当黑手，就不怕栽赃。这道理非常浅显，妇孺皆懂。
然而，有一个人没搞懂，他就是方励之先生。
政府发布逮捕方励之的通缉令则是在方励之跑到美领馆一周后。方励之是六四发生后的第二天跑进美领馆的。
邓小平这一着棋特别高。当全国的大学生们得知方励之跑到美领馆去了，立刻停下来不闹了。相信方励之是黑手的学生不会闹了，不相信方励之是黑手的学生担心闹下去会导致政府军队进入美领馆把他们崇拜的方老师抓出来杀掉（当年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跑进苏联大使馆被张作霖下令闯馆抓出来后杀掉的）。
方励之为何误判？
作为政治家，邓小平不可能在六四后杀掉方励之，六四学生领袖们被抓到也不会被杀掉。因为邓小平最担心的是陈云李先念联手八老里的绝大多数把他的权力趁机剥夺，而邓小平想走干掉赵紫阳丢车保帅的路以保住自己的权力。邓小平六四后必然担心中共走回头路，不再搞改革开放。差点把中共搞垮的轰轰烈烈的学潮表明邓小平赵紫阳的改革开放之路行不通，如果搞计划经济，那陈云李先念才有资格领导中共，因为他俩才是毛泽东时代多年计划经济的当权者。邓小平要想继续改革开放，就不能得罪美国等发达国家。六四已经让邓小平很难擦屁股了，挽回国际形象非常困难，他不可能继续杀戮方励之等没在广场的知识分子了。最好是把他们赶到外国。即使他们不走，坐牢也不能太久，否则诺贝尔奖就给方励之了。邓小平在当权时，没让任何异议人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是佐证。 方励之误判了形势，才走了一步臭棋。
他为何误判了形势？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六四屠杀发生在北京，当时他就在北京。他以为邓小平疯了，肯定要杀掉他。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 （待续）
后记：
柴玲到底是何时离开广场的？24年来，在广场的学生一方信誓旦旦说撤退前指挥部那里没有学生领袖，而封从德反反复复说柴玲是跟广场上的学生一起离开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封从德有篡改历史的把柄，但显然柴玲并没有跟侯德健谈论或吵闹关于学生是否该和平撤离广场。如果柴玲认为和平撤离是对的，那她就会不让侯德健当权，而是自己下令撤离，哪怕观点是侯德健提出来的，这个最后的正确的决定留给历史的美名她不会送给侯德健的。如果她认为撤离的决定是错的，她就会跟侯德健大吵。
那么，如何看待没有篡改历史记录的封从德为柴铃的辩护“柴玲与广场上的学生一起撤离的”？
润涛阎给出的判断是：
吾尔开希的确是逃离远去了，所以，他不知道广场死人没死人，后来也就没提广场血流成河。而柴玲李录二人没有放弃当权的机会，他们俩一直在广场的外围偷窥，静观其变。如果北京发生了军队内讧，出现了反叛军，很快就会得到市民的拥护而使主张杀人的一方倒戈，柴玲李录他们便可回到广场继续当总指挥副总指挥。当他们看到军队进入了广场，并没有发生军队出现反叛军事件，才离去的。而此时学生们也开始往外撤，他们也就先后脚离去了。在这点上来说，封从德说的不太离谱。
柴玲李录二人不知道军队在广场开枪是吓唬学生的，便根据枪声的大概数量而判断出死了数百人，事后才信誓旦旦地说“亲眼所见”“用人格担保”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死了数百人。倒是邓小平一方计算有误，否则派人先到广场外围去抓学生领袖，那就让柴玲李录心服口服了。政治，毕竟是高智商者才应该玩弄的东西。
希望封从德先生对润涛阎此判断给出评论，以还原历史真相。柴玲李录撤出广场但不远离，是非常符合常识与逻辑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毕竟有军队阵前倒戈的可能。十亿人24年搞不清楚到底柴玲李录何时离开广场的，封从德的辩护的确真实但有欺骗性在里边，我认为这还是骗不了明察秋毫的润涛阎的。如果我判断错了，我真诚地给他们道歉。 | 
当时学生继续绝食的一个理由是怕政府秋后算账。大家在一起，法不制众，还有希望。如果回到学校，就会一个个被收拾了。
柴玲还能再次熊熊燃烧吗？嘿嘿！
6.4流血后的结果，领导层认识到中国知识分子是需要收买的，很多知识分子只要六四后不再参加民运活动，就不会受到追究，如季羡林。实行公务员事业单位（以知识分子为主群体）加薪，退休双轨制。北京市民也需要收买，2元的地铁，家里的房产增值，北京市民高考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一帮民运分子捞到了带血的绿卡。工人农民成了权贵和精英压榨的对象。正如武汉一下岗工人说的，89年我们要支持学生，现在也不会这么惨。在政治博弈中，哪个阶层反抗越激励，哪个阶层收益会更大。六四后，东欧苏联是谴责也不妥，支持也不妥。使得东欧苏联群众有了上街的勇气，这些在军队没有大规模镇压群众。间接促成了东苏剧变。仅次一点，六四就足以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