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耀如像

宋耀如一家

宋氏三姐妹

宋美龄和她的《宋美龄全记录》

公元1886年的上海，正日益成长为“冒险家的乐园”，殖民者和传教士纷至沓来，暴发户和帮会纷纷涌现。黄浦江上轮船来往，外滩边新的大楼不断崛起，各式各样的工厂和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中西交汇，龙蛇混杂，各种势力交相碰撞。

7月的一天，上海外滩英租界，一群中国人正在公开集会。虽然是早上太阳刚出来，但闷热的天气已让人冒出汗来。集会的参加者显然有些特别，不少人在这大热天也是西装领带，衣着严整，为首的几个人手捧《圣经》，神情肃穆。

其中的一位青年牧师，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但眼睛明亮有神，正用激昂有力的语言发表着演说。简短的演说后，他在人群的呼应声中高高举起一块用硬纸板制成的标语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请取下侮辱我们的牌子！”

这是一次公开要求摘除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抗议行动，参加抗议行动的人，大多是中国第一个归国留学生会社——留美学人会的成员。

这时旁观的群众开始多了起来。大家虽然对身着西装，剪着短发不留辫子的青年牧师感到新奇，一时间议论纷纷，但听到他号召大家起来捍卫中国人的尊严时，立刻大声叫好，掌声不断。

马上有人提议到英国领事馆门前示威游行，大家齐声响应。队伍由留美学人会成员组织和引导，青年牧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这时从英国领事馆内冲出来的印度巡捕开始驱散示威人群。场面开始混乱起来，喊叫声和打闹声不断。面对巡捕的棍棒，青年牧师镇定自若，不躲不闪，手持《圣经》，反复地吟诵着《新约全书》中的一段话：“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这位年轻勇敢的牧师名叫宋耀如。当时，他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受美国基督教会的派遣，到上海参与传教活动。

宋耀如虽然幼年即随亲属赴美，并在长期的旅美生涯中养成了美国化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但仍然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感情。充满激情和理想的他不能忍受租界当局对中国人的歧视，回国不久就和留美学人会的朋友们组织了这次示威活动。

宋耀如等活动组织者很快被带到了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面对洋人官员，宋耀如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义正辞严地要求租界当局不得侮辱广大中国人民。

靠着自身坚强的信念和众多围观的中国群众的声援，以及租界当局对宋耀如等人美籍牧师身份的忌惮，这次示威活动达到了部分目的。租界工部局不得不宣布，外滩公园只有“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的那块牌子是被允许的。

虽然自己组织的活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取得了成功，但宋耀如却仍然感到压抑。满清朝廷的腐败，国民的愚昧和社会的全方位落后，让这位一心想用基督精神来拯救中国的年轻人备感失落。而派遣他到上海传教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并不重视像他这样的中国传教士，只给他安排了一个低级职司。想到自己在美国这么多年艰辛飘零、发奋学习，回国后还是遭受如此待遇，总是闷闷不乐。

宋耀如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原名韩教准，他的父亲是韩鸿翼，夫人王氏，生有三男一女，他是第二个儿子。由于家境困难，9岁时（1875年夏）随哥哥韩政准到爪哇一个远房亲戚处当学徒。1878年年初，他在爪哇遇到了一位姓宋的堂舅。这位堂舅原在美国加州当华工修筑铁路，后来跑到东岸波士顿开设了一家专售中国丝茶的小店，他在海南岛探亲后返美途中经过爪哇，见当时的韩教准聪明勤快，又能吃苦，就带上了他一起远渡“新大陆”。

韩教准到了波士顿之后，他的堂舅很喜欢他，加上自己年纪大了也没有孩子，就把韩教准收为儿子，改姓宋，取名嘉树。耀如则是后来到上海后他自己取的号，因为他的朋友和革命伙伴经常以此称呼，反而更为知名。

宋耀如就在养父的丝茶店里帮工当店员。为了能够较快地学会英文，养父为他请了一位英语教师，这位教师不只教他英语，还时常讲些美国林肯总统的故事。宋耀如也渐渐知道了美国内战、林肯总统“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思想，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为他后来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事业打下了最早的思想基础。

当时有些清政府选派赴美就读的幼童留学生常从麻州剑桥越过查尔斯河到波士顿他养父的店铺里买东西，大家年纪相若，有共同语言，所以经常一起聊天。天长日久，他和其中名叫牛尚周和温秉忠的两名留学生成了好朋友。牛尚周和温秉忠本是表兄弟，3人的关系非常融洽。牛、温两人常劝宋耀如找机会到学校念书，增进知识，将来也好为祖国效力，至少可以回国后找个理想的工作。宋耀如对他们的鼓励牢记于心。后来他们都回了国，3人还结成了连襟，世代交好，传为佳话。

宋耀如想要念书，可是这个想法让他的堂舅兼养父很不高兴。他把宋耀如训斥了一顿，不准他上学，命令他好好学会做买卖，把店铺经营好。可是这时的宋耀如已不再是到美国前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了，在美国潜移默化所受的影响和知心朋友的劝告发挥了作用。考虑了几天后，富有理想又性格倔强的宋耀如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与丝茶货物为伍，终于选择了像一些美国男孩那样离家出走。他偷偷跑到波士顿港口一艘美国国税局缉私船“亚伯特·加拉廷”号上躲起来，39岁的挪威裔船长查理·琼斯被他不甘平庸、勇于追求的精神所感动，收留了他，让他在船上干活。不久，船长琼斯被调至北卡罗莱那州温明顿的另一艘国税局缉私船“舒勒·柯法克斯”号，宋耀如也随后跟了去。

勤快聪明的宋耀如很快赢得了琼斯船长的好感和喜爱，他待宋耀如有如亲子，并教他信仰基督教。

船长的好友、内战退伍军人罗杰·穆尔上校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重要人物，负责男子读经班，为了帮助宋耀如实现进入学校念书的愿望，琼斯船长找机会把宋耀如带到了穆尔上校那里。穆尔上校又把宋耀如介绍给南方卫理公会的头面人物里考德牧师。里考德对这个东方男孩产生了兴趣，打算将宋耀如改造成一个医生传教士，使他在回到东方大国——中国之后，既能行医、又能传教，治病又救人，一举数得。宋耀如自己也渴望掌握一门学问，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同意了里考德牧师的安排。

于是在1880年，14岁的宋耀如正式受洗为基督徒。为了表示对琼斯船长的敬意，宋耀如以查理·琼斯·宋为教名。

1881年4月，穆尔上校和里考德牧师把宋嘉树送到北卡州三一学院（即杜克大学前身）学习，并请求杜克大学创办人之一的朱利安·卡尔将军负担宋嘉树的学费。卡尔将军是联邦军的军人，当地著名的纺织企业家和慈善家，他一口答应了此事。卡尔将军的这一善举不但从此改变了宋耀如的一生，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卡尔将军给宋耀如留下的影响是深刻的。宋耀如喜欢称他作“卡尔父亲”，从卡尔身上他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几十年后他还效仿着卡尔的生活方式，也喜欢模仿卡尔的一些习惯性动作。同时，身为纺织企业家的卡尔将军还给了宋耀如一些非常有效的商业知识和做生意时准确判断的能力，培养了他作为企业家的职业本能。

当然，宋耀如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神学，他在三一学院苦练英文，勤读《圣经》。一年后转学到田纳西州纳希维尔的范德比特大学神学院。他在范德比特读了3年神学，于1885年5月毕业。宋耀如的学业是出色的，当时他本人想留在美国，继续学医，卡尔将军也赞成，但教会不同意，范德比特大学校长马克谛耶主教也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负责人，他坚决反对宋耀如继续待在美国学医，要他尽快回到中国传教。

早在19世纪初，美国各地的基督教会就派出大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各地传教，而上海是最重要的传教基地。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在上海就派遣有一个布道团。当时，各国教会在中国争夺范围，以及基督教与中国的儒教、佛教等其他宗教的斗争十分激烈，宋耀如所在的南方卫理公会急需要更多的像宋耀如这样已经完全美国化了的中国人充当传教士，返回中国以增强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传教布道的力量，以便更好地扩展美国教会在中国的势力。于是，1885年10月北卡罗来纳州监理会在马克谛耶主教的主持下，举行特别仪式，任命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生查理·琼斯·宋为监理会见习牧师，并立即派赴中国传教，在负责中国上海地区传教事务的林乐知牧师手下工作。

虽然没能继续学医，但想到可以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祖国，宋耀如还是充满了兴奋。同时，当时的他也相信基督能帮助他拯救祖国，对回国传教充满了信心。为此，他还给南方卫理公会在上海的负责人、也就是他将来的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说道：“在我结束我的学业时，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对别人行善，拯救他们免遭永恒的惩罚。但愿上帝帮助我。”

1886年1月，宋耀如搭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海轮到达上海码头。凛凛寒风中，双脚重又踏上祖国土地的宋耀如感慨万千，一个阔别了故土11载的海外游子，满怀着用基督精神拯救祖国的理想回来了。

但是满腔热情的宋耀如却不曾想到，马克谛耶主教已给上海的林乐知博士写了一封信，要求把他派到基层巡回布道，并特意指出不能让他过像在美国那样舒适的日子，去农村布道时“没有轿子，就走着去”。

在信中，马克谛耶主教还这样说道：“我们认为最好是：不应该在他还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那个中国佬的特征丢光。他早已‘尝过了安乐椅的滋味’——而且并不反对享受高级文明的舒适。这不是他的过错。让我们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我们这位年轻人也开始辛苦吧。让他上阵；没有候补的位置。”

当然，宋耀如始终不知道这样的教会内幕，他直接感受到的是顶头上司林乐知博士的冷淡和白眼。

在虹口的南方卫理公会，宋耀如见到了这位上司。当他用英语热烈地向林乐知述说自己对在中国传教的感想时，却发现对方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林乐知博士面无表情地听着宋耀如说话，心里却在想着马克谛耶主教信中的话，不由得皱起眉头。在他看来，这个查理·宋无论英语如何流利，志向如何远大，也只是被美式教育改造过的中国农民后代，决不能让他等同于真正的美国传教士。他决心把宋耀如的这种美国外表剥掉，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中国人。

想了一下后，他慢吞吞地说道：“查理，你应该先学讲上海话，少讲英语，这样才能更好地向中国民众宣扬基督教义，为他们指明道路。”宋耀如虽觉得这位上司的冷漠表情让人不舒服，但也不好反对，而且学说上海话也有其必要性。于是恭恭敬敬地答应了。

随后林乐知简单向宋耀如宣布了对他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他必须先到上海郊区的吴淞口传教，月薪15美元。初来乍到的宋耀如当然也没有办法表示什么意见，只好一口答应。

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在吴淞地区的基础比较好，当地教徒早已是卫理公会的忠实会众，所以虽然是郊区，宋耀如的传教工作并不很艰难，但他同时还要负责在本教会的学校教授孩子，这可是一件辛苦事。

他教的学生全是附近农村的一些无法无天的顽劣儿童，喜欢捉弄老师。每当宋耀如出现在讲台上时，他又矮又壮的身材、剪短的头发和黝黑的带有华南人特征的脸孔，都会引起学生们嗤嗤窃笑。他总是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来让这些小孩安静下来，才能打开他的课本，开始讲课。而他的上海话又没有马上学好，不时地会夹杂着英语单词。最要命的是有时候当他偶尔加上一些海南方言时，总是会引来学生的哄笑。

当然，凭着自己的毅力和信心，宋耀如坚持了下来。并以自己的质朴坦率的性格，赢得了学生的拥戴。他教的学生中还有日后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当然那时的胡适也还是一个爱捣蛋的小孩子。第二个学期他的学生就多了一倍。

当时的中国还是清政府统治，上海虽然是通商口岸，外国人众多，但像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完全美国化的留洋传教士还是很少见的。他的穿戴和举止总是和别的中国人格格不入，别的中国人都穿黑布长衫，或褪色的蓝上衣和裤子，头上梳着辫子。而宋耀如穿的却是洋鬼子的西服，剪短头发，梳的是整齐光滑的西式背头，走路昂首挺胸，显得精神十足。儿童们在街上看见他便叫他“洋鬼子”，他们的父母则叫他“小矮子”。

比这些更让宋耀如难堪的是15美元的月薪实在是太低了，这个收入标准对于当时一般的下层中国民众当然不算很低，但对于他这样一个留过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这些钱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根本没有其他消费的能力，也不可能有所积蓄。当然，他知道自己年轻，在上海立足未稳，一切还只能依靠教会，所以并不急着在这些事情上向林乐知多提要求。

尽管如此，麻烦的事还是接踵而来。

林乐知博士安排了一位老师教宋耀如讲上海话，同时也教一些书面的中文。这位老师名叫查理·马歇尔，原来也是一位中国人，小时候作为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凯利博士的仆人，在美国待过14年。

宋耀如本就心直口快，脾气急，林乐知博士是顶头上司，那是无可奈何，偏偏这查理·马歇尔也是一副自命不凡、目中无人的样子，两人之间一开始就产生了摩擦。于是本来教中文的语言课常常变成争论谁的英语表达更准确。宋查理受过大学教育，争论的时候自然要占上风。

时候一长，马歇尔老师无法再忍受了，怒骂道：“你知不知道你的那种北方佬的讲法是多么的让人发笑！我讲英语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呢，我到美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的乡下呢！你给我滚，我不想再教你这个混账学生！”

于是两个人不欢而散。在挨了顶头上司的一通狠批后，宋耀如被派到上海远郊，在昆山县的乡下当一名巡回传教士。

尽管心中不平，宋耀如还是走马上任了。在昆山的日子是单调而苦闷的。宋耀如还是只有每月15美元的微薄收入，租住在乡下一所简陋的村舍小屋。房子条件不好，四面透风。遇到阴雨天更是难熬。对于饮食上已适应了西方餐饮的他来说，吃饭也是个难题。平时没事他就成天一个人待在屋里，不愿出门见人。

一个本来热心地希望向祖国人民传播新知识和基督福音的年轻人变得异常孤独，因为他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喜欢他，当地人都有意避开他。走在传统封建的中国农村，穿着西式服装的他总是引来众多疑惑的目光，这可比上海街头差太远了。最后，他不得不收起美国服装，穿起中国长袍，戴起瓜皮帽来，但他又没有辫子，总是不能和周围的人融为一体。

他经常躲在屋里，一个人陷入沉思，想起过去在美国时卡尔将军和琼斯船长等热诚厚道的人对他的真诚帮助，不禁感叹林乐知为什么老看他不顺眼，同时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十分悲观。理所当然的，他要求回海南老家探亲的请求也被林乐知拒绝了。

附记：宋耀如人物介绍 摘自《宋子文家事》杨菁 著

宋耀如宋氏祖上姓韩

以“宋氏姐弟”闻名于世的宋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家族。这一显赫家族的祖先并不姓宋，而是姓韩，“宋”姓始于宋氏六姐弟的父亲宋耀如。

宋耀如出生于1863年2月，乳名阿虎，大名韩教准，他的父亲韩鸿翼，是当时广东海南文昌县的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商人，以热心公益而著称。因经办赈务，他几乎耗尽了祖传的积资。人到中年后，又不幸染上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家境因此日渐窘迫，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韩王氏的身上。

在宋耀如的记忆中，母亲韩王氏温柔而又坚强，是一位不平凡的家庭主妇，他不仅持家有方，而且颇有文化修养，能够背诵唐宋诗词，并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宋耀如颇见功力的书法，及对诗词韵律的熟谙，最早便得益于母亲的教育。

1875年，宋耀如的舅舅（其实是其婶婶宋氏之弟）从美国回乡“招兵买马”，以扩大他在美国经营的事业。舅舅对海外生活的生动描述，深深地吸引了年仅十岁的阿虎。舅舅原已聘定了阿虎的哥哥韩政准，阿虎想和哥哥一起去，他恳求父母让他随同舅舅出洋谋生。舅舅起初也嫌阿虎太小，怕他经不起大风大浪，但阿虎以他的勇敢打动了舅舅。据说有一天，文昌市被一伙从洋船上下来的寻欢作乐的水手闹得鸡犬不宁，文昌人鸣锣罢市，与洋人展开了激烈的械斗。年幼的阿虎加入了这次行动。混战中，一支竹箭误射中了阿虎的肩膀，他不叫一声疼，请旁边的舅舅将箭头拔出，草草包扎一下，继续冲上去。这件事促使舅舅答应了阿虎的请求，并郑重地对其父母说：“我看准了，这小仔有出息，将来决非等闲之辈。”舅舅保证“要像爱护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照料好阿虎”。宋耀如成为舅舅的嗣子，从此改姓为宋。

学徒——水手——牧师

宋耀如的舅舅在美国波士顿开着市内唯一的一家中国丝茶号，生意兴隆，声誉良好。宋耀如到波士顿不久，舅舅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过继仪式，随后又为他聘请了一位有经验的英语教师，并亲自教他打算盘、结账查账、盘货验货等，希望将来嗣子能顺利继承宋姓的这份家业并将其发扬光大。“要别人尊重你，就必须比别人干得出色！”宋耀如牢牢铭记着母亲的这句教诲，凭着他的勤奋、坚强与好学，很快赢得了人们的赞叹与喜爱。

宋耀如英语教师是林肯总统的崇拜者，他不仅教授宋耀如英语，还带宋耀如参观了波士顿——这个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地方的几乎所有的革命纪念地。年少的宋耀如在这里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并在内心逐渐萌生了祖国独立、民族革命的朦胧意识。

三年的学徒生涯转眼过去了，这时，两位中国留学生的来访，打破了宋耀如平静的生活，促使了他以后的冒险行动。他们一个叫牛尚周，一个叫温秉忠，是中国派出的官方留学生。两人热情地鼓励与支持宋耀如出外求学。嗣子的愿望显然违背了养父的意愿，因为老人对西学毫无兴趣。宋耀如非常感激养父的培育之恩，但正如他日后所说的：“当时别无办法，为了追求，只有出走。”1878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宋耀如毅然放弃稳定良好的生活和现成的家业，逃出养父的丝茶号，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了。

在养父的追踪下，他东躲西藏，就在山穷水尽时，一位长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老人名叫查理·琼斯，原是美国联邦海军军官，他也是林肯的崇拜者。为了帮助宋耀如实现梦想，老人推荐他到隶属于马萨诸塞州的名为“阿尔贝特·加伦汀”的一艘缉私艇上服役，以便暂时摆脱困境。

服役期间，年少的宋耀如表现得非常出色，不久即博得了船长艾里克·加布里尔逊上尉的欣赏与喜爱，他给予了宋耀如父亲般的关怀。1880年，艾里克·加布里尔逊上尉被调到南部一艘缉私艇上任艇长。宋耀如请求跟随加布里尔逊上尉，被允准。热心的加布里尔逊上尉一直惦记着宋耀如想上大学的事，一到南部，他即令宋耀如脱下军装，告别军舰，并很快帮他办好了退役手续。在北卡罗莱纳州最大的海运港维尔明顿，宋耀如接受了洗礼。为了纪念曾经给予他极大的精神与物质帮助的那位慈祥的老人，宋耀如给自己取教名为查理·琼斯·宋。第二天，当地的一份报纸对此事作了报道：“这个中国的皈依者，也许是在北卡罗莱纳州的第一个遵从领圣餐洗礼的中国人。”这是在当地引起轰动的一件事，一位名叫南希·爱琳的姑娘因此闯进了宋耀如的生活。爱琳一家是该州著名的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世家。经过几个月的相处，两个年轻人的友情迅速燃烧、升华，爱琳成了宋耀如的红粉知己，不幸的是爱琳英年早逝。众所周知，宋耀如三个千金的名字中皆有一个“龄”字，不知是因为宋耀如崇拜林肯，还是为了纪念美国亡友爱琳，抑或是二者皆有。宋耀如的长女出生时，正当爱琳去世不久，“霭龄”与“爱琳”本是谐音。

1881年，受北卡罗莱纳州监理会的委托，达勒姆最著名的实业家，也是圣三一学院董事会董事的朱利叶斯·卡尔将军担任了宋耀如的监护人，他于同年安排宋耀如进入达勒姆附近的圣三一学院（后改名杜克大学）。虽然该院在当时只是一所不起眼的“三等学院”，对宋耀如来说，他毕竟迈出了跨入大学校门的第一步。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念完大学预科，于1882年转到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就读。1885年宋耀如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被授予监理会见习牧师称号。

“不中不西”的传教士

1886年1月，宋耀如乘海轮回到了久别的祖国，抵达上海陆家嘴码头。为了便于在国内传教，宋耀如不久即改换了装束，完全是一副中国人打扮，脑后留着一条辫子，身着短褂小袄，头戴布帽，脚蹬布鞋，其外观已让人看不出他是出洋回来的牧师了。

教长林乐知派宋耀如去苏州牧区的昆山任职，并责成他在当地建一座教堂，经费须自筹。为了筹措经费，宋耀如在传教之余，“重操旧业”，进行了经商活动，很快就赚到了一大笔钱。之后宋又被派到上海西南的七宝镇，通过经商得来的资金，他在传教的同时又在当地筹办了一所教会学塾、一个儿童乐园及一间医药所。1888年9月，宋耀如由见习牧师转为正式牧师。

在教会学塾，宋耀如向学生们讲述美国的独立战争、林肯总统和他的有关民主与自由的主张，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封建专制。宋耀如的言行不仅得罪了清廷，也为美国监理会所不容，林乐知为此对宋耀如进行了种种刁难与限制，每月给宋耀如的薪水不足以他维持生活。1892年，宋耀如剪掉了为利于传教而留起的辫子，辞去布道团的职务，转而经商，但仍是传播福音的基督教牧师。

为了干一些自己想干的、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事，宋耀如同时出任了几家洋行的买办，因为头脑灵活，很快就腰缠万贯了。他还大量翻印西学书刊，介绍西学。宋耀如的婚姻很美满。妻子倪桂珍生于1869年，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她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曾在教会办的培文女校任教员。她的父亲倪韫山和宋耀如一样，是一中国籍的牧师。

她的母亲姓徐，是徐光启的后代。宋耀如与倪桂珍的结识，是经由昔日波士顿的那两位朋友牛尚周与温秉忠的牵线。他们已分别和倪家的大女儿倪桂清、小女儿倪桂姝结为夫妻，有心介绍宋耀如与倪家二女儿认识，结果两人一见钟情。

在宋耀如回国初期，教长林乐知不断将他指派到各个落后、穷困的地方进行传教。为了能和宋耀如在一起，倪桂珍果断地提出与宋耀如订婚，连前来主婚者也不禁赞叹她是“不寻常的女性”。也有人说，“宋夫人是早期新式中国妇女的样板”。

宋耀如曾这样评价他的爱妻：“桂珍是生活在东方的坚强女性，她的伟大在于敢自己选择爱人，这在东方，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婚后，倪桂珍继续跟随宋耀如到各地传教，过着不稳定却有着美好憧憬的生活，直至1890年宋耀如在上海虹口郊区建造了自己设计的一幢房子，他们才有了安定的居所。

在传道的过程中，宋耀如与倪桂珍皆热心帮助和接济穷人，并萌动了创办儿童福利事业之心。日后，性格迥异、立场不同的宋氏三姐妹皆热心于中国的妇女运动，并程度不同地从事中国的慈善事业，不能不说是受了父母的影响。

宋耀如与孙中山

宋耀如热心传教和实业，同时也向往革命，结识了不少革命志士。1894年，经朋友的介绍与牵线，宋耀如在上海结识了正取道上海准备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的孙中山，二人一见如故。孙中山从天津回到上海后，宋耀如联系中文版《万国公报》编辑部，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改成短论形式，在《万国公报》第九、第十号上发表。这期间，孙中山、陆皓东和宋耀如三人在宋耀如家里“屡作终夕谈”，宋耀如与孙中山等革命志士还经常聚集在宋耀如的印刷厂里通宵达旦地交换有关革命问题的意见。对清廷专制统治的不满，对西方民主与富强之学的崇尚，使二人很快结为密友，孙中山成了宋耀如家的常客。

宋耀如尽其所能地支持孙中山。他曾多次冒着砍头的危险，在他的华美印书馆以印刷中文圣经为掩护，秘密印刷反清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宣传品。在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中，宋耀如的捐助曾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其重要的经费来源。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曾屡遭挫折，但宋耀如始终相信他，支持他。孙中山十分感慨宋耀如20年来不变的革命信念，他在《致李晓生函》中说：宋耀如乃“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孙中山担任铁路总监后，宋耀如也去铁路系统任职，宋霭龄则任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计划第一步要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的铁路，宋耀如与女儿霭龄随同孙中山一起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周游勘察，制定规划。1913年2月，宋耀如随孙中山赴日本考察铁路事业。不久，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在北洋政府的大肆追捕下，孙中山于8月逃亡到了日本。随后，宋耀如也被迫举家避难日本，先在东京，后在横滨租赁了一幢别墅式的寓所。1914年宋耀如夫妇率儿女回到上海，住霞飞路。当时，像宋家这样举家与革命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实属凤毛麟角。

当然，宋耀如与孙中山之间也有过矛盾。当宋庆龄背着父母与孙中山完婚后，当时的上海盛传宋耀如与孙中山绝交的消息，并说得有眉有眼。时值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革命形势十分低落，宋耀如的情绪日益变坏，不知个中底蕴的人便传出各种流言蜚语，有人甚至说宋耀如正在逼着自己的女儿与孙中山离婚。为了阻止别有用心者继续造谣生事，也为了维护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声誉，宋耀如夫妇特意定制了一套精美的家具，置办了丰足的嫁妆，并故意张扬地将这些东西寄送给新婚不久的女儿。

1916年以后，宋耀如因种种原因，不再参与革命活动，之后身体越来越坏，及至不能行动。病危之际，三个女儿“随俟在侧”。1918年5月3日，宋耀如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05a2640100ixyd.html) - 宋耀如：最早的中国人传教士_神之力_新浪博客 ——《宋美龄全记录》